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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28日夜里赶到Boston。在最后的30小时里，我都一直陪在母亲身边。困了就在妈妈的床头歪下。虽然妈妈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地方仍然不够。我说，妈妈，给我一点地方好吗，她就会把脚收起来一些。这次妈妈没有说过一个字，只是“嗯嗯嗯嗯。。。”。偶尔会发出一声长吟。护士说妈妈是因为太瘦了而引起的疼痛，但是她习惯了坚强自制。第二天早上，护士来给妈妈清洗过后，我过来叫妈妈，妈妈立刻显出激动，举起手来要搂我。我赶紧俯下身去，妈妈搂着我，我们头靠在一起，脸贴在一起。直到她，我估计，她的膀子举不动了，才放下。后来，这样有过几次。

母亲的衰竭过程始于去世前的两年之前。当时，妈妈的饭量，活动量都在剧减。经常说累了，就回床上去睡觉。一天里，很多时间在睡眠中。而且，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多。于是，医学判断是进入了生命最后6个月的临终期/Hospice。过了6个月，母亲的状况保持基本不变。所以这个临终期的判断和措施就都被撤销了。直到2014年三月，母亲的饭量，活动量进一步剧减。体重下降到75磅，血压84/50，脉搏60。于是就又被宣布进入了临终期。我于四月底到波士顿，陪伴了母亲两个星期。期间，母亲仍然能清楚说话，还能起床，虽然自己立起已经困难了，走路也是摇摇晃晃的。还能自己上厕所，也能搀扶着走去餐厅饭桌。睡得更多了。母亲最钟爱的食物是虾。过去她什么都不想吃时，但是对虾还是来者不拒的；现在也开始拒绝了。一顿，顶多就是喝几个盎司的流质，包括果汁，牛奶，米糊。妈妈还会说梦话：“他们看到我的条子，就知道了。。。”，问她是什么，她很自信地说“嗯”。。。我知道，她又在梦幻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和晚辈做实验了。妈妈也经常做恶梦，惊叫“姆妈，姆妈，姆妈。。。”；那是叫她的母亲，我的外婆了。

母亲是从南京药学院（现在叫南京药科大学）退休的。虽然退休了，还是继续在工作，编译，改论文，带研究生。我们家，与药科大学的校园就是一墙之隔。我们家，经常有教师和学生来访的，谈工作，谈学习，谈药学。我们家就是教研室的延伸。直到1986年，我母亲离开大陆，带着女婿和外孙女赴美与我的妹妹团聚。那时，母亲已是69岁了。

母亲是上海医学院药学系毕业。毕业后，就在上海的医院（现在的上海华东医院）里工作，从药剂师，做到药房主任。直至，赴美留学，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药。回国后，就在南京药学院做了一辈子的教授。1957年，又受“党和人民的信任，委托”去莫斯科大学“深造”了两年，进修“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药学。她的一辈子，都是“浸”在“药”里了。一直在药学的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着。

母亲在去莫斯科之前.jpg

母亲在去莫斯科之前

我在美国，无论到了哪个城市，总会遇到她的学生和晚辈，也因此结识了他们的子女。

美国的各个学科领域都有一个最高权威的学术杂志。当时，每年都会在杂志的封底页出（考）题。全世界的学生学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答卷，寄给出题的杂志。这些杂志，及相关的学科，或相关的学校，就会从这些来自全世界的答卷中，选出优秀的学生，发给奖学金，直接资助他们到美国学习。具体的机制，我也不清楚。反正，现在是没有这样的事了。但是，我知道，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这样出国留学的，无钱无势，没有关系没有背景。他们始终都非常以此自豪，“我们不是‘公派生’”。。。（那个年代，能出国留学的，不是富豪官宦子弟，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公派，到了“解放后”整知识分子的时代，国民党的“公派”就成了一项原罪）。他们就是这样，一无所有，就凭自己的学识，靠这样的途径来美国读书的。

我的母亲和父亲，从苏高中起就认识了。然后就相伴了一辈子。上个世纪初，苏高中是江南极富盛名的学校；蒋介石的儿子，不够格，照样拒之门外。1951年，母亲跟着我父亲，满怀热忱地回到大陆，建设“新中国”。

我母亲是嘉定人，地主家庭出身。年幼时，外公就去世了，于是家道中落。外婆带着两个女儿，如履薄冰一般地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但是，外婆还是很开明，知书达理，能接受新思想，新道理。阿庆嫂的原型就是出自她们的家族，还出有一个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活埋了。一“解放”，外婆就把剩下的田地和家产交公了。她还有一个“义子”是志愿军。所以在那一场翻天覆地中，倒没有吃到什么苦头。可是，文化革命的翻天覆地就来得更彻底了，思想怎么也跟不上了，也没能过得去。

外婆的小心谨慎，对母亲影响极深，也养成了母亲极其谨慎的性格。母亲经常告诫我的，就是外婆经常告诫她的。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格言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和“祸从口出”。

此外，妈妈也留给了我很多极其接地气的嘉定“土语”，什么“螺丝壳里摆道场”，“皇帝勿急急煞太监”。。。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是非常之生动形象幽默，既夸张，又贴切，也是非常优美的。以后到我自己插队了，又从苏北老乡哪里学到了很多歇后语，简短的几个词，就是充满了哲理，丰富的场景，传递了大量的信息，让我终生受益。有些是极其粗俗，可是极其形象，道理极其贴切，什么时候都让我想起来就忍俊不禁。

我只有很偶尔机会，听到她谈论苏联。有一次，怎么谈到苏联，她就露了一句，“他们的货架子上什么都没有。。。”，但是随即就立刻敛口了。又一次，她漏了一句，“在公共汽车上，扒手划开别人的屁股口袋，偷走钱包，看到的人，都不敢作声。。。”这就是母亲给我留下的对苏联，在主流宣传之外的描述。我的母亲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心如明镜样的清楚，是世上太有发言权的人了。加之其他无言的信息传递，我知道，与美国比，苏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后来当我到了美国，看到美国的发达，也没有什么吃惊了。我并不羡慕美国的物质生活，只是无法忍受无时不刻要说假话的“雾霾”。但是，看到任何一个超市里，都是琳琅满目的丰富物质，立刻会想起妈妈的这个说法。对在什么都匮乏中长大，而又灌满过共产主义幻想的人，还是很震撼的。

但是，妈妈从苏联带给我的东西中，对我印象最深，也是影响最深的是两样。一样是一大盒组合玩具，可以组搭成汽车，起重机，飞机，军舰。。。这就是我喜欢动手，并一辈子追求科学技术的起点。另一样就是邮票，特别是那套像宫殿般雕梁画栋，辉煌灿烂的莫斯科地铁，这就是我一生喜欢邮票的开端。

母亲今年，5月19日，就是是十一天前，我们刚为她过了生日。她今年，97岁，可谓高龄了。（注：如果还没有走的话，今年就是一百岁了）

五年前，2009年，由于健忘而成问题。我们带她去看了Boston地区的著名精神科医生。因此，诊断她是Alzheimer/阿尔兹海默症（以下简称ALZ）早期。ALZ，也称老年失智症。当时按照专家的估计，将在五年内，这个症状会发展与严重起来。

ALZ早期的特征是，失去了短期记忆。

失去了短期记忆，就是健忘，严重健忘。健忘，可能什么人都能扯上一点。有点忘性，容易忘事的人，不用担心。能称为病态的，就应该是，对当前的事情，完全没有记忆，表现为极其频繁地重复一个问题。几年前，我见到她的时候，她问，“你才下飞机，吃过饭了吗？他们（指媳妇，孙子）都好吧”。我回答了。不转眼，不到两分钟，她又问一遍：“你才下飞机，吃过饭了吗？他们都好吧”。接下来，就看着她，一问，再问，三问，四问，五问。。。一直循环重复到，注意力为其他事情转移，而转了话题。

在这个早期特征上，我妈妈的症状是符合了。

我们就兄妹二人。在美国，妈妈主要和妹妹生活在一起。早年是妈妈帮助妹妹，近几年，就是妹妹提前退休，全力以赴地照顾妈妈了。

虽然失去了短期记忆，但是长期的，或者说远期的记忆，却还很清楚。两年前，母亲还会和我回忆父亲的一些往事。也会回忆她的老家，嘉定的事情。她会和我，历数她的老家的产业：在老城中心地带，曾经有多少房地产，在城南，有多少房地产，那些店铺租给了谁，谁谁谁是开布店的，谁谁谁做糕点。。。我问到她，我的外婆那一辈的人物，她仍然能跟我细数，她有几个舅舅，几个姨妈，一个个的名字，及其子嗣，及至子孙。。。包括那个被国民党活埋了的共产党人。

往下的继续发展，她的精力越来越弱了，话语就越来越少，越来越短了。可是，我不认为，我的母亲“失智”了。只要说话，她的理智，逻辑，仍然在。只是能力，精力不够了。

我看过，很多ALZ中期，后期的病人/老人的症状。我看到的他们都是，不仅不能自理，不仅是机能的衰退，更重要的是，大脑，思维能力，控制能力的提前衰退。或者说，脑力神智的衰退快于或先于其他功能的衰退，或者一起衰退。到后来，是完全失智。真是失智，连植物人都不如，不忍相视，因为，完全没有体面和尊严。最让人不忍睹目的，是没有尊严了。那都是耷拉着头，目光呆迟，弥散，瞌睡，嘴咧开着，口水哈喇子挂着。。。根本，就没有语言了，更不能表达任何有意义的话语。。。看不出，大脑还有思维活动。。。

我的母亲，虽然思维能力已经非常弱了，但是，只要睁开眼，总是能保持自己的尊严，总是有基本的自持和礼貌。只要醒来，嘴总是抿着的。眼睛，只要睁开，目光还是凝聚的。目光的凝聚，是鉴别一个人有没有知识，有没有心智的重要标志。什么时候都不忘记说“谢谢”，只要精力够，还是要说“谢谢”的。我想，这既是一辈子为人师表的延续，也是没有失智的标志。

我的母亲，1972年，在乳腺癌手术中，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右手腋下的淋巴系统，所以把淋巴结都摘除了。所以，整个右手，大臂，小臂及手掌，失去了淋巴循环。此后，一直严重水肿，致使整个右膀不仅失去功能，而且，完全是一个累赘。因为，这个膀子的循环不畅，很容易感染发炎，引发丹毒。一发丹毒，就可能影响心脏。。。这对于她，一直是一个严重威胁。

但是，母亲非常坚强，顽强，从来不愿依赖别人，一直是顽强独立自主地工作，生活。在右手膀功能完好时，在家里，我总是看到她坐在书桌前，如果不是在写作或翻译，就是阅读资料。她工作的效率很高，她做的翻译笔记，是一摞一摞的。都成了晚生后辈的宝贵财富。当时我最自豪的就是我们家书架上的各国语言字典，总有十几本。晚年了，又自学了日语。妈妈总是Multi-Tasking/多功能，多任务地工作着。一边阅读，一边嗑瓜子，还要一边打毛线。。。右手残疾以后，毛线就打不起来了。。。但是，还是有同时阅读和嗑瓜子两件事可以继续做。翻书时，一只手不够用，就用嘴帮助，用脸帮助压着；然后再腾出手来，用夹子把书页夹住，而且一切都要学会用左手做了。。。我就帮她制作了读书架子。我们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先用硬纸板给她做一个临时的读书架。对我来说，始终保持着一辈子的母亲形象，就是“读书”。退休以后，开始还带着她的博士研究生。再后来，完全赋闲了，就是读武侠小说了。金庸，梁羽生等等的全集，被她一遍，又一遍地通读。到了最后几年里，她一有空，还是坐在我给她做的读书架子前读书，嗑瓜子。瓜子壳已经管不住了，到处散落，也只能跟着扫。问她这本《笑傲江湖》是在看第几遍了，她也记不得了。问她，这章讲的什么，她就敷衍了，“反正就是那些事”。读书，就是她一辈子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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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看金庸小说

母亲一辈子的特点，就是轻易不开口要求别人。老了，病了，残疾了，也不愿意开口求人。更没有“颐指气使”过。丝毫没有所谓的地主小姐或教授的架子。坚持自己做一切事。能不求人，就不求人。自己做不了，就忍着，或者就放弃。有时，实在是困难，弄出来动静来，我们听到后，奔去援助。。。

一直到92岁，还是坚持一个人上医院。老年人，每年光是年检，就是七，八科，心脏，血液，视力，听力。。。多年积累下来的医疗资源散布在大波士顿的各个角落。最复杂的是去波士顿市中心的Tuffts医院。从远郊小城市到波士顿市中心，要转几次交通工具。先坐火车出发；到了波士顿最繁忙的南站/South Station，再下地铁；地铁还要转线。进了医院大楼，电梯，上上下下，高层建筑之间的越街的长廊，都像是迷宫一样的。妈妈为了不给还在上班的妹妹添麻烦，坚持一个人去。一天的复杂路径，劳顿，对一个九旬老人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她总是说：“没问题，我行”。她也真是行。直到最后一次，终于在回家的路上，坐错了火车，迷路了。。。从此，妹妹和妹夫坚决停止让妈妈一人单独远行了。很快，妹妹也退下来，不再工作了。妹妹是精明强干的，资深的IT专家，有设计软件大系统的专长的设计师。为了妈妈，就退休了，拒绝了一切机会。

耄耋之年，还坚持不“吃闲饭”的信念。无论到了我们哪一家，都要帮我们做饭。淘米，切肉，打鸡蛋，摘菜，洗菜，切菜，烧，炒。。。反正是想出划出，奇形怪状地“单干”。最困难是切菜。她又不愿意等我们回来。就把砧板放在sink/水池里，一只左手，一顿“乱剁”。。。经常，让我听到，赶到时，看得我，叹为观止。。。这样做出来的饭菜，依旧可口。

母亲做得一手好菜，打毛线，裁剪，什么家务都拿得起来，典型的贤妻良母，加现代知性女性，上得庙堂，下得厨房。

母亲起床后，立即就要把床理好，崇着右肩，吃力地带着沉重的右膀子，用一只左手，把床单拉直；依次走到床的四个角，一个角一个角地拉。。。

妈妈总是把Laundry/洗衣服的活包揽下来。我们还没有回到家，妈妈就做好了。她用一只手，把洗衣筐，拖来拖去。洗好烘干后，就是叠衣服，装被套。想起妈妈教我怎么套被子的。以前，中国的被子都是分被胎，即棉花胎，和被面的。那是要缝起来的。现在，无论是鸭绒的，丝棉的，晴纶的，都是包装好的被胎了，然后用被套套起来。妈妈，把被套里面翻到外面，再把被套在床上摊开，四角拉直，理平；再把被胎，铺放其上。然后，就开始把被套和被胎一起，从被套不开口的一边卷起，往被套开口的一边卷，卷到头以后，把套口打开，把整个被卷反卷进去，再展开，犹如数学上卷积和反卷积的概念。。。反解到头，被套就把被胎套在里面了，被胎的四角基本就在被套的四角里，顶多再拍拍打打，弄更服贴一些。妈妈只有一只手可用了，还是要自己套被套。可是用一只手，就很困难了。开头最难，被胎被套们不听话，肥肥泡泡的。一只手不得劲，就用左手把那只肥肿的废手/右手，拎起来压上，帮忙，甚至嘴，额头都上，左边卷一点，再跑到右边卷一点，再在当中卷一点，一趟要反复地，跑左跑右地忙乎很多次，终于被卷成型了。卷到头了，开始反卷了，更困难了，甚至要把身体压上去，又一番搏斗。。。这就是我母亲，只要自己还能动，就不求人！

一直到了93岁的高龄，开始会忘了关水龙头，关煤气了，才被妹妹和妹夫坚决“请退”，强迫“彻底退休”了。

可以说，我母亲一生从来“不求人”。她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差人不如差自己”。直到最后她的体能衰竭到，自己都无法站立后，实在是几经努力，在床沿挣扎几次都不成功后，才会说“拉我一把”。最后的日子里，妈妈瘦得到75磅时，真正叫“皮包骨头”啊！只要一起来，母亲立即就想要把床理好，只是力不从心了。。。

她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多，活动越来越少，说话也越来越少，可是，在昏睡中，仍然在说梦话，能说出句子，能表达意思。说的最多的，最经常的，竟然，还是在带学生做实验，写论文。

一天早上，突然睁开眼，跟我说，“车子在楼下等我”，“他们等我去开会，我要读一篇论文。。。”，关于一个“新药”什么什么的。。。

有一天，突然，感叹地说“毛凤飞不在了。。。”。毛是她的一个早年的学生，其实也小不了几岁，但是辈份比母亲晚了一点点，一直都恭恭敬敬称母亲为“陆先生”。其实，毛凤飞去世时也是药学院的老一辈了，也是人人都要尊称的毛先生了。

虽然都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此时，她仍然牵挂在心。这是让我有点意外的。

有时，一个上午，一直在“包粽子”，唠叨着怎么泡米，放肉，。。。

有时，一个下午，就是“在图书馆查资料”，嘟哝着什么在那里。。。

她已经常都在梦幻之中。

有时，妈妈突然说梦话：“他们看到我的条子，就知道了。。。”，问她是什么，她很自信地说“嗯，按照我的方法和数据做，不会有问题的”。。。

就是，前不久，一个海地来的护工和母亲开玩笑，说，“妈妈，我是你的女儿”。我母亲摇摇头说，不是。“为什么不是？”，母亲说，“我哪能有你这么年轻的女儿？你才二十几岁。”护工说，“我四十几了”母亲仍然摇摇头，说“四十几，也太年轻。起码，要六十几。”

什么时候，我的母亲，都没有“失态”过。要么不开口，只要开口还是有条理，有逻辑的。

任何时候，都是关心他人，见到我们，只要说话，总要“问寒嘘暖”。。。这就是母亲。

所以，我认为，我的母亲，就是人到高寿了，所有的生理功能，都在自然衰退的过程中。我不认为，我的母亲“失智”了。

我认为，这是现代医学的尴尬，只是延长了寿命，而没有延长健康和生命的质量。由此产生的生命的尴尬。也是现在全社会的尴尬和难题。

回想起来，我从初中起，就开始住校了。一直住到高中。两年“文化大革命”，我仍然住在学校响应号召，认认真真地“闹革命”。然后就又响应号召，直接上山下乡插队去了。插队回来，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真正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五年。上大学了，又住到学校去了。直到研究生毕业以后，工作了，又真正回到了母亲身边，一起过日子。也就只有三年，她离开大陆，我也很快离开了。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回想起来，只恨还是太少了。

母亲就是避风港，母亲就是靠山。不想靠，说不靠，仍然是靠山。

我经常会想起一些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上初中时，妹妹小我两岁，也和我一样住校。每到周末，回到家里，妈妈总是会带我们去碑亭巷美术馆傍边的冰激凌店去犒劳我们，一人一块“中砖”。那时冰激凌也叫冰砖，有大中小三号。一个小孩子一口气吃一块“大砖”，就会冻坏了。那个年代，这个店就是很稀罕了，当时的南京市，可能仅此一家。一人一块“中砖”，也是很奢侈的事了。当时的平均工资大概也就够买60块“中砖吧。

但是，那个年代，父母都是热火朝天地投身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学习，是不太有时间盯着孩子的功课的。社会风气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现在的父母的疯狂，大人不是太管孩子的学习，更不用说什么补习，加码了。什么叫“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学习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事。

。。。

说到冰激凌，不由得不想起里根/Reagan的一段话，他收到一个来自东欧的孩子的一封信，孩子写道，美国真伟大，我喜欢美国，因为在美国我有一百多种冰激凌可以选择。。。这才是真实的童心。

“父母在不远游”，对于现代人来说，就是几乎就像“嫦娥奔月”一样，只能是古人云，只能是美好的童话了。而且，年轻人的心都在外面，对母亲的关心太少了。她去美国的时候，我还正值壮年。到我们成家立业的时候，工作，家庭，孩子几乎耗尽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

只有母亲是把孩子无时不刻地揣在心里。

到了她晚年，每次我去Boston看她，妹妹两口子或上班，或出游，家中就我们母子两人。母亲总是要想法招待我。都要“请“我看电影。基本上，每天一个。但是再看一场就吃不消了。所以，我在美国看的电影最多的地方，就是Boston。如果是金秋之际，妈妈一定要”请”我吃龙虾，和看红叶。。。我就会开车和她去New Hampshire的White Maintain，那是New England看秋景/Foliage的圣地，漫山遍野的色彩斑斓，层林尽染，“如火如荼”，让人陶醉啊！我们在大自然里，流连忘返，恋恋不舍。。。回来的路上经过与麻省交界处的海港，就去买龙虾。。。

现在我自己也一辈子快过去了，只恨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太少了。对母亲的了解还是有很多空白点。尤其对母亲在学校的工作，在学术上的贡献，知之甚少。于是2014年，在我回大陆时，特地去了南京药学院，现在的中国药科大学，希望和妈妈的老同事们见见面。一方面，向他们为我母亲做一个最后的交代，另一方面，听听他们谈谈我的母亲。我一打电话过去商量，就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开了一个座谈会。除了少数还在领导位置上的，大多数都是退休了。连离开学校多年去当了省级高官的老人都赶来参加了。

主持座谈会的老师说：这里除了一位老人，（是我妈的老同事，但也比我妈晚一点），我们都是陆先生的学生。在药学院的老教授，老教师中，妈妈是“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人了。

老先生们异口同声地赞扬母亲，那位没有做过母亲学生的老先生特别称赞说：“陆先生51年回来的，我是54年进入这个教研组的。陆先生没有架子，非常平和，工作认真，正直和热情。。。我非常思念陆先生。。。”

老先生们特别对母亲的风度和美丽端庄，交口称赞，记忆犹新。那时母亲也就三十多岁。半个世纪过去了，听得出，老先生们对母亲第一印象的那种魅力和力度。他们形容母亲，大家闺秀，待人平等，从来没有见过她生气，发怒，从来都是温和儒雅。。。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一位老先生说，“53年，陆先生教我拉丁文课，帮助我搞翻译”，“上课讲课，虽然带着书，但是从来不翻书，喜欢制作，应用卡片。。。”，他强调“我除了在81-91，被派去中南海工作了一段之外，都是和陆先生在一起。得益匪浅。陆先生的做人，是为人师表，对我们晚辈是一个优秀的榜样”。

一位老先生回忆，“55年入学，58毕业。。。”，“陆先生从不计较形式，简朴，自带午饭”，“从来没有架子，对学生晚辈平易近人，有问必答，耐心细致。。。”，本来对留美教授的警和畏，一见到陆先生，就花掉了。。。（我理解，做学问的人本来就该是卑谦的，可是在那个崇尚架子的社会中。。。不说了，“你们知道的”）“苏联回来后，开药剂课等，一系列的学科建设，生物学科，英，俄，制剂，生物利用度”，“61年以来，参与主编了一系列的药典和教科书，生物药剂学的建设。。。”

一个已过古稀之年的“年轻教师”回忆母亲，“陆先生真诚地关心别人，61年困难时候，我们年轻教师的工资还很低，陆先生给我很多帮助，让我很感动，永远怀念。。。“

一位老先生回忆起“教育革命”时，下乡锻炼到燕子矶，和其他教师学生一样，吃苦耐劳，从不要求照顾，。。。“永远的微笑，从不在人前人后说人”。（我也能记得文革中，我陪妈妈去江宁帮助依廊公社的医院建立无菌操作，蒸馏水等等。妈妈亲劳胼胝，什么都做。也是那时妈妈教会我，做药剂的无菌标准，洗器皿要洗得滴水不挂。自那以后，妈妈总是说，我洗的碗，她放心）。

座谈会极其热烈。基本上是没有我说话，发问的机会了。很快半天就过去了。老先生们也都年事已高，最年轻的，还在职的院长书记也是高我半辈以上了。很多妈妈的晚辈，已经先于母亲去世了。

我想要了解的母亲的学术成就，就来不及了。妈妈一生淡泊名利，留苏时，党号召不要拿学位，妈妈毫无怨言地放弃了。在彻底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主义后，心甘情愿地做默默无闻的“人梯”，不追求个人著书立说。那个时代忽视外文，母亲的外文功力就成为了极其宝贵的资源，为晚辈后生们翻译资料，跟上药学发展的最新潮流，新动态，药物动力学，分子药物学，。。。

。。。无穷无尽的思绪。。。

。

母亲在书桌前，阅读，翻译，做笔记，还有嗑瓜子的形象，永远在我眼前。

一个人只有一个母亲，亲爱的母亲，只有到天国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