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出处

在美国时，我曾因经受不住一个哥们儿的软磨硬泡，业余做起保险生意。虽然这段“拉郎配”的历史，因我志不在此，持续了短短两个月便无疾而终。

当然做保险的整个过程，玩的心态胜于赚钱，因为如此便可接触到许多平时不认识也没机会打交道的人，使得枯燥的北美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尽管我从心里对做保险持否定态度，但我还是学到一些东西，也了解到保险行业的一些游戏规则。

其实那段经历也是一次人生挑战，跨界做事，从一个门外汉到内行的过渡就不简单。其一，两个月下来我的成绩单是，用很短的时间复习便一次性通过考试，顺利拿到了美国保险代理人执照，第一个月就赚了3700美元；其二，记住一个理论，即“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前者证明我凡考必过的历史没有改变，这一点真值得为自己骄傲。因为在面临人生重大事件的考试中，我屡战屡胜，从来没有失利过。而后者其实就是中国“狡兔三窟”的翻版，说白了就是分散风险。但它至少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做人做事不可一根筋。可以说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价值观。虽然很快我便主动放弃了做保险代理人的工作，因为我不想累积犯罪感。

当时给我们做保险培训的人张冠李戴地把“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句名言的出处说成是股神巴菲特。对此，我们都信以为真。

这次因为去江苏盐城开常务理事会议，在大丰参观学习，才颠覆了我认知上的错误。原来这句名言出自英国的贝福特侯爵。而且是为保护麋鹿这一物种不灭绝而说的。

1.发现麋鹿

所谓麋鹿就是人们常说的“四不像”，即有鹿角不是鹿，有牛蹄不是牛，有马脸不是马，有驴身不是驴。麋鹿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而它传奇般的身世竟与一位法国传教士有着不解之缘。要不是当年阿芒·大卫偶然间地隔墙一瞥，恐怕麋鹿的故事就不会如此曲折跌宕、悲欢离合地充满戏剧性了。

1865年，也就是清同治四年秋季的一天，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阿芒·大卫一脸风尘地在北京南郊进行动植物考察。经过南海子皇家猎苑，大卫从苑外土岗上向内窥视，他双眼一亮，那是一群陌生的、可能是动物分类学上尚无记录的鹿科动物。

作为一个博物学家当然以发现新种为荣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求欲使他盘桓数月，不肯离去。他的惊骇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全世界唯一幸存的一群麋鹿。无奈皇家禁地不允许外人进入，大卫无法弄到一只活的麋鹿，直到第二年年初，大卫才设法买通了守苑的军士，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猎苑的守卒秘密地以20两纹银为代价将一对鹿骨鹿皮换给了大卫。

不久，这用不光彩的手段获取到的麋鹿标本便漂洋过海，寄送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过鉴定，这不仅为从未发现的新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独立的一个属。

当首次把麋鹿从科学角度公布于众，便轰动了西方各国。按照动物学界的惯例，应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这种鹿，从此麋鹿这种中国自古就声名卓著的动物便被称为“大卫神父鹿”。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大卫对于麋鹿的发现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极大兴趣，他们通过明索暗购等各种手段，共从北京南苑弄去几十头麋鹿，不久，麋鹿这一弥足珍贵的新鹿种就出现在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动物园里。清朝末年，麋鹿因大卫的缘故红极一时，从“养在深苑人未识”忽然“一举成名天下知”了。这比大熊猫的闻名于世至少早了半个世纪。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里的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麋鹿这种珍奇之物从此在中国本土灭绝。无巧不成书的是，麋鹿的发现者阿芒·大卫也于同年11月在巴黎离开了人世。

那些流落于异国他乡、被欧洲一些动物园圈养的麋鹿，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种群规模逐渐缩小而纷纷死去，越养越少。与人类几乎同时起源、历史上一度与人类数量相当的麋鹿，最终只剩下奄奄一息、香火仅存的18头，几乎走到了灭绝的边缘。

2. 拯救麋鹿

这时出现了一位使麋鹿绝处逢生的人：英国贝福特公爵十一世——一位酷爱动物的人士。1898年起，他出重金将原饲养在在巴黎、柏林、科隆、安特卫普等地动物园内的18头麋鹿全部买下，放养在英国伦敦北部的乌邦寺庄园内。乌邦寺庄园成为落难的中国麋鹿最后起死回生的地方，而这18头麋鹿也就成为目前地球上所有麋鹿的祖先。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个麋鹿种群达到了255头，乌邦寺庄园因害怕战火，开始向世界一些大动物园转让麋鹿，麋鹿又一次分散到世界各地。1983年底，全世界麋鹿数量达到1320头，遍及亚、欧、非、澳各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英两国领导人在会晤的时候，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说，香港回归和麋鹿回家是中英外交史上的两件大事。然后，就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中国政府联合做了在麋鹿的原生地恢复它的野生种群这样一项工作。 1985年8月从英国乌邦寺迎归了20头年轻的麋鹿，放养在清代曾豢养麋鹿的南海子，并建立了一个麋鹿生态研究中心及麋鹿苑；1986年8月，英国伦敦动物园又无偿提供了39头麋鹿，放养在江苏省大丰麋鹿保护区至今。这两处的麋鹿都生长良好，并且繁殖了后代。为此，我国重新把麋鹿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中华麋鹿园，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全球唯一以“湿地生态、麋鹿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区，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面积最大、种群数量最多并拥有世界最大基因库的麋鹿集聚区。

这是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里的两块石碑

二．大丰上海知青纪念馆

在从盐城到大丰的路上，导游一直滔滔不绝地为我们介绍大丰的历史，我听后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们大丰今天的繁荣充其量就是特权的产物，还有就是历史遗留的怪胎，即大上海的殖民地。说完我有些后悔，原以为他会生气，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回答恰恰相反:

“如果那样就好了，能当上海的殖民地是我们全大丰人的愿望。”

也许大家会好奇为什么我会如是说呢？

在地处江苏北部大丰市境内，一个名为“上海农场”的区域却“人如其名”真的属于上海市管辖，其性质很像大使馆，不同的是一个是“国中国”，另一个是“市中市”。上海怎么会在江苏大丰有个“后花园”？

195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在江苏大丰划出300多平方公里土地作为上海劳教农场。被称为“飞地”，它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一块土地属于某行政区管辖但却不和本区相连。简单来说，如果一个行政主体拥有了一块“飞地”，它只能借道或者说“飞过”其他行政主体，才能到达该“飞地”。大家别小看这块飞地的作用，它可是上海约2301.92万人生活的米口袋、鱼篓子和菜篮子。这也是为什么我戏称大丰是“上海的殖民地”，“飞地”现象是特权的产物的道理所在。

195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和苏中行署协商划出大丰县（时称台北县，后因与台湾省台北县重名，于1951年改名为大丰县）以四岔河为中心的20万亩荒地为中心作为上海垦区。同时，又设立了上海市农垦工作的最早领导机构--上海市人民政府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以下简称为垦管局）。垦管局最初办公地点设在江苏兴化，后来移到江苏大丰新丰镇，最后才到大丰四岔河。垦管局是上海市政府序列中的一个局级单位，下设工业处、农业处、生产处、管理处、办公室，还附设学校和新人村。垦管局下属成员比较复杂。除干部家属以外，主要有犯人、无业游民、社会上的流浪儿童等，当时则统称“垦民”。1952年8月，根据工作需要，垦管局改名为上海市上海农场管理局（简称农场局），1956年又更名为地方国营上海农场，工作业务受市公安局领导，为上海市罪犯的主要改造教育场所，曾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单位。1964年停止收罪犯，成为安置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的场所。

从1968年10月起，根据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安排，先后安置了6000余名上海知识青年。

在上海知青纪念馆里，我看到了许多过去生活的影子，虽然我只是随文革下放的父亲去“五七”干校，但纪念馆里所有陈列品都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烙印，也是生活必需品，看起来一点都不陌生，反倒非常亲切。其实大丰农场的知情，由于采取的是兵团管理模式，因此与同期上山下乡的全国知情比已经算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