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与东西厂——北京屠城28年祭
恺鄢
要说起天安门,就不能不说到东西厂。天安门是中国皇朝的门面,那东西二厂才是皇朝统治的中心——为维护皇权的暴力机器,真正的“国家机器”,残忍冷酷的绞肉机。
皇家绞肉机的量小,因为它原本不是大规模杀伤游戏,所以,28年前的天安门,面对汹涌澎湃的觉醒的中国人民的政治改革浪潮,保守的反人民的反革命的皇家机器,只好撕下自己多年的伪装,动用更大规模的杀器——党军。
天安门屠场的鲜血,把屠民的恶名做实在“党军姓党”的“人民屠杀军”,把“胜者王侯”的冠冕再一次加在施暴于民者的头顶。
恶,能灌溉真善美的花卉吗?二十八年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撅起”的“为富不仁”的“产能过剩”的大国,一个丧失基本道德水准的社会,一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民族,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非法把持政权的“共贪党”。
所谓的号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来不是人民的一部分,而是社会的毒瘤——只不过在它耀眼的虚伪的政治光环照耀下,中国人民看走了眼,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呵护它,养育它,为它牺牲,为它卖命,把它捧上了自己的脖子上,任它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这是中国人民历史悲剧的根源所在。
那个党,会把自己的恶行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吗——如果它真是一个“为人民”的政党? 那个党,会把自己的罪恶利益极大化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下——如果它真是“爱人民”的政客?
不会的——二十八年前的屠城,就是它的公开宣示:人民的监督只配面对屠刀,人民的利益只配挂在天安门母亲的夭折的亲子的墓碑上。
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泯灭了人民的呼声,扼杀了人民的监督,那个党,在罪恶的道路上唱起凯歌,更加不可一世——以至于到如今它自戕自虐,都要重新打起“人民的”旗号。
“以人民的名义”,做什么?屠城?腐败?专制?亡党?亡国?
其实,那个党的所谓的“反腐”,只是屠夫集团内部分赃不均纷争不已的狗咬狗的一嘴毛的政治游戏而已,与人民毫无关系,甚至与“人民的名义”都风马牛不相关。如此反腐,只不过是腐败的最高级阶段,动用国家公器反制另一些国家公务员罢了。那些“被反腐”的分子,就像是二十八年前的天安门前的被坦克碾过的躯体,只不过是新一轮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谁让他们要放弃自己的利益极大化,把政权拱手交出。
既然是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纷争,自然用不到大规模杀伤暴力,但是骨子里一样的国家暴力机器,那就是现代中国Neo-Ming-Dynasty晚明的“东厂西厂”。
已故作家王小波写过“天安门与东厂西厂”,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现象,与公器私用的政治挂不上钩。可毕竟是一样的发生在中国首都的“上层建筑”周围,一样地涉及国家机器——是不是多少有些“先见之明”?
红朝的“东厂”,是地地道道的御用工具,比当年的锦衣卫还威风,还厉害,还刀刀见血,以至于那些闻风丧胆的人们,会把王大人叫做“王公公”。
那么,“西厂”是怎么回事?与东厂又有什么关系?
西厂,不是所谓的发生于文化革命时期的“人民起义”(或者类似的“以人民的名义”),而是“准国家机器”的“反腐”机能的一部分。
你可能不会想到,国家机器还会有“准国家机器”的附件——就跟“公安”屁股后面要有“城管”一样,把那些肮脏的见不得人的恶行,叫另外一些“准公安”去干——轻赏之下,即有勇夫嘛。
谁是“西厂”?谁是“准国家机器”? 中国有那么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在政治雾霾隐藏之下。 现在,有一个人自己跳了出来,宣示西厂的存在——他就是郭文贵。
何以见得?如果说傅振华明确地说是习大大叫郭去调查王公公和姚家的腐败证据,如果说郭自炫式地暴露出他可以任意地在北京一切地方安放隐秘摄像机拍摄贪官们的“风流韵事”,他不就是“准国家机器”吗?那些事,如果叫东厂去做,自然有些下作,可若弃小恶而不为,到哪去捕捉众多贪官们日常的“马脚”?所以,干脆国家机器功能“外包”,给一些“包打听”以国家机器的必要资源,权宜,签发“pass”,路条,叫郭文贵这级的小二们去打点去做恶人。尤其是在涉外的各种情节中,西厂更是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
“东厂”姓党,这是错不了的,而“西厂”姓郭,多少就有些麻烦——共贪党的惯例是,在西厂的“借用力量”还没有“做大”的适当时机,一旦可靠的证据拿到,就把这些“准国家机器”消灭于无形之中,不留丁点痕迹。大家于是只看见东厂在“以人民的名义”在合适的黑箱作业中,拿下了政敌的要塞阵地——那些所谓的证据确凿,虽然确有其事,但是不会拿出来见阳光的。
可是郭先生,已经不是我们的“东郭先生”,是红色中国的西厂郭老板,大概是领略了许多其他“准国家机器”的前车之鉴——至少是学得当年王立军先生的“自救术”,给自己留够了足够的“退路”——当然他不能一板一眼地跟随王立军钻进美国领事馆,所以他跑得更远,直接就到美利坚合众国置产置厂去也。
“西厂”的功底,西厂的证据,东厂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它一定不能让郭彻底“爆料”——又是发“红通”又是施压VOA,真是动用了浑身解数。可是人家人在美国,东厂鞭长莫及奈若何。
于是服软,放人,下话——这一切从反面证明郭先生的“西厂”之威!
中国共贪党,28年前枪杀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之后,不得不动用东厂西厂的国家机器和准国家机器来切割自身的已经遍体扩散的癌症,是不是那个腐败党的历史悲剧?还是它自己为自己准备好的鲜血美鸩,在28年后来饮鸩止渴?
有谁会相信西郭先生的“爆料”是为了国家的民主进步?不会的,“准国家机器”毕竟不是真正的国家机器——我们的西郭先生所为,不是政治行为,而是经济行为。在政治上,他不是斯诺登的“爆料”;在经济上,他更是官商勾结的实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的利益,从暴发的第一天起,就与中国官场腐败的机制不可分割,到现在更加脱不清干系。
可他也应该仔细想想,一旦东厂的杀心已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招安会有真正的安全保障?除非他能肯定像王立军一样,一举扳倒一座大山——即使那样,王立军的下场,还不是明明摆在那里?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西郭先生,还不具备真正的政治素质与修养——除非被迫逼上梁山,才会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拿过来“以人民的名义”真正地向腐败宣战。
28年前,当年民主运动的“反腐败,反官倒”的政治述求,被贪官集团扼杀,28年来,中国之恶在天安门的血泊中滋润成长。现在,在祭奠28年前为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述求而牺牲的先烈时,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屠魔党已经恶果满盈,它的“丰收的”季节已经来到,东厂西厂百花齐放。我们的先烈们可以在九泉之下重述:不反腐必亡国,“勿谓言之不预”。
在那个恶疽熟透迸裂之后,北京一定会有“明朗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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