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要成为哲学家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黑格尔

独立﹑平等的人格是近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概念——人权——的哲学基础，我们很难判定由上帝来管理人格，还是坚持人格不可转让这两者的道德熟优熟劣，但我们断然拒绝把人格交由异己(他人、政党、国家等)来支配。人权、以及基于人权而产生的自由的个体、民主的组织形态是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归结。斯宾诺莎本人的哲学贡献并不是最伟大的，有不少人超越了他。但他以自己的人生实践着自己的哲学，教会出高价收买他表达其思想的自由被他断然拒绝，二十四岁被逐出教门的斯宾诺莎靠研磨透镜度过了生命的另一半岁月。罗素说：“在哲学史上，达到斯宾诺莎的成就是不容易的，要达到斯宾诺莎的人格是不可能的。”

所谓民主，只不过是适应现代大规模组织形态的一种方式，是克服大规模组织形态的严密、复杂分工带来的官僚制弊端的一种手段而已。人类兴许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来适应现代的社会形态，不过现在还没有发现。民主作为一种手段和方式，只是社会形态的一个附属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这个附属现象也很有意义，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去争取，如天安门事件，但人格的独立却是永恒普遍的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实质而不是形式，所以不存在“资产阶级人格”与“无产阶级人格”这样的概念。八九中国民运的性质，从这种道德意义上的理解，其价值远远超出了政治意义的民主要求。可以把所谓“民运领袖”理解为“政治精英”，但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以绝食静坐的学生、阻挡坦克的市民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支持是基于人格的感召。可惜、可悲的是：几乎所有“民运领袖”都不具备这方面的共识和素养，根本不具备人格的力量。学生运动中拒绝共产党内部势力的“帮助”，从道德的意义上讲是绝对正确的，不要指责学生“幼稚”，请问共产党内部有可以共同合作的“势力”吗?没有!

当然，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大多数是有人格的，百万游行队伍中有多少共产党员啊，民主运动没有必要提“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也不现实)。但所谓“改革派”的“体制内官僚”以及那些想沿着此阶梯往上爬的“精英”，虽然其出身背景、经历使他们想往“民主”，因为“民主”可以使他们从邓小平那里多乞得一些权力和利益。其人格却丝毫没有与共产党特权阶层的有不同之处。

我印象中的“改革派”是这样的：在拥挤的火车上“无意”露出国务院体改委介绍信的有为青年；神秘地透露出“我与陈一咨就中国的前途进行了彻夜长谈”——我其时并不知道陈一咨是何许人也、他对中国前途有何高见，值得如此自豪；“严家其请我回国去主持一个新开的研究所”——严家其的人格如何我一无所知，翻过其“文革十年史”，虽有新意，远不能与马基雅维里的开近代史学先河的《佛罗伦萨史》相比；在运动高潮好不容易“舍身投入民运”，又非要当“领袖”不可，自己一旦成名就暗中开始安排后路……这些人大概就是人们所指的“新权威主义者”吧!与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那样的千千万万的“芸芸众生”学生、市民相比，他们的人格连粪土都不如!

所谓“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之争纯粹是无聊的文字游戏。从人格上看，从中共总书记、共产党的大学副校长、普通平民，到右派、“反革命”，这些人之间没有任何人格上的高低之分，各人以自己的地位、方式在推动民主化过程。

更进一步说，中华民族没有这些个人照样要进步，而他们没有通过为民族的献身，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宣称“继承八九民运精神”的组织和个人是如何认识八九民运精神的呢?如果说民阵章程上列出“派别公开化”是共认的、无可奈何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前提的话，那么实际的运作可以说充分利用了“民主”能够提供的遮丑布。孙中山先生曾经要求国民党员，共产党在初期也要求其成员，要有高于普通国民的人格和献身精神。所有从事民主运动的人，都应该扪心反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必要打着“民主运动”的招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成立，远比今天的民主运动要崇高得多，而今天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反对共产党的独裁﹑主要是因为独裁必然﹑而且已经带来社会的腐败﹑人格道德的低下。如果任何一种不同于民主的方式可以减少避免腐败的话，我们就没有兴趣为民主奋斗了。如果我们自身没有起码的献身精神，也就没有必要再重复历史的悲剧了。

中国的近代史有最辉煌的记录：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成立，反侵略斗争的第一次民族胜利，万众拥戴的共产主义的胜利，邓小平先生文革后刚出山时带给人民的期望。但我们今天终于意识到：在这个日新月异发展的时代，中国又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老路上去了，以“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杂交)又开始了新的“洋务运动”。这种停滞的根本就在于整个民族的独立人格意识没有确立起来。立志作“当代孔孟”的冯友兰老先生晚年所言“我是如何由尊孔到反孔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顶峰”的立场，就是这样的例子。

卢梭曾经对“公意”与“众意”进行过区分，公意是指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意志，但不一定是多数，如“政治现代化”就是公意；众意是指“多数可决原则”表达出来的意志，其形式从美国的总统选举到台湾国民党的“全体起立”推举候选人的方式，各有不同。中国由于没有个人的独立人格的基础，谈不上“公意”的形式。所以虽然每一个中国人，与外国人单独相比有时在智力上也占上风，却逃不脱整个文明的衰落命运。可悲的是民主运动也一直停留在“众意”层次的运作上(虽然还远远没有达到欧美的议会民主的水平)，纠缠在人际关系、行动方式等的问题上。民主运动的目标就是把公意转化成众意。如果没有独立人格意识的形成，民主运动只会重复国民党、共产党的历史：以道德的感召而成长，以道德的腐败而溃退，民运组织变成为自身集团利益、为上层人物谋私的机构。八九中国民运的精神是民族再兴的道德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它再次呼唤中华民族的独立人格意识的形成来迎接近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挑战，为此，我要大声疾呼：

每一个从事民主运动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

[赵京，首次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月刊1990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