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六∙四”悲剧需要的民族勇气和智慧 1989年“六∙四”事件之际，中国科学院长卢嘉锡正在大阪大学访问。我因为对前任科学院长周光召印象不太好（他原是我们的系主任），觉得那个位子上的人远离科学精神，没有去见他。后来，听姚明龙（他与卢同一专业）讲，卢不愧为一科学家，他不仅赞扬“六∙四”民主精神已经超越“五∙四”，还纠正同学们道：“邓小平不是老糊涂了，而是发疯了！”。卢归国之际，他的秘书请我们“包涵”，我们同学中也没有人去密告。我现在回忆起这个情节，一方面是表示对一个正直中国科学家的敬意，同时也传达出当时的气氛。后来，我们陆陆续续地知道：当时的三位最高权力掌握和执行者中，邓小平的后人试图为邓小平减轻责任，直接调动军队镇压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另有意图，而宣布戒严的总理李鹏为了洗刷自己，甚至把“正指挥”（屠夫）的头衔安在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头上。今年，被江泽民关押后释放的陈希同在仍然能够公开抗议“六∙四”镇压的香港出书为自己叫冤，并承认“六∙四”镇压是一场不应该发生、也可以避免的悲剧[1]。我也相信，英国金融时报等外国媒体关于当年中央办公厅主任、现任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内部提议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报道是有根据的。不承认“六∙四”民族悲剧、阻扰解决“六∙四”悲剧的，已经不是直接镇压民众和平请愿的决策和执行参与者，而是靠民族悲剧发迹的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 “六∙四”悲剧的最大得益者当然是江泽民。作为的部分是悲剧、部分是犯罪的政策（不伦不类的“邓小平理论”）的遗嘱执行人，以“三个代表”垃圾论（此“垃圾”论断据说出自杨尚昆兄弟）为旗号的江泽民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完成了把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换。在这个以血腥镇压起始的转换进程中，我们也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卑贱无耻的人性出卖。 当时的驻日大使杨振亚据说是胡耀邦的“团派”下属，虽然在1987-88年，指使大阪领事馆因为“雁鸣”事件[2]没收了我的护照，但在89运动高潮，托东京大学《新大陆》的主编（正好是大阪大学转去的同学）支持我，把我们关西的留学生签名发表在大使馆控制的《新大陆》上（《雁鸣》已经被迫停刊）。宣布脱离李鹏政权的大使馆人员马秋芸女士在参加抗议游行时也正是得到了杨振亚的默许，还形容杨振亚也为“六∙四”悲剧“留了泪”。所以，当一个我原来认识、据说得到杨振亚、陈一咨赏识，但因为“中央还没有摊牌”而拒绝参加游行的京都大学法学部的留学生JWD在6月3日晚上才打电话请求我让他“代表京都大学”第二天到大阪领事馆抗议时，我正因为几天来找不到京都方面合适的同学，就同意了。第二天在领馆前，我又请HL同学代表神户、姚明龙负责捐款/财务、LHG负责公关，成立了我们五人为主的关西中国留学生民主联合会。当我们五人赶到大阪府厅的记者俱乐部时，JWD一个箭步抢到中间座位。我在右边拍他的腿，示意他往左移，但他假装没有知觉。结果，HL、JWD和我坐在正面，我右侧的姚明龙和LHG只能坐在侧面无法面对记者们也没有发言。俱乐部给我们30分钟时间，JWD假装没有感到我的不断示意，一个人讲了近20分钟，向公众显示了他的地位。比我年长的LHG会后问我JWD是什么人，责怪我为什么让JWD这样出风头。我一方面以北京的学生们闹分裂为教训，另一方面也对政治资本不感兴趣，完全没有预想到被出卖的政治后果。几天后，JWD得寸进尺，要我提名他当“会长”，我解释说我们只是临时召集人，没有必要搞得那样正规。他神秘地说，杨振亚和他在准备成立流亡政府，日本政府希望关西只有一个“领袖”好打交道，况且，他是学法律的，日本政府已经把他作为“领袖”了。我觉得可笑也可怕，但知道“亲日=卖国贼”的结果，所以，又由我提议JWD正式当“会长”。当我们在大阪的中之岛举行中国人在关西的最大集会（有8千人左右）时，许多人不解、愤怒地质问我为什么有人在会场到处散发以JWD为“会长”的联合会名单？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上次会议后，出席会议的三、四十名各校代表留下姓名、学校、电话，复印了几份，便于我们联系。但JWD专门输入打印出来，散发给大家，宣示他的“会长”地位，实际上把所有别的名单上的同学都作为人血馒头出卖给在日本各权力机构（东京、北京、华盛顿、台北）了。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计划归国的学长指着我的鼻子痛骂：“我被你叫来开会，是知道你可靠，但没想到你政治上这么幼稚！如果吉林大学党委从这张联合会名单上看到我搂学期间成为海外反动组织的小喽罗，我的一辈子就毁在JWD手上了！现在我一家没法留在日本，也去不了欧美，只好逃到新加坡去了！”。我除了赔罪，还有什么脸面做人！大阪府立大学的访问学者LRY愤怒地骂道：“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也没有见过JWD这样披着人皮的奸贼”。 邓小平6月8日接见戒严部队的录像公开后，我们都接到日本方面通过文部省、国家公安委员会（秘密警察）等渠道的警告，说日本政府在关西只能“保护”一个中国留学生。日本报纸也把没有得到博士学位的JWD破格提升为神户大学法学部副教授作为日本政府“保护中国留学生”的证据来宣扬。在公派中国学生毕业后得不到护照延长、家属无法出国的当时环境下，JWD的家人也得以快速到日本团圆。除了为其主子效力出卖我们在日本的民主运动，JWD成为“国际知名法学教授”后，出访美国、欧洲、台湾等，也成为北京大学的座上客。正是“六∙四”悲剧的鲜血，浇灌了JWD这样的吸血虫。更有甚者，在“六∙四”悲剧19周年之际，JWD为了骗取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位子，试图把关西的“六∙四”人道捐款献给他的朋党控制的一个叫“中国人权研究会”的机构。上海交大的学生们有权知道：他们的第一任法学院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生存危机的民族悲剧期间，为了得到日本政府的奖赏，靠同胞的鲜血，在中华人民共和驻大阪总领事馆面前烧毁中华人民共和宪法、宣布不承认“李鹏伪政权”！中国的法律何在？ 我不由得再次呼吁杨振亚以及当时的驻日公使、后来靠勾结日本政府贪污我的公派奖学金（至今没有一个说明）、把我赶出日本的学校、赶出日本并最终剥夺我的国籍而得到江泽民赏识被提拔为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至少也要向陈希同那样，拿出勇气，承认“六∙四”民族悲剧，公开当年的历史，不要把自己绑在江泽民既得利益集团里。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年6月4日]
[1] 我主要是根据Wall Street Journal的报道来源。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版常常没有翻译出版一些敏感的英文报道。 [2] 我作为杂志总编，为方励之、胡耀邦等打抱不平，主持了留日同学的政治意识调查，发表在《雁鸣》上后，其中“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如何看待四项基本原则”等结果被台湾《中央日报》、香港《争鸣》等转载，引起政治局注意，被称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最大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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