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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场帮派思维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其最大恶果是虐杀女婴。如2011年北京天坛医院收治了一名5岁山东女童，并在其颅内、颈内和腹部发现三枚钢针。2013年哈尔滨儿童医院接治一女婴，其体内前后两次共发现4根缝衣针。同年7月，江苏淮安市一名11个月的女婴也被发现体内有4根针。2014年10月21日，山东高唐一名11个月大女婴被扎16根钢针。在哈尔滨针扎女婴一案中，身为作案凶手的女婴父亲在自首时承认，其作案动机就是迷信“针扎头胎女婴，下胎能生男孩”。据传：“针入头胎女以及将女婴杀死埋在路上，让千万人碾压，是要让投胎的女魂不敢来投。”

自古以来，生女被视为贫穷的根源，殷商甲骨文中便写有“生男为嘉，生女为不嘉”，由此产生的虐杀女婴现象，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溺死，有专有名词谓之“洗儿”。战国末期，民间溺女便蔚成习俗，《韩非子》即记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元代《郑氏规范》中称：“世人生女，往往多淹杀”。及至晚清民初，残害女婴的恶习依然屡禁不止，有湖南长沙县志记载：“此邦风俗，向有溺女陋习，至今相沿，牢不可破。”民间溺女的原因不止贫困，更有迷信“溺女以求男”，即溺头胎女婴以利于下胎生子。江西按察使对瑞金县溺女恶习提供了具体细节：“维富家巨族子弟、富少习于不经之说，谓生初胎生女不溺，则必连育三女，而得子必迟，故完婚即期得男，有生女者，当必抛溺。”即富家巨族多信风水，认为头胎生女如不溺死，会导致连生三胎女婴，因此要溺女以求速生男。

在当代中国还有抛弃女婴的；而美国人领养中国女婴。美国人花钱从中国福利院买出上万的残疾女婴带回美国养大。美国人为什么有无缘无故的爱，因为他们信仰上帝。

二，立场思维导致缺乏公德，放纵坏人，人人为恶

西方人因为博爱，所以，看问题总是从大家的角度而非自己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他们跳出了小圈子立场意识而树立了公德意识——圣经说，收割的时候，不要割得太干净，要留些果实给穷人；一个社会的公正的实现，都有赖于对弱者的保护。希腊罗马的法律说。树木不要太靠边界或太高，以免影响了邻居的采光和通风。这种处处替他人考虑的博爱之心使人人向善，社会和美。

中国人由于没有博爱的传统，就总是围绕着自己个人的利益转，看世界都是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去考虑，只有小圈子立场意识而缺乏公德意识。譬如：放鞭炮从来不考虑干扰了别人破坏了环境。一小学校门口，一运料的卡车在拐弯时压断了一个小女孩的腿。众多学生家长高喊：压着小孩了！那司机伸出头来看看，忧郁了一下，又往后倒车，且走斜路，从小女孩身上开过去，把女孩压死了。那女孩妈妈当场晕死过去。女孩的妈妈控告司机故意压死孩子。警察说，要证人。于是年轻妈妈便去找当日在场的学生家长，结果没一个人出来证明。警察说：没人做证，我们只好认定是交通事故了。这种缺乏公德意识的行为，放纵了坏人。“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结果人们都无法保护自己。更坏的是，还人人做恶。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人们不是去救伤员而是去哄抢散落的货物。

三，立场思维使好制度迅速毁坏

立场思维导致了双重标准。儒家主张“父子相隐”，“内外有别”。“内外有别”的含义是：对自己人和对外人给予不同的待遇，要给自己人特别的优待和关照，不能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人。《孟子》记载：万章谴责舜“因人而异”，同样都是坏蛋，“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这太不公平了吧？孟子承认：象是“至不仁”之人，但他是舜的弟兄。所以，舜对待自己的亲属依孝（家规）处理，对非亲属则依国法处理。中国人只要有点权力，就会在自己的职权内，根据人际圈子的里外顺序，对亲友给予不同的关照。一些中国人认为“公平”的标准就是因人而异的双重标准：对“朋友”一个标准，对“外人”另一标准。西方人把“公平”极端到“对朋友和对敌人一样”的做法，中国人不适应。中国社会凡事要讲关系、走后门，难以克服以权谋私的现象，其深层的文化背景就是“立场决定是非”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重人情、轻视正义规则的恶习使民主制破产。甚至破坏他国的民主法制。中国商人向俄国官员行贿，从而逃避了大笔的过境税费。一开始，俄国人还不习惯，不好意思。中国人就说：你们太死心眼了。你们一个月工资才多少？报的税又落不到你们的腰包，不如来点实惠的。于是俄国人被教坏了。中国人又向市场管理人员行贿。把他们在中国国内的那些坏习惯、坏心眼，都带到俄国来推销。中国人的歪门邪道使俄罗斯的法律失灵。在俄罗斯的中国人毕竟是俄罗斯的少数人群，就有如此大的制度破坏作用；在中国，这样的人群就是绝对多数，对好制度的破坏作用就更大了。

四，立场思维使帮派林立，残杀不已

中国思想中有家族之爱、有忠君之爱，却没有世界之爱；有对等级的崇仰和热衷，却没有对平等和自由热爱；有对物的爱却没有对人的博爱。没有上帝的中国，只知道人盯人、人斗人、人靠人、人治人，结果是胜王败寇、内斗不已、自相残杀、昏暴迭生。中国人都是从自己家庭出发而不是从超越了立场的正义出发来看世界，所以中国人世界是小圈子的立场世界。小孩子玩耍打架，由他们自己解决就行了。可是，家长掺和其间，甚至造成两个家庭打得头破血流。这就是立场意识太强烈惹得祸害。立场扩大到国家，两个或多个国家会因为强烈的立场意识而打起局部战争或世界大战。

《赵氏孤儿》讲晋国的屠岸贾假借君主的名义杀了赵朔一家300多人；赵朔的妻子是晋国公主怀孕隐匿在宫中，生下一男孩；赵的门客（奴才）程婴、公孙杵臼不惜自己的性命和自己孩子的性命维护赵氏孤儿，程婴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公子杵臼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二十年后赵氏孤儿再度发动宫廷政变，杀了屠岸贾及其一家300多人。真实的历史没《赵氏孤儿》血腥，但经过戏剧反复传播，报仇滥杀的流氓精神就深进了中国人的血液。《圣经》记载希律王为杀害耶稣，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即四境所有两岁以下的男童都杀尽了。然而，最终耶稣没有像赵氏孤儿那样复仇，他为所有人做了“代罪的羔羊”，为凶手祈求神的赦免和祝福。西方信仰耶稣，滥杀滥报复或多或少地被遏制。《基督山伯爵》的正义复仇，绝不伤及无辜。

《西游记》、《水浒传》，宣扬的就是流氓意识——杀人放火，报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实质上是因为没有给他官做；假如给他一个官做，便什么道义都扔了。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气愤于弼马温的官太小了。《红楼梦》里只有贵族的酒色情欲加无病呻吟，整个大观园就是纵情声色犬马、勾心斗角的大酱缸。

《三国演义》虽然成功地塑造出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忠诚。然而“桃园三结义”所宣扬的精神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识。不是以正义作为结义的根基，而纯粹是以个人的恩怨作为结义的纽带，这正是所有流氓黑社会结义的模式。《三国演义》更把一个集阴谋诡计于一身的诸葛亮，塑造成了中国的智慧之神，把中国人引入了误区，也就是把阴谋诡计当作智慧。西方人提出“知识即美德”“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认定阴谋诡计就是力量。

为什么有这种区别，因为西方摆脱了原始的巫术宗教进入了文明宗教时期，其标志是：以人为目的并且信仰上帝的“不许杀人”的禁令。中国人一直沉醉在巫术的泥潭里，殷商没有“不许杀人”的意识，根本就是野蛮人，殷商的这种原始野蛮体现得最明显的最典型的就是人殉。现存甲骨文里面可以计算的殉人多达1.4万多人……商朝类似于玛雅、印加等原始王朝。阿兹克特人（墨西哥的殷商后裔）在一次祭祀中，就杀了8万人，还专门建了两个金字塔祭天，每天都要贡上8颗（每个金字塔东南西北各一颗）新鲜的人心，都是由祭司（巫师）在塔顶上现场操作，取完之后就把尸体往下一推，必须一直滚到塔底。读完后，令人毛骨悚然。真乃殷商人的后代。

西周统治者对外征伐频繁，尤其是在侵略汉水流域和东部地区时，他们在周朝的陪都洛邑多次举行杀俘献祭仪式。洛阳附近有规模很大的西周时期人牲祭祀坑。

《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记载：自董卓之乱以来，城中的百姓均向东疏散，大多停留在彭城一带。曹操率军来到这里，把数万男女杀死，投进泗水，致使泗水因此断流。曹操的杀父仇人陶谦率军驻扎武原，曹操不能前进，就带领部队从泗水南面攻占睢陵、夏丘等县，每到一处，均大肆屠戮，杀得鸡犬不留，城中看不到一个行人。

滥杀战俘。官渡之战的尾声，袁绍的8万士兵投降曹操，袁绍的其余人马逃散。对这8万降卒，曹操养不起；又怕他们骚乱，不放心；又不敢释放，怕他们又为袁绍所用；所以，干脆全部坑杀。后人评价说：杀得好！任何人在曹操的位置上，都会这么干！所以，中国人日益残暴，到张献忠那里，就发布七杀令，把四川人几乎全部杀光。19世纪末叶，李鸿章依然在屠杀太平天国投降的战俘。

而反贪就是“借头”的愚民术——牺牲小官以安民心。军队没有粮食了，士兵吃不饱，就闹起来了。曹操就把管粮的官叫到帐篷里说“我向你借一样东西。”借什么？借你头用一用，就把他杀了，然后把他的头挂在账篷外面，说我们的粮食都是他贪污了。于是所有的士兵都安静下来了，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那个人身上，那个“替死鬼”已经死了，从而平息了军中的骚乱，维持了政局的稳定。中国人宁愿“易子而食”也不起来闹事推翻上级……

公元前1135 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了，他的外甥斯蒂芬和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王位。斯蒂芬本人在英国，就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听到这消息后愤愤不平，就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亨利二世的大兵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没粮食了。亨利二世没有像黄巢、岳飞、张献忠、李自成以老百姓的肉体做军粮，而是给对手斯蒂芬写了封求援信，说我没了粮草，您能不能给我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过了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再次率军卷土重来。这时他羽翼已丰，就在战场上打败了斯蒂芬。虽然他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很有意思。他和斯蒂芬签订了一个条约，就是这王位还是由斯蒂芬来坐，把亨利二世立为太子；斯蒂芬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来继承王位。在一般人眼中，好不容易打赢了，却只得了接班人的名义，好像不值得。按照中国皇位争夺如杨广杀父；李世民杀兄弟逼退父皇，非杀个你死我活不可。这就是基督教使他们懂得了做人的底线，不能滥杀乱来。

由于没有博爱之心，中国人便想方设法在一切社会人群中分辨出哪些是自己人，哪些不是自己人，以便区分个内外和亲疏；是自己人便团结起来，去和那些不是自己的人争斗、争利益。为此中国人发明了老乡、老同学、战友，等等一系列区分自己人和外人的标准和方法。如果老乡、同学……等还不够用，那么桂系、皖系、黄埔军校、清华机械，一个地方、一个学校、甚至一个临时培训班，都能成为他们用来区分内外亲疏以便拉帮结派时做标志。然后以此为线索，大家套血统关系、套近乎，建立一个自私自利的权力体系、势力体系，去和别的同样如此建立的势力去争夺利益。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便成了全世界有名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著名的人群。民国一共38年，只有一年没打仗，到处烽烟四起。日本人一看有机会可乘，便一个国家单枪匹马的来欺负中国来了；到这个时候，东北帮、黄河码头帮、桂系、川系、广东老乡会，全都没有用，一概败得稀里哗啦，如黄河决口之水，一泻千里。要不是美国的参战，“中国”恐怕亡了。

五，超越立场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良方

1.博爱精神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良方

心理学家弗罗姆说：“爱是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满意的解答，……爱就是重视人，就是关心别人的要求。”平等待人、爱人如己就是博爱。博爱就是对人类普遍的平等的爱。基督教的博爱超越了血缘关系。耶稣当着众人的面否认了他的生母。他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在这里，亲子间个别联系被否定了，因为上帝的爱是无私的、平等的。

中国对博爱一无所知。M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就是是，中国的爱恨都是有缘有故的回报，是基于情感和立场。中国人对爱过自己者给予厚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害过自己者给予狠狠打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都违反了平等原则，违反了超越立场的无缘无故的博爱原则。

《泰坦克尼号》悲剧展现了基督教的博爱。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许多富翁和贵族人士不是利用各种优势“先走”，而是纷纷主动让出逃生机会，坚持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船长淡定地指挥妇孺先逃生，最后他自己更拒绝登上最后一艘逃生艇而毅然决然地返回即要沉没的船舱，选择与邮轮一起葬身大海。与克拉玛依大火“让领导先走”，这种基督精神是何等的悲壮与伟大!

1945年费孝通说：美国人信奉的耶稣是一个舍己为人的象征：他同情人生的不完全，他为残杀他的人求赦免，不讲报复；他把自己的爱扩大到了整个人类，甚至包括残杀他的人。在这种宗教里才有牺牲精神，才能创建美好社会。譬如大家知道的特蕾莎修女，一生全心全意地为“最穷”的人（poorest of the poor）服务。她在世界各地开办麻疯病收容诊疗中心、艾滋病收容所、“垂死者之家”、救济中心等机构，数量近千个。她亲吻那些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柬埔寨内战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地从病人腐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亲切地抚摸麻疯病人的残肢。在特蕾莎创立的“垂死者之家”里，被服务的人都是病危而且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服务人员都是义务劳动者，称义工；绝大多数的义工来自欧洲，也有来自日本、新加坡和台湾的义工，却没有中国的义工；有的义工是学生，有的是医生，有的是银行家；甚至美国加州州长也在此服务过一个月，和大家一样做各种杂事……这样人人平等、人人博爱的社会一定是个美好的和谐社会。

可见，中国唯有发展具有博爱意识的普世价值和超越立场的逻辑思维，才能慢慢摆脱立场思维对中国的巨大危害从而走进正义社会。

2.具有博爱精神的普世宗教才能使社会达成了正义的共识。

历史上的圣贤论、征服者论、统治者意志论，其背后都潜含着对社会基本模式的认识，即社会是由两方组成的。因为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可能有正义。即使老百姓都接受掌权者的标准，依然会被认为是绑架或诈骗的结果，与正义无关。但对于三方社会模式，即人类社会任何时候都至少是由三个方面的人组成。三方社会中，任何一方的行为影响到另外一方时，总有一个第三方对这一行为加以观察、评价，这个观察有可能是超越时空的观察，具有永恒的正义性。

西方之所以能走上中立公平正义的之路，是因为西方社会有个“第三者”，它扮演了中立公平正义的裁判功能。这个“第三者”在中世纪是基督教，当国王与诸侯纷争不停的时候，教会调停至关重要。波兰摆脱铁幕的时候，天主教作为第三方起了协调人和保证人的作用。

罗尔斯认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是一个以正义原则为最高意志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正义原则高于国家、先于宪法。国家基本结构的设计与宪法的制订，均应以正义原则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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