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飯後，爸爸鄭重其事地召開家庭會議，向我們披露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中美正式建交以後，他的大哥——我的大伯，也就是錢薇的外公，跟許多美籍華人一樣到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申請簽證回國尋親。

大伯現居美國加州，在一所大學裡任教。許多年沒有家人的消息，大伯在簽證申請表上寫下了錢薇的外婆、蔣阿姨和爸爸的名字。因為爸爸曾經在使館工作，這件事立即上報了部黨委。部里經過調查確認了他們的兄弟關係，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批准大伯回國省親。但是如果爸爸不願意見他，領導上將通知使館拒發籤證。爸爸特別強調說：他想聽聽老錢的意見。

我為這突如其來的消息而震驚。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社會時尚變了。革命了這麼多年，全國人民一覺醒來對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進來的“精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跟“境外”有關的東西成了上上品。社會上，最搶手的東西是外匯券，最叫座的電影是《佐羅》，最理想的品牌是三洋，最時髦的歌手是鄧麗君，最流行的服裝是喇叭褲，最招搖的是在公園裡對跳搖擺舞，最風光的是蛤蟆鏡上的進口標籤。而大城市的年輕人站在社會時尚的風口浪尖上最先向“外”看。他們對“新鮮事物”最敏感，最接受，也最支持，我也不例外。

老錢低着頭權衡利弊，考慮了很長時間。

我屏住呼吸注視着他。

爸爸和媽媽也默默地等待着。

最後，老錢慢慢抬起頭來說：“我們下個賭注吧，但願歷史不要開倒車。我看，他來看看也好，家裡發生的事情應該讓他知道。”

命運就是這樣的高深莫測叫人難以捉摸。六十年代的第一個元旦，爸爸、媽媽、我、蔣阿姨和錢薇在北京，錢伯伯在北大荒；七十年代的第一個元旦爸爸和媽媽在幹校，錢薇、錢伯伯和我在北大荒；八十年代的第一個元旦，爸爸、媽媽、錢伯伯和我一起把從美國回來省親的大伯從首都機場迎到華僑飯店。

我陪大伯回到他和父親的老家，大西南山區裡的省城，又陪他回到錢薇的外婆居住過的江南都市。大伯的悲慟和悔恨一次又一次地打動我，使我甘心情願地寬恕他。一路上，大伯反反覆覆地翻看着我和錢伯伯專門為他準備的一本相冊，裡面是錢薇的外婆、蔣阿姨和錢薇的照片，他一遍又一遍讓我給他講述我所知道的關於她們的一切。

我告訴大伯，蔣阿姨又漂亮又善良。我告訴他，我經常夢見錢薇。有時候錢薇像小時候那樣健康活潑，有的時候像前些年那樣深沉老練，有的時候像臨終前那樣柔弱衰竭。還有一次，我睡在床上，錢薇天使般地懸在空中向下看着我。我問她：“你好嗎？”她的眼淚落到我的臉上，我醒來時臉上還是濕的。真的，我對大伯說：“錢薇真的來看我來着。”大伯父仔細地聽着，他的眼睛濕了又干，幹了又濕。

旅行路上，我向大伯請教在翻譯《簡·愛》中遇到的問題。大伯不解，問我為什麼在這本書上下這麼大的功夫。我特別喜歡這本書，我回答。再說，這是錢伯伯布置的作業。

大伯說：“不錯，這是本名著，但與當代的中國青年具有巨大的時間跨度和文化背景的差異，而且故事古老、語句冗長、含意深奧，沒有相當的英文基礎和對西方文化的了解，非但吃不透其本意，學出來的英語再好，也是像生鏽的出土文物。人類科學、文化、政治、生活等等，都永遠在發展進步，語言更不例外。”

“那我怎麼辦？”

“這樣吧，”大伯父說：“看來，在大陸讀韓素音不犯忌，我隨身帶了一本她的自傳體小說，我建議你用這本書學學現代英語。”

一個月以後大伯要回美國了，錢伯伯要求召開家庭會議。

他對大伯說：“這些年家裡人的遭遇由我來負全部責任，我在此向你道歉。”

大伯說：“不能怪你、不能怪你，千萬千萬不要再這樣講。”

錢伯伯對爸爸和媽媽說：“我有個想法，還沒跟你們大家通過氣，尤其是你們倆。”

錢伯伯又把目光投向大伯，“解放以後國內的情況你是不大了解的。小麗她們這一代人，從落生就把別人的事業與夢想當做自己生存的意義。十年動亂對她們來說，更是文化教育上的綁架，因而導致了現在如此嚴重的知識斷層，這是一場罕見的人間悲劇！現在，實現四個現代化是當前首要任務。如果能沿着這條路走下去，我們國家會有相當大的發展。那麼，就需要大批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可是目前全國有上千萬像小麗這樣高年齡、低技能的知青。我擔心，在經濟發展不久的將來，後天的缺陷會給她們帶來目前還難以想象的窘迫。”

我對錢伯伯的話似懂非懂，可聽得出他在給我預料一個很不理想的未來，似乎有那麼點兒，雖然是起了個大早卻只能趕個晚集的意思。

終於，老錢對爸爸媽媽說：“我在想，與其小麗將來不過是進工廠當個工人，不如再讓她出去闖一次。”他轉向大伯父問：“美國是一個機會的田野，你能不能把小麗帶出去？去你那兒上學？這孩子不笨。給她一個的機會，讓她為自己奮鬥一次。”最後他問我：“你說呢？”

老錢把我的脈搏摸得很準確。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上學、讀書，填補大腦里的空白，給自己匱乏的精神生活塗上幾抹生動的色彩。可在目前的社會環境裡，我面前沒有五彩的路，時時刻刻都感到壓抑，感到憤懣，感到失落，感到空虛，感到迷惘，像是生活在牢籠里，周圍是看不見摸不着卻又無比堅固的銅牆鐵壁，我多麼想衝出去，多麼需要一個能改變命運的機會啊。去美國上學？我連做白日夢也沒想到這兒，然而，經錢伯伯一提起，頓感眼前出現一線生機。

我告訴大伯我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不安地問他我能去美國上學嗎。

大伯父肯定地說，到美國上學是沒問題的。他說，他們那裡有英語學校還有專為成年人辦的兩年制的社區學院，只要滿十八歲就可以入學，不計文憑。畢業後可以轉入四年制大學，接着攻讀本科學位。只要我願意去，爸爸媽媽讓我去，那這件事，他負責辦，所有的費用也由他來解決。

突如其來的希望使我急不可待——機會像易驚的泥鰍，難以捕捉，一旦冒頭，必須立刻抓住。刻不容緩！我急切地告訴他們：我願意，我太願意了。我要再插一次隊——去機會的田野插隊。我沒什麼本事，但我懂得“認真”二字。只要能上學，我哪兒都願意去，哪兒都敢去。

爸爸和媽媽四目相視，同時點了點頭。

大伯父隨即拍板，“好的，那就這麼定了。你們放心好了，這件事，我一回去就着手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