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03 新火眼金睛
第三届“路遥文学奖”评委会给方方的颁奖词这样评价：“在2016年发表的诸多长篇小说中，方方的《软埋》是一部结实、厚重、令人深思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以精致的结构呈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美学的丰富性。她固然不是选取土改题材的唯一作家，但她却是把同类题材处理得恰到好处的作家，让批判性与文学性达到了很高程度的融合”。
被时间软埋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 ——长篇小说《软埋》后记
文│方方
一
很多年前，一个女孩子下海做生意，在她最为艰难的时候，坐在慢行的火车上，读到了我的小说《风景》。她觉得自己被震撼到了，这小说给了她力量。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认识这个作家。
后来她成功了。成为了富人队伍中一员，并且在武汉当时最早的别墅区买了房子--一幢漂亮的小楼房。她把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接到自己的新居。母亲一进门，就战战兢兢地说，要不得呀，分浮财的要来的。
我听她说这番话时，她的母亲已经患老年痴呆症好些年了。 我们相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正主编《今日名流》杂志，而她正在做纪录片的投资。她的投资对象曾是我当年在湖北电视台纪录片部的同事。在她的投资下，我们纪录片部好几个片子都获了国际大奖。有一天，我的老同事们搭桥牵线，让我们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然后，像所有的朋友交往一样，慢慢的，我们熟悉起来。来往也越来越频繁，聊天次数随着交往的密集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吃饭，喝茶，甚至一起出门远行。我不太懂她的商业，但我知道她是真会做生意。她的投资几乎很少失败，在这个方面，我真觉得她是个天才。 与此同时，我见到了她的母亲——一位皮肤白皙的老太太。在不经意时，她的母亲会成为我们话题的主角。她谈到母亲当年只身从四川逃出，谈到母亲出逃途中孩子死在自己身边，谈到母亲给人做保姆而得以风平浪静地生活，谈到母亲搬进她的别墅时的紧张和恐惧。而她的丈夫则告诉我说，他们在好长时间里，经常能听到她母亲在半夜里喊疼呀疼。疼的地方在背部，当年被枪托打的。她说，母亲即使得了老年痴呆症，仍然多次清晰地表达说：我不要软埋！ 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 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居住四周无数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身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的子女们，亦都如前生打着烙印一般，活在卑贱的深渊之中。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当一个人成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成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盖因为此，当一切平复之后，当“成分”（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两个字，但它曾经是我们成长中最重要的参数）不再成为好人和坏人之分的标识之后，当他们从幽暗的深渊下走出来之后，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选择把那些没有尊严的日子、把那个伤痕累累的私人经历深藏于心。不再提及，不再回想，也无意让后代知道。仿佛说出这些，便是把自己结痂的创伤撕开来让自己重新痛。而这痛，就是那种痛不欲生的痛。 两年前，朋友的母亲去世了。她办完丧事没多久，我们正好在一个会议上相遇。她约我一起到外面吃饭。然后向我讲起母亲去世的整个过程。火葬时，她为母亲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觉得她这样做毫无意义。但她却坚持这样做了。她对我说，我妈多次讲过，她不要软埋。我一定要满足她的愿望。 而这一次，我突然被“软埋”两个字击中了。心里顿时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燃烧。那一整天，我都在想这两个字。我仿佛看到一个黑洞，深不透底。永远有人想要探究，却也永远无法探究清楚。甚至，人们连基本的轮廓都看不到。时间何止无言，它还无色无声无形，它把人间无数都消解一尽。那就是软埋呀，我想。 我跟朋友说，我要写一部小说，这小说的名字就叫《软埋》。 二
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最初为自己找到的，就是这个小说题目。我把我手上正在写作的其它，全都放下了。为了从容而安静地写这部小说， 2014年春节后，我避开了所有杂事，也避开了武汉的寒冷，躲到深圳的海边，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写作。三月的深圳，非常舒服。这是我一个多年至友家的房子，一直空无人住。朋友和她的亲戚以极大的热情和友善欢迎我去那里写作。房子四周环境极好，窗下有树林有花丛有海。坐在电脑前，抬头朝窗外眺望，大海似乎就在眼边。而夜里，清晰的海浪声一阵一阵，直接入梦。我除了每早在阳台做一下颈椎操，每晚出门快步行走一圈之外，几乎足不出户。早餐是朋友早已备好的麦片鸡蛋面包一类食物，中午则由物业的女工给我送来一个盒饭。食堂大师傅是湖南人，他做的菜极合我的口味。晚上有时候吃点水果，有时候吃面条，有时候什么都不吃。这样的环境和生活，正是我所盼望以久的。 我要怎样去处理这样一个题材。我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方式来完成我的表达。我要寻找什么样的角度。我的人物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场。我要选择什么样的语调来营造氛围，如此等等。我一节一节地开头，否定再否定，好像是不停地在推门进门，推过很多扇，走了好多死胡同，然后终于找到我要进去的那个入口。 写作真是一件让人永远兴奋的事。而在这兴奋之中，你的内心上会生出另一种自由。你可以跟任何人在一起，你可以跟任何人说话。你根本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甚至完全不曾产生孤独和寂寞--尽管一整天、甚至很多天都是你一个人呆着。你的手指敲击在电脑键盘上的声音，仿佛是你在与整个世界对话。你可以很自由地走到他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递给他一张纸条，告诉他们，你对这事的想法或那事的观点。而纸条上的字，就是你适才嘀嘀哒哒地打出来的。 这份自由，在束缚和压抑的现世中绝对没有的。正因为此，写作的愉悦才会超越其它一切，而写作的魅力也因此无限绵长。它足以让一个写作者无法停笔。 三
便是在这期间，我接到一个电话。内容是请我为L诗人的诗集参评鲁奖推荐帮忙。我拒绝了。由此引发了一场“战事”。而另一位诗人T，亦在这期间就职称事宜对我进行短信辱骂。于是，这便成了一场混战。我仿佛成了一位“双打”选手，在猝不及防中开了一场“自卫反击战”。这是我人生从未有过的经历。“战事”的时间很长，波及亦广。它让我意识到，这其实并非我与某一两个人的事，而是我与某一类人之间的事。
迎面而来的便是诸多杂芜，所耗费的是精力和时间。《软埋》的写作，便只能放下。一年的时间都过完了，历经艰难，直到2015年7月，事情告一段落，T诗人的事了结掉了。至于L诗人告我侵犯其名誉权的官司尚未结束。而此时，我也想得很清楚，无论胜败，都不重要。是非曲直都摆在世人面前，如果大家都看得清楚的事，而法官偏偏看不清楚，你便是铁证如山，也是枉然。湖北的诗人在湖北的作家协会参与湖北的文学项目，违反规则，被我批评，却跑到广州对我起诉，这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L早早就对记者说，他肯定赢，法院就在他家楼下。如此这般，你除了无奈，也就只剩无奈。这样想过，就觉得再在此事上耗费时间已无意义。他们好意思让L诗人赢，我又有什么不好意思输呢？我想。 此念一出，所有的事就都放下了。我立即对外宣布：闭关写作。毕竟这部小说一直在耐心地等着我去完成。 七月，我住到了武汉江夏郊区，开始闭关写作。我迅速让自己重新回到一年多前我在深圳的写作状态。江夏的环境清静，空气良好。我每天中午开始工作，一直到凌晨两点。早上则睡到十点之后起床。路遥似乎说过一句话：早上从中午开始。这句话，只有我们这类写作人闻之会心。 门前的菜园里种着辣椒，蕃茄。吃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偶尔，有同事驱车过来，带我一点新鲜蔬菜，也有时候，我们一起到外面吃吃饭，闲聊一下杂志的事。对了，在每天的写作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便在通过网络了解或解决一些杂志社的事务，毕竟我还主持着《长江文艺》原创和《长江文艺》选刊这样两本文学杂志。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个多月，软埋两个字，就像鬼魂一样追逐我。一些杂乱的声音，成天在我的耳边响：不要软埋不要软埋！每天傍晚，我都会沿着湖边去散步，湖水中和树林里，也总像有奇怪的喊叫：我不要软埋。我们不要软埋。常常让我自己好一阵毛骨耸然。 九月底，我终于完成了小说的初稿。之后进入漫长的修改期。而时间于我，还是松动了许多。这期间，湖北省文史馆邀我去重庆考察古镇。同行的是我的两个老友沈虹光和江作苏。这样，他们将我从小说的川东拔出来，去到现实里的川东。《软埋》中许多背景正是在这一片区域。一路上，我看到了不少无主庄园，也触及到更多的细节。于是，调整、修改，再调整，再修改，断断续续地一直改到了年底。 在时间跨度长达三年的写作过程中，“软埋”两个字，就如同种子，也深埋进了我的心里。它们随着我的写作的进展而生长，一直长成了一棵树。根系越来越庞大，树冠越来越繁密。它也让我的心头越来越沉重。无数的人影在我眼边闪来晃去。他们中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他们彼此的兄弟姊妹，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走出来，与我的小说人物重叠。我回忆起他们生前很少说起自己的家事，与自己的亲人也少有来往。他们是地主的儿子和官宦家的女儿。他们用缄默的方式，来软埋自己成长的背景。让我们对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一代人，几无了解。除了祖父，因有一张报纸记录了他被日本人杀死的过程，让我们略知一二外，其它人，尽管是至亲长辈，我们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写着并回想着，在理解他们的同时，同样也去理解青林和他的父亲。是的，他们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们不愿意把他们背了一生的历史包袱，又传递到我们背上。如此，沉默便是他们可以选择的最佳方式。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叹息最多的一句话便是：我大姐太惨了。这一声长叹中，又埋藏着多少人生？或许，这是我另一部小说的内容了。 就这样，我在自己的回忆中写作。丁子桃的面孔和朋友母亲的面孔，还有我的大姨，她们交替地来到我眼前。这些苦难的女性，寂然地走过自己的一生，背负过人世间最沉重的苦难，却又轻微渺小得仿佛从来没有到这世上来过。 唉，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葬于泥土，这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以绝决的心态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记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却都是被时间在软埋。这种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 对于这一切，我这样的一个写作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因为，是否被软埋，更多的时候，根本就由不得自己。 如此，我所能做的，就很简单了。我老老实实把我所知我所感我所惑我所疼写出来。我让我的写作成为一种记录，表达出我曲折和复杂的心情，就够了。 感谢我的责编杨柳，她像一个长年守候在路口的人，每当我完成一部书走出门时，她就恰好在那里等着我。向我伸出手说：拿来吧！如是者三。这一本新书，依然是杨柳责编。她的认真和负责，令我钦佩，也让我放心。而于我最重要的则是，她对作品的判断以及对我所思所想的认同。相识三十多年了，我们想法总是那么接近。一想到这个，心里就有格外的愉快。 还要感谢我深圳的朋友周明艳和她的弟妹徐素。是她们提供给我一处非常好的写作环境，让我得以静心。这部小说要从哪里写起呢？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诸如此类，正是住在她们家里完成。在那个空旷的海边别墅内，在静无人声中，在无人交谈的日子里，仿佛特别能让人产生理智而客观之心。怀着这样的心态，我搭好了整个小说的构架。 还要感谢的人是我所在的杂志社全体同事。作为一社之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几乎难以顾及杂志社的诸多琐事。而他们，都默默地替我承担了下来，并在我最艰难的时刻给予我强有力的支持和理解，以及给予我最温暖的友谊。 现在，这本书终于出版了。它也是献给上述朋友们的。 四
正是在写这个后记期间，我接到广州中院的判决书。不出预料，L诗人赢了官司。正像他之前所吹嘘的：法院果然在他家的楼下。
这个结果，跟我们生活的时代，十分匹配。而于我来说，则微不足道。人性中最幽暗最肮脏的东西，我已经看得十分清晰。相比起我的小说即将出版，它只是落地之尘，可以无视。 朋友母亲即使在最混沌不清的时候，也能说出这五个字：我不要软埋。 我想，是的，我们不要软埋。 2016年5月 “我几乎完全是为了“软埋”这两个字而写这部小说的。
△李金哲：一直以来您都十分关注社会问题，以笔当武器，反思这个“生了病”的社会。您在《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的长篇小说《软埋》，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单行本。在小说里，主人公丁子桃是个一出场就失忆的人，还有一个选择性“失忆”的他的丈夫吴家名。这两个人物不论被动还是主动，都试图忘记自己的过去，他们是否是现实中一群人的缩影？
▲方方：你问得好，他们正是一群人的缩影，这个数字还不小。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从小到大，身边都是这样的人。包括我的父母，他们都不愿意谈及他们的家事，所以，现在当我想要知道父母以上的长辈们的人生时，这才发现，我所掌握的信息少得可怜。我父亲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但我却从未见过祖父的照片。至于丁子桃，这个人物有一点模糊的原型。我的一个朋友，她母亲当年就是从四川逃跑出来的。她一直对我的朋友说，我不要软埋。朋友跟我谈及此事，最初我没有在意。后来，她母亲去世了，她再次跟我谈的时候，我突然被“软埋”两字所击中。当即就跟朋友说，我要写部小说，它的名字就叫《软埋》。我几乎完全是为了这两个字而写这部小说的。这两个字的份量太重了。当然，在我的小说中，丁子桃已经与原型人物完全不一样了。
△李金哲：在小说中您提到了一个概念“无染原罪者”，作为读者我们该如何理解？
▲方方：我是想表达一个人的“无原罪”。武昌花园山有一座天主教堂，以前我写《汉口的沧桑往事》一书时，去过那里。正像我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教堂前有一座圣母山，绿植环绕着露德圣母像。我实地采访时，了解到圣母像背后的内容，当时就心动了一下。但此前我并没有写过。只是在写丁子桃住在武昌昙华林时，花园山的露德圣母像立即浮现在我眼前，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关于露德圣母“无染原罪”的内容。就是说她没有被原罪玷染过。对于吴家名来说，他一直怀疑丁子桃的来历，觉得她和自己是同一类人，他们活在家庭有罪的阴影之中。但吴家名内心是清楚的，他认为他们没有这个“原罪”。所以，也就借圣母像来开导丁子桃。小说中所说的“原罪”与宗教中的“原罪”并非相同含义。它只是用来表明，他们无罪。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以前家庭成分不好，或者家里有人是“地富反坏右”，这便成为我们很多人的“原罪”。成分不好的人，不能上大学，不能当兵，下乡当知青，也不能抽调回来。几乎就相当于贱民。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有如此经历。
“时代走到了那一步，谁都很难违逆自己本性中的欲望
△李金哲：通读小说，您着重描写了川东剿匪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动的土改运动，如今看来，这两个历史事件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方方：中国过去社会不稳定，穷人无出路，很多人当土匪。这个历史很长。我自己的姨妈就被土匪绑票过。因土匪猖獗，尽管已经成立了新中国，但很多基层政府都立不起来。土匪攻城的事时有发生。像川东、湘西这些山里，土匪更是凶猛。同时，国民党溃败后，很多留在大陆的逃散部队，也与土匪合流。为了稳定政权，也为了稳定社会，解放军几乎打完解放战争，就参与了剿匪（北方剿匪要更早一些）。剿匪用的是正规军队。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一路打胜仗，正在势头上。能打善战，又会发动群众。几乎只用了三年，就把中国匪患灭尽。中国土匪有漫长的历史，但五十年代初的这场剿匪运动，使得中国匪患从此绝迹。从一个政权的稳定来讲，这个意义太大了。但土匪是个复杂的概念，因为他们也是很复杂的族群。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对其进行精准判断。他们有杀富济贫的，也有作恶扰民的。但无论如何，一个和平的社会，都不能容忍土匪的存在。对于百姓来说，剿灭土匪使其得以有了安宁生活。土改开始时，剿匪并未完结。两者展开的场所都在乡村，自然有密切关系。从土匪的来源来看，落草为匪的多为穷人，有的是活不下去，也有被土豪劣绅欺压，于是便脱离农耕生活，混入山林江湖成为土匪。而土改运动，从结果上看，它让穷人成了主人，让地主成为“贱民”。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乡村历史，也颠覆了乡村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秩序。严酷的政治斗争，几乎清除了土匪生长的土壤。所以二者之间有着必然关系。
△李金哲：故事中，“忍且庐”和“三知堂”这两个大地主最终落得家破人亡，您认为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悲剧？
▲方方：更多的还是时代原因，虽然他们原本也有问题，但不致死。我相信富人欺压穷人的事是很多的，或是盘剥，或是欺负。他们傲倨穷人头上，他们中或有谦谦君子，但不可能都是，甚至多数都不是。你看看现在的富人就知道。人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当然，人是复杂的动物，他们也有好的，这好的，偶尔也会对某一或某几穷人很恶；同时，他们中的坏的，也不见得对每一个穷人都很坏。反过来也一样。时代给了穷苦农民机会，他们翻了身，他们得到了富人的财产，他们受命对富人斗争。给他们命令的人，同时也是给他们利益的人。对于普通人来说，谁给他好处，他自然听谁的。更何况，他们已经拿到了富人的东西，比方土地，他们也是绝对不想还回去的。只有让富人永不翻身，才有可能这些东西永远归己。所以，他们得令斗争富人时，态度是坚决而凶狠的。我是按照人的本性来推测这些。时代走到了那一步，谁都很难违逆自己本性中的欲望。得失得失，对于俗人来说，他们只愿要得，而不愿有失。而这世界，原本就是由俗人组成。
“是人就有天性中的善与恶，这些善恶的存在是不分穷富的 △李金哲：您如何理解特定时期中，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
▲方方：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是人。是人就有人性天然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是人就有天性中的善与恶。而这些善恶的存在，是不分穷富的，并且它是随外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穷人和富人中都有大善人和大恶人。所以，在我眼里，他们的差别不在于穷富，只在善恶，更在强弱。当富人强势的时候，穷人会有更多的无奈，反过来也一样。但穷人翻身处于强势时，富人的无奈一点也不少于曾经无奈过的穷人。而这些强势的背后，或是权势撑腰，或是武力撑腰。所以作为写作者，我的立场也会有变化。我经常会更同情弱的一方。因我知道，人性之恶，在于它一但有强势背景支撑，这种恶就会放大数倍。
△李金哲：在历史中，有的人选择苟活，这些人被陆子樵称为“要命不要脸”，而他则带着家人以“要脸不要命”的方式选择软埋。这探讨的是“生存还是死亡”的严肃命题，这也是您自写小说以来，都会表达的命题。您怎样评价当时人的选择？又怎样看待生死？
▲方方：其实不管什么人群，也不论什么时代，都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人刚烈，有人懦弱。有人把自尊看得比死重要，而有人则把性命看得比自尊要紧。各有各的人生观。历来如此。你看“文革”中自杀的和活下来的，不也都是这样？这是个人选择。这种选择，与个人的成长背景和性格基因相关。这里很难有对和错，只有自己的合适不合适。我对于人在逆境中的这些选择，取尊重态度。尊重他们自认为的合适方式。尤其生死如果是自己主动的选择，我想，也只能尊重而已。但被迫的或是被迫的主动选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无论如何，且忍庐和三知堂两家人的死亡，都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是死于被迫：被迫害死和被迫找死。 “对平庸者来说，遗忘正是他好好生活的唯一道路
△李金哲：对于不堪回首的历史，您选择了遗忘，并且在小说中多次强调只有遗忘才能好好过生活，以您的个人经验，为什么是遗忘而不是和命运抗争？
▲方方：选择遗忘的不是我，而是小说中的人物青林。青林认为，只有遗忘才能好好生活，不想跟他尚不知道的命运抗争。我觉得，对于庸常者，不必要求太高，他们能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能够正常生存下来，就可以了。毕竟面对生存，他们的智力和能力都有限。所以不必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去记住。但是，这世上的所有事，还是得有人去记住它或是记录它。这种人，我们通常叫他们为精英。他们为什么成为精英？就是他们要对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由他们来记住、由他们来抗争好了。对于平庸者来说，遗忘正是他好好生活的唯一道路，否则他就是精英了。
△李金哲：历史需要客观评价，而小说则是虚构，有读者反馈从中看到了真实的历史，令他“触目惊心”。您如何看待写作者以及读者认为文本所展现的历史事实就是真相的问题？
▲方方：我既没有想要去还原历史的想法，也没有想要去说服读者的企图，我只是按我自己所知之事，如实记录。怎么记录在我自己，如何相信在读者本人。我也不需要别人觉得我认为的真相，就是他必须认为的真相。每个人所知真相，都与其自身素质离不开的。这素质包含其成长背景，知识结构，生活环境等等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一个人对这个社会事件相信哪些和不信哪些的选择。这都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完成的。
“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是两个人。一个是作者，一个是读者
△李金哲：您出身知识分子家庭，高中毕业后，曾做过4年底层搬运工。随着命运的安排，您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这些经历是否决定着您作品中有很强的使命感？
▲方方：所有人的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都对其创作有影响。但是我的作品是否有使命感，这是你的说法。我写作时，是从来没有使命感的。而且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使命感。我只是尽力去完成一篇我想写的小说而已。所以，我也从来没有自己要去改造社会的念头，或是用我的作品去反映某个问题。这些都不是作品能做到的事。我只是写我自己想写的小说，它是什么，以及产生什么样的作用，都由读者自己去体会。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是两个人。一个是写作者，一个是读者。如此而已。
△李金哲：您如何看待写作者与阅读者阅读层次之间的关系？
▲方方：有时我写完了可是我的阅读者不一定可以读得懂。它是和阅读者的能力，受教育背景，知识程度相关的。你的阅读程度低，你对有一些小说完成的程度就低。我们小时候读托尔斯泰的作品，那些关于革命的内容，你哪里想去看。我小时候看《林海雪原》，中间翻得最旧的是少剑波和白歌谈恋爱的部分。这是和阅读者自己的文化有关系。所以有一个说法是接受美学，有接受者本身的关系。
“我的写作立场，只有善恶的立场，而不是族群的立场“
△李金哲：有评论认为，您的创作没有站在市民立场而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您认为您的创作立场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一个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的？
▲方方：我不介意别人怎么说。但写作者的写作立场至少不是这样分配的。在我的想法里，它只有善恶的立场，而不是族群的立场。我认为，一个作家不存在要怎样处理与批评家的关系，大家都是写作者，写的东西不同而已。他们写他们的，我写我的，写得好的，彼此互相欣赏，写得不好的，彼此懒得一阅，不就行了吗？
△李金哲：1982年您开始创作小说，1987年发表的《风景》被评论界认为“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并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很多作家都很讨厌标签化，您如何看待“新写实”作家这一标签？
▲方方：我以前持无所谓的态度，觉得评论家为了方便评论，总是需要把萝卜白菜这样简单地划分一下。但近几年，我觉得挺好。“新写实”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一种提法，他们本质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只是提法上显得温和一点。
△李金哲：《风景》中您以亡婴的视角来看待家庭，这很像《萨特自传》的方式。在八九十年代的创作过程中，您是否也有受到过诸如萨特、波德莱尔、博尔赫斯等作家的影响？
▲方方：我肯定受过很多作家的影响，我年轻的时候，正是文革当中，不上学，人很闲，主要的事就是阅读。但这种阅读是默化潜移地进入到自己身体里，成为一种生命中的文化营养。所以，我受到的作家影响，就不止是你特指的这三个人。但坦白地说，我写《风景》的时候是1986年，发表是在1987年。不少译本并没有出版。还真没有看过《萨特自传》。而波德莱尔的诗倒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在写小说之前，我写诗。
△李金哲：您批判的文字，让读者在阅读上有痛快之感，但也有作品因为太悲观被指消极。比如2013年您创作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有读者认为“简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您如何看待读者的这种反馈？您曾承认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怎么看待当下弘扬的“正能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方方：我的确说过自己是悲观主义者，现在仍然是。并且这种悲观感随年龄的增长和对社会的认知，更加深浓。但很多小说，读者的感受，经常也有他们自己的角度问题。他应该明白，这只是小说，并不是一个社会的全部。这小说只是告诉他，这个人的命运走向是这样的。或许还有，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悲伤等等问题。但如果他换一个角度或换一种思维方式呢？哦，这个社会原来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那么，我们现在重要的事，就是要努力去改变社会这些不公平之处。正像人们常说的，半杯水，乐观主义者看到了，高兴地说，太好了，还有半杯。悲观主义者看到了，沮丧地说，唉，只剩半杯了。所以，能量的正负，经常在自己内心。而内心的东西，是与他的成长背景和他的教育背景，以及他自己的努力状态等等。
“一个人的记录总是片面的，而无数人的记录，便如一人一只手电筒聚焦在一块巨石上，轮廓清晰
△李金哲：您对历史的思考，让我想到了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她凭借亲历者和反思者的双重身份，将采访者发自内心的告求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予以呈现，不仅还原了真相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思考。在我看来，您和她有着很多相似性，比如都有着对人类天然情感的怜悯，都试图记录历史反映事实等等。您是否也想过，用非虚构或者口述史的方式来记录和反思历史？
▲方方：我非常喜欢口述史这样一种记录历史的方式。我自己倡导并组织过出版这类的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记录，总是片面的，而无数人的记录，便如一人一只手电筒聚焦在一块巨石上，这块石头，在无数光照片下，轮廓一定很清晰，而一个光点，却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你提到的这些作家，我也很佩服，但我目前还没有计划这样做，因为我的兴趣点至少目前还在虚构文学上，也就是说，我现在更喜欢做的事情，还是写小说。
△李金哲：您创作的60多部作品中，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思考和观察。您认为作家何如通过写作达到自我思考的提升？
▲方方：写作是件非常自我的事。这件事的确需要一个人的原创能力。我想，我是属于原创力比较强的人。因为的确有些人，原创能力很弱。你提到了思考和观察，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些太重要了。但为什么大家都思考和观察，却不一定都能写出好作品来呢？所以，有时候，写作它就是一件神秘的事。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越高，关注中国小说的人就越高，就像中国人热爱西方小说一样
△李金哲：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被翻译到国外，比如莫言的作品、麦家的谍战小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等，您的作品也被翻译为多种语言销往国外。据您了解，翻译到国外的中国作品“待遇”如何？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比，是什么样的状态？
▲方方：我还真不关注这些。我无法准确地描述世界文学是什么样子，因为我没有外语能力，所以我不能比较。但仅从翻译的文本上来看，我觉得中国文学一点也不比外国文学差。外国人看中国人的小说，远不如中国人来得热情。我想这个跟国家的国际社会地位相关。就像大家，不太会关注不丹、尼泊尔、蒙古这些国家的小说。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越高，关注中国小说的人就越高，就像中国人热爱西方小说一样。
△李金哲：据了解您有不少作品改编为电影，比如《万箭穿心》《桃花灿烂》《埋伏》《行为艺术》（电影名字叫《蓝色爱情》）等都改编成了电影，有的还获得第15届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等奖项。您怎样看待小说改编电影这种方式？未来是否希望更多作品推向荧幕？
▲方方：我觉得在编剧的创造力很弱的情况下，用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个好途径。至少，在开拍之前，已经拥有了好的框架，而不需要编剧不着调地乱编并且他们还编不团圆。小说至少给了他们一个现成的东西。他们只需要换一种创作形式就行了。我对影视界拍不拍我的东西，也是无所谓的。他们找来时，如果很尊重人，并且你能看到他们的认真，我就会同意卖掉版权，如果找来的是油腔滑调者，又没什么诚意，也都懒得搭理。目前我还有好几部小说电影版权已经卖了。我以前在电视台电视剧部当过几年编辑，我知道影视界是些什么样的人。
△李金哲：自2006年来，每年都会评出作家富豪榜，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读者对作品的喜爱程度。您怎样看待这份高人气榜单？
▲方方：上这个榜单，说明钱多，是一种荣幸。没上榜单，说明作品质量还在水准线之上，是另一种荣幸。后面这个荣幸一点不比前面轻弱。我对榜单也没什么兴趣，觉得这就是娱乐之一种，不然文学界也很没趣是不是？不过，尽管如此，我也很少关注这份娱乐。因为可能我经常有比这更有趣的娱乐，所以，我会不记得关注这些。
“自有文坛以来，陋习就在那里，估计上千年历史都有，他们招惹我，我就要反击
△李金哲：与您有关的2014年和2015年的两起文坛之争，一个是批评某诗人“跑奖”，一个是质疑某诗人违规晋升。本月初，您再一次公开致信广东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龚稼立，诘问“作为公民，我的批评权在哪里？”，似乎您想要把这种文坛陋习一揭到底，如今现实情况是否有了改观？
▲方方：我一向都很散漫，从不是好惹事的人。但我当过工人，多少有些江湖气，如果有人惹我，更或是打上门来，我一定会接招。绝对不会猫在家里不出来，然后找人哭诉，诉尽千般委屈。我是懒得也不屑做这种事的人，所以我自会选择直截了当上战场。我根本无意去改变什么文坛陋习，因为自有文坛以来，这陋习就在那里，估计上千年历史都有。我才懒得管哩。只是他们招惹到我，我就要自卫反击，如此而已。
△李金哲：如今您当湖北作协主席已近10年，2017年则面临着下一届选举。您曾说过，早就不想当这个作协主席了，是什么原因让您“早就不想当”？作家陈希我认为，您应该继续当着，“如果能为作家正当权益做事，还是当着好。”如果继续担任，您是否会着重整改内部风气？如果不再担任，您还会不会为不正当权益揭竿而起？
▲方方：我已经满了六十岁，得退休了。我本来就是不管事主席，作协是党组负责制。所以，改变风气不是我的事，我也从来没有这个欲望。我跟很多人的关系，是井水和河水的关系，无论他们怎么玩，我只守我自己的底线。还是前面那句话，但只要有人打到我门上来，或是故意跑来招惹我，我一定会出手还击。这跟性格有关系，跟当不当主席完全没关系。
△李金哲：有人认为文坛应该去官本位化，削减作协之类组织的行政职能，让作家和作品走向市场。您觉得这种方式是否有利于净化创作环境？
▲方方：继续说大实话，我从来都不管这些事。我所认为的只是：作协不应该是现在这种办法。它不应该是一个庞大的机关，拥有着一堆对文学无兴趣、也跟文学没关系的人。文坛不存在官本位的问题，存在官本位问题的是作家协会。
摘自《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