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78，我的高考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序

    1977年7月。

    粉碎“四人帮”已经9个月，社会生活基本恢复到当时的正常状态，政治环境甚至比“文革”晚期还略微宽松，一个佐证是，像我这样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边缘人，也通过了“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政审，被招收到到一个包工队，参加一家新煤矿的基建。

    早在1973年7月，初中毕业的我，因为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表现”都不好，被当时的班主任和驻校“工宣队”定性为“知识越多，对人民害处越大”，失去了升学机会，从此进入了我人生最灰暗的时期：没有身份，所以不能下乡，不能招工，甚至不能当临时工。这次能参加一个比较“正式”的包工队，已经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

    当我在一个天还没亮透的早晨，背着简单的背包，爬上一辆“解放”牌卡车，沿着山区坑坑洼洼蜿蜒的土路，去往百里之外的新工地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拐过这个弯，我就会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这就是，在我第一次外出务工期间，高考制度恢复了。

北京喜讯到矿山

    基建工地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粉碎“四人帮”之初，物资很紧张，建材尤其匮乏，所以住房多半是以“干打垒”为主，就是用不规则的石头做墙体材料，以石灰、黄泥搅茸拌匀为粘合剂砌墙，再搁上水泥预制板做楼板建成的简易房。建造基本工序包括挖泥、踩泥、采石、选石、砌墙、搁板、封顶等环节。我是第一次“参加工作”，没技术，只能做小工，又身体孱弱，不能挑、抬、举，所以被安排到女工班挖泥和踩泥。工资低，一天块把钱，但是比较轻松。和女工班的阿姨大姐相比，有初中学历，自学过高中数理化课程的我，算是知识分子了，加上年纪小、身体差，所以也很受关照，算是有生以来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就这样在温柔乡中过了三个月，矿上开始流传谣言，说是要恢复高考了。我从小就有科学家的梦，虽然早就被现实粉碎，但是人总是愿意相信对自己有利的谣传。1977年没有像往年一样推荐工农兵学员，当时以为是政治局面刚刚剧变，现在回头一想也许真的是有什么重大秘密。秉性难移，埋在心里的梦想又隐约开始苏醒，“白专”的本性又开始蠢蠢欲动，所以我就开始留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晚上8点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早上6点的《新闻》节目。那个时候电视机是稀罕物，报纸要三天以后才能读到，矿区的高音喇叭是最权威、最及时的消息来源。

    果然，一天早上，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当场欢呼起来，全队的工友都来向我报喜，队长当场表态，我可以只上半天班，发全天工资。我们是包工队，没有工资人事制度，包工头说的话就是政策。

    可是问题来了：我没有“单位”，所以没地方了解高考政策。按照当时的做法，没有“单位”给我开介绍，我就没地方报名；没有单位给我做“政审”，我的档案就不完整。感谢小平同志，当年的恢复高考工作对制度的突破力度之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报名取消了单位介绍，开放没“单位”的体制外社会青年报考，社会青年政审由户口所在地居委会和街道出具。现在的人不理解这样做的意义，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修正主义全面复辟的节奏。

    随着政策逐渐明朗，仿佛天也在渐渐变晴，我的心情也日益开朗。我可以参加高考了，我有希望上大学了，我的“科学家梦”有望成真了。

终于有了身份

    恢复高考的形势逐渐明朗，矿上已经开始开会传达高考政策。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传达会，于是向队长请假，回到镇上，具体了解报名条件的细则。

    我的户口挂靠在一个省属煤矿，这是一个政企合一的县团级单位，当地居民几乎都是煤矿职工和职工家属，像我这样不是职工子弟的“矿外家属”（我一觉得这个叫法好奇怪，可能觉得“矿外人员”不好听吧）只有百十号人，归当地政府管理。沾煤矿非农业人口众多的光，这里的政府是“镇”的建制，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规格，但是由于辖区和矿区重叠，所管理的实际人口很少，所以这个镇的党组织只是支部层级，牵涉到人事，就啥也办不成。

    这就给我这个户口在矿上，人又不归煤矿管的“矿外家属”带来很大的困扰。

    首先，我要到派出所把户口从矿上的“家属段”转到镇上的“居民组”。我是流浪人口，没有固定住址，又没有迁徙理由，第一步就不好办。所幸，镇党支部书记是个大好人，以我租住的农房作为居住地址，以“投靠”的名义出具了准迁证，到派出所把我的户口页从“家属段”抽屉转移到了“居民组”抽屉。

    户口解决之后，新问题又来了：我还是没有身份，因为我没有下过乡。

    我1973年初中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属于“知识青年”，必须“自愿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全国已经推广“厂社挂钩”的上山下乡政策，知识青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再教育”之后，要由组织下乡的单位招回，安排就业。我不是矿上人口，煤矿当然不会让我借“上山下乡”混入工人阶级队伍，所以把我排除在外；我同时又是“矿外家属”，不属于镇上管理的人口，镇上也不愿意招惹，所以连接受“再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以前是乐得逍遥，但是现在户口关系转到镇上，我就成了“留城知青”，而又没有任何留城手续，虽然有户口，仍然是个“黑人”。即使按当时已经非常开明的条件，我这样抗拒上山下乡的“黑人”还是没有报名资格。

    还是要感谢镇党支部书记，他得知情况后，亲自跑到县知青办，帮我办理了“特困留城”的证明，解决了我的身份问题。

    感谢高考。借助于高考，我居然轻松地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身份问题，不再是一个游离于“矿上”和“镇上”之间的边缘人。

    我一直很感谢镇党支部书记，这位共产党最基层的领导干部。是他帮我扫平了取得高考资格的全部政策障碍，为我打开了一扇命运之门。高考结束后，我买了一包糖去感谢他，他不要，我这个人天生不会送礼，又把糖拎回来了。很多年以后，我回去看望过他一次，他不在家，等到下午很晚才见面，又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县城吃饭，就在当地唯一的一家小饭馆吃了顿饭，这里很偏僻，小饭馆最高档的菜只有卤牛肉，我很过意不去。还好这次他收下了我带去的桃片，大约是看我已经能够承担这笔开销了吧。

    还有一个小插曲，我是按“同等学力”参加高考的，但是我连初中毕业证都没有。因为我拖欠了学费，而我不是职工子弟，不符合矿职工子弟校减免学费的条件，学校就扣了我的毕业证。当时我就读的学校已经停办了，档案保存在矿职工子弟校总部，补交了3块多钱的学费，把毕业证领出来，我才知道毕业证长什么样。苦笑。

强闯政审关

    我生于1958年。按当时时髦的语言，叫“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长大”，按理说政审不应该成为任何问题。可是命运捉弄，从我有“政治鉴定”那一天起，政审，就是我这个品学兼优、成绩从没跌出过全校前三的学生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这都是因为，我一直拒绝“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身份。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身份，是毛泽东的伟大发明，我到现在也搞不懂，“可以教育好”究竟表明你是个坏人还是个好人。对这个名号，我一开始就是拒绝的，因为这表示我被打入了另册。

    我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那时我还没有出生。等我出生，父亲作为右派分子被送去劳教，我在襁褓之中就被父亲工作的大学逐出城市，迁到大山之中的煤矿，投靠我的外祖母，成为“矿外家属”。等我进入矿职工子弟校借读，我父亲已经解除劳教，回到单位，并且“摘帽”成了学校的工人。所以我坚持我是工人出身，不是“黑五类子弟”。为此在初中毕业做鉴定的时候，我多次和负责政审的工宣队长辩论。工宣队长文化低，说不过我，气急败坏说我“知识越多，对人民害处越大”，鉴定为政治立场不坚定，直接取消了我升学的资格。

    现在我要参加高考，要填政审表，这又是个迈不过去的坎。高中可以不读，大不了自学；大学就不一样了，进了大学就包分配，有工作，成为国家干部，一辈子就有保障了，这是一道分水岭。

    面对这张决定我命运的双面印刷的16开铅印表格，我决定不妥协。在“家庭出身”一栏，我填上了“工人”；在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一栏，我填写的父亲政治面貌是“群众”；家庭成员有无“杀关管”，我填了“无”。即便在我最卑微的时候，即便面临人生最紧要的关口，我仍然尽可能维护着我的尊严，端着我的“臭架子”，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价值。

    填完表格，交了5角钱报名费，我完成了报名手续，回工地上班去了。

    大约过了一周，镇上报名点打电话到工地托人找我，要我马上赶回镇上，有情况要核实。我知道又是政审出问题了。果然，报名点的工作人员明确指出，我没有如实填写家庭出身。我据理力争，说我父亲已经摘帽了，所以不是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并不是政治面貌，可以不填。报名点的说这个没办法，不填的话，派出所就不盖章。后来双方达成一个妥协，我在“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一栏写上：父亲1957年被划成右派，受到劳动教养处分，1962年摘除“右派分子”帽子。然后，镇上负责和派出所商量过关。

    我一点也不埋怨报名点的工作人员，毕竟他们有自己的职务要求，能和我达成这样的妥协，也已经仁至义尽了，我不能要他们冒自己的政治风险。

    我终于闯过政审关，成功报上名，可以步入考场了。对考试，我胸有成竹，因为在我的圈子里，我还没碰上过比我牛的考生。朦胧间我似乎看到，“理想的航帆，就这样升起来了，八面来风，就这样将它吹动。”

八面来风

    四川省1977年的高考，是大、中专同时报名、同时考试。根据当时的政策，初中生可以报考中专，也可以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而高中生则只能报考大学。为稳妥起见，一些高中生千方百计要降低自己的学历，以便参加中专考试。他们的理想路径，是先考入中专，取得干部身份，中专毕业三年后再去考大学，带着干部身份去读书，两不耽误。

    在往届生中，我的情况是比较令人羡慕的，学习底子好，又是初中生，有资格报考中专，周围的好心人也纷纷劝我报考中专。但是我拒绝了所有劝说，坚持报考了大学。我从小就要求自己，在拼本事的场合，必须要成为顶尖人群，追逐一流。

    既然报考了大学，我已经背水一战，然而这时我还裸着：我没有受过正规的高中教育，脑子里库存的是散装知识，应战高考显然风险很大。而此时别说考试大纲、复习材料，我甚至连一套当时的高中课本都没有。

    我虽然是初中毕业，但是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初期停课，初中推迟半年招生，实际上只读了两年半。而且，那时也没有统编教材，记得我当时使用的物理课本，叫《工业基础知识》，而化学课本叫《农业基础知识》。教育家们在那个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为了知识的传承，也真是煞费苦心，但毕竟知识体系比较残缺。此时距我初中毕业已经4年多，我所接受的课堂教育早就不适应形势，我不管多牛，靠不成体系的知识去“裸考”，显然是不行的。

    我急需一套当时的高中教材，这样我才可以系统学习高中课程，以参加考试。那个年代是书荒岁月，加上往届考生众多，课本需求量暴增，当期正式教材更是十分稀罕的宝贝。所幸，工地上有两个小姐姐是高中毕业生，还保存着一些课本，她们自己不参加高考，两个人合计了一下，可以拼凑一套完整的高中课本借给我，虽然已经不是当期课本，但内容差异不大。我喜出望外，感激不尽。那时候的人真是实诚，两个小姐姐马上请假，搭煤车（那时候客运线路很少，大部分地方不通客车）百里奔波，专程帮我取来了课本。一位阿姨的老公在矿中文印室搞油印，她在回家探亲的时候主动帮我拿来了她老公印刷的那部分复习资料。资料是用马粪纸油印的，主要是各种练习题，虽然不成套，但是对我扩充练习的题量，熟悉各种题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那段时间，为考生服务几乎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行动。新矿当时正值建设初期，汇集来自四面八方的施工队伍，稀有的几个考生，居然成为人人认识的明星人物。我和工友们此前素不相识，包工队散伙后也将星散，但是从队长到阿姨姐姐们，都给了我不图回报的无私帮助，甚至当我去矿上食堂打饭，也会有素不相识的工友主动叫我插队，以免耽误我的时间。当时，凭一个“高考考生”的身份，就已经备受照顾，说明即便经过“文革”摧残，在民间，对知识的尊重，一直是核心价值观，而恢复高考，真的是民心所向。

走进考场

    1977年的高考，其实全社会都准备不足。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百废待举，满目疮痍，政府不仅无法解决众多考生参加考试的吃住行等后勤问题，甚至连印试卷的纸都严重短缺。而考生当然是措手不及，复习资料奇缺，复习准备时间不足，因此，1977年的高考，拼的其实不是学习能力，而是平时的学习积累。所以我其实并不十分赞成1977级大学生是最优秀的人群这种说法，只同意他们是最坚韧的一群人。在那个靠读书看不到半点光明的时代，能够坚持下来的人毕竟十分稀少，而突然而至的高考，算是弥补了他们的十年坚守。

    不管怎样准备不足，该来的总会来。1977年12月中旬，高考终于来了。

    根据招生办的统一安排，我在头一天的早上爬上运煤的卡车进了县城，到指定的考生团集中。爬煤车是当时矿区人民必备的一门技术，一般是等在一段长上坡的公路边，等重载煤车过路，从车后吊住车厢后挡板，再攀缘上车。司机一般不会过问，好心一点的，还会主动停下来，问一声你在哪里下，到了下车地点会主动停车。

    我沾了省属煤矿大单位的光，住宿被安排在条件最好的县旅馆，这是我第一次住旅馆。但是考生实在太多了，每张床要睡两个人。也许是故意安排，我所在的房间8个人家庭出身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不过大家也都装没事，互相安慰，用的就是中国神句“来都来了”。是啊，来都来了，不管后事如何，先把试考好再说，大家晚上还躺在床上互相切磋习题，气氛显得轻松和谐。

    我们县是个工业县，聚集了一批煤炭、石油、钢铁、核工业领域的央企、省企，个个都和县政府平起平坐，有些级别还高，县政府算是比较没事找事的那种，县工矿贸易公司比县百货公司还牛。至于教育，县里面则基本上要仰仗工矿子弟校的教学力量。当时高校毕业生实行分配制度，又强调“四个面向”，所以工矿子弟校的师资基本上都是大专起跳，还有一批来自清华、北航等名校的毕业生，这在知识分子奇缺的时代，全方位碾压当时的县中学甚至县师范校。1977年高考，来自各大单位的考生不仅质量上乘，首先在数量上就撑起了门面，仅我所在的矿就有将近600考生，全县考生数量达6000余人（那年全国考生570余万），以至于县里当时在体育场举办的考前动员会无法容纳这么多考生，只好由各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

    我无缘参加县里的考前动员会，会后听了带队老师的传达，内容记不清了，只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他说：你们在站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考不上的，所以大家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这话不大像是在动员，而是像在放气。好在我这个人受打击也习惯了，本来又身处最底层，只有所得，无从所失，所以情绪也没受什么影响。

    1977年四川的高考有4门，理科是语文、数学、政治、理化。4门课考起来还是比较轻松。我的一位监考老师是个老太婆，她经常站在我背后看我答题，考最后一门的时候，开考之前她特地来问我哪里的，我说矿上的，她“哦”了一下拍拍我的头，说，你没问题。监考老师掌握考场的动态，她说我没问题，我心里当然又踏实多了。

    功课考完，自我感觉良好，我连家都没回，直接就爬煤车回工地了。工友们见了我都笑呵呵招呼：大学生回来了？惹得旁人侧目。我心里当然乐滋滋的，同时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喜报传来

    高考人生大事，考完说是不在乎考多少分，那是不可能的。回到工地后，恢复了全天上班，劳累中似乎也冲淡了些许焦虑，但是一闲下来，还是在惦念考试结果。

    1977年的高考没有公布考试成绩，相应也没有公布录取分数线，根据招考办法，是省招办划定调档分数线，由各县组织上线考生参加统一体检，当时称为“体检线”。我没有单位，县招办只有通知镇上报名点，由镇上报名点再通知我。在当时的中国，像我这样没有“单位”的人，简直就是野生状态，没人管的，我非常担心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出现疏漏。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有政务公开一说，“单位”不主动找你，你就不知道找谁。为防止电话打过来找不到我，错过消息，我特地请总机代接我的电话，事后转达我就是。

    焦虑中过了20来天，工地的电话总机带来口信，说煤矿政工科通知我回去开会，布置参加高考体检的事情。我“中举”的喜报，居然是一条口信，未免太没有历史感了。但这条口信让整个工地都欢呼起来。我工地所在的新矿，除了我，还有一位技术科的“老三届”也上了体检线，我们两个人当时就成为新矿的明星人物，走在路上，回头率飙升。

    由于属于镇上的考生只有我一个人上线，县招办就用括号把我附加到矿上的考生队伍，加上我本来也是矿职工子弟校毕业，所以矿中也忘掉了把我拒之高中大门外的恩怨，不客气把我记入了他们的高考成绩单，大红榜上终于有了我的名字。尽管我成绩历来优异，但是从来与各种“光荣榜”无缘，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喜报”，心里真是美滋滋的，站在宣传栏前，望着自己的名字发了半天呆。

    据统计，那年矿上共有580余人参加大、中专考试，上了“体检线”的考生76人，上线率在居全地区第一，还超过了当时牛哄哄的石油系统和核工业系统的子弟校，矿中为此名声大噪。

    比较有意思的是，高考时我们同宿舍的8名考生，有7名上了体检线，这简直就是奇迹，放现在就会有狗仔来写“学霸寝室”之类的花边新闻了。我们几个同病相怜的考生光荣重聚，说是弹冠相庆也一点不为过，大家都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体检的动员会是在矿党委的会议室进行的，政工科的科长亲自主持会议，并传达体检注意事项。因为体检之后就要填报志愿，所以也同时传达矿党委对在职职工填报升学志愿的要求。那年可以填报6所大学，3所中专，科长要求我们客观把握自己的考试成绩，合理填报志愿，同时要求要立足本职，热爱岗位，尽量填报矿业院校，学成后回来回报矿山。我不是矿上的人，满脑子想的是离开这块伤心地，根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不过因为工龄5年以上的在职职工是要带工资上学的，这番话对其他人也还管用，后来填报矿业类院校的考生真还不少。

    矿中这次考得好，可以为矿山争光，矿领导也高兴，派出了两辆大卡车，贴上红纸标语，插上红旗，风风光光把我们送到县中学参加体检。石油、核工业的几家大单位，也是派车送体检考生，相互别苗头，一家气矿居然还派了客车，让大家羡慕不已。

    有朋友一直好奇以我的知识结构，为什么会进了农学院。这其实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系。那时填志愿还没有考生指南一类的东西，由招办把各校招生专业抄写成大字报，挂在招办大院内，考生一路浏览过去，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学校就抄在草稿纸上，然后自己想当然平衡一下就填报了。我有高中升学落榜的教训，在选择志愿的时候，注意力集中在政审相对宽松的农林类院校，这其实是为躲避政审的权宜之计，并非“学农爱农立志务农”的理想主义发作。其实因为我是扁平足，在当时农学类还是限报专业，好在体检似乎并没有那么细致，连X光都没照，所以我也就冒险一博了。

希望落空

    体检之后的等待更加漫长难熬。招办传达说，体检线是按录取数的120%核定的，所以会有1/6的人最终会落榜。大专上线的考生，由于还可以填报中专，所以即使大专落榜，还有中专兜底，心里是比较踏实的。和其他人相比，我要多一道关口，就是政审。我虽然闯过了报考的政审关，取得了高考资格，但是报名表上我的“本人表现”究竟写了些什么，我是不知道的。反正自从我有所谓“鉴定意见”以来，“不关心政治”、“不热爱劳动”、“不关心集体”这些负面评价一直都在。

    体检结束不久，我们承担的工程结束，包工队解散，我又回到镇上，处于“待业”状态，再次成为“社会青年”。无所事事加上等待录取结果的煎熬，更是觉得度日如年。

    那个时候的录取进度没有任何途径可以查询，只有录取通知书到了，才知道结果。镇上有一个邮政支局，但是并不负责投递，县邮局每天送一次邮件，邮政支局会把信件放在柜台上，居民自己去取。家有考生的家庭，每天就早早候在邮局门口，等县邮局的邮递员到达，就一拥而上“刷邮箱”，一是想早点得知结果，二是担心信件丢失，场面蔚为壮观。

    不久，录取通知书陆陆续续到了。第一份好像是上海交大的，而且是带五角星的专业，意思是军工，我辈是想都不敢想的。随后，川大、重大、西师的通知书也陆续送达。再后来，有人收到了我出生的那所大区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院校，没我的，我知道一志愿落空了，心里开始变得空落落的。

    再后来，我们高考住同一宿舍的“问题考生”收到了第一份录取通知书，来自西南交大，当时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步行6公里专程来到我家报告这一特大喜讯。我一则为室友终于解脱高兴，二则又勾起自己隐隐的希望。

    再到后来，我们同宿舍的考生中已有5人收到了录取通知，只有我和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考生杳无音信。断断续续又过了半个月，中专的录取通知书也发放完毕，我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没过几天，又有消息说，要从落榜生中补充录取一批。果然，不久，我们同宿舍的那位出身地主家庭的考生收到了昆明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他几乎是奔跑着来我家向我报告喜讯，同时安慰我：你也应该快了。因为在当时，“地主”是最严重的出身问题，至少比“摘帽右派”要严重得多。

    但是最终我还是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矿上70余名上线考生，只有我和一位青工最终落选。那位考生是因为盗窃被“群众专政指挥部”办过学习班，在“群专”留有案底，但是未受任何行政刑事处罚。现在的人可以说，“群众专政指挥部”算个屁呀，完全是非法组织，可是在当年他们就有生杀予夺之权。

    “地主家的狗崽子”都走了，而我没有走成，我知道已经不单是出身原因，而是“本人政治表现”也出了问题。想起来都滑稽，我一个大山里的小屁孩，还是野生状态，根本没机会参与政治活动，何来“政治表现”，而且还“表现不好”？我知道这是当年工宣队给我下的结论还在起作用。中学期间，我从来没有提交过加入“红卫兵”（“文革”期间中学的准共青团组织）、共青团的申请，我知道提交这样的申请只会招致羞辱，结果被工宣队定性为“政治上消极，不要求进步”；又因为出身问题多次和班主任、工宣队发生冲突，被班主任和工宣队在班会上公开指责“知识越多对人民害处越大”，这些东西当然会影响我的毕业鉴定。为我做高考政审的人，根本不认识我，我的所谓“政治表现”，肯定也只好抄档案。按理，“四人帮”时期政治表现不好，正好说明我政治立场坚定，至少不是“三种人”，应该加分才对，怎么能一边批判“四人帮”，一边沿用“四人帮”时期的“政审”意见？后来披露的案例中，甚至还有因为早先拒绝“批邓”被办过“学习班”，导致政审不合格的，可见抄档案做“政审”，不是孤例。看似严肃的“政审”，实际操作却如此草率，是当时的制度性硬伤，害人不浅。

    好在，来自各方面的消息证实，1978年将改回秋季招生，4个月以后，将举行第二次高考。我对国家将会走向开明抱有坚定的希望，于是开始准备参加1978年的考试，“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

意外惊喜

    “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得到大学的offer，但是高考的成功，给我带来了另一个惊喜：我收到了来自另一所学校的offer，不是去上学，而是去教书。

    1977年高考结束以后，我以初中学历高考上线的事迹在矿上广为流传，成为神一般的存在。当时镇中心完小用“戴帽”的方式办了完中，由于师资奇缺，教学质量很差。高考制度恢复以后，学校面临极大的升学压力。我户口转到镇上以后，就是镇上的人了，镇党支部书记把我落选的事告诉了镇中，要他们聘我去学校任代课教师。校长如获至宝，马上亲自登门，聘请我到学校教书育人。初中毕业以后四处流浪了将近5年的我，得到这个意外offer，当然非常乐意，满口答应下来。

    当时已经开学了，时间紧迫，校长体现了特事特办的风格，要我第二天就去学校报到上班，聘用手续由学校随后办理。于是，刚刚还是无业游民，一眨眼我就成了李老师，而且是中心校的李老师。

    第二天，我去了镇中报到。校长老实不客气地给了我很重的教学任务：负责两个初中毕业班的语文、物理、化学课程，并且兼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一周16节课。可怜这两个班的80多名孩子，从此语文是物理老师在教，化学是语文老师在教，物理是化学老师在教。再后来，校长看我似乎还有余力，又叫我接了一个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这样一周我就排了20节课。校长也很慷慨，给了我代课教师的最高工资：每月42元。

    因为和矿中这样的“名校”相邻，镇中的生源很差，但由于师资不足，教学质量更差，上一次全（县辖）区统考，镇中初中毕业班化学平均成绩13分，物理成绩7分，简直是惨不忍睹。我接手后，以“立即开始总复习”为由头，中断了前任老师的教学进程，从头开始讲授。此时离升学考试只有一学期，我要用这点时间，给这帮天赋比较差的孩子讲完三年的课程（那时农村初中是两年制，城镇三年制，中心校虽是农村学校戴帽，但因为是镇的建制，所以按城镇中学对待），靠常规是不行的。于是我按照自己的学习经验，打乱了教材章节，按知识链组织课程，以考代训，以评代讲。

    我根据关键知识点编写试卷，利用班主任的特权，每天在早自习组织考试，当天正课讲题、点评，然后原卷当家庭作业，全部重做；下节课原题变换数值再考、再评，直到优生能全部掌握，一般学生能大部掌握为止。然后，再进行下一阶段教学，如此往复循环，活生生把学生变成了解题机器。方法虽然不地道，但效果很好，学生成绩提高很快，班上居然开始有外校的学生过来旁听了。我的年龄和毕业班的学生相仿，我也经常对他们说，也许半年后我们就是同学，大家别为难我，所以课堂秩序也算好，校长对我评价极高，还让我代表学校上了一堂全区的语文公开课。

    我的工作量大，自己又要复习准备高考，所以校长给了我一个特权，可以不写教案，因此我经常空着手上教室。学校正式编制的教师很少，大部分都是代课教师，大家平起平坐，我又是教学骨干，还混得风生水起，是平生比较得意的一段时间。

    当班主任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群众工作。班主任要家访，还要催收学费。一次到一个学生家中催费，说了半天，他母亲一声不吭，我没辙，只好告辞出来，学生家长送我出门时说，李老师，你今天说恁久，我一句嘴都没回，我是看你年轻，不和你一般见识。欠公家钱还如此理直气壮，我眼镜都掉下来了，想起自己当年欠费，见了总务还躲着走，一时竟无言以对，从此知道我不是做群众工作的料。

    到学校当老师，最大的收获是复习资料好找了。教育部颁布了高考复习大纲，我第一时间就拿到了，除了教材全无问题，还有教师用书可以参考，这尤其对复习政治帮助极大。我讲授的课程刚好又都是高考科目，还应了“教学相长”那句话，由于要给学生讲课，自己对课程也吃的更透，一举两得，自我感觉提升很大，对迎接高考也更有信心。

人民日报发飙

    1977年的高考，是邓小平排除万难才恢复的，高考报名、政审条件也是小平同志亲自审定的，不仅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门槛，而且一再放宽政审条件，强调择优录取。但是毕竟当时不管是考生所在单位负责政审还是高校负责录取，都由政工干部在具体操作。这批在“文革”中呼风唤雨的政工干部，不仅“左”到骨子里，好多人还本来就是“三种人”，他们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敌意。所以1977年的高考政审，宁“左”勿右仍然是主流。煤矿本来以工人阶级为主，相对单纯，尚且有3%的人因政审而被淘汰，全国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于是在录取完成之后，因“政审”原因而落选，要求落实政策的信访就爆发了。那时没有网络，没地方发帖，通行的方式就是投书报纸和大领导。那时候的党报都有“群工部”，专门负责处理群众来信，并且会就其中的热点问题编写内参，送交有关领导参阅。报社的编辑记者以知识分子为主，自己或者朋友的子女也难免也受到“政审”问题的干扰，惺惺相惜，各大报几乎都有反映高考政审问题的内参递到中央。

    除了内参之外，另一支重要力量就是北京的高干子弟。这批人不少在“文革”中被发配到东北、西北、西南上山下乡，很多人的父母还“挂”着没有“解放”，本人也免不了有点偷鸡摸狗的小毛病，所以高考的政审材料肯定比我还难看。但是他们路子野，他们的父母虽然没“解放”，人脉还在，往中南海递个条子什么的，还是轻而易举。

    有上层路线，有群众基础，天经地义的“政审”终于遭到了质疑。1978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明确指出，广大青年不应该受到祖辈、父辈的历史问题的牵连，文章甚至把“文革”中用“出身论”压制青年的做法称为“罪恶行径”，语气罕见严厉。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两报一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简直就是中央文件，权威不容置疑。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听到了这篇文章的全文广播，真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当时，小平同志刚刚复出不久，“两个凡是”还是铁律，干部甄别、“解放”工作也还没有启动，这批人的子女还受着牵连，而掌握着“写材料”大权的政工干部，很多人还延续着“文革”作派，把整人当成一种炫耀权力的乐趣。《人民日报》发飙，表现了上层要拨乱反正的鲜明态度，当然也传达了大领导对“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震怒，对即将到来的1978年高考政审，有一锤定音的作用。

    过了两天，刊登有评论员文章的《人民日报》到了，我特地把这天的报纸从报架上取下来，带回了家。我天生缺乏智慧，一直是工程师思维，把政策、文件当成物理定律来相信和遵循。1978年的高考马上要报名了，按政策，我的政审意见还是要由矿政工科负责，矿保卫科（派出所）盖章，我要拿这篇报纸为依据，去和政工科说理，坚决不再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我要以清白之身，参加1978年的高考。

师生同场竞技

    和1977年的高考不一样，现在我自己带着毕业班，要在半年时间讲完三年的课，时间总觉得太紧。因为已经是名人了，1978年的高考报名很顺畅，政工科也没有为出身问题再刁难，当然他们也许是和那个欠费的家长一样，懒得和我一般见识，反正最后怎样给我写鉴定，我也不知道。

    中专和高中的升学考试在6月底，比高考要早。我先安顿好了自己班上学生的升学考试，让班上5个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报考了中专，其他学生参加高中升学统考。幸运的是我押中了一道中专升学考试的物理大题，关于混联电路计算，算是帮了学生一把，5个学生考走了两个，其中一位考到镇江船舶学校；整个毕业班考走了4个，这已经是很轰动的成绩了。

    学校的老师，除了我以外，高中的一位语文老师也参加了当年高考。师生同场竞技，有一个风险就是老师也许会考不过学生（所以当年易中天才去直接考研究生），总分考不过还好说，自己教的那门课也考不过，就尴尬了，不过那两年这也是常见的现象，毕竟那时师资太紧缺。

    我没有和矿区考生住，而是作为带队老师，同校长、教导主任和镇中的考生住在一起，这样还可以给考生做点考前辅导。

    很多人认为1978年的新生质量要低于1977年，其实这是个想当然的误解。1977年的高考时间仓促，大家几乎都是在“裸考”，拼的是平时积累，所以1977级的学生以受过系统教育、功底扎实的“老三届”为主。1978年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有了充裕的时间、系统的资料可供复习准备，拼的就是学习能力。更关键的是，1978年开始有了应届生这支生力军，他们都是经过半年多时间训练出来的考试机器，往届生和他们同场，且不说年龄差异，光水准就是就是业余队和职业队在比赛。这种情况下，我还要挤出自己的时间，去辅导自己的对手和自己对打，想起来也真是滑稽。

    我的考试还是顺风顺水，发挥基本正常。第一天上午的语文，考试下来自检，可知的硬伤只有把“盘桓”写成了“盘恒”。下午考物理出了点小状况，最后一道20分的大题，是磁学、力学综合的计算题，是我比较擅长的题型，但是计算结果除不尽，直觉有些反常，反复检查查不出问题，第二天还有考试，我也不想耗下去，于是交卷出来，刚出门就想起，在解题的时候，我没有对题目给出的条件进行量纲换算，掉坑里去了，这可是道20分的大题哦，这个错误太低级，心里有些懊恼，回头一想，我能不能被录取，分数并不重要，反正有多的，于是也就释然。数学是我最差的科目，主要是因式分解和三角函数一塌糊涂，反正都不会做，也不影响情绪，政治、化学、外语基本发挥正常。

    高考结束，因为原来负责高中毕业班的老师太牛，县师范校要借调他去任教，学校决定我接任高中的理化课程。由于下学期要变更教材，我考试完毕直接就留下来参加暑期新教材培训。校长很看重我，在我身上下了大本钱，我很感激。

单独面试

新教材培训结束，我回家一面备课，一边等待高考结果。

    新的理化教材比老课本增加了很多内容，一些内容是我以前没接触过的。上讲台和上考场不一样，上考场不会做丢几分无碍大局，很难的内容可以选择放弃，正如我备考时放弃因式分解和三角函数。但是上讲台就不一样了，教材上的概念、例题、习题必须要揉碎嚼烂、烂熟于胸，否则难免误人子弟。那时图书短缺，好在有人送我一本50年代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化学手册》，是当时的工程师用书，里面的内容基本覆盖了理化课本，成为我案头的必备工具书。

    一天下午，镇上有人带口信来说，县招办通知我第二天上午10点去参加复试。我没有报考需要面试的专业，听到这个消息莫名其妙，赶去问认识的其他考生，都没接到通知。有人揣测是不是成绩优异要特招啊，我想我也没优秀到要成为国家栋梁的程度，心里边怀疑是不是政审又出问题了？

    第二天，我惴惴不安来到县招办，被安排到会议室等候，到达的时候已经有五六个考生等在那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10点过了一会儿，有两个招办干部拿着一摞试卷进来，说我们的外语需要复试。

    1978年高考，外语属于加试选考，成绩不计入总分。我初中的时候上过一学期英语，成绩是班上最好的，但是也限于Long live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的水平，不过我曾经跟一位住牛棚的教授学过日语五十音图，懂一点简短句子，水平略好于英语，于是我选考了日语。今天来参加复试的，原来都是外语考试选考日语的考生。

    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当初有一个机会摆在我面前，可是被我错过了。如果我日语好一点，就真的特招了也说不定。可是我仅限于能拼假名的水平，其实是两眼一抹黑，填了几个空，连猜带蒙翻译了几个句子，草草完卷就出来了。回来跟朋友说起，大家瞎猜一气，都很替我惋惜。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清楚当初为什么要复试，已公开的回忆录也没人提到过类似经历，这一直是一个谜。

    不久高考成绩公布了，我考了364，基本上在我预估的范围内，这个成绩现在看来不咋样，在当年肯定是前1%。其中物理89，想来是最后一道大题虽然一开始量纲就错了，但是解题步骤正确，所以扣分不算严重。语文87，化学81，我当老师所讲的科目考得都不错，算没丢脸。政治和数学没及格，也在预料之中。随后录取分数线也公布了，大专上线280（当年录取不分本、专科），重点线320，以我的分数，志愿又填得低，如果政审不出意外，录取肯定没问题。

    尽管《人民日报》已经发了话，出身不能成为问题，但是还是强调“重在本人表现”。我的“本人表现”似乎也一直是道坎，这让我十分郁闷。“四人帮”早就成了反革命，“工宣队”也已经寿终正寝，我却还依然要背负“四人帮”时期“工宣队”强加的不实之词，真是岂有此理。所以尽管对成绩比较满意，但能否被最后录取，我还是心里没底。

终于等到你

    进入九月，学校已经开学，我接手了两个初中毕业班和高中一年级两个班的理化课，兼了一个高中班的班主任，不再教语文，课程比较单纯一点了。这时候，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陆续开始发放，学生和家长聚集在邮局门口等候邮递员的盛况又开始出现。学校收发室每天会有专人下山去取报刊和邮件，他是个很和善的老头，每天回来见到我，就会第一时间告诉我：“李老师，今天没你的信”，当然也绝口不提谁谁又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9月中旬，一位在我班上旁听过的复习生收到了那所大区农学院园艺系果树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我没消息，我知道我的第一志愿又落空了。这所在我还在襁褓之中就把我扫地出门的高等学府，现在也不肯让我回去，尽管去我大大超出它的录取分数线。

    校长看出来我的落寞，安慰我说，不要紧，今年还走不了的话，我们想办法给你转正。这时候县里已经完成了撤区扩乡的试点，镇的辖区已经不限于矿区，还纳入了周边的三个乡，中心校也上升到和原来的区中学一个级别，教师编制将会增加。校长还承诺，转正后，根据教师学历达标计划，高中教师需要本科学历，可以送我去读电大或者函授。校长当然不纯粹是安慰我，学校正在教毕业班的骨干老师马上要去师范校，学校需要新的顶梁柱。而且政审这个东西，典型的就是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有学校撑着，我的履历本来也清楚，肯定不会有问题。

    进入9月下旬，已经没有录取通知书送达，意味着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但是很快又有消息传来，说省招办正在安排省属高校扩招补录，达到录取条件的考生，原则上都要录取。我的二志愿是XX农学院，属于省属高校，应该在扩招补录之列。

    一天下午，我正在上课，收发室的工友探头进来说：李老师，有你的挂号信。听说是挂号信，我知道是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录取通知书装在一个印着“四川省XX农学院”字样的小牛皮纸信封里，信封里只有薄薄两张纸，一张白色打字纸印刷的盖着省招委和XX农学院印章的录取通知书，一张红色标语纸印刷的报到须知。我第一眼看到“录取通知书”5个大字，内心立刻如释重负，终于，我被录取了，从此，我可以不再漂泊。

    下课后回到办公室，老师们都等在门口为我贺喜。校长也在，比起失去一位骨干教师，他更为我终于修成正果感到高兴。善良的人总是如此。同事们散去之后，他把我叫去办公室，问我什么时候去报到，我说按通知是11月上旬，他说时间也不多了，我安排人接替你的班主任，这周把班主任的事交接一下，下周就不必来上班了，10月份的工资照发，算是给你的贺礼。

我的人生有半年教师生涯，是我人生的宝贵经历。学校在我最难熬的半年给我提供了坚强的支持，没有这半年的教学生活做平台，很难想象我能够坚持有效的复习。在我人生的紧要关头，我的诞生之地、我父亲的同事们两次拒我于门外，是大山里善良的人为我提供无私的帮助和庇护，是同样在大山之中的学校最终收留了我，给了我一条光明的出路，我一直都铭记着他们的恩情，不敢稍怠。

尾声：我的大学

    历尽艰难之后，我终于收到了来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大巴山腹地州河之滨的XX农学院收留了我。

    XX农学院前身是XX地区农校，在进校之前，我和我的同学们，大部分都不知道她只是一所三年制大专。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我不因为我进的是一所专科学校而懊恼，因为我迈进这道校门也来之不易。

    进校第二天，院党委书记，也是当年招生组负责人亲自找我谈话，讲了拍板录取我的曲折经历，要我珍惜机会，放下包袱，认真学习，在校当个好学生，毕业当个好干部。

    我没有辜负恩师的栽培，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校期间，我基本上过的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因为是常客，图书馆的老师还主动免除了我借书数量和还书期限的限制。我补上了数学和外语的短板，特别是英语，我靠自学拿下了全8册许国璋《英语》，毕业时已经可以离开词典阅读原版书刊，对以后开创性地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

    恢复高考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不限于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拨乱反正，她是我们国家一系列改革的先声。继恢复高考之后，落实老干部政策、纠正“反右”扩大化、“地主、富农”摘帽、知青回城，一系列人的解放运动次第开展，为以后生产力的解放扫清了障碍。

    恢复高考对我个人命运而言更是个转折点。我入学第二年，反右扩大化得到纠正，父亲从“摘帽右派”变成了“改正右派”，恢复了干部身份。大区农学院“落实办”还专门给我们学院政治处来了一封公函，说明我父亲的“右派”已经改正，请他们把相关材料从我的档案里抽出，归还本人。学院政治处通知我去，给我看了这封公函，同时声明我从未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受到过任何歧视，我档案里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黑材料”。随后，我母亲也恢复了工作，举家迁回了重庆。但这些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已经是XX农学院的在校生，大区农学院除了是我的出生地之外，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一直感激XX农学院对我的收留之恩。毕业以后，我再也没有攻读过任何成人教育文凭，尽管这对我的“事业”也许有利，但我放弃了，我要让XX农学院成为我最后的母校。今天，XX农学院已经不复存在，我仍然为我是XX农学院的学生而骄傲。迄今为止，我的学历栏里面只有一行字：XX农学院，大专文化。毕业以后，我以一己之力挑战包括人民大学在内的众多高校团队，在轻工业部“扶优限劣政策研究”课题招标中夺得最高奖；我主持的课题在全国“农业系统工程应用研究试点”中胜出大区农学院的研究团队，获得四川省农业区划优秀成果奖和重庆市科技进步奖；我率领的团队建成了全国第一个“三网合一”HFC城域网，成为业内教科书级案例；我还以XX农学院毕业为最终学历，成为直辖后的重庆市政府第一届科技顾问团成员。

    我以XX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1978级学生的身份，素面朝天立于江湖庙堂，坦然面对世间风起云涌、人来人往，无论阴差阳错，都要志在必得。

    岁月峥嵘，往事如烟，4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感谢高考给我机会，令我愤然而起，不至蹉跎到老，一生虽不惊天动地，终究也不负如来不负卿。

    I did so，I did it。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