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的時候，所能做的其實有限。死了之後，一切物理和精神約束都消失了，“成就”或不可限量。

地主作為一個階級，在中國已經被消滅幾十年了，其間不乏腥風血雨。著名的劉文彩，最初也是在死後定位為罪惡累累的大惡霸地主典型的，現在又有人翻案成原來是個天下少有的大善人。大變死人真能讓活人失重。有人出來說：惡霸大地主也許有，但善人大地主也可以有的。。。現在網上笑話如是說：怎麼知道有人被收買了？一定是那個“我來說句公道話”的傢伙。

獨特的歷史環境，規定了做一個惡霸是大地主的必要修養。水平高的也許能“做人成功”，“富則獨善其身”，將“大惡霸”的功能和名聲轉移給一個或多個“狗腿子”去承擔。當年中國的國情，用經濟學的時髦語道來就是：在資源和生產力雙重約束下的囚徒困境。。。如果經濟學不好懂，可以改成天下興亡，大地主有責！中國歷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興衰循環，其實就是大地主階層的從生到死的更新替換過程。在工業化之前，是不可能走出這個輪迴圈子的。

國史可以這麼總結：東亞一隅的漢人，唐朝已經把適合農耕的地域占完了；宋朝把森林砍光耕地開完；到明朝土地自然肥力基本耗盡；清朝人口永久性超過了土地承載力。這個局面就是，土地和人口的關繫緊張，人一多地就不夠。沒有可新開發的土地，沒有公共用地提供薪材，沒有多餘的地可以飼養大牲口；土地沒條件輪作。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土地短缺逼着精耕細作，精耕細作導致土地肥力更快衰竭。一個農戶在缺少畜力的限制下，能夠耕種的面積有限，勞動剩餘更少。這個局面，導致自耕農和小地主，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想靠農業積累向上走基本不可能。在沒有完成積累前，就被天災人禍搞破產了。每次人口一過臨界值，就重新洗牌。

進入了極度繃緊的狀態後，一切都晚了。這個狀態下，農民隨時可能造反，政府成了驚弓之鳥，社會基本無改良操作的迴旋。這個狀態還無法支持工業化，因為沒有剩餘可作原始積累；也無法實行法制，因為剩餘太少無法支持法制所必須的成本。英格蘭遇到這種情況，他們的人作海盜或海外殖民；瑪雅人遇到這種情況，把王國放棄遷徙了。歐洲大陸基本沒有遇到（感謝黑死病？）過。日本遇到了，幾百年軍國主義，一代一代人折騰作死，直到僥倖打贏了甲午戰爭。只有中國人，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馬爾薩斯循環，無處可逃。

中國這塊土地，能承載多少人口，是隨着耕作方式、農具、作物品種，甚至氣候，不斷變化的。比如明末的美洲高產作物的引進，本來可以極大地提高產量的，可惜遇上了小冰河期。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前提下，是有上限的。我估計在晚清和民國時期，這個上限是一億五千萬到兩億人口。在這個範圍內，可以保證大部分人口吃飽飯，還有一定的抵抗災荒能力。耕地的肥力不會一直惡化。政治穩定性較好，社會有改良的餘地。可在所謂的“康乾盛世”中，中國人口永久性地推過了這條紅線。從乾隆後期開始，這個農業經濟和社會，一直都在最“緊約束”的邊界之外運行和生存了。

超出了這個約束，按理說就該崩潰。但中國由於在長期歷史中積累的生存經驗和政治智慧，靠中央集權和宗法社會的奇特組合，每次都能在崩潰前維持很長一段時間。無例外這段時間內普通農民的生活，會是非常悲慘的。社會的大部分人會長期處於飢餓或營養不良狀態，壽命減短。時間一長這種狀態會被當作正常標準普遍接受。成為“東亞病夫”不是偶然的，自己並覺察不到。社會沒有積累，一遇自然災害，每次必然赤地千里，易子而食。天下動盪，強制減少人口。

這種社會繃得如此之緊，對嚴重短缺的基本資源的競爭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任何一個人想過的富足一些或奢華的生活，都必須有許多人去過更赤貧的日子。而且，在這種社會中，土地成了唯一的生產資料，財富來源。想要過富足的生活，必須擁有大量的土地。土地價格會上漲，地租奇高。為了生存，佃農們只得別無選擇地接受慢性自殺般的地租條件。而大量的赤貧佃農的存在還衝擊了自耕農，因為地主的勞力成本出奇的低壓制了本來是短缺的農產品價值。

中央集權的國家根本無力管理這樣衝突嚴重的農業社會，必須依靠以地主為首的宗法制度來維穩。但另一方面，國家發現因為地主的剝削，個體農戶日益喪失了作為國家財政（稅收）來源的能力，從而國家與地主的衝突會加重。地主唯一能對抗國家的途徑，就是越做越大。土地兼併必然會越來越嚴重。到最後不是國家出面把大地主滅了，地分給農民；就是農民造反，把國家和地主一起滅了。

在這種越界並緊繃的社會中，對農民來說是地獄，做個地主也風險極高。小地主想要避風險，必須要成為大地主。成為大地主，必須有外快或者非正常途徑才有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做個惡霸，仗着權或勢，剝削搶奪。現實容不得半點猶豫和心軟。又想做個善人，又想做大地主，我的結論是絕無可能。對此，“公道人”們肯定會不同意，說你是建立在上面一堆空洞的理論分析上的，並不符合實際的“極端”推理。這次我不和你們爭“公道”，還發一個大紅包。來講一講，做為大地主的“我爺爺”的“活着”。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