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利:《我的1977年高考》

老朋友馮利在馬黑微信圈裡發表了她親身經歷的1977年高考故事，寫得很生動，轉載如下：

1977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恢復高考的社論，彼時，我在四川涼山美姑縣農村當知青，我們生產隊是一個彝族聚居村寨，地處群山之中，信息閉塞，沒有報紙，沒有收音機，那天我們在地里勞動，對關乎自己前途的重大消息一無所知，事後才從城裡傳來消息。

1977年的高考，是史上最難的高考，試卷雖是高考史上最簡單的，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壓制十年的適齡青年參加同一場考試，而且十年都在鬧教育革命，文革前期停課鬧革命，無學可上，復學後，在校生的重點不是學工學農學軍就是搞革命大批判，名曰高中生，文化水平還不如解放前的小學生。畢業後大部分人下放到農村，無書可讀，我在農村三年只得到一本書來讀，就是縣裡來慰問知青時贈送的禮物《毛選五卷》。插隊知青天天面朝黃土背朝天，和文盲農民朝夕打交道，早把曾經學過的可憐數理化知識忘到九霄雲外。隨便舉幾個發生在我身邊的例子即可知當時一些考生的知識水平。如高考試卷有一道題：解釋恆星與行星的區別？我隊一知青的答案：太陽圍着恆星轉，月亮圍着行星轉。有一道歷史題：三國時期吳國派誰去了台灣？和我同考場的人回答五花八門，有的答是鄭成功，有的答是李鴻章，有人居然寫的蔣介石，各種人物在歷史間穿越，這明明就是一個有時代限定的問題。我隊一位女知青因為前一天趕路，晚上才到縣城，疲憊不堪，加上根本就不會做題，兩眼一抹黑，回答不了，居然在考場上睡着了，鼾聲大作。冬季高考後的諸多考場笑話中流行最廣的一個，我堅信是真的。問：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是什麼？答：因為沒有農業學大寨。文革毀了一代中學生的知識吸取。

參加1977年高考的人，年齡懸殊巨大，知識水平差異也巨大，老三屆和文革前的中專畢業生是那次考試的強力競爭者，有人是中學老師，有人是公社秘書，有人是部隊文化員，有人高考前就已經通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有人已經在思考如何變革國家。他們在社會上歷練多年，有相當的實踐經驗、閱讀積累、分析能力。
    
高考消息傳來時，身處偏僻農村的我們，手邊能找到的複習資料少得可憐。更讓人氣絕的是我們公社不准知青返城，我們被迫一邊勞動一邊自我複習，沒有補習班，無人指導，連複習的專門時間都沒有。我們生產隊的男知青利用回城看病之機，偷了醫院的一些藥品，其中有一大卷膠布，我每天撕一張，把數理化的公式寫在膠布上，今天挑糞就貼在扁擔上，明天挖土就貼在鋤頭把上，每天在地里消化背記一張，如是複習備考。11月，收到家信讓我速回，我好不容易請到一周假跑回成都，原來我父母單位為子女辦了高考補習班想法讓我回城複習，一周假到期，在萬般矛盾和無奈之下不得不返回生產隊。事後我憤憤然：如果我賴在成都複習不回來，能把我怎樣？！公社幹部答曰：那你就完蛋了，擅自逾期不歸，公社政治審查就把你卡下！
     
今天聞名中國的涼山彝族懸崖村就在我們公社隔壁縣，屬同一個貧困圈，那可是四十年前，當時的貧窮用當地農民的話說：比奴隸社會還惱火（那裡解放前處於奴隸制時代）！我們那時和農民一樣，每天只吃兩頓飯，吃的是玉米渣飯，沒有油水，每天下午飯後還要出晚工，落日收工時飢腸轆轆，晚上高度緊張複習，體力和腦力並耗，每天晚上餓得前胸貼後背，住在那個方圓幾十里前不見街後不見店的深山旮旯，我身邊一絲可填肚子的食物都沒有。所幸一位本地知青決定棄考，但家人還以為他在農村奮力複習，給他送來一些掛麵，隔三差五他晚上煮一碗清湯麵給我和另外一個知青填肚子，如此熬過一個多月的複習衝刺，我終生感恩這位朋友！
    
考場在縣城，隔山隔水，離生產隊幾十公里遠，要想辦法在公路邊搭便車提前一天到縣城住下。除去種種艱辛和諸多不便之外，通過分數線的人還面臨政治審查，我有朋友和親戚因為這個萬惡的政審，受家裡爺爺輩、父輩的政治問題牽連，與大學擦肩而過。我的縣更荒唐，當時文革剛結束，深山小縣城的人還停留在政治掛帥的思維模式中，本來推薦上大學的權力全掌握在當地人手中，中央的這個決定實際上把他們的權力取消了，結果當地居然把體檢作為政治大事高度把關，我差點因此被取消入學資格，在醫院的那番折騰，難度超過考試。說我心臟有雜音不能上大學，只能當工人，那種糾結和焦慮終生難忘！
    
那次體檢對女知青有一個特殊項目，必須檢查處女膜。如果已經結婚，憑結婚證免檢。如果處女膜破了，整個體檢就過不了關，取消大學錄取資格。我們那時的年輕人單純得像張白紙，在某些方面像個傻瓜，我的生理知識幾乎是零，從未進過婦科的門，只是聽人說重體力勞動有可能導致破裂。醫院強調此項檢查的重要性和必須性，媽媽呀，把我嚇得夠嗆：自己天天在地里乾重活，肩挑背扛的，經常超出體能幹男人的活路，會不會出事？要是有問題，大學就徹底沒戲了，心裡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檢查我的雖然是一位女醫生，依然覺得自己生理和心理都受到傷害，簡直是侮辱人格，至今刻骨銘心。現在回想，這項檢查實際上是在為大學把守道德關。77級的女大學生不僅通過了政治審查，而且還以檢查處女膜的形式通過了貞操審查，個個都是純潔聖女。
     
對我而言，最要命的是醫院最後針對我個人心臟雜音的特殊檢查。地凍天寒的寒冬臘月，我躺在一間冰冷的房間，旁邊坐着醫院的一個軍代表監督（不知為什麼那時還有軍代表），六個神情嚴肅冷眉冷眼的醫生輪番進來在我的胸部猛敲一陣，然後把冷冰冰的聽筒貼在皮膚上，凍得我直打顫，身體的寒涼、肅殺的場景、內心的緊張相互交織，弄得身心疲憊，渾身直哆嗦，是晚，誘發胸膜炎，疼得我在縣城旅館小房間的地上打滾，每一次呼吸都撕心裂肺地疼，同室的人不停地說，千萬不能去醫院，去了，你的入學資格就要被取消，你的大學夢就泡湯了（該縣只有一所醫院，就是白天我體檢的地方）。我捂着胸口不停呻吟煎熬到天亮，搭一輛拉煤的貨車回到生產隊，到為麻風病人設立的皮防站打針。那些針頭都是給麻風病人用的，正常人從不進那道門，害得我為此神經兮兮了好幾年，擔心自己被感染了麻風病，因為聽說此病的潛伏期有N多年。那種圍繞高考的各種艱難是今天的考生不可想象的。我們知青點一個成績很好的男生，考分過了錄取線卻被縣人民醫院刷下來，奇怪，在農村天天乾重活的身體，一個強勞力，怎麼就不能坐在教室里讀書？！凡此種種，1977年的高考是我所知最難的一年，因為1978年取消了政審，黑五類子女從此有了平等高考機會。再有，有高考意願的知青從此返回城裡，吃着家裡的飯菜，上各種補習班，專心複習，還有過來人的經驗傳授，再也沒有人像1977年冬季那場考試那樣苦逼了！
     
在離家千里之外的小縣城旅館破屋裡，疼得滿地打滾而不敢上醫院，寧願疼死也不能讓別人取消上大學的機會，四十年後的今天回想那個夜晚，我眼淚都流下來了。為了求知上學，為了脫離苦海，把上大學看得比命還重要，後人可能匪夷所思，這就是那個時代下鄉知青為改變命運的掙扎。算我命大，差點就到天堂去報到了，而不是到北京的大學去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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