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利:《我的1977年高考》
老朋友冯利在马黑微信圈里发表了她亲身经历的1977年高考故事，写得很生动，转载如下： 197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恢复高考的社论，彼时，我在四川凉山美姑县农村当知青，我们生产队是一个彝族聚居村寨，地处群山之中，信息闭塞，没有报纸，没有收音机，那天我们在地里劳动，对关乎自己前途的重大消息一无所知，事后才从城里传来消息。
1977年的高考，是史上最难的高考，试卷虽是高考史上最简单的，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压制十年的适龄青年参加同一场考试，而且十年都在闹教育革命，文革前期停课闹革命，无学可上，复学后，在校生的重点不是学工学农学军就是搞革命大批判，名曰高中生，文化水平还不如解放前的小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人下放到农村，无书可读，我在农村三年只得到一本书来读，就是县里来慰问知青时赠送的礼物《毛选五卷》。插队知青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文盲农民朝夕打交道，早把曾经学过的可怜数理化知识忘到九霄云外。随便举几个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即可知当时一些考生的知识水平。如高考试卷有一道题：解释恒星与行星的区别？我队一知青的答案：太阳围着恒星转，月亮围着行星转。有一道历史题：三国时期吴国派谁去了台湾？和我同考场的人回答五花八门，有的答是郑成功，有的答是李鸿章，有人居然写的蒋介石，各种人物在历史间穿越，这明明就是一个有时代限定的问题。我队一位女知青因为前一天赶路，晚上才到县城，疲惫不堪，加上根本就不会做题，两眼一抹黑，回答不了，居然在考场上睡着了，鼾声大作。冬季高考后的诸多考场笑话中流行最广的一个，我坚信是真的。问：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答：因为没有农业学大寨。文革毁了一代中学生的知识吸取。
参加1977年高考的人，年龄悬殊巨大，知识水平差异也巨大，老三届和文革前的中专毕业生是那次考试的强力竞争者，有人是中学老师，有人是公社秘书，有人是部队文化员，有人高考前就已经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人已经在思考如何变革国家。他们在社会上历练多年，有相当的实践经验、阅读积累、分析能力。
高考消息传来时，身处偏僻农村的我们，手边能找到的复习资料少得可怜。更让人气绝的是我们公社不准知青返城，我们被迫一边劳动一边自我复习，没有补习班，无人指导，连复习的专门时间都没有。我们生产队的男知青利用回城看病之机，偷了医院的一些药品，其中有一大卷胶布，我每天撕一张，把数理化的公式写在胶布上，今天挑粪就贴在扁担上，明天挖土就贴在锄头把上，每天在地里消化背记一张，如是复习备考。11月，收到家信让我速回，我好不容易请到一周假跑回成都，原来我父母单位为子女办了高考补习班想法让我回城复习，一周假到期，在万般矛盾和无奈之下不得不返回生产队。事后我愤愤然：如果我赖在成都复习不回来，能把我怎样？！公社干部答曰：那你就完蛋了，擅自逾期不归，公社政治审查就把你卡下！
今天闻名中国的凉山彝族悬崖村就在我们公社隔壁县，属同一个贫困圈，那可是四十年前，当时的贫穷用当地农民的话说：比奴隶社会还恼火（那里解放前处于奴隶制时代）！我们那时和农民一样，每天只吃两顿饭，吃的是玉米渣饭，没有油水，每天下午饭后还要出晚工，落日收工时饥肠辘辘，晚上高度紧张复习，体力和脑力并耗，每天晚上饿得前胸贴后背，住在那个方圆几十里前不见街后不见店的深山旮旯，我身边一丝可填肚子的食物都没有。所幸一位本地知青决定弃考，但家人还以为他在农村奋力复习，给他送来一些挂面，隔三差五他晚上煮一碗清汤面给我和另外一个知青填肚子，如此熬过一个多月的复习冲刺，我终生感恩这位朋友！
考场在县城，隔山隔水，离生产队几十公里远，要想办法在公路边搭便车提前一天到县城住下。除去种种艰辛和诸多不便之外，通过分数线的人还面临政治审查，我有朋友和亲戚因为这个万恶的政审，受家里爷爷辈、父辈的政治问题牵连，与大学擦肩而过。我的县更荒唐，当时文革刚结束，深山小县城的人还停留在政治挂帅的思维模式中，本来推荐上大学的权力全掌握在当地人手中，中央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把他们的权力取消了，结果当地居然把体检作为政治大事高度把关，我差点因此被取消入学资格，在医院的那番折腾，难度超过考试。说我心脏有杂音不能上大学，只能当工人，那种纠结和焦虑终生难忘！
那次体检对女知青有一个特殊项目，必须检查处女膜。如果已经结婚，凭结婚证免检。如果处女膜破了，整个体检就过不了关，取消大学录取资格。我们那时的年轻人单纯得像张白纸，在某些方面像个傻瓜，我的生理知识几乎是零，从未进过妇科的门，只是听人说重体力劳动有可能导致破裂。医院强调此项检查的重要性和必须性，妈妈呀，把我吓得够呛：自己天天在地里干重活，肩挑背扛的，经常超出体能干男人的活路，会不会出事？要是有问题，大学就彻底没戏了，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检查我的虽然是一位女医生，依然觉得自己生理和心理都受到伤害，简直是侮辱人格，至今刻骨铭心。现在回想，这项检查实际上是在为大学把守道德关。77级的女大学生不仅通过了政治审查，而且还以检查处女膜的形式通过了贞操审查，个个都是纯洁圣女。
对我而言，最要命的是医院最后针对我个人心脏杂音的特殊检查。地冻天寒的寒冬腊月，我躺在一间冰冷的房间，旁边坐着医院的一个军代表监督（不知为什么那时还有军代表），六个神情严肃冷眉冷眼的医生轮番进来在我的胸部猛敲一阵，然后把冷冰冰的听筒贴在皮肤上，冻得我直打颤，身体的寒凉、肃杀的场景、内心的紧张相互交织，弄得身心疲惫，浑身直哆嗦，是晚，诱发胸膜炎，疼得我在县城旅馆小房间的地上打滚，每一次呼吸都撕心裂肺地疼，同室的人不停地说，千万不能去医院，去了，你的入学资格就要被取消，你的大学梦就泡汤了（该县只有一所医院，就是白天我体检的地方）。我捂着胸口不停呻吟煎熬到天亮，搭一辆拉煤的货车回到生产队，到为麻风病人设立的皮防站打针。那些针头都是给麻风病人用的，正常人从不进那道门，害得我为此神经兮兮了好几年，担心自己被感染了麻风病，因为听说此病的潜伏期有N多年。那种围绕高考的各种艰难是今天的考生不可想象的。我们知青点一个成绩很好的男生，考分过了录取线却被县人民医院刷下来，奇怪，在农村天天干重活的身体，一个强劳力，怎么就不能坐在教室里读书？！凡此种种，1977年的高考是我所知最难的一年，因为1978年取消了政审，黑五类子女从此有了平等高考机会。再有，有高考意愿的知青从此返回城里，吃着家里的饭菜，上各种补习班，专心复习，还有过来人的经验传授，再也没有人像1977年冬季那场考试那样苦逼了！
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小县城旅馆破屋里，疼得满地打滚而不敢上医院，宁愿疼死也不能让别人取消上大学的机会，四十年后的今天回想那个夜晚，我眼泪都流下来了。为了求知上学，为了脱离苦海，把上大学看得比命还重要，后人可能匪夷所思，这就是那个时代下乡知青为改变命运的挣扎。算我命大，差点就到天堂去报到了，而不是到北京的大学去报到。 相关链接： 冯利：文革口述史：孩童的恐惧与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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