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两百年的“傲慢与偏见”
简.奥斯汀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她的两部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已经成为文学经典。奥斯汀也是我最喜欢的西方女作家之一。今天周末文学专栏与大家分享一篇评论文章，文章分析了为何《傲慢与偏见》能够跨越两百年的岁月而经久不衰。 奥斯丁的影响能够延续至今，有人认为，一定程度得益于“简迷”与“反奥斯丁派”持续两个世纪的口水战。在更多人看来，奥斯丁之所以能够打败岁月，在于她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份关于过去某个时代的社会报告，而是她对人性睿智而令人信服的解读。
电影《傲慢与偏见》镜头 文/罗屿 今年是简·奥斯丁逝世200周年，全世界似乎都涌动着一股“奥斯丁风潮”。 素来善于挖掘文坛逸事秘辛，深究“哈代的心脏去哪儿了”“能否克隆狄更斯”“乔治·艾略特两次蜜月之行”这类严肃八卦的英国学者约翰·萨瑟兰最近就和奥斯丁扯上关系。不久前，萨瑟兰联合历史学家阿曼达·威克瑞开启了一项新研究：《傲慢与偏见》里的达西，究竟长什么样？ 两人根据小说中对达西的描写以及奥斯丁所在时代的社会习俗，绘制了一幅“史上最真实”达西先生画像。画中的达西身材中等，头戴灰白色假发，脸形瘦削，脸色苍白。他的衣服有垫肩垫胸，这是当年上层男士的时髦穿戴。他单薄的身体略显病态，但在当年看来却有种迷人魅力，因为在奥斯丁生活的时代，肌肉发达的男性多属劳动阶层。不过，达西先生的双腿却肌肉发达，因为贵族们经常骑马。 如果说，这样的达西让“简迷”们难以接受，那么大英图书馆不久前展出的奥斯丁早年的三本创作笔记，同样会让他们“颠覆认知”。那是奥斯丁11至17岁时创作的小说、剧本初稿，以及一部描绘亨利四世至查理一世间的英国史。与她成年后创作的那些克制保守的“乡间故事”不同，三本笔记里既有女性醉酒故事，也有性行为不端描写，而奥斯丁谈起英格兰历史，就像一个“无知、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 无论是为达西画像，还是探究奥斯丁前尘往事，或许都证明了一件事：200年来，奥斯丁这个自学成才、埋首于汉普郡乡间的教区牧师之女，她本人和她的作品非但没有被粉丝抛弃，反而随着时代更迭焕发出更多活力。
位于汉普郡的简·奥斯丁故居。 奥斯丁如取之不尽的富矿，谁都想从她那里分得一杯羹。 几年前英国媒体曾选出“女人最想约会的男人”，“活在18世纪末，一年挣一万英镑”的达西先生穿越时空，超过“007邦德”高居榜首。但21世纪的女性喜欢的，多半不是两位英国学者费心还原出的那个孱弱的白发达西，而是影视作品中被编剧、导演合力打造出的“高帅富”男主角。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傲慢与偏见》首次被搬上银幕，这部小说已先后6次被改编为电影、四次被改编为电视剧。 影视剧中的达西大多身材结实健硕，眼神忧郁坚定。1995年BBC版《傲慢与偏见》中男主演科林·费尔斯，就是这一形象的化身。剧中有一幕，科林饰演的达西游泳归来，浑身湿透，穿着滴水的衬衫在彭伯里庄园遇到心上人伊丽莎白。这个场景曾被BBC评为“史上十大最难忘英剧场面”之一，伦敦海德公园九曲湖中央还特意建起了一座身着“湿衬衫”的达西先生雕像。
科林饰演的达西先生。 科林或许不会想到，时隔6年，自己会再演达西，只不过是“现代版达西”。在2001年上映的电影《BJ单身日记》中，科林饰演男主角马克·达西。据说《BJ单身日记》同名小说作者海伦·菲尔丁就是个“简迷”，她在本书中借鉴的正是《傲慢与偏见》的线索和人物塑造细节。 和海伦一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奥斯丁赤裸裸表达敬意的还有作家香农·黑尔。在《奥斯丁乐园》一书中，香农塑造了一个深深沉溺于奥斯丁小说世界的女主人公珍妮，她对达西先生迷恋得无法自拔，甚至跑到“奥斯丁主题公园”寻找现实生活里像达西一样的完美情人。 和海伦、香农相比，作家塞思·格雷厄姆·史密斯用自己作品“致敬”奥斯丁时，步子迈得更大。在畅销书《傲慢与偏见和僵尸》中，塞思讲述了一个伊丽莎白和达西在一场瘟疫后携手打僵尸的故事。一个经典爱情故事，被演绎得充满哥特风。 同样走惊悚路线的，还有侦探小说家P.D.詹姆斯以罪案和推理续写的《傲慢与偏见》：《死神降临彭伯里》。故事发生于伊丽莎白和达西结婚6年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访打破了彭伯里的宁静。达西夫妇也被迫卷入了一场凶杀案。 不光《傲慢与偏见》被后人不断续写、演绎，几十年间，被文学影视界青睐是奥斯丁小说的共同命运。 除此之外，还有人专门著书研究奥斯丁笔下人物对金钱、性等问题的态度；有人解读她在小说里隐隐透露的儿童教育观；还常常会有类似《简·奥斯丁的节俭指南》或《跟奥斯丁学编织》这样的书籍出现。奥斯丁如同一个取之不尽的富矿，谁都想从她那里分得一杯羹。 她的相貌几乎是文学史上一大谜题，同样成谜的还有被姐姐毁掉的那些信件。
尽管奥斯丁的作品屡次被搬上屏幕，但以她本人为主角的影视剧却屈指可数。随着“奥斯丁热”不断升温，2007年和2008年，《成为简·奥斯丁》以及《简·奥斯丁的遗憾》两部以女作家个人生活为蓝本的传记式电影先后上映。两部影片依据的，除多部奥斯丁传记，还有她与亲人，主要是与姐姐，同时也是人生知己的卡桑德拉之间的书信往来。 奥斯丁存世的书信共160封，都写于20岁之后。据说，她一生与家人写了3000多封信，但当她辞世后，卡桑德拉烧毁了大部分她认为有损奥斯丁形象，或者有可能有损她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形象的信件。 究竟什么内容没有逃过卡桑德拉的审查？ 作为“简迷”，作家卡罗尔·希尔兹通过考证在《简·奥斯丁》一书中提到，卡桑德拉烧掉了《理智与情感》出版前奥斯丁写的很多信，因为她那时“写信的口吻极为尖刻。她对邻居吹毛求疵，散布恶毒的闲言碎语”。 幸运留下的书信，也并非被所有“简迷”欣赏。一些奥斯丁的狂热崇拜者就表示，这些整日谈论“印花薄纱多少钱”“结识了哪些新朋友”“听到了什么流言蜚语”的信件让人大失所望。
电影《成为简·奥斯丁》中简·奥斯丁和姐姐。 “简迷”们感兴趣的不止奥斯丁信件，还有她的长相。奥斯丁的相貌几乎是文学史上一大谜题，后人对她长相的认知，基本都来自卡桑德拉为妹妹画的一幅非正式素描。画中的奥斯丁头戴睡帽，帽边露出几撮卷发，眉头微皱，一副满腹牢骚落落寡欢的神情。 大概是因为画中的女作家实在不美，几年前，英国华兹华斯出版社重印奥斯丁传记时，曾利用电脑技术帮奥斯丁“整容”，他们去掉女作家头上的睡帽，为她增加些许蓬松卷发，再给她的脸上补了一层红胭脂。 奥斯丁也许确实不够漂亮。侄女安娜非常崇拜她，但也不无遗憾地说：“她具备这么多优点，却没能成为风姿绰约的女子，这太令人费解了。”至于她的一位邻居、知名作家玛丽·米特福德语气就没这么友好，她将奥斯丁比作扑克，说她“身材僵直，刻板，不苟言笑” 。 但长相平凡对作家而言未见得是坏事情。就像作家克莱夫·詹姆斯评价的：“在舞会上，也许没有人注意到简·奥斯丁，但简·奥斯丁却注意到了所有人、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 
卡桑德拉为妹妹奥斯丁绘制的肖像。 她留给我们的，是对人性睿智而令人信服的解读。
除了长相，让众多“简迷”好奇的还有奥斯丁的死因。1817年5月，41岁的奥斯丁前往温彻斯特就医，两个月后不幸离世。她究竟身患何病，争论从未停止。 几年前，英国罪案小说家琳赛·阿什福德根据奥斯丁信件中提到自己“面色苍白中泛黑，还有不该出现的颜色”，判断女作家很可能死于慢性砷中毒。琳赛的推断并非没有依据，在奥斯丁生活的年代，砷被运用于针对风湿等疾病治疗的药物中，奥斯丁确实长期患有风湿。琳赛的判断，在著名“简迷”组织北美简·奥斯丁协会那里得到印证：据说他们早年通过拍卖得到一缕奥斯丁秀发，在检验结果中，发现了高含量的砷。 但推断只是推断。关于奥斯丁的死因，“简迷”们至今无法达成共识，他们只能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中，寻找奥斯丁的气息。在北美简·奥斯丁协会年会上，常有身穿摄政时期服装的狂热粉丝团出现。自2000年起，每年9月都有成百上千人来到奥斯丁曾居住了6年、在那里完成《劝导》《诺桑觉寺》的小城巴斯，参加为期10天的“简·奥斯丁艺术节”，不少人都会打扮成小说人物的样子。他们大多还会光顾巴斯简·奥斯丁中心的“摄政茶室”，请穿戴成18世纪厨娘模样的服务员端上一份“达西先生茶”或“淑女下午茶”。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奥斯丁痴心迷恋。几乎从她出版第一部作品起，“简迷”与“反奥斯丁派”就随之诞生。有人甚至认为，奥斯丁的影响能够延续到今天，一定程度正是得益于“简迷”与“反奥斯丁派”之间延续了两个世纪的口水战。 在文学界中，针对奥斯丁的评价也自动形成两个阵营。弗吉尼亚·伍尔芙就对奥斯丁的作品十分推崇，她曾毫不吝啬地把奥斯丁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奥斯丁的反对者中最著名的是夏洛特·勃朗特以及马克·吐温。后者曾说：“每次读《傲慢与偏见》，我都想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然后用她的胫骨打她的头盖骨。” 如今，两个阵营的人数仍在不断增加。支持者如耶鲁大学前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他曾专门著书《简·奥斯丁的教育》，详述女作家的6部小说教会他如何获得“爱情、友谊以及其他真正重要的东西”。反对者如牛津大学教授凯瑟琳·萨瑟兰，在她看来，人们对奥斯丁评价过高，因为从手稿上看，奥斯丁“违反语法现象明显”。凯瑟琳推断，编辑在加工奥斯丁作品时恐怕“下了大工夫”。 同为天才的英国女作家，《简爱》的作者夏洛特·勃朗特却并不喜欢奥斯丁。 关于奥斯丁的小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即便是“简迷”也有不同看法：有人将它们视作爱情读本；有人看出女权意识觉醒；有人悟出要有自给自足的精神世界，过平静有尊严的生活。 奥斯丁能够打败时光，更关键的或许还在于，她所塑造的人物，如今看来仿佛仍然生活在我们周围。就像卡罗尔·希尔兹所说，“她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份关于过去某个时代的社会报告，而是对人性睿智而令人信服的解读。她笔下的男男女女，诉说着自己的渴望，也阐释着那些妨碍自己获得平静和满足的障碍。今天，他们的渴望，如同两百年前她第一次赋予他们生命时一样，依旧旺盛如初”。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4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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