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掠奪與殘害的歷史大災難
——對“土改運動” 的回顧與反思 曉明 20世紀的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在中國曾有過一場聲勢浩大的土地改革運動（下稱土妀運動），運動中對地主階級的瘋狂打擊與迫害，搶奪他們的財產，瓜分他們的田地，對地主分子的殘酷鬥爭乃至隨意打死、槍殺，都是隨處可見的事；隨後把地主家庭的所有成員掃地出門，使他們苦度了近30年的非人生活，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大災難、大冤案。再加上其後的統購統銷、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肅反、反右、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反右傾、大饑荒、狠抓階級鬥爭、四清、文革------等等一系列的所謂政治運動，都是中國一次次慘絕人寰的大災難。所有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禍首就是毛澤東，使他成了中國歷史上的千古災星。 以下我們僅就土改運動中的一些問題作簡要的回顧和反思，還原歷史的真相，就可看清毛澤東的罪惡本質了，這是有其深遠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大事。這些冋題對當今70歲以下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是知之不多甚或全然不知，他們沒有見過當年的土改和鬥地主是怎麼回事。他們所能知道的也僅是從電影、戲劇和媒體報導中所看到的故事及地主的形象，顯然是被歪曲了真相的欺騙宣傳。諸如什麼“土改就是為了使窮人翻身求解放，推翻地主階級，分他們的土地和財產，使勞苦大眾過上幸福的生活”。“地主就是階級敵人，與窮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要徹底打倒他們”；“像劉文彩、南霸天、王世仁、周扒皮就是地主形象的典型代表”。土改運動60多年來，這樣的地主形象已在中國人民的心中打上深深的烙印，使中國幾代人都受到了極大的欺騙。 事實果真如此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現在就讓我們來重溫當年土改和鬥地主的全過程，恢復他的歷史真面目，反思這段歷史，許多事情是觸目驚心和發人深省的。 地主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為了反思土改和鬥地主的歷史真相，了解地主是如何起家的，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對推動歷史的發展有過什麼樣的貢獻，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在漢語詞典里，所謂“地主” 一詞，一是指對外來客人來說的“本地人”，一是指“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人”。我們這裡所論及的當然是指後者。在中國地主的存在已有相當長的歷史，它產生於奴隸社會崩潰時期，存在於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地主階級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曾代表着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代表了先進的文化，推動着歷史的向前發展，是有極大貢獻的。就是到了國民黨時期，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來說，也絕不是如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所說的地主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後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這完全是一派胡言。人們知道，在近代的中國，如清朝末年和民國時期，由於當時的政府對廣大的農村是鞭長莫及，不能有效的管轄，地主和鄉紳則成了農村中有名望和有號召力的人，地方上要辦什麼事，如辦學校、架橋、修路等公益事業，往往是由地主和鄉紳們帶頭捐資贊助，並負責實際的領導和組織工作。如若遇上災荒之年，許多地主或則借錢、借糧給貧苦農民，或則開倉濟貧，免收佃戶租金，都是大有人在的。另外，由於長期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多數地主及他們的子女都是有文化的人，他們十分重視儒家的道德和倫理，是農村中的先進群體，絕大多數是與人為善的好人。當然，地主中也會有壞人，欺壓農民，大斗進小斗出，橫行鄉里，但這是極少數。地主中的絕大多數人是好的或比較好的，這是不容爭辯的客觀事實。難道貧僱農中就沒有壞人嗎？懶漢、二流子、地痞、流氓、搶劫、殺人者在貧僱農中不是照樣有嗎？由此，能說貧僱農都是壞的嗎？顯然是不能的。 至如說地主們是如何發家的，可以說除了祖傳的家產外，大多數是靠勤勞和聰明才智、勤儉起家的，絕不是打家劫舍起家的。有了土地後，地主們也出租土地給佃戶，雖然存在着剝削行為，但那也是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求之不得的事，也是公平的等價交換，是有進步意義的。出租土地只能有功，絕無罪過。當今社會不是照樣有土地出租、乃至房屋出租、廠房倉庫出租之類的事，誰能說它是壞事呢？！ 毛澤東為什麼要搞土改和鬥地主？
在“暴力共產革命”這種荒謬理論的指導下，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為着發動貧苦農民起來參加暴力共產革命，為着解決這邦“暴力革命者”的給養問題，毛澤東領導下的“暴力革命者”就開始打土豪分地主的財產了。第一次國共兩黨合作時，在北伐軍的進軍途中，“暴力共產革命者”就在廣東、湖南、江西等地（尤以湖南、廣東海陸豐地區）的農村中成立農會，打土豪分田地，最終導致北伐軍中地主家庭出身的軍官不滿，進而反對共產黨，由此而導致國共兩黨最終分裂。之後，毛澤東領導的農軍上了井岡山，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蘇維埃共和國”，這是第一次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國中之國”。強盛時紅軍發展到了30多萬人，所控制的地區有200多萬人口，都是窮困的山區。30多萬人的生活來源如何解決，各種軍事物資如何解決，惟有從地主家中奪取，從國民黨軍中奪取。於是共產黨就組織紅軍和發動貧困農民到地主家去打家劫舍，奪取地主家的財產以解決30多萬人的生存。當時的所謂打土豪，不但搶奪糧食和財產，往往把地主也給殺了，有的甚至全家殺絕。劫財又要命，這就激起了地主們的仇恨。當國民黨的軍隊進攻紅軍，地主們也組織還鄉團隨同國民黨軍隊回到自己的家鄉，又把曾經分他們家財的許多農民殺掉。這種農民和地主還鄉團相互間的殘殺，死傷無數，使農村中滿目荒涼，這完全是毛澤東挑動起來的，它破壞了社會的安寧和生產的正常秩序。 對於這一段不光彩的歷史，毛澤東是從來不願意公開的。他們當年在江西“蘇區”打家劫捨得到的大批白銀和黃金，在1934~1935年的長征中，由紅軍戰士們挑着一路行軍。有資料顯示，紅軍過彝族區時，為了能順利通過該區，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拉關係，說是不占彝族的地方，只是借道路過，並送許多銀元作為買路錢，順利的過了彝區。1935年冬紅軍到達陝北後，有美國記者斯諾曾到過陝北訪問毛澤東，斯諾曾問及毛澤東，當年在江西蘇區30多萬人的軍需如何解決時，毛澤東避而不答。也許他是“往事不堪回首”，對那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不願談及罷了。 抗日戰爭勝利後，共產黨的力量更為強大了，正規軍就超過了一百萬。為着最後打倒國民黨，1946年和1947年，在共產黨占領的地區（所謂老解放區）實行了大規模的土改運動，目的是增加財政收入，動員廣大的人民群眾參軍上前線。在土改中，對地主的土地和財產進行掠奪瓜分，許多地主遭到殘酷的鬥爭，有的並被非法奪去性命。通過這種手段，打垮了地主，給窮人分了土地及財產，激發起了農村中的廣大青壯年參軍上前線，年老的和婦女則組成運輸隊運送糧食、彈藥和各種物資，名曰“打倒蔣介石，解放全國”，“保衛勝利果實”，這一着果然湊效。經過土改後的千千萬萬農民為共產黨奪取全國的政權而付出巨大的努力與犧牲。 1949年冬毛澤東領導中共奪取了全國政權。1950年6月，中共召開七屆三中全會，在會上毛澤東提出在新解放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目的同樣是為着財政收入問題。因為中共剛取得政權，西面要進軍西藏，南面要解放海南島，北面要防止美國進攻東北，數百萬的軍隊及大批幹部，給養從何而來，只有在地主身上打主意了。同時，為着鞏固政權，也必須有廣大人民的支持，必須給農民分田地和財產，才能把他們有效的動員起來，保衛紅色的江山。為着這一切，只有進行土改、鬥地主才能達到目的。為此，從1950年到1953年，在全國廣大的新解放區進行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就勢在必行之事了。 土改和鬥地主是怎樣進行的？
毛澤東在1949年底取得在大陸的統治權後，1950年至1953年在廣大的新解放區進行了大規模的土改和鬥地主。歷史證明，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搶奪地主的私有財產、殘害無辜的大浩劫、大災難。 這場浩劫是如何進行的呢？筆者當年是兒童團，親眼目睹了本村土改和鬥地主的全過程，現在回憶起來，當年對地主的殘酷迫害以至槍殺，對地主私有財產的掠奪，仍然感到心有餘悸和難以心平。 筆者當年生活的廣西平樂縣的金山村，是一個由12個自然屯組成的鄉村。全村約兩千餘人口，多年來村民們都和睦相處，過着日出而起、日落而歸的勞動生活。儘管有的家庭生活好過些，有的家庭生活困苦些，但都能生活得下去，從未聽說有餓死人的事件發生（像1960~1962年那樣的餓死人事件）。 因為在1950年時，廣西許多地方尚有國民黨的殘餘勢力在與共產黨對抗，共產黨還要進所謂的剿匪，所以，我們這個村的土改是從1951年春天才開始的。剿匪運動結束後，縣裡的土改工作隊來到村里，即宣布土改運動開始，工作隊先調查村裡的有關情況，在此基礎上即建立農會組織。接着物色土改的“根子”，再由土改“根子”去串連發動農民。然後對所有的村民劃分階級，根據各農戶土地的多少，劃分成僱農、貧農、下中農、中農、富農、地主等不同的階級。僱農和貧農是最貧窮的階級，是土改運動主要的依靠對象，也是鬥地主的中堅力量。當時宣稱的土改政策就是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消滅地主階級，這是當時公開宣傳的口號。 我們這個村多數農戶是下中農和貧農，其次是中農，雇民只占少數，而富農和地主則是更少了，全村劃了5戶富農，卻劃了16戶地主。地主的戶數顯然是過多了。 這16戶所謂的地主，全是靠勞動致富和勤儉起家的，只不過是土地稍多一點，生活小康的水平也未真正達到。就是全村最有錢的一戶鍾姓地主，有兩房老婆，生活好一點，但遇上荒月也仍然是要用雜糧來充飢的，與現代的貪官和大款們相比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可以說是沒有一戶夠得上真正意義上地主的。 為了能有效地發動群眾起來參加土改和鬥地主，使絕大多數農民死心踏地跟毛澤東走，工作隊就首先選擇鍾姓地主（本村所謂最大的地主鍾文學）來開刀，把他抓起來，抄他的家，把家具、衣物、生活用品、耕牛、農具、錢財等沒收分給貧僱農，最後連房屋、田地也分。地主的金銀則不易得到，因為他們早就埋在地下藏起來了。為此，工作隊就指使土改的“根子”出面，對地主進行殘酷的鬥爭，逼迫他們交出收藏的金銀。開始地主們不願拿出來，就把他吊起來毒打；再不交出來，就把他的腳綁在凳子上，用磚頭來擠壓，或者把手指綁上，用竹籤插入指間，地主痛得難受，發出慘痛的尖叫聲，令圍觀者無不心驚膽寒。這種所謂的鬥地主，完全是當年日本的“76號”特務機關、國民黨中統、軍統、重慶中美合作所對付革命者所使用的法西斯手段，毛澤東奪權當妊後也把它全盤搬來了，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所謂地主，要知道這些地主當時並未違反共產黨的哪一條法律，更沒有殺人、放火、投毒、搶劫，憑什麼要如此對待他們呢？國家的法律到哪裡去？ 被斗的地主受不了如此的酷刑，只好被迫把埋藏的金銀交出來，以為這樣可以保命。誰知埋藏的金銀交出來了，最後仍然被槍殺了。丟財又丟命，不知這是哪家的法律？當時的殺人，根本沒有什麼司法程序，工作隊和農會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要殺地主，簡直就像殺籠子裡的雞。這哪裡還有什麼皇法和公理呢？ 鍾姓地主被槍殺後，他的妻子兒女們則被掃地出門，只能在荒地上搭上一個茅草棚來避雨安生。缺吃少穿，生活困苦，還要不時受到鬥爭，已陷入到了地獄般的生活。這是什麼世道呢？ 拿這一戶鍾姓地主來開刀，目的就是要打下地主們的威風，以此來發動群眾參加土改運動。接下來就是對其它各戶地主的鬥爭，照例是沒收他們的家產，進行殘酷的鬥爭。在這一過程中，又槍殺了三名地主，斗死兩人。每次開鬥爭會，不但全村的老百姓要參加會議，就連我們這些小學生也以兒童團的名義組織參加，叫我們呼喊口號，以壯聲威。未被槍殺和斗死的地主，多被七斗八斗，弄得死去活來。經過幾個月的鬥爭，地主們被徹底鬥垮了。期間，縣裡為了在全縣樹立典型，以此發動群眾，曾組織了兩次全縣性的鬥爭大會，槍殺了全縣最大的三戶地主，其中一名是國民黨的軍政人員，1950年剿匪時還是對土匪進行招撫的委員，土匪被招撫下山後自己則被槍殺了。 把地主鬥垮了，有的被槍殺了，接着就是給農民分掠奪來的財產，名曰分“勝利果實”，最後是分田地，無地或少地的貧、僱農都分得了相應的田地和相應的耕牛、農具。到1952冬天，我們村的土改工作全部結束了。全國其他地方的土改大概也是如此過程吧！ 土改使地主的財產和田地都被沒收和瓜分了，一些人並被槍殺，丟財又丟命。那些活着的地主及他們的子女，長期蒙受不白之冤，過着非人的悲慘生活。這完全是毛澤東在取得政權後，由政府出面而製造的大規模搶劫、屠殺暴行，是一種無法無天的非法行為。土改的實質就是對私有財產的侵犯，是對人權的侵犯，是對法制的踐踏。無數的事實充分說明，土改完全是胡作非為，是非法的；和其後的農業合作化、反右、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反右傾、四清、文革等一系列所謂的政治運動，全是毛澤東的極大罪過。 土改應翻案，地主應平反；
土改運動已經過去60多年了，雖然在毛澤東死後，在上個世紀80年代給地主脫了帽，恢復了公民的權利和政治待遇，但這僅僅是第一步，還是遠遠不夠的。 假如毛澤東在取得政權後，能按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一套辦法來進行土改，使中國的農民耕者有其田；和一些外國一樣用和平的方法來進行土改，對地主的土地進行分配，國家給地主一定的補償，也是可行的。為什麼要人為的進行暴力土改呢？在“共產主義”這種謊謬理論的指導下，毛澤東硬是要搞什麼“階級鬥爭”，在人民中製造分裂，支持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進行無情的鬥爭和掠奪私有財產，這是於理不公、於法不容，完全是人為製造的大災難。 從土改運動開始，到上世紀的80年代初期，30多年間，中國的地主及他們的子女遭受了空前的大災難。在無數次的政治運動中，天天喊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都把地主擺在首位，使他們經受了無數的磨難，這在中國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據有關學者的研究資料，土改中有200多萬地主被非法殺害，未死的人在其後30多年中又累遭無情的鬥爭和迫害，過着非人的生活，這是令世人無限同情和不平的。 現在是到了給土改翻案、給地主平反的時候了。事情雖已過去60多年，成了歷史，但翻案、平反的是十分必要的。中共應當光明正大的承認土改搞錯了，給予翻案；給地主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對冤死的地主現在雖然不是追究什麼殺人兇手，但被非法殺害的人恢復名譽總是應該的。對他們的財產損失，也應當給予適當的國家賠償，也是天經地義之事。 時代已進入到了二十一世紀，與世界接軌，中國必須擺脫獨裁專制的政體，走上憲政民主、和平的新時代；必須建立一個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軍隊國家化、法治化的國家，中華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應該徹底清算毛澤東的一切罪過，把他的歪理邪說批深批透，並深刻地回顧歷史、反思歷史，總結過往的歷史經驗教訓，才能指導未來不至重犯以往的錯誤，這是當今所有中國人光榮、神聖的艱巨歷史責任。 2017年6月初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