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2017-06-10 昨夜东坡 必记本  开始懂了孙燕姿 - 我要的幸福
作为小说，“白鹿原”很神奇，包含有许多隐喻，而只有读懂这些隐喻，才算真正读懂这本书。 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农耕文明的挽歌。在书中，作者从来都不吝惜笔墨描写各种农田劳作，如何耕田、如何收割，描写妇女们如何织布、如何烧火做饭------而这一切作者都以一种近乎是赞美诗的文笔在书写，细腻、恬淡而又深沉。就连写求雨的那一段，也是满含虔诚。 或许，作者陈忠实认为，农耕时代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而这本书所写的正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之下，古老的农耕文明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段痛苦的经历。满清的灭亡、辛亥革命的爆发、共产党的兴起，无一不是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结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会经历怎样的悲欢离合呢？
先看白嘉轩和朱先生。
白嘉轩既是一个地主，又是一个农民。按照阶级划分，很难说他是剥削阶级或是被剥削阶级，他是从农业文明中提炼出来的一个人物，是一个传统的卫道者。白嘉轩恪守着“耕读传家”的信条，勤劳、正直。作为族长，他以身作则，以乡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规范族人的行为；作为父亲，他严格教育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和自己一样，精心守护祖先留下的土地和规矩。他的宽厚和他的严苛使他几乎不可侵犯。他的这种卫道者的形象在黑娃看来，就是“腰挺得太硬太直”。而朱先生恰恰代表了白嘉轩苦苦守卫着的道。白嘉轩代表了农耕时代的经济基础，朱先生代表了农耕时代的上层建筑，一个是经济的浓缩，一个是文化的浓缩。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到白鹿精魂，这两个人可以称得上白鹿精魂。 白嘉轩的腰为什么会被打断？书中交代是黑娃的土匪打断的。其实白嘉轩的腰迟早要断，新时代的来临不允许有这样太直太硬的腰存在，因而他只能弯着腰，抬起倔强的头颅守卫着属于那个时代的道。 朱先生在书中是作为一个完美的圣人形象出现，却是带着遗憾离开。属于他的物质基础没有了，他自然也无法存在。朱先生去世后，白嘉轩感慨：“世上再不会有这样的先生了！”这句话是真话。现代人常常在吹捧某某人是国学大师，大学里都在开国学课，政府也在国外成了孔子学院用以鼓吹传统文化，这些做法都很可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的，一旦工业文明取代了农耕文明，传统文化就只能成为戏台上的道具，不但似是而非，而且没有实际的用处。 书中的几个年轻人都是朱先生的学生。鹿兆鹏、鹿兆海兄弟是，白孝文、白孝武弟兄是，白鹿精灵白灵是，黑娃也是。这些人师出同门，却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结局。
鹿兆鹏是白鹿原最早的共产党，思想先进，一直在不屈不挠的做着革命工作，几经生死，却至死不渝。单凭这一点，鹿兆鹏就值得人尊敬，但朱先生是怎么评价他的呢？当兆鹏和白孝文作为对头在白鹿书院遭遇后，两个人勾心斗角，一个想抓，一个想逃。朱先生说了一句话：“看来都不是君子。” 很显然，鹿兆鹏也不是作者心目中的白鹿精魂。鹿兆鹏的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作为一个导师级的人物，他的血统很不好。鹿兆鹏祖先的发家史很不光彩，用白嘉轩的话说，是“靠卖尻子发的家”；他的父亲是一个心术不正的流氓，而他，偏偏是白鹿原上第一个共产党。作者为什么不把第一个共产党写成是朱先生的儿子或白嘉轩的儿子？是有意为之？
鹿兆海是鹿兆鹏的弟弟，是一个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他身上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他是当时一些青年的代表，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很多。他在书中最出彩的地方是和白灵谈恋爱，他和白灵用掷铜钱的方式决定各自要参加哪个党派。而后，他一直珍藏着这枚铜钱。他和自己的哥哥都深爱着作为白露精魂的白灵。这里又有两个隐喻：那枚铜钱是否在说，国共本来就是一体，是一枚铜钱上的两个面。而他们兄弟俩对白灵的爱，是否在说两个党派都深爱着自己的家乡，深爱着自己的国家？
白灵是小说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她是白鹿的化身，是作者笔下非常理想化的一个人物，是书中的白鹿精灵。在朱先生眼里，白灵文“可以治国安邦”，武“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但朱先生又觉得白灵的命运不好，“左边有一个黑洞”。白灵无疑是白鹿原上最美最有才情的女儿，她象征了白鹿原的柔情和炽烈的理想，但她却是流着泪走的。在白嘉轩的梦里，那头纯白的白鹿离开时满眼都是委屈的泪。其实这世界本来就不该她来，因为这世界太污浊。她是一个革命者，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没有死在叛徒的卑劣中，却被自己的同志活埋了。 白灵的死让读者很痛苦，我想作者这样安排内心也是痛苦的。如果她被敌人杀死，我们会痛恨敌人；如果她是病死，我们会感慨命运多舛。但她这样的死法却让人非常的郁闷，这种安排直接封死了我们能看到的光亮。
不管在剧中还是在小说里，田小娥都是最大的悲剧人物。她活着时没有尊严，死后还要被压在镇妖塔下。通过田小娥，作者给我们展现了传统文化冷酷的一面。她是制度与文化的受害者，是投火的飞蛾。田小娥的抗争是很懵懂的也是很感性的，她在和整个道统为敌，挑战着白鹿原的道德尊严。我觉得她和白灵有一比：小娥是被压抑的人性在世界上扭曲的宣泄，白灵则是一种喷涌着的理性的追求。她们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极端，一个举着火把艰难前行，一个在暗夜的污浊里沉沦。
白孝文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本来是家族最有希望的接班人，却堕落成了乞丐、大烟鬼，差一点就饿死喂了野狗。然后经人介绍进了保安队，做了保安团的营长，又回到白鹿村认祖归宗。最后他参加了黑娃策划的起义，成了县长。他的人生从令人尊敬的族长接班人到乞丐，又从乞丐变为扑杀革命者的保安团营长，然后又称为投机的政客，这一切看似偶然，却也讲了一个必然的道理。白嘉轩认为孝文的堕落是田小娥引诱的结果，之所以被引诱，是因为孝文的意志不坚。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孝文的媳妇没有找好。我倒是觉得，孝文的堕落是很自然的事情。孝文是给有思想的人，处在那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让一个心眼活泛的年青人本分的呆在村里当一个卫道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堕落等于是给他的生命淬了一次火，在他接受的传统教育中又添加了另一种东西：狡诈、冷酷与残忍。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两面性，白孝文两者兼得。所以他最后成功了：当了共产党的县长。
黑娃是一个特殊的人。他的爷爷是长工，他的父亲也是长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也会一辈子当长工。当他领着自己的爱人小娥回到白鹿原后，所有的人都不接纳他，包括他的父亲。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他和小娥是白鹿原上最需要革命的人。鹿兆鹏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让黑娃到省城学习，黑娃因此成为白鹿原弄协的主要领导。大革命失败后，他随习旅参加了暴动，在暴动失败后又当了土匪，随后被招安当了保安团的营长。当了营长以后，黑娃开始学好为人，拜朱先生为师读书，回白鹿村祭祖，整顿部下，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好人。他的变化令鹿兆鹏大跌眼镜，问他怎么能回村里给曾经憎恨的祠堂下跪磕头呢？ 作者把这个功劳归结为黑娃娶了个能让他安静的媳妇。以后他又帮共产党的游击队安全转移，和鹿兆鹏一起策划了保安团起义。看到这里，我们会觉得黑娃会顺理成章的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功臣，会成为理所当然的领导干部。然而作者有和我们开了给玩笑，黑娃被当成反革命和岳维山、田福贤一起枪毙了，而坐在审判席上的却是被白灵憎恨得想打他俩耳光的白孝文。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冷笑话，真正需要革命并且真心革命而且学为好人的黑娃被镇压了，真正的革命者白灵牺牲了，革命的发起者鹿兆鹏生死不明，而投机者白孝文却当了县长。 
鹿子瀮在小说中是一个非常丰满的人物。作为好人，他不够格；作为坏人，他又坏的不纯粹不彻底。他是一个聪明人，但缺乏智慧。他作为一个人存在着，比所有的人都真实，因为他具有人性中所有的原始的恶习。他贪财、好色、嫉妒、背后算计人，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些风光。但这些习气让他有了一个致命的弱点：短视。尤其是他坐了两年牢出来以后，本来在认识上已经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此时他已经没有了长工，大房子也被拆了，土地也卖的差不多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会有一个不错的归宿。偏偏此时他的孙子出现了，孙子的出现唤醒了他的全部身体机能和思想机能，于是他又开始当保长，又开始买地雇长工，又开始了他的酒色生涯。因为这些事，他又一次成了陪斗的对象，被吓成了疯子，悲惨的死去。对这个人，我们心里生不出憎恨，也无法给与同情。 许多读者对作者一开始不厌其烦的写白嘉轩死了六给妻子，认为这毫无必要。小说中有一句话，叫“女人的地，男人的犁”。什么意思呢？女人是土地，男人是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基于土地的农业文化，是男人与女人结合的文化。这种中原农耕文化曾经经历了很多危机：第一次是犬戎的入侵，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第二次是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导致中国北方沦入游牧民族之手；第三次是唐末的分裂，导致人口锐减；第四次是宋朝开始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入侵，直至蒙古人统一中国；第五次是满清入关；第六次则是近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东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六次灾变对中国的打击是致命的，就像一个男人死了六次老婆。所幸文化还在，只要有合适的土地，这种文化就能得以传承。所以才有了第七个媳妇吴仙草的出场。
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谁是作者心目中的好女人呢？这个问题问得不恰当，应该是谁才是符合白鹿原文化的女人？ 白灵显然不是，她只是一个理想的化身，无法在人间长久停留。田小娥更不是，她是白鹿原文化的副产品，太过消极沉沦。在第三代人（白嘉轩算第二代）里，有两位女性符合这个标准，一位是黑娃的夫人高玉凤，另一位是白嘉轩亲自为三儿子笑义选的媳妇。 高玉凤的特点是知书达理，沉静温柔，她使野性的黑娃变成了好人。回归祠堂的黑娃和高玉凤的结合是完美的结合，但黑娃死了，高玉凤也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孝义媳妇的特点是柔顺与勤劳。她在结婚是人们夸她最多的一句话是：“磕头的样子真美。”磕头的样子有什么美呢？这是在突出一种性格，一种近乎奴性的柔顺。在白嘉轩的儿子里，老大孝义已经不可能再回乡种田了，老二孝武除了种地还会做生意，只有老三孝义喜欢种地，也就是说老三白孝义是才是白嘉轩真正的继承人，孝义和孝义媳妇真正承载着传承白鹿原文化的责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孝义不能生育，他们的孩子是朝长工兔娃借的种。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仅仅是为了刺激人们的好奇心吗？不是，作者这样写是在骂人呢。骂谁呢？骂现在招摇过市的国学大师呢。真正的传统文化随着农业社会的衰退已经消亡了，现在传世的所谓传统文化，是孝义媳妇与兔娃媾合的杂种，它衣着光鲜也罢，外表古朴也罢，骨子里流着的是近乎奴性的柔顺与麻木低贱混合在一起的血。
《白鹿原》并不是一部意识形态很鲜明的书，但电视剧就另说了，它只是展现了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让读者自己去品，去思考。书中真正要表现的东西是对农耕文明的依恋，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是对生命的礼赞。白鹿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生命依然在繁衍。书中写了两次灾难，都带有很强烈的神秘色彩。闹旱灾时的求雨，闹瘟疫时的镇妖塔，看似非常离奇荒诞，实际上这些东西深植于我们内心的，书中的描写反映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是一种心理需求，是文化的物化。 《白鹿原》一方面在礼赞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迷惘。白嘉轩晚年更象一个哲人，他明白了很多道理，也总结了很多经验。作为哲人的白嘉轩整天佝偻着腰象狗一样在台阶上晒太阳，仅仅是看明白而已，又能怎样呢？人生往往是这样，当你看明白的时候，事情已经由不得你来操纵了。朱先生看似走的很洒脱，其实是留下一声长长的叹息。他亲手刻了一块砖用来堵墓道，当红卫兵挖出那块砖时，发现上面刻着字“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当把那块由两块砖合在一起的砖摔开时，发现中间也写着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圣人朱先生算出了身后多少年的事情却又无可奈何，这该是何等的一种痛苦？俗人鹿子瀮从大牢里出来以后，“觉得整个世界整个白鹿原整个白鹿村都没有一处令人留恋，整个熟人生人包括白嘉轩父子、田福贤和岳维山等等，也都一下子变得十分可笑十分没意思了，和这些人争斗或交好都变得没有必要了。在那种心绪里，他甚至安静地企盼，今夕睡着以后，明早最好不要醒来。”可他每天醒来以后，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依然贪财好色，依然争名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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