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十八）：庐山斗争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改”的阶段。

　　说实在的，“斗、批”比较好办，那时矛头对着别人，“改”就要触及自己，特别是要触及在推翻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革命造反派，要触及那些夺取了党内走资派手中的权力而登上政治舞台的新人们。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批判别人没有掌好权是一回事，自己如何掌权、能否掌好权又是一回事。每一个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都面临着“改”的考验。

　　应该说，江青和林彪都是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者，都是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英雄和功臣。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江青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去认认真真地、一丝不苟地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林彪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用一知半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作幌子，去不择手段地攫取最大权力，巩固自己的阵地，保护一己的私利。在一致对敌的时候，大家团结战斗，亲密无间。现在胜利了，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了。这就产生了江青和林彪两股势力，也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林彪篡党夺权集团之间或明或暗、或急或缓的斗争。

　　林彪的势力主要在军队，趁着“九大”前后毛主席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借助“备战”的契机，以及军队支左的有利形势，他极力把军队中的亲信拉入“九大”最高领导层。但林彪感到在和平时期掌权离不开笔杆子，自己的手下大多是大老粗，急需有高深文化理论水平的人才，所以物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九大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有一天，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帮助林彪修改讲话稿为名把陈伯达请到他们的住处毛家湾，热情相待，并与其他亲信见面，然后林彪亲自和他谈话。林彪说：“现在准备好接班人的班子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在死时没有做好这件工作，没有把列宁的思想传播给全体苏联人民。所以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人民没有思想准备，因而赫鲁晓夫篡党篡军阴谋得逞。赫鲁晓夫在上台前，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上台后才组织的，但由于他们没有掌握列宁主义，所以赫秃一上台就懵了，等他们明白过来时，也晚了，下台了。”陈伯达本来就是个投机分子，以前在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投机，现在在毛主席和林彪之间投机。他权衡利弊，认为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迟早毛主席要把权交给林彪掌管，自己能得到林彪的赏识，不由得心情激动起来，林彪是把自己作为今后第二代领导班子的栋梁来使用、对待呀！这不，召集到毛家湾的都是他的老部下，自己作为中央文革和政府中的唯一代表，不正是对自己最大信任的殊荣吗？他心花怒放，想入非非，立即上了“贼船”，并且向林彪表白：“我在中央文革小组是个摆设，是‘刘盆子’，一切都得听江青的。”叶群接过来说：“您是大理论家，可不能埋没了！”陈伯达说：“今后我一切听林副主席的。”林彪说：“我们都听毛主席的。问题是现在九大已经开过，一切应该走上正轨。他们还在胡折腾，搞什么‘斗批改’，并不符合毛主席的要求和希望。在九大报告中竟然有人把毛主席是‘天才的问题’，把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问题都没有写上，现在又对军队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作用提出意见，真是怪事。希望你能坚持原则。”陈伯达感激涕零，连说：“我一定和他们的错误作斗争！”自此以后，陈伯达就和林彪他们站在一起，反对江青所代表的毛主席革命路线。

　　江青对林彪的认识有个过程。林彪的骁勇善战，赫赫战功，在她脑海中有极好的印象。他从革命青年到最基层的年轻军官，一步步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统帅，少有旧军队、旧军阀中的恶习和帮派。在党内斗争的几个关键时刻，他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特别是1959年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所以，1965年毛主席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受毛主席的委托，请出林彪这位“尊神”来保驾护航，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打开了建国十七年文艺黑线的缺口，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1967年，“二月逆流”铺天盖地到来的时候，江青又一次做通林彪的工作，取得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伟大胜利。但是，在与林彪频繁接触中，江青发现，林彪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列主义理论知之甚少，好多唯心主义的东西在指导他的行动，因此，他主管的部队工作中有不少形式主义的倾向。无疑，林彪是有极强的能力的，也具备了不少政治家的素质，对毛主席也表现出极大的忠诚，但他的权力欲，他的个人野心，他所接受的千百年来的旧的政权观念，使他最终会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江青不止一次地向毛主席谈过自己的看法，毛主席也多次说：“真懂马列的不多。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多少人赞成，现在只能解决主要矛盾。要让林彪尽量不出问题，我们应该做好工作，实在不行也会有办法的。”江青说：“光是林彪一个人还好做工作，只怕他周围的人会把他架在炉火上。”毛主席也说：“我也担心这个问题。他深藏不露，老是把自己的老婆推出来，还把小小年纪的儿子捧得那么高，光听自己小圈子人的话，这都不是好现象。现在要抓抓苗头，一个是‘天才’、‘顶峰’一类形而上学的提法，这是林彪最得意的杰作，给他敲敲警钟，拉他一把；再一个是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看他是否听从我的劝告，不搞打倒皇帝做皇帝。”江青说：“不能说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个形式问题，关键是要通过这个形式达到让人民群众都参与政治，培养人人都当家作主人的意识，朝着消灭国家机器、消灭阶级，迈进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前进。这是你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毛主席说：“你的理解基本正确，我也就是要林彪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共同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

　　可惜，林彪没能体会毛主席的良苦用心，陷在个人野心的泥淖里不能自拔。一场不可避免的较量，在浓雾缭绕的庐山展开。

　　一九七○年酷暑，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披着神秘盛装的庐山召开。会议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整个庐山成了“牛乳世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而又深刻地勾画出庐山的云海雾嶂的美景。当雾气散去，骄阳洒下万道金光，又有一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境界。站山眺望，远处的高峰，像穿上薄纱的小姑娘劳作起舞。山下的原野，绿油油的大地，黄澄澄的油菜花和红艳艳的无名花朵，仿佛编织成色彩夺目的地毯，铺展在人们的脚下。山坡上，嫣红的小花，洁白的骨朵儿，纷繁簇拥；路两旁，绿竹茂林，泉水溪流，风吹树摇，流水潺潺。这一切好象在向人们亲切招手、鼓掌问好，欢迎来到这清凉、秀丽的避暑胜地，期盼着这次大会能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江青在庐山依然十分忙碌。她除了把毛主席的意图转达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同志，还需要向林彪他们吹吹风，继续做通他们的工作，以免在大会上出现分裂。同时，她在琢磨着文艺界同志提供的材料，准备再创作新的剧本，让革命样板戏发扬光大，结出更丰硕的成果。忙里偷闲，她还陪着毛主席在庐山水库游了泳。清澈的水库，白浪滔天，翻滚沸腾，在山凹间盘旋之后，像一条巨龙甩尾南去，顺势而下。毛主席在水里，悠闲自如，时而侧泳，时而仰游，累了，还浮在水面上点燃香烟吸几口闭目养神，完全是一副吞吐长江水、迎送大海潮的惊人气势。江青与其说是陪，不如说欣赏，她被毛主席的神奇所折服、所陶醉，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游完泳，江青本来不想破坏毛主席的好心情，可是时间紧迫，又不得不说：“主席，林彪同志还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请您心中有数。”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说：“我们还是要拉他一把，毕竟是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啊！还上了党章呢。你一定要沉着气，掌握会议动向，正确引导，争取把会议开好。”

　　不出江青和毛主席所料，8月22日的常委会上，林彪就提出：“我反复研究了各种宪法，认为国家不设国家主席不妥当，我主张修改宪法除了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指针作用和毛主席的天才领袖地位外，还应该继续设国家主席。”“我同意林副主席的意见。”陈伯达马上响应，“国家主席是元首，一国没有元首怎么行？党中央主席兼国家主席是可以的，即使有什么说法，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可以理解。”毛主席被陈伯达的最后几句话激怒了，这损伤了领袖的尊严，严重歪曲了自己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本意。但他很快平静下来，说：“你的意见不是讲了许多次了吗？怎么还固执己见呢！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随后他把目光转向林彪：“我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谁想当谁就当，我看林彪同志回去认真想一想，你会明白的，你也别当那个国家主席。”

　　但是在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上，林彪还是把他没有想通的问题讲了出来。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是伟大的天才。但是，有个别人反对这种提法，他认为毛主席不是天才，甚至讲什么毛主席的学说没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显然，林彪顽固坚持错误观点，把“毛主席是天才”当成了自己发明的专利，必须维护专利的威信；同时受到了个别人的蛊惑，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不惜歪曲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原意，把本来应该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分歧公开化。更为严重的是，林彪继续说：“这种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立场，而且决不退步和动摇。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认为这个草案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某些自不量力的人想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能否认了吗？我看不能！毛主席的天才和这种领导地位，就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些话很能迷惑人，但是透露出林彪还在“设国家主席”的立场上不肯后退，这就不是一般问题了！江青感到中央有分裂的危险，她焦急地看着毛主席，心里想，林彪无疑是用毛主席的旗帜来打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表演“清君侧”的把戏。他费这么多心机来反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他别有用心地强调“国家元首”的字眼，不就是要再次公开要求设国家主席吗？他不敢公开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却巧妙地煽动人们来反对坚决维护和宣传毛主席主张的人，可谓机关算尽！可是毛主席非常镇静地听着林彪讲话，他那大理石般的面孔一动也不动，那双锐利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微闭起来，身子后仰，似乎透过天花板去观察庐山晴朗的夜空。江青佩服毛主席的胸豁，但她知道，毛主席也在考虑怎么办。作为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战友和妻子，应该如何替领袖和导师分忧解难？江青苦苦地思索着。

　　第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江青怎么也静不下来休息，第二天就急忙忙地走进毛主席的房间。她见毛主席正在批阅文件，便轻轻地走到毛主席身后，帮他整了整白色衬衣领子，又添了点茶水，然后坐在他的旁边。毛主席看完文件，才转过身来，微微一笑：“我算到你就该来了嘛。”江青说：“我都急死人了，你还稳坐钓鱼船。林彪同志怎么能那样讲呢，您得出面跟他谈一谈，不然，中央委员们的思想多么混乱啊！”毛主席仍然不慌不忙地说：“我劝你还是耐着性子，怎么又犯了急烧火撩的毛病呢。有看法可以讲嘛！讲出来比不讲出来要好。对林彪我们还是立足于拉，不然，刚开过‘九大’就分裂？但是错误的思想要批。有些人置天下大事而不顾，对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去认真研究理解，光想着进行权力再分配，他们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自己在国家政府中捞个一官半职，专心经营个人的私利。”江青忧虑地说：“陈伯达这个人不地道，林彪的讲话中大篇引用马克思的话，我看是他在捣鬼。”毛主席笑了：“这回你又看准了。陈伯达狗屁不通，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而是托派分子。这点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你看，这是我们从敌人手里得到的关于他的材料。”江青从毛主席手指的桌子上拿起一份复印件，上面写着：“陈尚友（即陈伯达），福建人，教授的儿子，1924年是国民党员，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派往莫斯科，因与托派有关系而受到警告，中共党组织决定：应去次要部门工作（已送回中国）。”江青露出了笑脸：“这下，他的一些活动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了。什么是托派？托派就是反党的秘密小宗派。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他就喜欢拉帮结伙、挑拨离间、制造是非。他攻击张春桥、姚文元，实际上是嫉妒他们俩。他还经常在背后说我是武则天，就是因为我当面批评过他几次，所以就记恨我。”毛主席哈哈大笑：“他把你当作武则天，依我看是高抬了你。你翻开历史看一看，武则天是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也是大改革家，她对付她的敌人很有一套，反对派几次置她于死地，都被她巧妙地粉碎了。要是换了你，早就呜呼哀哉了。所以，你要是武则天倒好了。”江青转了话题：“先不说我。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在宪法草案中没提‘天才’问题，又没有设立国家主席的条款，所以有些人就把矛头对准了他俩，还想对他俩进行围攻。”毛主席说：“如果他俩有错误，可以检查，对了就要坚持。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围攻！人总是有点压力好，没有压力能革命吗？我们几十年来，经受过多少压力？总想轻轻松松干革命的人，恐怕永远成不了什么气候，不要认为共产主义会自动地到来。直截了当地说吧，历史的必然也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斗争，要付出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不要追求舒服。你把我这话告诉春桥、文元同志，让他们思想上有准备。”经过毛主席这番教导，江青心里轻松多了。她愉快地告别了自己的丈夫，满怀信心地投入反对假马列主义骗子的斗争。

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从8月24日讨论林彪的讲话。由于毛主席对林彪的讲话没有表示态度，有些人就把握不住方向，不知林彪提出的天才问题和设立国家主席是否正确，误认为林彪的讲话代表了毛主席的意思。再加上陈伯达、叶群等人推波逐浪，造谣生事，胡说“毛主席同意林副主席的讲话”，一时间，庐山会议成了宣扬天才和坚决拥护设立国家主席一边倒的局面，成了明批张春桥、姚文元，暗指江青的大批判的战场。

　　这期间，江青陪同毛主席又一次游了庐山仙人洞，重温了毛主席写给江青不朽诗篇：“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主席感慨地说：“现在又是‘乱云飞渡’啊！你看到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了吗？”江青回答：“看到了，一些要害的地方我都能背下来。”于是，江青心情沉重地背了一段：“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可是，背着背着，江青却不禁地笑了起来，毛主席故意问：“你笑什么？”“你看有些人多么义愤填膺啊！”江青说，“他们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这样仇恨过，真是可笑。”毛主席严肃地说：“不对。他们对所有妨碍他们建立自己独立王国的人，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江青又有了新的思考：“我看有些人是否在替刘少奇发泄怨恨呢？”毛主席望着远处云雾缭绕、起伏不断的山峰，心潮澎湃：“现在是戏中有戏，问题不简单！但是，我们要按既定的方针办，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一定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贯彻九大路线的大会。你和春桥、文元，还有康生商量一下，然后把情况向总理汇报，提出党内存在的隐患。我会召开常委会解决问题的。”毛主席的话使江青清醒而又激动，她知道了自己应该如何去做，她也认识到这次斗争的严重性。许多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江青又做出了正确抉择，积极投身到批判陈伯达的斗争中去。

　　1970年8月25日下午三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各大组组长列席会议。毛主席首先讲话：“上山的时候，我就说要把这个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一个分裂的会、失败的会。现在好了，会议才开了一天半，整个庐山到处要揪人，要批判反对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人。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什么天才，我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道理就不多说了。你们看了李雪峰、郑维山搞的第六号简报没有？引用的全是陈伯达的话。这位天才理论家在华北组放了一通臭屁后，有人拍手叫好，跟着他到处放臭屁，把庐山熏了个乌烟瘴气。你陈伯达口口声声说要维护九大方针，我看首先破坏的就是你。六号简报实际上就是你的。你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依我看，背叛九大路线，背叛新党章，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几个。你们不是要揪人吗？我就坐在这里，你来揪好了。你反对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康生同志，就是反对我。你攻击他们的那些提法，发明权不是他们，而是我！”毛主席越说越有气：“不就是反对设国家主席吗？反对设国家主席是我提出的。你们心里都明白。我劝个别人不要再跟上陈伯达这么闹了，再闹，我就下山，让陈伯达他们闹去。我是不当国家主席的，我看林彪同志你也别当，谁愿当就叫谁当去。”毛主席的一席话，澄清了有些人的糊涂认识，也给跟着陈伯达跑的人敲响了警钟。连林彪也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震动，如果不是以后形势的变化，也许他会停止错误的步伐，继续跟着毛主席走下去。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林彪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不可自拔呢？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探讨的问题，也许江青说的不无道理。8月25日常委扩大会议后，江青对毛主席说：“润之，您对林彪采取拉的方针非常英明。我担心林彪太固执，他周围的人又权力欲那么强，再加上有些人就希望我们和林彪发生分裂，会从中煽风点火。林彪会辜负了您的良苦用心的。”毛主席感慨地说：“你说的都对，可是这又是没办法的事，在事关大局，事关路线的问题上决不能妥协，否则，我们还搞革命干什么？至于右的势力会火中取栗，让他们表演一下也好，迟早会暴露，历史规律么，但最终他们是不可能得逞的。”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从8月26日按计划继续进行。为了批判陈伯达在天才问题上散布的谬论，针对陈伯达收集和散发的有关所谓马克思、恩格斯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8月30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我的一点意见》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一公开，整个庐山顿时“爆炸”：“好哇，原来这场误会是陈伯达挑起来的呀，这家伙坏透了！”“搞了半天，我们全上陈伯达的当了！他骂别人是野心家、阴谋家，看来他才是地地道道的野心家呢。”“揭发陈伯达！”“批判陈伯达是党中央、毛主席开好九届二中全会的重要部署。”

　　于是，陈伯达不得不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作检查：“同志们，我在全会开始的时候，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改变大会议程，利用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一些个人矛盾，采取造谣的方式，极其错误地攻击了春桥、康生等同志。实际上正像毛主席和同志们批判的那样，我分裂了党，违背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犯了极其可耻的错误……”江青在批判发言中讲道：“陈伯达同志的错误不是一天形成的，是有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凡是带着‘私’字参加革命、起来造反，到一定时候就会跳出来，向党闹分裂，向无产阶级要权。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　

　　到了9月6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报告，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大会就要闭幕了，陈伯达不能来参加会议了。庐山这场斗争，就是他挑起来的，欺骗了相当一部分同志。看来不抓党的路线教育不行，高级干部不学习不行，党内外的团结搞不好不行。”“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十本书，不然老是会上当受骗。林彪同志你赞成吗？”林彪马上说：“完全赞成！”毛主席把话锋转到团结问题上：“不讲团结不好。陈伯达把自己当成天才理论家，攻击这个，揪出那个，以为这样天下就是自己的了。其实他走到了反面。所以，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全会公报也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从表面上看，庐山较量似乎以发表公报而结束，其实不然。首先，那些留恋刘邓路线的人，看到林彪集团和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发生了裂痕，窃窃自喜，认为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的好机会。所以他们在公开场合装死躺下，摆出一副事不关己、与世无争的样子。当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用“天才问题”和设立国家主席来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发难的时候，他们坐在那里，既不发言，也不表态，有时象睡着一样，显得十分超脱，只有最熟悉他们的人才能知道，这是闭着眼睛的老虎，眼虽闭着，耳朵却支楞着，斗争双方的一举一动都在脑海中转悠着，默默地谋划着。当天平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倾斜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在陈伯达一伙跟前鸣不平，替陈伯达，甚至替林彪评功摆好，说陈伯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说他们敢于向张春桥、康生、江青等人开火是英雄行为，甚至无中生有地编造江青如何看不起陈伯达、张春桥想夺林彪的权之类的谣言，等等；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地向毛主席，特别是向周恩来吹风，说林彪集团把持了中国政局，林彪他们要架空毛主席，林彪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等等。其次，陈伯达，以及受陈伯达影响又权欲熏心的林彪手下的几位大将们，认为这次在天才问题和设立国家主席上的失败，全是江青他们搞的鬼，并且认为只要林彪不倒，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真做检查，决不能彻底承认错误。再次，林彪感到在庐山会议上丢尽了面子，毛主席再也不会相信自己了。林彪好走极端，又非常固执，整天把自己封闭起来，接触面狭窄，独断专行，面临着铤而走险的抉择。

　　江青向毛主席谈了自己上述看法。毛主席说：“现在还是抓批陈整风，努力做好林彪的工作。至于有人想浑水摸鱼，那也要等到摸鱼的手露出水面后再抓住他。你说是吗？”江青欣然接受，于1970年11月6日出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参与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同时管辖中央工、青、妇和“五·七”干校等机构。1970年11月16日，江青主持起草的《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197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陈伯达一类假马列主义骗子、整顿党内各种不良作风的运动。

　　与此同时，毛主席亲自做林彪的工作。1971年7月中旬，毛主席和林彪作了一次长谈。毛主席问：“最近在看什么书？”林彪回答：“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研究那六本书，争取从理论上彻底弄通马克思主义，过去的一些提法我作了反省，觉得还是主席提的好，提的科学，我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我决定今后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主席的期望。”毛主席心头一阵发热，如果林彪这番话是发自内心多么好啊！这个人是自己看着成长发展起来的，也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出过很大的力，建立了许多功勋。可是决不能允许他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我还是那句老话，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林彪不愿意接触自己的思想实际，转了个话题：“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也认识了错误，为了使他们能够检查过关，他们找我，我一概不见。各人的事各个管，脱了裤子割尾巴，彻底把问题谈清。”毛主席仍然以诚相待：“这种回避政策好。你住在北京，他们一过不了关就找你，弄得你也很为难。干脆离得他们远些，让他们绝了退路，就会检查得深刻，也容易取得谅解。所以，我主张你还是到北戴河去，等开完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再回来。事情也就结束了。”没想到毛主席最后几句话对林彪起了另外的影响，认为毛主席要疏远自己了。他联想到一些人从左右两个方面给自己吹的风，觉得自己再也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将要受到威胁。他信奉“政权就是一切”，如今受到排斥，成了孑然独身，像踟躇在荒凉的大沙漠中，颠簸在浩瀚的海洋上，徘徊在无边无际的暗夜里。但是林彪的个性，林彪的军人训练，使他的所思所想深深地掩埋起来，他可不象谭震林、陈毅那班人，忍不出就拍案而起，大骂一通，他有足够的忍耐心和克制力。他用沉默发泄着不满，用沉默表示了抗议，他懂得隐蔽和佯装。没想到林彪用这套军事家的应变决策，来对付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林彪非常谦卑地说：“主席，我听你的。自从我认定并决心跟着你干到底的时候，我就没有动摇过。”毛主席十分重感情，他看林彪讲得甚是动情，马上说：“你的错误我来保，但检查是需要的，也应该欢迎同志们对你提些意见。我看起码有两条应引起你的注意：一是山头主义，二是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作自我批评。我看九届三中全会可以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你带个头怎么样？”林彪点点头，表示接受毛主席的建议。

　　听了毛主席和林彪的谈话，江青说：“润之，林彪这个人城府太深，把权位看得很重。这次批陈整风，挖了他的墙角，在他的小集团中掺沙子，他是不是会真心认错？你要考虑到这一点，不然，他孤注一掷，后果不堪设想。”毛主席不无忧虑地说：“无论怎样，批评一定从严，路线问题上不能含糊。如果打倒一个皇帝又上来一个皇帝，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白搞了吗？我们不能在原则上让步。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让广大劳动人民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不需要有一个皇帝带领一班官僚垄断集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欺压老百姓。”江青说：“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只是如何做好林彪的工作是当务之急。”毛主席说：“你要多亲近林彪他们，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江青遵照毛主席的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组织组审发的文章中既旗帜鲜明分清路线是非，又维护了林彪的形象。同时，她还亲自拜访林彪，多次和林彪的老婆叶群交谈，又发挥自己的特长，给林彪搞了一组生活照。

　　1971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重要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消息说：“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那副“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副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露出林彪的光头。照片的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峻岭”。峻岭是江青的化名，她是为了进一步做好林彪的工作，在1971年6月9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的。可惜林彪他们辜负了毛主席和江青的良苦用心，不能认真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顽固维护自己的官僚特权，受不住各种势力的鼓惑，疑心太重，野心膨胀，与群小同流合污，终于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到了1971年8月份，毛主席听取了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三人关于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准备情况的汇报，又提出一个建议：“我和林彪同志都不当四届人大代表，我们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召开。”张春桥首先领会了毛主席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兴奋得满脸放光：“主席的决定英明、正确，具有深远意义，是任何人不能比拟的。”毛主席又说：“听说南方几个省批陈整风搞得不太好，我下去摸摸情况，顺带游游泳，观观光，换换空气。”熟悉毛主席秉性的人都知道，他一旦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他们三人的劝阻无效，又让江青做工作。江青急如星火地赶回中南海，进门就说：“润之，你已经七十七岁了，不能事事跑到前面去了，再说，南方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的行动很可疑，要注意安全呀。我不同意你去。”毛主席诙谐地回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还学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唱腔唱道：“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誓把坐山雕，埋葬在山涧，待到那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他地覆天翻。”江青看到丈夫这么乐观坚定，不由得笑了：“你去我不能反对了，那也得让我去，关键时刻我替你挺身而出。”“不行！不行！”毛主席连连摇头：“你在北京的担子也不轻哪，要积极出注意想办法协助恩来、春桥解决好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转变。批陈整风还遗留下很多问题，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决好啊。我出去之后，会随时和你联系的。”

　　留在北京的江青，日夜记挂着毛主席的安危。她知道，当前只有抓好批陈整风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最重要的，也是分担毛主席肩上的工作，使自己的丈夫尽快回到北京指挥大局。二十多天里，江青不断在电话里向毛主席汇报批陈整风引起的各方面的反应。她发现，空军司令吴法宪参加批陈整风不积极，频频调动飞机，有几架经常飞往北戴河林彪那里，形迹可疑；她还听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组织了不少非法组织，背着空军各级组织大肆活动，许多动作已经到了危险边沿；她又担忧，有些人趁着批陈整风，把许多正确的东西也说成陈伯达的错误，有的受过陈伯达的批判，受过林彪的迫害，发泄不满，混淆了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在电话里告戒江青：“几位老帅有积极性是好的，军队要稳定。你要学会团结大多数人同阶级敌人开展斗争，要求别人不能太高，水至清则无鱼嘛。要抓主要矛盾，解决这次斗争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只要你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牢牢掌握住革命政权，其他的事情慢慢地一个一个地处理。”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获取了大量信息，经历了生命的危险，顺利地回到北京，立即在中南海召集江青、周恩来和中央警卫局的干部开会。江青见到毛主席满脸怒气，急忙过去搀扶，她感觉他浑身哆嗦，脸色也有些发白。江青让毛主席坐在沙发上，不住地给他抚摸胳膊，帮他按摩背部。毛主席稳定下情绪，轻声说：“问题很严重，林彪手下的人竟然在我南巡的沿途作了手脚，妄想谋害我。现在还不清楚林彪的具体情况。北京也很危险，大家要作好各种应急准备。”周恩来和江青都赶紧说：“主席，你好好休息，下一步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公孙明按：林彪一事，烛影摇红，疑云重重，作者有意一笔带过，但真相非此文作者所说这么简单。作者似乎一直给周恩来打圆场说好话。周恩来不但对不起毛，还愚弄了江青！周恩来，现代王莽也！但王莽后死，周先死，只好留待日后史家之公正论断矣！】

　　只过了一天的时间，9月13日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在中蒙边界林彪堕机事件。

　　庐山较量，林彪集团垮台，给江青又上了一堂生动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课。人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江青虽然是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她还是感到自己经验不足，知识不够，还需要继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宝库里汲取营养，武装头脑，才能应付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她庆幸自己跟随毛主席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受了与右的和极左的路线斗争的考验，也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