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人都爱格瓦拉？
作者：羽佳
今天，我们追思革命者切·格瓦拉牺牲50周年(1928–1967)
是谁点燃了天边的朝霞，
千年的黑夜今天要融化。
也许光明会提前到来，
我们听见你的召唤:切·格瓦拉。
——黄纪苏和张广天《切·格瓦拉》
2001年年初的上海兰心大戏院。漆黑的剧场里，张广天坐在台侧吧椅上弹着吉他，汤唯等一群青春活力的演员列队齐声歌唱着。那时年轻的我在此与切邂逅。
话剧《切·格瓦拉》剧照
如果说已故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古巴革命的象征，那么切·格瓦拉则是拉丁美洲国际主义革命的象征。
1967年10月9日，切在玻利维亚山区的小村庄拉伊格拉(La Higuera)被美帝国主义纠结的拉美反动势力杀害。他离开我们已经50年了。今天，我们还记得切吗?
英俊而略带病容的面庞、飞扬的卷发与胡子、一顶斜戴的金色五角星的贝雷帽、一身橄榄绿的作战服、嘴中叼着雪茄、手中拿着铅笔、膝边靠着步枪、桌上放着马克思的著作与聂鲁达的诗集，还有一杯刚沏好冒着热气的马黛茶。这就是英勇的游击队员“切”·埃内斯托·格瓦拉(El Che Ernesto Guevara)。
切·格瓦拉
一个欧洲贵族庄园主的后裔(切·格瓦拉家族来源于欧洲的西班牙和爱尔兰)、一个患有哮喘的阿根廷医科博士，在危地马拉因支持进步的阿本斯政权遭到暗杀威胁，在墨西哥与卡斯特罗兄弟共同登上凶多吉少的“格拉玛号”;经过非洲刚果丛林的苦涩秘密战，最终捐躯在玻利维亚的山区游击战中。切用年轻的生命与热血跋涉在反抗资本主义的艰辛长征路上，也激励着无数后人。
日前，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群众集会上宣布，玻利维亚将举行全国性的纪念切·格瓦拉牺牲50周年活动，活动主旨是“反对资本主义”;格瓦拉在世的4个子女都将出席，拉丁美洲国家众多国家领导人、左翼政党领袖也会出席，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将有数万人前往玻利维亚参加纪念活动。
古巴国内纪念切·格瓦拉一系列活动也已开始。今年4月数千青少年前往圣克拉拉的格瓦拉纪念碑、墓地举行献花与宣誓仪式，自1997年纪念碑建立20年来已经有全球450万游客前往瞻仰，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外国游客;今年十月古巴邀请全球数百人自愿报名参加为时两周的“切国际旅”活动，其中包括义务劳动与参观切生前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
位于圣克拉拉的格瓦拉纪念碑
从9月底起，世界各地悼念切·格瓦拉牺牲五十周年的活动已经全面展开。古巴与玻利维亚都开始举行大规模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包括10月9日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将参与的10万人“反对帝国主义”的集会示威。世界各地的左翼政党领袖与左翼支持者前往切牺牲、战斗与工作过的地方以志愿劳动、绘画、诗歌、音乐等各种形式纪念切。在欧洲爱尔兰政府专门发行一欧元的纪念切牺牲的邮票，英国等国的左翼政党也将有专门的集会与讲座追思切·格瓦拉的生平。
2017年10月5日，玻利维亚总统Evo Morales手举切的肖像
无数的文字、图像、音乐与视频描述了切·格瓦拉。关于切的生平的畅销书籍、电影、纪录片就有成百上千之多，难以计数的政治家、学者、革命者赞颂过切，并以他为楷模;将他们赞美的词句罗列就足以编成一本多语种的厚厚的书籍。
直到今天，每天早上古巴中小学生清晨上课之时，都要宣誓“成为一个像切这样的人”。而其“英勇的游击队员”等形象甚至成为20世纪全球流行文化中最为广泛传播和识别度最高的符号之一。
纪念切牺牲的邮票，“英勇的游击队员”形象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形象之一
本文无意在此滥情而乏味地重述那些已经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赞美与夸耀，一本严谨的关于切·格瓦拉的传记足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生平。作者也不想在此为“圣埃内斯托”的“肉身成圣”增加几许“月桂枝”，因为这既不能为他增加荣光，也并非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战士的他的愿望。本文试图选取几个片段，让切自己回答那些对他的污蔑、不解与赞颂。
切与他的敌人们
在切的生前生后，他的敌人一直将他视为心腹大患，不少其反对者和批评者，包括一些自称“爱好自由、民主与人性”的人士，甚至将他称为“残酷无情的刽子手”或者抹黑他心理变态、以暴力和观赏枪决为乐，是一个毫无人性与同情心的人。
早在危地马拉时期，切·格瓦拉还只是一个“革命新手”之际，就已经作为“危险分子”被列入了中情局的黑名单。当时为了推翻危地马拉进步的阿本斯政权，中情局曾组织了一支800人的所谓“危地马拉志愿军”(其中只有200人是危地马拉人)，对危地马拉发动武装入侵;格瓦拉作为阿本斯政权的积极支持者也被列入了右翼团体暗杀名单中。阿本斯政权被推翻后的三个月内，近万平民被杀害。
切的前妻戈达亚后来写道，“是危地马拉(的经历)使切确信进行武装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作为古巴革命的元勋，切更是成为美帝国主义的“眼中钉，肉中刺”。 美国中情局一直秘密监控切的行踪。他们获悉切在刚果作战后，就直接派遣特工与前古巴流亡政权叛乱分子前往刚果，协助当地白人雇佣军监视切和游击队的行踪。
根据1960年代末投奔古巴的前美国中情局特工菲利普·艾吉(Philip Agee)描述，“没有谁能比切·格瓦拉更让美国中情局感到恐惧了，因为他的能力与个人魅力对拉丁美洲反抗运动而言，是对抗传统的等级制度镇压必不可少的。”为了剿灭切和革命之火，真正的刽子手们早就已经结成了“神圣同盟”。
当切率领游击队来到玻利维亚，美国中情局为了剿灭游击队，不仅协助玻利维亚政府训练从事丛林战的特种部队，而且派遣了古巴前巴蒂斯图塔独裁政权的反动分子菲利克斯·罗德里格斯(Félix Rodríguez)伪装为玻利维亚军官参与指挥丛林特种部队，甚至专门邀请被称为“里昂屠夫”的前德国纳粹战犯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作为特种部队的顾问为剿灭格瓦拉献计献策。为了抓捕切和他的游击队，成千上万的玻利维亚人被拷打与刑讯。
前德国纳粹战犯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的玻利维亚秘密警察证
克劳斯·巴比在二战时期曾担任过占领法国里昂的德国盖世太保负责人，他本人直接参与毒打、强奸、虐待与处决等刑罚，对超过14000名法国平民与抵抗分子的死亡负有责任。二战后，他被法国法院缺席判处死刑，但被美国情报机构秘密招募从事刑讯与反共研究。此后，他先后为西德与玻利维亚政府服务，成为玻利维亚独裁政府的少校和军火商人，直到玻利维亚独裁政府被推翻后，1980年代才被遣返至法国，最终死于狱中。
古巴流亡分子罗德里格斯不仅出生于巴蒂斯图塔政权的高官家族，直接参与美国策划的猪湾军事入侵，而且在指挥抓捕和处决格瓦拉后，加入美国籍继续为美国中情局服务。作为中情局特工的他直接参与越南战争时期的“凤凰项目”(对越共地下积极分子的“定点清剿”)，该项目导致近10万越南平民和越共支持者被捕、虐待，其中约4万人被杀害;他也与曾担任中情局长的老布什和其幕僚们交往密切。2004年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罗德里格斯作为流亡美国的古巴裔社区的领袖竭力在美国的拉美裔选民中为当时正在进行阿富汗战争的小布什拉票。
为美国中情局服务的菲利克斯·罗德里格斯(Félix Rodríguez)
假如对于切的暴力反抗有任何质疑，屠杀切的刽子手们自己的“光辉事迹”已经给出了答案。
“当压迫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公然违反成文法时，和平已经被打破了。”(《游击战》，1960年)“暴力并非总由剥削者所垄断，被剥削者也能够使用它，当时机到来之时，更应该利用它。”(《论游击战》，1963年)。
而且更令人讽刺的是，曾经负责直接枪决切的玻利维亚中士马里奥·泰兰(Mario Teran)此后一直隐名埋姓居住在玻利维亚首都的平民社区里。2006年马里奥·泰兰因为古巴与委内瑞拉合作的、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的“奇迹手术”项目得以去除白内障而重见天日，其儿子为此向古巴政府写了一封感谢信。
在玻利维亚山区的跋涉中，格瓦拉的游击队曾经对当地的印第安土著居民说过，“我们走后，政府也许会回来，给你们带来学校与医院，因为我们来过。”革命的成果甚至使切的刽子手也能享受惠泽。
肉身成道的“圣埃内斯托”
1964年12月11日，作为古巴政府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穿着一身橄榄绿军装的切走进塞满衣冠楚楚的资产阶级政客与大亨的联合国议事大厅，在美帝国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心脏”——纽约——发表演说，公开谴责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奴役、压迫、剥削与不公。
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数以百万计的亚非拉民众已经站起来为争取新生活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斗争。……我们面临的新纪元将由饥饿的印第安民众、无地的农民与被剥削的工人所写就。……愤怒的手已经举起，他们为赢得曾被嘲笑了500年的应得的权利而战斗到死。”
联合国大会后，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X在会见切后，将他称为“当下在这个国家中最英勇的革命者。”因为他的英勇、无私、革命理想和国际主义精神，切已经成为国际主义革命的重要象征。
在切被杀害后不久，对切的“神话”就已经开始，周围的土著居民截取他的头发作为保佑平安的“幸运物”，西方媒体甚至艺术性地将死去的切比作死去的基督;而且关于“格瓦拉诅咒”的传说不胫而走(参与处决切的多名玻利维亚官员和军人意外死亡，包括当时的玻利维亚总统之后死于直升机空难)。
格瓦拉被处决地拉格伊拉(La Higuera)，现已改成宗教意味的格瓦拉圣地
早在1956年7月15日，切在墨西哥准备去古巴从事游击战时，给母亲写信曾经说道，“我不是基督也不是一个慈善家，老妇人，我和基督恰恰相反……我为我所信仰的而战，利用我所能有的一切装备，为了不被钉在十字架上或者其他地方，我会努力让我的敌人去死。”(切·格瓦拉给母亲的信)
但真正让切的形象成为全球反抗资本主义不公正秩序与不断革命的象征，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格瓦拉个人的丰功伟绩和特立独行。切“封圣”于20世纪中叶亚非拉地区数以亿计民众参与的狂飙激进的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中，“复活”于1960、197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街头数以千万青年学生与工人投入的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英勇的游击队员”的形象、海报、旗帜、画册、街头涂鸦迅速传播全球。
2017年10月8日，人们汇集在古巴的圣克拉拉，手举切的图片，纪念切牺牲50周年
列宁曾经在《国家与革命》中说过，“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
切的遗体
我们不得不苦涩地承认，切·格瓦拉虽然没有被钉在真的十字架上，但死后的切格瓦拉却被钉在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十字架”上。如果说革命浪潮过后摇滚歌手模仿他的装束、青年人穿着印有他头像的T恤已经不再是革命的象征，但它们多少还具有自由、浪漫与反叛的物化符号意味。
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原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者“切·格瓦拉符号”则成为了被资本主义消费的对象，从可乐到洗衣粉，从汽车到玉米饼餐厅，各种广告都出现了切的形象，甚至一度《金融时报》的办公室也曾用切的海报形象来宣传其企业文化。《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写道，“切·格瓦拉的形象无处不在，他和玛丽莲·梦露一样称为了文化符号，甚至在他新一代的崇拜者中更为流行，而他们将他从一位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一件资本主义商品。”
不过正如资本主义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无产阶级一样，为在市场上获取更多销售利润的冲动，本身也使得“格瓦拉符号”成为了植入消费主义中的“特洛伊木马”，在现实中苦闷、愤怒而寻求新的选择的青年们会探究，谁是切·格瓦拉，他又做过些什么?资本主义虽然无害化了格瓦拉符号的外在，但一旦时机成熟，其内的“革命基因”终会复活与扩张。
古巴哈瓦那革命广场的切·格瓦拉铁线雕塑
英国左翼政治家乔治·盖洛威(George Galloway)曾在切牺牲40周年之际在《新政治家周刊》(New Statesman)上撰文写到，“有不少人担忧历史已经将切变为了流行文化的配件。……但如果那些穿有他形象的服饰的人中有10%知道他的立场，那仍然意味着有千百万人。总的来说，他们都是青年人，他们都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如果切的形象无处不在，那是因为他所为之战斗与牺牲的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切合时宜。”
因为我们不可能成为他，所以我们崇拜他,而因为我们崇拜他，所以我们不可能再是他。他被愤怒的青年们供入了心中的“神龛”。此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他曾经说过的，“我不是解放者，解放者并不存在;只有当人们起来解放自己的时候，才会有解放者。”(1958年，墨西哥)
一国革命胜利之后，怎么办？
在流行文化中，切格瓦拉符号被刻画成年轻、帅气、不羁、自由与浪漫等等，但是切的独立性不仅体现在战斗中与生活中，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政治上。古巴革命胜利后，作为革命元勋与政府高官，切毅然告别妻子与年幼的孩子，放弃古巴国籍、古巴共产党党籍和某些人极为重视高官身份，投身世界革命。这让很多人难以理解，也引起很多猜测。
34岁的格瓦拉与他的新娘阿莱伊达·玛奇聚在他们的婚礼蛋糕前。图左是时任总理卡斯特罗的弟弟
在切离开古巴前留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写道，“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召唤我付出自己微薄的努力和帮助。……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无论在何处都要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
切是作为一名美洲的国际主义战士加入到古巴革命之中，虽然古巴一国的革命胜利了，但革命胜利之后怎么办?革命如何才能持续下去，革命如何才能不变质?
而且所谓“社会主义盟主”的苏联的现实更是让他惊醒。
1962年，苏联赫鲁晓夫政府主动挑起“古巴导弹危机”，但面对美国核战争的恐吓，在未与古巴方面进行任何商讨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又主动与美国媾和，处在灭国威胁下的岛国古巴成为大国博弈中被牺牲的“弃子”。这一事件深深刺痛了怀有国际主义与革命理想的切。
1964年11月，切作为古巴政府贵宾，被赫鲁晓夫政府邀请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十月革命周年的活动，在古巴驻莫斯科大使馆与古巴留学生的交流时，他公开批评苏联官僚集团僵化的经济制度与腐朽的生活方式,当时正值中苏论战的关键时刻，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面临分裂的危险。
他对古巴留学生说，“……我表达的某些观点可能接近中国方面，……有些观点也许包含有托洛茨基主义的内容。他们将中国方面、托派和我都称为宗派主义者。但你不可能用警棍消灭观点，……很显然你们也能从托洛茨基的思想中获取一些收获。”(Paco Ignacio Taibo撰写的格瓦拉传记)
在1964年12月的联合国演说中，他面对世界明确说出，“和平共存(注：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政府主张美苏和平共存)不能只存在于强权国家之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不存在和平共存。”话锋所指不仅针对美帝国主义，也不点名地批判了苏联赫鲁晓夫政府的主张。
切在联合国大会上
当时处在美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反动政权包围与封锁下的古巴在经济上、政治上严重依赖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支持，中苏论战导致的共产主义阵营分裂使古巴政权左右为难，而切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对苏联的公开批判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更是引起了苏联官僚集团的极端不满，将他称为“亲中极左分子”，乃至“托洛茨基分子”。
为了避免卡斯特罗与古巴政府的为难，也为了实践“世界革命”的理想，“心怀创伤”的切决定离开古巴，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探索如何解决“一国革命胜利后，怎么办”的问题。
1967年在玻利维亚丛林的战斗中，他在给“三大洲会议”发致贺信时，仍然不忘世界革命，“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只有在世界性的对抗中才能将其击败。……每一个国家的解放都应该成为赢得自己国家解放的战斗中的一个阶段。”
切与他的战友们
拉丁美洲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数百年来的奴役与压榨，成为“地球母亲的伤口”，本地几遭灭绝的印第安人，在奴隶商人的镣铐与皮鞭下贩运而来的黑人，在欧洲破产的农民与被严重歧视异教徒，甚至远东中国与日本的契约奴工，世界各地被压迫的民族都汇聚在这片土地上。所以，拉丁美洲的革命从来不是一国、一族、一地的革命。
古巴革命本身就是由多民族、多种族劳动人民共同努力实现的一场“国际革命”。而无论是在刚果还是在玻利维亚，切率领的游击队也是一支由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乃至华人组成的“多种族的反抗力量”。
赴刚果的古巴游击队主要是由100名非洲裔古巴战士构成，担任切的副手就是有非洲血统的古巴革命老将维克多·德瑞克(Victor Derke)，在刚果的战斗中，有6位非洲裔古巴战士死在刚果，死在自己祖先曾经生活与被奴役的地方。维克多·德瑞克在离开刚果后来他仍然长期从事古巴对非洲的军事援助工作，在此后的数十年岛国古巴承担了与国力并不相符的国际主义义务。
与切一起牺牲在拉伊格拉的战友中，就有一位绰号“中国人”的秘鲁华裔革命者陈胡安(Juan Pablo Chang Navarro)，他曾经是秘鲁左翼游击队的领导人，也是被殖民者“卖猪仔”到美洲的数十万中国华南农民的后代之一。正如切的父亲曾经引以为傲地说过，切的身上流淌有爱尔兰反叛者的血液。陈胡安的身上可能流淌着曾经掀翻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将士的血脉。
陈胡安(图中偏右)
自愿与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参与游击战的有17位古巴革命者,其中4人是古共中央委员，17位革命者平均年龄不满35岁，全都在古巴有妻子儿女，离开古巴时都留下了告别信。他们中除了3人九死一生回到古巴，其余全都牺牲在了玻利维亚。
这就是拉丁美洲的革命，这也是切和他的战友们牺牲所昭示的意义，它将历史与今天，将东方与西方，不分国别、不分种族将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们联系在一起，为了反抗不公正而进行斗争。
切，胜利，直到永远
临处决前，看守切的士兵曾问他，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不朽的?切的回答是，我想革命是不朽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更为客观地看待39岁时离开我们的切。固然切可能有很多不足，甚至过于理想，甚至某些他的国际同志都无法理解切。确实，切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也不是“左翼基督”，但切是一个愿意用行动与生命实践其理想的战士，是我们的战士!
在离开古巴前夕，切给自己五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留下了这样一份告别信：
你们的父亲是一个面对现实而忠于理想的人。
……你们要记住,革命是最重要的,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无足轻重的。
……你们应该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针对任何人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有最强烈的反感。
切和他的长女阿莱达·格瓦拉(Hildita Guevara)
切的告别信不仅仅是留给他的孩子，也是留给所有的后来者：
胜利，直到永远!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
胜利，直到永远!
中国青年前往古巴驻中国大使馆悼念切·格瓦拉小记
秋雨霏霏，浇不灭我们的思念。今年的10月9日，在京的数位中国左翼青年为纪念切·格瓦拉牺牲50周年和声援古巴与拉丁美洲人民的正义事业，汇聚到一起前往古巴驻中国大使馆，向已故的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位敬献花篮和纪念海报。
经过与负责使馆方面工作人员的沟通，我们将花篮与海报呈放在使馆墙外的宣传栏下，并集体默哀一分钟，宣读简短悼词。
在活动即将结束之时，正逢有三位古巴在华工作的女青年经过，为表达对切·格瓦拉的敬意，她们主动要求一起合影留念。
50年前，切·格瓦拉教给年轻人正义、勇气和热血，还有生而为人该有的样子。5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向你致敬!我们没有忘记你，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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