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中，兩次提到“預演”：“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演習什麼？江青是如何對待這場偉大的預演的？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毛主席又說：“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
林彪事件的打擊和不可抗拒的衰老，使毛主席對演習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毛主席對江青說：“看來，文化大革命有夭折的危險。左、中、右會重新分化、組合。”江青說“是不是林彪的事對你打擊太大了？”毛主席搖了搖頭說：“林彪問題的暴露是壞事，也是好事。如果讓林彪當上國家主席，那我會留下千古罵名：推翻一個不聽話的皇帝，又扶植一個聽話的皇帝，把我看成左右中國政局的暴君。如果林彪不暴露，等到我死之後，那問題就大了。現在，從左的方面，從右的方面，都進行了演習，左派、右派和中間派得到更多的經驗教訓，這才完整呢。”“那你考慮的是？”江青一時沒有猜透毛主席的心事。毛主席憂慮地接着說：“雖然我們找到了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形式來解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但實際解決起來太複雜了、太艱難了，我們是無法完成了。”江青說：“我也感到問題不少，一批判林彪，各種人物紛紛登場了。”毛主席告訴江青：“是的，你一定要多觀察，多分析，多思考，多研究。你也不要認為你那些造反派都是搞無產階級革命的，很難說。真是讓他們太順利地上台掌權，說不定不用多久，又會成為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我倒認為，現在讓他們受點壓，經點磨難，分化一下，有好處。”毛主席停頓了一會，又說：“江青，你應該加緊注意培養左派隊伍，發現好的苗子，用接班人的條件要求他們。在舞台上也應宣傳、塑造左派形象。”
隨着身體的衰老，又經過林彪事件的打擊，毛主席更加希望全世界的人民都了解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理解他在中國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偉大預演的良苦用心。江青積極配合毛主席的思路，努力做好對外宣傳工作。
1972年7月19日，美國比較中立、客觀地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青年女學者羅克珊·維特克到達中國訪問，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考慮到羅克珊·維特克是位年青的女教授，對中國比較友好，所以主動將對外友協陪同人員反映維特克希望能見到江青的報告批轉江青，並建議江青可以一見，同時顧慮到江青的身體健康，（周恩來對江青一直懷有關切之情）於是批示道：“江青同志，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在你尚在北戴河時，已請鄧穎超、康克清兩同志見她，談談長征。蔡大姐因身體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擬見了”。江青了解到鄧穎超、康克清雖然和維特克交談了好幾次，但兩人談過去多，對當前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沒有介紹，因而她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做好準備會見維特克。首先，江青讓接待的同志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講話轉告給維特克，把重要的部分讀給她聽，讓她知道毛主席發動的這場真正革命的意義，以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然後，江青拿出了不少時間和維特克交談，回答維特克提出的各方面的問題。
維特克激動地記下了見到江青的情況：“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邊框的眼鏡，我也曾在６０年代初以來有關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過。她的很好的橄欖臉色在熱氣中閃閃發亮。她的鼻子和面頰完全是雕刻出來的，造型和毛澤東的有些像。……她身高不過五英尺五英寸（大約1.70米），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數山東人那樣）。她站在我面前要矮一英寸，皺着眉頭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纖細，骨骼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細，走起路來比較輕柔優雅。她的手很精緻，手指非常細，正如古代詩人所稱的‘纖纖玉指’，動作就像流水一樣。……她的衣着比較保守－－珍珠灰的褲子配着一件相襯的束腰外套，裡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絲質襯衫。和絕大部分中國人一樣，她也穿着塑料涼鞋，雖然她的涼鞋是與眾不同的白色。她還帶着一個與我們無產階級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她的裝束的風格、裁剪和質量都和鄧穎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細很多。和鄧的一樣，衣服的邊角不是很精緻。她們衣服的肩都很引人注目，難道這些就是無產階級風格的體現嗎？” 維特克還寫道：“她享受的服務與其他人沒什麼區別。” “一個小時之後，我們又從晚宴上來到天橋劇場觀看江青改革的第一個京劇樣板戲《紅燈記》，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要求所有的文藝都要達到這種無產階級的政治標準。”“她專注地看着我，說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諾的路，走斯諾夫人的路。’”“‘可能有人會說我們把你洗腦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嗎？’‘不，我不怕。這種洗腦是不可能的。’‘畢竟，’她說，‘尼克松總統和夫人也來過這裡。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總統和夫人，為什麼我不能陪同你呢？你們都可以競選總統！’”“她轉到了更加嚴肅的問題，那就是我現在的角色。她說我是第一個了解她的過去歷史的外國人，然後又提到了發表這次會見內容的問題：‘你可以發表。但是你必須認識到我不是把你當成一名記者，而是一個好朋友。首先我還得請總理檢查這次會談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訴你的都是事實。很顯然，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領袖）走的是一條曲折困難的道路。即使我現在都快六十了，我仍然有決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她解釋了‘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義。”
到了一九七五年，江青和左派同志分析形勢時說：“主席六六年給我的信中就預言‘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現在‘反擊右傾翻案風’就是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牛鬼蛇神是個形象的比喻，凡是破壞無產階級革命，阻撓社會主義前進的反動勢力、反動人物，都是牛鬼蛇神之列，我看，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叛徒，也是牛鬼蛇神。”江青把自己的這個看法告訴了毛主席，毛主席嚴肅地說：“你的分析沒有錯，可你總是鋒芒畢露，鬥爭性那麼強，還要求那麼完美、純潔，使我既喜歡又擔心。現在我活着可以保護你，但我死了看你怎麼辦。我曾多次舉過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的信，你還記得嗎？”
江青當然記得，“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這兩句話是銘記在心的，可是一遇到壞人壞事壞現象，她總是沉不住氣，有話就想說出來，往往衝鋒陷陣一馬當先，這也是性格使然。江青為了改掉這個毛病，提出在政治局會議上認真檢查，嚴格要求自己。毛主席同意了她的想法，也考驗一下政治局同志經過這幾年文化大革命之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水平，為自己百年之後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問題做好準備。於是，毛主席1975年4月23日在姚文元送的新華社《關於報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上作了以下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提政治局一議。”根據毛主席這個提議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應該是各自多作自我批評，接受以往的經驗教訓，提高馬列主義認識水平的會議。
江青歷來是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事事跑在前面，從不以毛主席夫人而特殊不認真執行。她多次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並歡迎大家給自己提意見。當時周恩來總理生病住院，他向毛主席寫了個報告，要求在這期間由鄧小平代理總理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主席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於是，鄧小平就利用竊取的權力，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歪曲毛主席批示和講話精神，煽動一些對文化大革命有牴觸情緒的人，對江青大肆圍攻，妄想整垮以江青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為他整頓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新生事物掃去障礙，從而達到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這一下就徹底暴露了鄧小平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廬山真面目。這正是毛主席“預演”中的重要效果，“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以江青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遵照毛主席的教誨，沉着氣，冷靜觀察鄧小平的動向，看他到底能否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但是，鄧小平是個陰謀家，資產階級兩面派，頑固到底的右派分子，他把毛主席的信任，江青等革命同志的謙虛和退讓，認為反攻倒算的時機已到，舉起“整頓”的破旗，進行了充分表演。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也經常受到他的欺騙和蒙蔽。
先看右派。從1975年5月到10月，右派分子的祖師爺鄧小平有如下言行：5月21日和5月29日，鄧小平在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鋼鐵工業座談會上都聲嘶力竭地講：“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敢’字當頭的，有能力的領導班子。”那麼什麼人符合呢？他說：“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不怕“被罵作‘還鄉團’”、“被指責為‘復辟’”的人。他找這些人幹什麼？鎮壓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把那些“搗亂分子”管制起來，依靠資產階級分子去“搞生產”，“搞科學技術”，建立“規章制度”對廣大勞動者“管、卡、壓”，他叫喊：“現在搞制度，寧肯要嚴一些。”6月份，鄧小平下達文件，對鋼鐵工業進行“整頓”；7月份“整頓”工交戰線；8月份向國防工業開刀，對批判“管、卡、壓”的革命干群進行反批判，並說當時的形勢是“積重難返。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9月份，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要對農業進行“整頓”，誣衊“糧食生產還不如解放初期”；10月份，鄧小平完成了他翻案復辟的“傑作”——《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提出了臭名昭彰的“以三項指示為綱”。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清華大學的劉冰寫信告革命左派遲群、謝靜宜；張天民寫信告江青；全國各地謠言四起，矛頭直接對着江青等無產階級革命派。鄧小平還在1975年7月初選派了心腹、翻案復辟的右派干將胡耀邦去“整頓”科學院。胡耀邦依靠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搞了個《匯報提綱》，反對“開門辦科研”，反對“自力更生”，批評了“讓科技人員下放勞動或在生產崗位頂班勞動”的正確做法。他還向鄧小平建議，解決知識分子的“房子、爐子、孩子、妻子、車子”問題，要“五子登科”，讓勞心者高居於廣大勞力者之上，重新製造“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
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恰恰相反，他們要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發展革命和生產的大好形勢。更為可貴的是，他們經過這次偉大的預演，路線覺悟大大提高，階級立場無比堅定，分辨是非的能力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他們的經驗教訓是可貴的，收穫是豐碩的，遇到任何階級鬥爭的風浪，都有了抵禦的能力。江青看着各地報來的材料，心裡無比高興，並不時向毛主席匯報。
馬天水當時是上海市委書記，1931年入黨的老同志，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急風暴雨的考驗，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被選為中共九大中央候補委員、十大中央委員。馬天水對鄧小平知之甚深，他經常向上海的革命同志說：“鄧小平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里搖鵝毛扇的人。文革前他出外視察，在專列上打橋牌，到了目的地也不車，讓別人在牌桌上向他匯報工作，生活十分腐化。我們革命派要警惕這個人。”他聽了鄧小平在全國部分省市工業書記會議上關於整頓的講話，睡不着覺，給毛主席寫信：“鄧小平的講話不對頭呀，他說工業整頓，‘積重難返’，他把當前形勢說成什麼樣子啦！還說‘矯枉必須過正’，這是要‘矯’到哪裡去呀！這不是要糾偏嗎？他就是想要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1975年6月12日，鄧小平到上海送走外賓，專門把馬天水叫到他的住處進行“策反”工作。鄧小平說：“馬老哪，我們都是老同志了，有些人就是跟我們過不去，最近又借批判經驗主義開始揪老幹部。毛主席批評了這些人，你要注意站好隊呢。”鄧小平停了一會接着說：“你在北京有哪些老熟人？以後你到北京可以找老同志談談，象李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談嘛！我們老同志要團結在一起。”鄧小平還說了許多反對批判“唯生產力論”、反對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話，不指名地把矛頭對準江青、張春橋等同志。馬天水除了當面以上海的大好形勢對鄧小平作了委婉的批駁，並立即向中央寫信，報告鄧小平攻擊革命左派、搞幫派拉攏、進行非組織活動，妄想挖上海的牆腳等等情況。
周恩來一直是復辟派妄想利用的一面旗幟，在周恩來的最後的日子，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幾次三番到醫院策動周恩來支持他們對江青幾個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下毒手，都遭到周恩來的嚴詞拒絕，並勸告他們懸崖勒馬，老老實實聽毛主席的話，和江青搞好團結，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當毛主席知道這個情況之後，與江青說：“恩來是個好同志，可惜他沒有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看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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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雲南，朱克家等無產階級革命派，響應江青等人的號召，緊緊抓住鬥爭的大方向，決心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到底，在各基層狠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傾翻案風，把政權奪回到革命左派手中。
在青海，革命造反派給毛主席、給江青寫信，提出警惕“新老走資派”“變換手法，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又在中央推出代表他們利益和願望的人物上台”，“實現其以‘硫化銅’冒充‘真金’的陰謀詭計”，“要牢牢掌握各級的黨政軍大權，首先要確保中央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這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他們表示，要乘“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強勁東風，在1976年的“七、八、九（月）大幹一場”，把“從省委到基層的右傾翻案復辟黑線批深批臭”，鑑於不少老幹部還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有的變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所以有些地方是“還鄉團執政，復辟派掌權”並不奇怪，對此“必須在組織上認真解決問題”，要“分別不同情況，採取批判、調職、降職和堅決的組織措施，從組織上摧垮翻案復辟勢力及其主要階級基礎”，從而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福建省，因敢於反潮流而聞名全國的李慶霖，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視，由一個普通教師參與了全省的領導工作，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很高，和福建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一起，十分敏感地認識到右傾翻案思潮嚴重性，對鄧小平支持上台的“黨內資產階級的掛帥人物”、“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不怕被打倒的秋後算賬派”、“反攻倒算的還鄉團”進行了堅決鬥爭，他們並且建議組織省委常委會議領導小組，讓革命左派擔任了會議秘書長，把大批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進行納新，吸收到共產黨內，提拔到領導崗位，成為不脫產的革命幹部，保證了運動健康發展。
廣州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也非常活躍，經過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預演，認識到沒有硝煙的革命鬥爭的殘酷性、艱難性、複雜性、長期性，他們感到“一場大決戰無法避免”，受鄧小平的影響，從“省市委、地縣、局、基層都有他的代理人”，只有把政權牢牢掌握在革命左派手中，才能保住“預演”取得的碩果。
北京市的路線鬥爭更是熱火朝天。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最激烈的地方，也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經受考驗最多的地方，而兩校的工宣隊、軍宣隊負責人遲群、謝靜宜又是右傾翻案風中首當其衝的人物。遲群在1976年7月18日與清華大學機械系壓五班學員座談時說：“同學們暑假回去就是開門辦學，說不介入，早就介入了，和走資派鬥爭不介入，抓什麼綱？！這不是理論脫離實際？！介入才是最大的理論聯繫實際，不要怕。”他幫助同學們分析問題，提高認識：“有的工廠亂，表面上好象是批鄧帶來的，實際上是走資派破壞，為什麼有人脫離這些來講亂？這就要講辯證法。上層建築破壞經濟基礎，生產關係破壞生產力，右傾翻案，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黨內走資派在意識形態領域向無產階級進攻，必然會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把生產關係搞亂了，維護官僚特權階層的利益，作為生產力的廣大勞動人民怎麼會高興？只有狠批走資派，理順關係，才能有大好形勢。不去批判走資派，籠統地講亂，不講來龍去脈，是講不清楚的。”他們不光把學校的路線鬥爭搞好，還利用“開門辦學”，與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機關、國家機關及解放軍部隊共一百九十餘個單位掛鈎聯繫，召開座談會、報告會等，宣講路線鬥爭，大講走資派的危害；並在各地的分校貼出大字報專欄，把鄧小平等人搞翻案復辟的事實昭告天下，讓廣大人民群眾擦亮眼睛，警惕走資派上台；同時設立接待站，根據接待提綱，接待了各地一千五百多個單位的近萬人，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文化大革命中的闖將張鐵生，以自己在兩條路線、兩個階級鬥爭中得到的鍛煉，獲得的知識，現身說法，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山西大寨、太原市、瀋陽部隊等地進行講演。他說：“黨內資產階級是當今世界上、社會上最腐朽的一個階級，最墮落的一個階級，最反動的一個階級。”
陝西省銅川市的革命造反派提出，鄧小平的所謂整頓是“銅川市問題的要害”，整頓是樹立“黑典型”、“黑樣板”。西安東方紅機械廠大膽地改組了被鄧小平等黨內走資派整頓出來的黨委，使革命的新生力量掌握了工廠的領導權。寶雞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響亮地宣布，“不解決造反派的入黨問題，就是不能正確對待新生事物”，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考驗的革命造反派就應該“入黨、提干”。
湖北的文化大革命經歷了急風暴雨的鬥爭，廣大革命人民的路線鬥爭覺悟高，他們說：“要時時觀察省委、省革委的工作，看他們執行了什麼路線，要注意黨內資產階級的動向，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要依靠革命造反派。全省人民都應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堅強衛士，是領導人執行什麼方針、路線的監督員。”
江西省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與黨中央無產階級司令部心連心，工作一直配合默契。早在1975年8月13日，《江西日報》就登出了《林彪與朱熹理學》，受到江青的表揚：“觀點很正確嘛！”可是江西黨內走資派卻根據鄧小平的黑指示，把寫文章的人打成反革命。經過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非明，路線清，高興地喊出：“斗走資派有理！斗走資派光榮！”“迎着風浪上，面對阻力行，頂着壓力干！”
四川是人口大省，也是革命造反派力量雄厚的地方。他們1976年8月在成都市召開二十萬人大會，以“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為動力，抓好“防震救災”，做到“革命、生產兩不誤”，顯示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良好風貌。
上海是“一月革命”的發源地，時時事事走在全國的前列。他們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大辦民兵師”，武裝革命造反派，擔負起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重任。
毛主席也英明地作出了他身後的人事安排，多次向政治局有關同志提及他逝世後中央領導班子名單：黨中央主席，江青；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全國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中央軍委主席，陳錫聯。並徵詢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動搖不定的中間派”也在分化，有的走向右，有的走向左，或者一時向右，一時向左。李先念是個典型人物。1967年2月，李先念與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人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攻擊中央文革，反對革命的群眾運動，參與了“二月逆流”，受過嚴厲的批判。但當時，李先念轉得快，檢討得又早又深刻，得到毛主席和革命左派的原諒和保護，在中共九大會議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李先念非常感動，當着全體九大中央委員的面，又一次作了公開的檢討，言辭懇切，心情沉重，是“二月逆流”參與者中表現最好的一個。他很清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心中的位置，所以到了1975年的國慶節，根據聽到見到的鄧小平一系列言行，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態度。於是，在一次接待外賓之後，跟着毛主席來到書房，他對毛主席說：“最近，鄧小平有一些講話，我覺得有問題，味道不對，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可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後，他看到毛主席即將去世，又被葉劍英拉過去，成了反革命政變的積極參加者。
1976年7、8月份，毛主席的疾病越來越嚴重，但頭腦非常清楚。江青陪伴在側，經常議論他們這一生中做過的第二件大事——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預演。毛主席說：“這件事沒有完，現在評價是‘三七’開，總不為過吧。”江青知道，毛主席一直為有人假借他的號召搞“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造成的那三分錯誤而遺憾，也為一部分老同志老戰友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而心焦。她認為，文化大革命“三七”開，是毛主席的謙虛，是他一貫說話、做事留有餘地。所以江青安慰毛主席、也是發自內心地說：“主席，您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了什麼？不就是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讓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得到貫徹執行？現在，各級黨委特別是中央被修正主義、走資派篡奪了的那部分權力已經奪回來了，以劉鄧為頭子的那條修正主義路線被摧垮了，經過‘九大’‘十大’兩次政治改組，黨中央和政治局裡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的勢力已失去多數，您的正確路線終於可以順利貫徹執行了，連我們的敵人，以及國際輿論也異口同聲地承認這一點。”毛主席說：“江青呀，你不要高興得太早，有些人在虎視眈眈地覬覦你那些勝利呢。”江青仍陶醉在現實之中：“我不管，反正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成績，他們是抹殺不了的。你看，在經濟基礎方面，我們徹底擊退了黨內那股欲分田單幹解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資本主義思潮，大大鞏固了農村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徹底擊退了在國有工業企業中妄圖推行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責任制的修正主義做法，廣大工人真正成了工廠的主人，一切都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用毛澤東思想統帥各項工作已經蔚然成風。有人再想搞什麼‘利潤掛帥’‘獎金掛帥’‘個人利益驅動’已經不靈了；再推行專家治廠，再反對依靠工人階級辦廠辦企業，再把工人階級看作僱傭奴隸、實行‘管、卡、壓’，就成了工人們的死敵。你看看，現在工人階級多麼揚眉吐氣，一副主人翁的神氣，真叫人高興，他們自覺參加‘兩參一改三結合’，自覺貫徹執行您的無產階級馬列主義辦企業路線，創造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業績！”毛主席被江青說得興奮起來：“我還沒有老糊塗，這些成果在四屆人大的報告中已經列舉的不少了。”江青接過來說：“不，那時鄧小平的翻案風還沒有刮起來，他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輝煌成就的陰謀還沒有暴露。經他這麼一攪和，我們立即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使人們進一步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覺悟，這一年以來，全國又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光前幾年取得的成果鞏固了，還有了新的發展。”江青說得一點不假，自從1975年1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整個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形勢越來越好。在教育、文藝、衛生等各條戰線比較徹底地貫徹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各方面煥然一新。廣大知識分子煥發了延安革命精神，努力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作為無產階級文藝精品的一系列革命樣板戲的相繼誕生和極其廣泛的普及，受到全國工農兵的衷心喜愛。千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廣闊天地經受鍛煉，與傳統觀念決裂，通過參加三大革命實踐活動提高了政治覺悟、學到了革命本領。工農兵上大學改造大學，貫徹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已經開始結出碩果。根據毛主席關於“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偉大號召，全國農村普遍實行了赤腳醫生、合作醫療制度，解決了占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看病吃藥難的問題，受到農民的衷心擁護，成為世界上一大奇蹟，得到國際上廣泛讚揚。這一切都雄辯地證明，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江青積極參加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預演，取得了無與倫比的輝煌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