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两次提到“预演”：“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演习什么？江青是如何对待这场伟大的预演的？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主席又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林彪事件的打击和不可抗拒的衰老，使毛主席对演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主席对江青说：“看来，文化大革命有夭折的危险。左、中、右会重新分化、组合。”江青说“是不是林彪的事对你打击太大了？”毛主席摇了摇头说：“林彪问题的暴露是坏事，也是好事。如果让林彪当上国家主席，那我会留下千古骂名：推翻一个不听话的皇帝，又扶植一个听话的皇帝，把我看成左右中国政局的暴君。如果林彪不暴露，等到我死之后，那问题就大了。现在，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都进行了演习，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得到更多的经验教训，这才完整呢。”“那你考虑的是？”江青一时没有猜透毛主席的心事。毛主席忧虑地接着说：“虽然我们找到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实际解决起来太复杂了、太艰难了，我们是无法完成了。”江青说：“我也感到问题不少，一批判林彪，各种人物纷纷登场了。”毛主席告诉江青：“是的，你一定要多观察，多分析，多思考，多研究。你也不要认为你那些造反派都是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很难说。真是让他们太顺利地上台掌权，说不定不用多久，又会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倒认为，现在让他们受点压，经点磨难，分化一下，有好处。”毛主席停顿了一会，又说：“江青，你应该加紧注意培养左派队伍，发现好的苗子，用接班人的条件要求他们。在舞台上也应宣传、塑造左派形象。”
随着身体的衰老，又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毛主席更加希望全世界的人民都了解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理解他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预演的良苦用心。江青积极配合毛主席的思路，努力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1972年7月19日，美国比较中立、客观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青年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到达中国访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考虑到罗克珊·维特克是位年青的女教授，对中国比较友好，所以主动将对外友协陪同人员反映维特克希望能见到江青的报告批转江青，并建议江青可以一见，同时顾虑到江青的身体健康，（周恩来对江青一直怀有关切之情）于是批示道：“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江青了解到邓颖超、康克清虽然和维特克交谈了好几次，但两人谈过去多，对当前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介绍，因而她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做好准备会见维特克。首先，江青让接待的同志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转告给维特克，把重要的部分读给她听，让她知道毛主席发动的这场真正革命的意义，以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然后，江青拿出了不少时间和维特克交谈，回答维特克提出的各方面的问题。
维特克激动地记下了见到江青的情况：“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我也曾在６０年代初以来有关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过。她的很好的橄榄脸色在热气中闪闪发亮。她的鼻子和面颊完全是雕刻出来的，造型和毛泽东的有些像。……她身高不过五英尺五英寸（大约1.70米），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数山东人那样）。她站在我面前要矮一英寸，皱着眉头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纤细，骨骼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细，走起路来比较轻柔优雅。她的手很精致，手指非常细，正如古代诗人所称的‘纤纤玉指’，动作就像流水一样。……她的衣着比较保守－－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衬的束腰外套，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她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她的装束的风格、裁剪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细很多。和邓的一样，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她们衣服的肩都很引人注目，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 维特克还写道：“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又从晚宴上来到天桥剧场观看江青改革的第一个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所有的文艺都要达到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她专注地看着我，说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把你洗脑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吗？’‘不，我不怕。这种洗脑是不可能的。’‘毕竟，’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也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你们都可以竞选总统！’”“她转到了更加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现在的角色。她说我是第一个了解她的过去历史的外国人，然后又提到了发表这次会见内容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不是把你当成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好朋友。首先我还得请总理检查这次会谈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很显然，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领袖）走的是一条曲折困难的道路。即使我现在都快六十了，我仍然有决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她解释了‘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到了一九七五年，江青和左派同志分析形势时说：“主席六六年给我的信中就预言‘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牛鬼蛇神是个形象的比喻，凡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阻挠社会主义前进的反动势力、反动人物，都是牛鬼蛇神之列，我看，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也是牛鬼蛇神。”江青把自己的这个看法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严肃地说：“你的分析没有错，可你总是锋芒毕露，斗争性那么强，还要求那么完美、纯洁，使我既喜欢又担心。现在我活着可以保护你，但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我曾多次举过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的信，你还记得吗？”
江青当然记得，“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这两句话是铭记在心的，可是一遇到坏人坏事坏现象，她总是沉不住气，有话就想说出来，往往冲锋陷阵一马当先，这也是性格使然。江青为了改掉这个毛病，提出在政治局会议上认真检查，严格要求自己。毛主席同意了她的想法，也考验一下政治局同志经过这几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水平，为自己百年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问题做好准备。于是，毛主席1975年4月23日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以下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根据毛主席这个提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应该是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提高马列主义认识水平的会议。
江青历来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事事跑在前面，从不以毛主席夫人而特殊不认真执行。她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欢迎大家给自己提意见。当时周恩来总理生病住院，他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要求在这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来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主席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于是，邓小平就利用窃取的权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歪曲毛主席批示和讲话精神，煽动一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情绪的人，对江青大肆围攻，妄想整垮以江青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他整顿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扫去障碍，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一下就彻底暴露了邓小平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庐山真面目。这正是毛主席“预演”中的重要效果，“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以江青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遵照毛主席的教诲，沉着气，冷静观察邓小平的动向，看他到底能否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但是，邓小平是个阴谋家，资产阶级两面派，顽固到底的右派分子，他把毛主席的信任，江青等革命同志的谦虚和退让，认为反攻倒算的时机已到，举起“整顿”的破旗，进行了充分表演。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也经常受到他的欺骗和蒙蔽。
先看右派。从1975年5月到10月，右派分子的祖师爷邓小平有如下言行：5月21日和5月29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都声嘶力竭地讲：“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那么什么人符合呢？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不怕“被骂作‘还乡团’”、“被指责为‘复辟’”的人。他找这些人干什么？镇压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把那些“捣乱分子”管制起来，依靠资产阶级分子去“搞生产”，“搞科学技术”，建立“规章制度”对广大劳动者“管、卡、压”，他叫喊：“现在搞制度，宁肯要严一些。”6月份，邓小平下达文件，对钢铁工业进行“整顿”；7月份“整顿”工交战线；8月份向国防工业开刀，对批判“管、卡、压”的革命干群进行反批判，并说当时的形势是“积重难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9月份，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要对农业进行“整顿”，诬蔑“粮食生产还不如解放初期”；10月份，邓小平完成了他翻案复辟的“杰作”——《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提出了臭名昭彰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清华大学的刘冰写信告革命左派迟群、谢静宜；张天民写信告江青；全国各地谣言四起，矛头直接对着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邓小平还在1975年7月初选派了心腹、翻案复辟的右派干将胡耀邦去“整顿”科学院。胡耀邦依靠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了个《汇报提纲》，反对“开门办科研”，反对“自力更生”，批评了“让科技人员下放劳动或在生产岗位顶班劳动”的正确做法。他还向邓小平建议，解决知识分子的“房子、炉子、孩子、妻子、车子”问题，要“五子登科”，让劳心者高居于广大劳力者之上，重新制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恰恰相反，他们要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经过这次伟大的预演，路线觉悟大大提高，阶级立场无比坚定，分辨是非的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的经验教训是可贵的，收获是丰硕的，遇到任何阶级斗争的风浪，都有了抵御的能力。江青看着各地报来的材料，心里无比高兴，并不时向毛主席汇报。
马天水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1931年入党的老同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考验，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被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十大中央委员。马天水对邓小平知之甚深，他经常向上海的革命同志说：“邓小平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文革前他出外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车，让别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生活十分腐化。我们革命派要警惕这个人。”他听了邓小平在全国部分省市工业书记会议上关于整顿的讲话，睡不着觉，给毛主席写信：“邓小平的讲话不对头呀，他说工业整顿，‘积重难返’，他把当前形势说成什么样子啦！还说‘矫枉必须过正’，这是要‘矫’到哪里去呀！这不是要纠偏吗？他就是想要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到上海送走外宾，专门把马天水叫到他的住处进行“策反”工作。邓小平说：“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人就是跟我们过不去，最近又借批判经验主义开始揪老干部。毛主席批评了这些人，你要注意站好队呢。”邓小平停了一会接着说：“你在北京有哪些老熟人？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老同志谈谈，象李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我们老同志要团结在一起。”邓小平还说了许多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话，不指名地把矛头对准江青、张春桥等同志。马天水除了当面以上海的大好形势对邓小平作了委婉的批驳，并立即向中央写信，报告邓小平攻击革命左派、搞帮派拉拢、进行非组织活动，妄想挖上海的墙脚等等情况。
周恩来一直是复辟派妄想利用的一面旗帜，在周恩来的最后的日子，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几次三番到医院策动周恩来支持他们对江青几个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下毒手，都遭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并劝告他们悬崖勒马，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和江青搞好团结，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当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与江青说：“恩来是个好同志，可惜他没有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看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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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朱克家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江青等人的号召，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决心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到底，在各基层狠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把政权夺回到革命左派手中。
在青海，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给江青写信，提出警惕“新老走资派”“变换手法，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又在中央推出代表他们利益和愿望的人物上台”，“实现其以‘硫化铜’冒充‘真金’的阴谋诡计”，“要牢牢掌握各级的党政军大权，首先要确保中央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他们表示，要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强劲东风，在1976年的“七、八、九（月）大干一场”，把“从省委到基层的右倾翻案复辟黑线批深批臭”，鉴于不少老干部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有的变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以有些地方是“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并不奇怪，对此“必须在组织上认真解决问题”，要“分别不同情况，采取批判、调职、降职和坚决的组织措施，从组织上摧垮翻案复辟势力及其主要阶级基础”，从而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福建省，因敢于反潮流而闻名全国的李庆霖，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视，由一个普通教师参与了全省的领导工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很高，和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十分敏感地认识到右倾翻案思潮严重性，对邓小平支持上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怕被打倒的秋后算账派”、“反攻倒算的还乡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并且建议组织省委常委会议领导小组，让革命左派担任了会议秘书长，把大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进行纳新，吸收到共产党内，提拔到领导岗位，成为不脱产的革命干部，保证了运动健康发展。
广州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非常活跃，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预演，认识到没有硝烟的革命斗争的残酷性、艰难性、复杂性、长期性，他们感到“一场大决战无法避免”，受邓小平的影响，从“省市委、地县、局、基层都有他的代理人”，只有把政权牢牢掌握在革命左派手中，才能保住“预演”取得的硕果。
北京市的路线斗争更是热火朝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经受考验最多的地方，而两校的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又是右倾翻案风中首当其冲的人物。迟群在1976年7月18日与清华大学机械系压五班学员座谈时说：“同学们暑假回去就是开门办学，说不介入，早就介入了，和走资派斗争不介入，抓什么纲？！这不是理论脱离实际？！介入才是最大的理论联系实际，不要怕。”他帮助同学们分析问题，提高认识：“有的工厂乱，表面上好象是批邓带来的，实际上是走资派破坏，为什么有人脱离这些来讲乱？这就要讲辩证法。上层建筑破坏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右倾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党内走资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无产阶级进攻，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把生产关系搞乱了，维护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作为生产力的广大劳动人民怎么会高兴？只有狠批走资派，理顺关系，才能有大好形势。不去批判走资派，笼统地讲乱，不讲来龙去脉，是讲不清楚的。”他们不光把学校的路线斗争搞好，还利用“开门办学”，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及解放军部队共一百九十余个单位挂钩联系，召开座谈会、报告会等，宣讲路线斗争，大讲走资派的危害；并在各地的分校贴出大字报专栏，把邓小平等人搞翻案复辟的事实昭告天下，让广大人民群众擦亮眼睛，警惕走资派上台；同时设立接待站，根据接待提纲，接待了各地一千五百多个单位的近万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文化大革命中的闯将张铁生，以自己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中得到的锻炼，获得的知识，现身说法，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西大寨、太原市、沈阳部队等地进行讲演。他说：“党内资产阶级是当今世界上、社会上最腐朽的一个阶级，最堕落的一个阶级，最反动的一个阶级。”
陕西省铜川市的革命造反派提出，邓小平的所谓整顿是“铜川市问题的要害”，整顿是树立“黑典型”、“黑样板”。西安东方红机械厂大胆地改组了被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整顿出来的党委，使革命的新生力量掌握了工厂的领导权。宝鸡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亮地宣布，“不解决造反派的入党问题，就是不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革命造反派就应该“入党、提干”。
湖北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急风暴雨的斗争，广大革命人民的路线斗争觉悟高，他们说：“要时时观察省委、省革委的工作，看他们执行了什么路线，要注意党内资产阶级的动向，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依靠革命造反派。全省人民都应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卫士，是领导人执行什么方针、路线的监督员。”
江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心连心，工作一直配合默契。早在1975年8月13日，《江西日报》就登出了《林彪与朱熹理学》，受到江青的表扬：“观点很正确嘛！”可是江西党内走资派却根据邓小平的黑指示，把写文章的人打成反革命。经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非明，路线清，高兴地喊出：“斗走资派有理！斗走资派光荣！”“迎着风浪上，面对阻力行，顶着压力干！”
四川是人口大省，也是革命造反派力量雄厚的地方。他们1976年8月在成都市召开二十万人大会，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动力，抓好“防震救灾”，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良好风貌。
上海是“一月革命”的发源地，时时事事走在全国的前列。他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办民兵师”，武装革命造反派，担负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任。
毛主席也英明地作出了他身后的人事安排，多次向政治局有关同志提及他逝世后中央领导班子名单：党中央主席，江青；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中央军委主席，陈锡联。并征询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也在分化，有的走向右，有的走向左，或者一时向右，一时向左。李先念是个典型人物。1967年2月，李先念与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攻击中央文革，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参与了“二月逆流”，受过严厉的批判。但当时，李先念转得快，检讨得又早又深刻，得到毛主席和革命左派的原谅和保护，在中共九大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李先念非常感动，当着全体九大中央委员的面，又一次作了公开的检讨，言辞恳切，心情沉重，是“二月逆流”参与者中表现最好的一个。他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心中的位置，所以到了1975年的国庆节，根据听到见到的邓小平一系列言行，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在一次接待外宾之后，跟着毛主席来到书房，他对毛主席说：“最近，邓小平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可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他看到毛主席即将去世，又被叶剑英拉过去，成了反革命政变的积极参加者。
1976年7、8月份，毛主席的疾病越来越严重，但头脑非常清楚。江青陪伴在侧，经常议论他们这一生中做过的第二件大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预演。毛主席说：“这件事没有完，现在评价是‘三七’开，总不为过吧。”江青知道，毛主席一直为有人假借他的号召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成的那三分错误而遗憾，也为一部分老同志老战友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而心焦。她认为，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是毛主席的谦虚，是他一贯说话、做事留有余地。所以江青安慰毛主席、也是发自内心地说：“主席，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什么？不就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让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贯彻执行？现在，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被修正主义、走资派篡夺了的那部分权力已经夺回来了，以刘邓为头子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被摧垮了，经过‘九大’‘十大’两次政治改组，党中央和政治局里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的势力已失去多数，您的正确路线终于可以顺利贯彻执行了，连我们的敌人，以及国际舆论也异口同声地承认这一点。”毛主席说：“江青呀，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些人在虎视眈眈地觊觎你那些胜利呢。”江青仍陶醉在现实之中：“我不管，反正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成绩，他们是抹杀不了的。你看，在经济基础方面，我们彻底击退了党内那股欲分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资本主义思潮，大大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击退了在国有工业企业中妄图推行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的修正主义做法，广大工人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一切都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各项工作已经蔚然成风。有人再想搞什么‘利润挂帅’‘奖金挂帅’‘个人利益驱动’已经不灵了；再推行专家治厂，再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办厂办企业，再把工人阶级看作雇佣奴隶、实行‘管、卡、压’，就成了工人们的死敌。你看看，现在工人阶级多么扬眉吐气，一副主人翁的神气，真叫人高兴，他们自觉参加‘两参一改三结合’，自觉贯彻执行您的无产阶级马列主义办企业路线，创造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业绩！”毛主席被江青说得兴奋起来：“我还没有老糊涂，这些成果在四届人大的报告中已经列举的不少了。”江青接过来说：“不，那时邓小平的翻案风还没有刮起来，他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辉煌成就的阴谋还没有暴露。经他这么一搅和，我们立即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人们进一步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这一年以来，全国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光前几年取得的成果巩固了，还有了新的发展。”江青说得一点不假，自从197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整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势越来越好。在教育、文艺、卫生等各条战线比较彻底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各方面焕然一新。广大知识分子焕发了延安革命精神，努力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精品的一系列革命样板戏的相继诞生和极其广泛的普及，受到全国工农兵的衷心喜爱。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经受锻炼，与传统观念决裂，通过参加三大革命实践活动提高了政治觉悟、学到了革命本领。工农兵上大学改造大学，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已经开始结出硕果。根据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看病吃药难的问题，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世界上一大奇迹，得到国际上广泛赞扬。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江青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预演，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辉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