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是戏迷，经常去位于虎坊桥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看戏。工人俱乐部其实是可一座可以容纳一千多观众的剧场，设施在当时很先进，是北京京剧团的常驻剧场，也是话剧、歌剧的演出场所，平时也放映电影。北京京剧团的总部就在工人俱乐部旁边，文革前因“四大团长”（即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而名扬遐迩，工人俱乐部也因此而红。晚上演出时，戏迷趋之若鹜，经常一票难求。后来，工人俱乐部成了京剧现代戏的摇篮，《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杜鹃山》（文革中被改名《杜泉山》）等都是由北京京剧团在此排练和演出的。

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家父带出去看戏。不仅看京剧，也看歌剧和芭蕾舞。第一次在工人俱乐部看京戏时，剧名、剧情全不知道，只记得一个戴着僧帽的小和尚在台上表演，台下不断鼓掌叫好，可惜我不记得演员的名字了。然而他确实演得好，在没有实景的台上做出下山、过河的动作，连我这小孩儿都看懂了。只记得他在演到过河时，笑嘻嘻地脱了一只鞋露出赤脚来，很有趣。家父还带我去看过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货郎与小姐》，我也看不懂，只记得那个留着八字胡、显得很滑稽的“货郎”唱着唱着突然走下台来，“请教”观众如何才能把“小姐”追到手。我还看过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里边有个老太婆死了变成鬼魂上台，把男主角吓得连唱“我怕，我怕，我怕！”其实他不知道，我比他还害怕呢。还记得第一次看芭蕾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剧名是《海侠》。长大后看过很多中外芭蕾舞剧，却偏偏没有一个叫《海侠》的，后来悟出那剧其实是《海盗》（Le Corsaire），也不知是哪位为了“政治正确”把名儿给改啦。

记得一次散戏后，家父带我去工人俱乐部斜对过儿的前门饭店小吃部吃夜宵。刚吃了几口，来了几个手拿折扇的人，在我们左前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点了不少吃的。家父指着其中一位穿白色短袖衬衫、灰裤子、黑皮鞋的中年人的背影，带着几分兴奋小声告诉我，那是名角儿某某某。我一个几岁的小孩儿，看戏就是看热闹，哪管那位是何方神圣？我只瞄了他一眼，看他没有要开戏的样子，就又低头吃我的炒肝儿去啦。

小时候我家东院儿住着一位雷先生，是比家父还要戏迷的戏迷。雷先生家里有只黄猫，每次我到他家玩儿时，那猫便会跟了我走，我一坐下，它就跳到我的怀里。我坐下后总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墙上贴的京剧名角儿的大幅照片和演出海报。雷先生便指着那些花脸、须生、青衣告诉我：这是谁谁，那是谁谁，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他便笑。雷先生到我家来串门儿时，第一话题永远是那些角儿们的奇闻逸事，说得口若悬河、眉飞色舞而不知疲倦。记得有一次说到“谭百岁儿”，我插嘴问道：谁是“谭百岁”？雷先生回答：就是演郭建光的谭元寿呀。敢情“谭百岁”是谭先生的小名儿！

说起谭元寿，我还真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家母带我去天桥剧场参加联欢会，其中一个节目是谭元寿演唱《沙家浜》选段，只见他穿一身崭新的“国防绿”军装（没有领章帽徽）上台，很有“郭建光”的范儿。那时他所在的北京京剧团是“样板团”，特批有军装穿。记得他唱到激情处，将手臂一举，露出一只亮闪闪的手表来，我才意识到这是谭先生，不是郭建光。第二次见到谭元寿已是1980年代中期，北京京剧团在政协礼堂复演《沙家浜》，这次恢复了原名《芦荡火种》，并改回一些被江青删改的剧情，赵燕侠、谭元寿、马长礼、周和桐等原班演员都参加了演出。记得胡司令的婚礼时，新四军不是从正面打进去，而是化装潜入。当汉奸说“黑田大佐在此“时，谭先生扮演的郭建光大喝一声：大佐算什么东西？！

那时的角儿没有现在这些“明星”、“大腕”牛气，人们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疯狂地追星。那时在北京街上走，一不留神就会碰上角儿。例如，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前就遇到过在《茶馆》里扮演常四爷的郑榕先生。还有一次遭遇更有趣，是在王府井附近的“馄饨侯”。“馄饨侯”是北京一家专卖馄饨的小店，是很有名气的老字号。它坐落在东华门大街路北，门脸儿很小，店堂里只摆得下七八张桌子。他家的馄饨皮薄馅儿大瘦肉多，汤汁特别鲜美，因此招来各方食客，饭口时经常要排长队。那天我下班后想吃碗馄饨，就奔了不远处的馄饨侯。正是饭口，食客在柜台前排起了长龙。我站在队尾百无聊赖，便把店里几张桌子踅摸（看）了个遍，看看哪里有有空座儿。嘿！挨着柜台那张桌子只坐着一对老夫妻，还有俩空座儿！再仔细一瞧，我乐了——那个吃了半截儿馄饨突然仰起脸儿的老爷子，不是老演员程之吗？我忍不住问道：您是程之先生吧？程先生冲我一笑，算是认可了。没成想他这一乐，整个儿一“金池长老”（程先生在电视剧《西游记》里饰演的那个谋夺唐僧袈裟的老和尚）！

我上小学时参加过合唱团，因此有过几次演出的经历。记得有一次演出，我们在后台碰到了胡松华。那时胡先生因为一曲《赞歌》而红遍天下，而当晚的节目里就有这支歌。我们几个小学生便不由分说，团团把胡先生围住，非要他先给我们唱一遍。那时胡先生脸上已经化了妆，还没有穿蒙古袍，身上是一套蓝色的呢子中山装，没系扣子，里边是雪白的衬衫，很有风度，却没有大明星的架子。他笑眯眯地对我们说：这里不能大声唱，我就给你们小声儿唱一遍吧。结果他真的给我们小声唱了一遍《赞歌》，听得我们如醉如痴，至今难以忘怀。

您瞧，在北京住着，碰见角儿真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不仅在后台、街上、饭馆儿里能碰上，就是在家里也能碰上！那天我从学校回家，看到客厅里一男一女两位客人正在和家母说笑。我一进门儿，母亲便指着那位先生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我又打量了一下，只觉得这位身材修长的方脸先生有些面善。母亲笑道：他是“南霸天”呀！原来，这位是在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里演过南霸天的蒋维豪先生。蒋先生文质彬彬的样子，说出话来慢声细气，和舞台上穷凶极恶的“南团总”完全对不上号。坐在他身边的“南太太”也是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她笑盈盈地对家母说：您儿子真漂亮！

这让我很不好意思，于是找个借口躲到自己屋里去了。漂亮的芭蕾舞演员夸奖我“漂亮”，尽管有客套的成分，但也总有点事实根据吧？如果我的模样儿跟巴黎圣母院钟楼上那位差不多，她还会说我“漂亮”吗？哈哈，怪不得上次在工人俱乐部看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邻座儿那个漂亮小妞儿时不时地瞟我一眼呢。

说到《枫叶红了的时候》，不能不提王景愚先生。这个戏是“青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庆祝“粉碎四人帮”而创作的，王景愚是编剧之一（另一位是金振家）并饰演主要人物“发明家”陆峥嵘。剧情大抵是这样的：文革后期，骗子陆峥嵘自称发明了“忠诚探测仪”而被江青集团看中，调到某研究所工作，欲用“忠诚探测仪”探测人们对四人帮的“忠诚度”而控制他们的思想。后来四人帮倒台，骗子也遭到了清算。记得剧中有一个 叫“秦欣”（“亲信”的谐音）的女人，是四人帮的亲信，此人戴着秀郎眼镜，身穿“国服”（江青设计的裙装），手拿一把扑克牌出场，一看即知是江青化身，观众不禁大笑。

然而最可称道的还是王先生的表演。他用幽默的台词、夸张的表情和滑稽的身段，把一个权力扶持的不学无术的骗子刻画得惟妙惟肖。例如，研究所里的文革分子起了内讧，陆峥嵘高喊“大家都是打砸抢出身，谁怕谁呀？”一个大嘴巴把对方扇了个趔趄，让人想起文革中那些得志小人的嘴脸，不禁捧腹。还有，他吹嘘自己懂得进化论，却把“从猿到人”说成了“从人到猿”，这真是对那些不学无术却偏爱炫耀的人们的辛辣讽刺。可悲的是，今天竟然有那么多见利忘义、倚官仗势、寡廉鲜耻、人性泯灭的主儿，让我觉得“从人到猿”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