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中）

                                                                         ——过来人说过去话

三、中共重大谎言欺世事件例举

      （1）上世纪40年代，国统区的地下共产党教学生天天唱“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万担谷子堆满倉，大鲤鱼哟满池塘”，“穷人富人都一样”，”讲民主哟爱地方“。“南泥湾好地方，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鲜花开满山......”多少青年学子听了热血沸腾，投奔那好地方去！《毛泽东选集.为人民服务》说，“张思徳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下面注释曰：“1944年9月5日，张思徳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而真相是：南泥湾本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359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罂粟，制成鸦片，运往国统区卖给国民党军队和老百姓，赚钱用作中共活动经费。张思德是在土窑里熬制鸦片，窑塌而被活埋的。（据张耀杰实地考察后披露。关于中共种植、销售鸦片事，本博曾见过网上公布的中共陈云、南汉宸签名盖章的批文复印件。）

       （2）抗战胜利后，中共大肆宣扬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云：国民党抱不抵抗主义，国军一溃千里，蒋介石躲在峨眉山里，胜利后下山摘桃，夺取胜利果实；抗日战争，90%的仗是新四军、八路军打的，95%的地土是共产党佔领的——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事实究竟怎样呢？请看：

        1、毛泽东在1937年8月召开的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殺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最后讲话说：“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守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反这个总的方针。”

        所以，后来林彪的平型关战役和彭德怀的百团大战都受到了批评，说他们“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兵力来对付八路军。”特别是彭德怀的“百团大战”，在1945年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断断续续挨了40天的批判。

        2、抗战期间，毛泽东秘密派遣中共华中局联络部长潘汉年代表中共，潜入沪、宁与汪伪政权及侵华日寇联系，乞求订立”互不侵犯“默契，并与之勾結，共同破坏民族抗日事业。（见《博讯》2015年7月18、19日载吕千荣《看中国，誰是汉奸卖国贼》、《求真相，辨真伪》和《博讯》2015年7月29日载惠风编辑的《毛泽东与汪精卫秘密交往：关押潘汉年灭口》文。）

        3、王明揭露毛泽东卖国联日打国军，曰：1940年10月毛泽东对王明说“我们不能战胜日本人，那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打败蒋，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了！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见王明《中共50年》第186页。《腾讯》2015年7月11日发表）

       4、近几年来，在民间私下流传一封毛泽东1942年肯定、示好、勾結汪精卫的八、九百字的亲笔信。信曰：“汪主席兆铭先生：近安！------而汪主席不惜自身声名，效法程婴存赵之举，甘冒讓世人和历史污赠汉奸之名，前往沦陷区组织政府，服务人民，试图以和平建国运动，图谋保存中华之血脉。其勇气比舍身刺殺载丰，更可钦佩。------” “ 润之      民国31年暮春、于延安拜上！” “此信由我党潘汉年亲呈。此人忠信欠缺，看后请立毁此信！切记！切记！”

        5、抗战中，国军与日军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大会战有22次。其中8.13淞沪会战双方投入107万军队，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和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这些大战，中共的18集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22次大战中，18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损失甚微。此外还有1117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国军共死亡380万人，包括11名上将、34名中将、50名少将（国军阵亡将官206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2名，军长8名，副军长2名，师长20名，副师长13人，旅长17人。以上全部是国民党党员，有具体姓名。而八路军、新四军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18集团军副参谋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和轰炸，并非死于战场。）；海军损失殆尽，战机损失2468架。国军500万在抗战中几乎被日军消灭了所有主力部队。中共军队则越战越多，1937年改编为国军时5.5万，到1945年抗战胜利是127万。（见胡志伟整理《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载《黄花岗》杂志2005年第3期，等资料）

       又：日本靖国神社藏“二战在华战亡人数统计”：“死于国军之手者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者851人，其中包括百团大战302人，平型关战167人。”（据章伯鈞二女儿章诒发的微博）

        （3）抗战期间，中共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毛泽东、周恩来都发表了大量赞扬美国民主自由的社论、评论和谈话。如：

        1、1943年4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颂——獻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坏------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2、1943年9月12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一文，引用了莫洛亚的两句话：“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类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有条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3、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的缺点，“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才能建設一个好的国家------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国与新世界------”

        4、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新华日报》以《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为题，发表了热情歌颂美国的社论。社论最后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5、同年7月22日，美国代表团到达延安，毛泽东多次会见他们。毛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6、同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中说：美国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10月10日毛泽东与观察组的谢伟思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共产党“愿意与美国政策‘步伐一致’。”

        7、1945年7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矩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8、同年12月，周恩来与美国特使马歇尔说，中国共产党“期望美国式的民主。”

        类似以上这样极口赞颂美国，拥抱民主自由的社论、评论和谈话，在1944年前后两三年里竟有好几十篇。其中有些话说得还真有些使人觉得肉麻。可是，仅几个月时间，在抗战胜利、中共决定用武力夺取国民党政权的内战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便180度大转弯——美国成了“中国人民的死敌”，肆意丑化、誣蔑、攻击美国，高喊“坚决打倒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

      （4）1946年7月1日，中共发出“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的《反美工作指示》。12月底至47年春，制造“沈崇事件”，掀起“反美倒蒋”狂潮（见本博《沈崇迷案说明了什么？》文）。

       （5）为获取广大农民支持“解放战争”，大搞斗地（主）、富（农），分田地的土地改革；待将国民党赶到台湾，大陆政权得到稳定，便开展所谓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土改”分得的田地以及贫下中农原来自己的田地、甚至耕牛，都交给“合作社”（后来是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交给了国家——共产党。

       （6）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越过38线进攻大韩国；联合国阻止未果，乃组成21国“联合国军”出兵阻击。中共为维护国际共产体系，不惜牺牲人民宝贵的生命和巨大的财力、物力，大肆宣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唇亡齿寒”，发动“抗美援朝”战争。

    （7）195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号召社会各阶层群众“鸣放”，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可是，当广大群众、党员、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批评建议以后，毛泽东却说这是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事前号召大家提意见是“引蛇出洞”。接着便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运动，抓出55万多右派分子，发配到北大荒等边远地区的农场、工厂、矿山等处劳动改造。这些右派分子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饿死，有的自殺，20年后，至1978年平反时活着的仅剩五分之一。

       （8）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放卫星”。从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第一颗高产卫星——亩产小麥2105斤后，全国沸腾，纷纷效尤，各地互相比拚：随之，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报亩产早稻36900斤，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的亩产小麥8586斤，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稻谷130435斤------卫星放得越来越大（亩产量越报越高），谎话假话满天飞，下面报得起劲，上边听得高興，敲锣打鼓齐欢庆。到了秋后，政府按放卫星报的亩产量高指标高征购（统购统销），公社连种子交上都不够；于是，缺粮，大家饿肚子。旧社会遇到灾荒，政府会开倉救济；共产党执政是新社会，自然不会这样做。于是哀鸿遍野，饿殍千里，一个个饿死，一家家饿死，一村村饿死，共死了四千多万。（按：至今还有些被豺狼吃掉心、肝的叫兽、鼋掌之类者，说什么没有饿死人。我的生长在江南鱼米之乡30多岁的姐夫和他差不多年龄的邻居，均因受不了飢饿的痛苦而悬梁自殺，我一位安徽的大学同学家里人除了妻子全部饿死。）

       （9）邹鲁风，原名陈蜕，因仰慕鲁迅的风骨，改名邹鲁风。年轻时参加一二.九运动，为示威游行队伍“总糾察”，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1958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决定，由北大、人大两校党委调集师生组成“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赴河北省藳城县、河南省信阳地区、罗山县进行调查，总负责人为邹鲁风。据调查组调查，当时的“浮夸风”、“穷过渡”、“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已经推向全国，推向极致。调查组组长汪子嵩说：“当时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2000斤；如果说实的，亩产200斤。’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种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说了，会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你‘右倾保守’。当时已经没有正规的粮食吃，只吃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不仅难于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抠出来，实在苦不堪言，但是不能说。”（见韩三洲《陆平与邹鲁风之死》，载《南方都市报》）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见一数百頁铅印32开本的毛泽东《内部讲话》。其中有一篇是调查组出发前对调查组负责人讲的话。他说，“要讲实话。不怕坐班房，不怕老婆离婚。”邹鲁风是按照最高指示作的。

       调查组回北京汇报，北京市委领导、两校党委负责人大多表示同情，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话说得比调查组的组员还激烈。但正在这时，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公报下达。形势突变，各级领导立即换了一张脸，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挂帅，与人大党委一起，接连组织召开两校师生批判以邹鲁风为首的“两校调查组”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大会。调查组出发前是两校党委敲锣打鼓开会欢送的，而此时却说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我有幸也参加了其中的一次批判大会——去接受教育。年深月久，会上说的话都记不得了，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特请河南省信阳地区宣传部长作批判报告。此人吃得胖胖的，姓名已忘了。他说：“‘两校调查组’的话全是造谣，是对党的三面红旗的恶毒攻击。我们信阳地区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老百姓每两天吃一个老鸡婆！”（按：信阳地区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至少饿死了105万人。这个宣传部长是人吗？——怎么人会变成这样的魔鬼！）

        明明是没有粮食，饿死了人，怎么偏把黑的说成白的呢！这个世上还能活下去吗？——邹鲁风怎么也想不通。于是，1959年10月26日清晨，他独自一人在北大镜春园西边的小径上徘徊，然后从容走向湖中，自溺身亡，结束了他风华岁月（49岁）的生命。

       （10）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叶剑英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搞得真是天怨人怒，民不聊生，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次革命，谁都知道是毛泽东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亲自发动的。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到北京大学（听说毛的女儿李娜同去）鼓动聂元梓等七人张贴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红卫兵鼓动造反派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江青在审判她的法庭上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如此等等，都是铁证。当他心目中的敌人刘少奇、彭德怀等被清除之后，他又反手一掌，说“现在是年轻人犯錯误的时候了！”于是，全国抓“5.16反革命分子”。那些造反派，大多是大学生和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人，也有中年人，坐牢的坐牢（如高校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等等），被保守派打死的打死（如社科院冯宝岁［女］等），跳楼的跳楼，割腕的割腕------有些青年人自殺后装一薄皮棺材，撂在田头，夜间便被野狗拖走吃了。看着这些年轻人当初被煽动起来造反的时候，有持无恐，打、砸、抢，横行不法，可恶可恨；后来的如此结局，又可悲可怜。这究竟是谁作的孽啊？！最后把罪责都推在“四人帮”身上，罪魁祸首还是“伟、光、正”，这不是把14亿人民都当成白痴吗？其实，除了那些至今还成群结队在公园扭着屁股唱红歌的外，心里谁都清楚。“红朝人”、“赵家人”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血肉相连”（罗瑞卿小女儿罗点点语），利害攸关；平头百姓是你那么说，我就跟着你说，何必戳穿你，自找麻烦！

        （11）1989年“6.4”，反“官倒”、“贪腐” 的学生在天安门静坐请愿。李鹏、陈希同等向邓小平报告却说，这次学生示威请愿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夺权行动；又放出谣言，说他们已经商议好了组阁的班子，由方励之任总理等等。于是，邓小平决定调动军队开枪镇压。北京市一夜枪声。翌日上午，住我们楼下的两位中年人骑自行车到天安门附近的几个医院转了一圈，见到医院走廊里都堆着重叠的死尸。可是，隔天中央电视台播放新闻，说“‘6.4’没有死一个人”；并推出几个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出来作证，说“我们天天在这里上班，真的没有见到死一个人。”今见“白宫档案：中共8964天安门广场殺死8726人，全北京殺了10454人。”

     如上实例，不胜枚举，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