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上) ——过来人说过去话
一、问题的提起 前几天,网载《暂不谈中国崛起,先问问三个关键问题》中,龙永图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应“培养孩子的诚信,不说谎是基本底线......我们今天的孩子没有几个不说谎的......”希望家庭、学校负起教育好孩子的责任来。这意见无疑是好的,但不会有效果。因为现在岂止只是孩子“没有几个不说谎的”,成年人还有几个不说谎的呢?说谎,仅是全豹之一斑而已。全社会普遍的说谎,它说明了整个社会人们思想道德的堕落。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情况,说它是亡国灭种之渐,决非危言耸听之语也!有识之士早看到了这点。记得多年前温家宝总理就提出道德滑坡的问题。当时就有一批贪图混水摸鱼的腐败分子和“爱国贼”奋起批判温家宝,说他给党和国家的脸上抹黑。从此以后,似再也没有人敢提这问题。于是,道德滑坡愈演愈烈,法治观念每况愈下,以致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几乎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无人不说谎,有权有势有钱者二奶成堆,小三横行,淫乱丑闻此起彼伏,私生子女层出不穷......的局面! 如此严重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呢?龙永图提到的家庭、学校固然有责任,但家庭、学校为什么一样说谎作假呢?其根源究竟何在呢?
二、毛泽东的故事 吴康民:张玉凤孟锦云评价毛泽东 2016年01月21日
从一个小故事看毛泽东 毛泽东去世已近35年,但对他有贬义的评论仍列为禁区。最近读《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一书,其中的一个小故事,让人对毛泽东的“逆向思维”有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是根据一位在毛泽东身边朝夕相处,与他度过最后岁月的女人孟锦云口述,由内地女作家郭金荣执笔的。这不是在香港出版的禁书,是堂堂正正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的一本信史。 这本书对毛泽东晚年的日常生活、精神面貌、思想状态有细致的描写。其中不经意地透露了毛泽东的“逆向思维”,他常常喜欢从相反的方面去思考,离经叛道,标新立异。
两个青年救美的故事 这里要介绍的一个小故事,是在毛泽东去世前一年,即1975年8月,他忽然动起看电影的兴趣,看了一出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越剧歌唱片:《云中落绣鞋》。 故事的内容大致是:一个富有的员外的千金小姐不慎跌落后花园的枯井中,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许之为妻。有两位青年同时应召,商量好一个下井,一个用吊绳在上面照应,救出小姐后,随小姐的意愿,想嫁给谁便嫁给谁。 于是一位用筐拴上绳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先救小姐,再让青年上来。在井外负责放筐下井的青年,在救出小姐后,为了独占小姐,便狠心地不顾另一青年死活,并用大石堵死井口,便抱着小姐去领赏,成全婚姻美事。 在井下的青年叫天不应,加上井面盖上石头,只见黑茫茫的一片。但他却手拿着小姐留下的一只绣花鞋,是小姐被往上拉时丢下的。 已婚嫁的小姐一夜忽作一梦,天上飘下一只绣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丢失的一只。梦中醒来,这位梦中的青年却出现在自己面前。 结局是由父亲做主,赶走那位狡猾的青年,迎接这位死里逃出的青年。 至于井底的青年如何能逃出的,当然好人有好报,是神仙救他的。 毛泽东认同奸猾者 看完电影,毛泽东问看电影的人们:“你们说说看,两位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 众口同声地说,当然是在井底的青年好啦,孟锦云更添上几句:“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 毛泽东转头问另一位早期已在他身边伺候他的张玉凤,张说,“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吗要问这么个问题?” 毛泽东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 “为什么?”众口同声地问。 毛泽东答道:“那个井下的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 众人还是不服气,说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实。 毛泽东答道:“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还说,小姐只有一个,他不害另一个,他能得到她吗? 毛泽东的霸气 这就是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他曾写过一首《咏蛙》的诗,其中有两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17岁的毛泽东,便已显出他的霸气。 孟锦云的回忆说,毛泽东他“要发展,要改造,要出新”,对他缔造的党和国家,也“不惜打乱重来”,“来个天翻地覆”,“标新立异是他的性格特点”。 这正是毛一生主张与人斗,其乐无穷,提倡阶级斗争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思想根源。也是他在解放以后,发动一个个的政治斗争,要打倒一切,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把与他同打江山的一些老同志清除掉。 张玉凤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他就是怪,你说是黑的,他偏要说白,他总喜欢对立”。 孟锦云说,“主席的看法,老和我们不一样,这个人很怪”。 毛泽东的专权,一言堂,“逆向思维”,终于为新中国带来近20年的灾难。 研究毛泽东,这是一份可贵的材料。 (来源:摘自《吴康民论时政》,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在这里,吴康民看到的是毛泽东的“逆向思维”,我看到的是可怕的毛没有最起码的做人原则和道德底线,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魔鬼思维。这种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一切邪恶手段的魔鬼思维,自毛当上中共的绝对领导之后,便成为了整个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此后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实乃同种同源、一脉相承的产品。毛泽东看重中国历史上两个人:一是秦始皇,二是曹操。前者是著名的专制独裁者,后者是一生爱好耍弄权术的无赖。史载:“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操父)。操患之,后逢叔父于路,即诈倒于地,作中风状。
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问之,答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誣枉)耳
! ’
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皆不听,操得恣意放荡。”民间有言曰:一个人,从三岁看到老。意思是说,一个人小时候的思维性格特点,到老来往往也是如此。曹操少时这样,成年后就是个多奸善诈之徒。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国家除妖孽,实为自己争天下;亲自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王垕的头来平息众愤;许攸弃袁绍投奔他,他待之异常谦恭亲热,却始终不说一句真话;“梦中殺人”,防行刺;有心殺弥衡,而假手于他人;败马超,用“抹书间韩遂”毒计;严军纪,耍“割发权代首”把戏------毛泽东和中共之玩弄权术,则更是大大超过了曹操。中共的唯一目的是夺取全国政权。为了夺取和维护政权,各种阴谋诡计、卑鄙邪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且看下面实例。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中)
——过来人说过去话
三、中共重大谎言欺世事件例举
(1)上世纪40年代,国统区的地下共产党教学生天天唱“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万担谷子堆满倉,大鲤鱼哟满池塘”,“穷人富人都一样”,”讲民主哟爱地方“。“南泥湾好地方,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鲜花开满山......”多少青年学子听了热血沸腾,投奔那好地方去!《毛泽东选集.为人民服务》说,“张思徳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下面注释曰:“1944年9月5日,张思徳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而真相是:南泥湾本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359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罂粟,制成鸦片,运往国统区卖给国民党军队和老百姓,赚钱用作中共活动经费。张思德是在土窑里熬制鸦片,窑塌而被活埋的。(据张耀杰实地考察后披露。关于中共种植、销售鸦片事,本博曾见过网上公布的中共陈云、南汉宸签名盖章的批文复印件。)
(2)抗战胜利后,中共大肆宣扬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云:国民党抱不抵抗主义,国军一溃千里,蒋介石躲在峨眉山里,胜利后下山摘桃,夺取胜利果实;抗日战争,90%的仗是新四军、八路军打的,95%的地土是共产党佔领的——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事实究竟怎样呢?请看:
1、毛泽东在1937年8月召开的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殺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最后讲话说:“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守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反这个总的方针。”
所以,后来林彪的平型关战役和彭德怀的百团大战都受到了批评,说他们“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兵力来对付八路军。”特别是彭德怀的“百团大战”,在1945年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断断续续挨了40天的批判。
2、抗战期间,毛泽东秘密派遣中共华中局联络部长潘汉年代表中共,潜入沪、宁与汪伪政权及侵华日寇联系,乞求订立”互不侵犯“默契,并与之勾結,共同破坏民族抗日事业。(见《博讯》2015年7月18、19日载吕千荣《看中国,誰是汉奸卖国贼》、《求真相,辨真伪》和《博讯》2015年7月29日载惠风编辑的《毛泽东与汪精卫秘密交往:关押潘汉年灭口》文。)
3、王明揭露毛泽东卖国联日打国军,曰:1940年10月毛泽东对王明说“我们不能战胜日本人,那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打败蒋,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了!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见王明《中共50年》第186页。《腾讯》2015年7月11日发表)
4、近几年来,在民间私下流传一封毛泽东1942年肯定、示好、勾結汪精卫的八、九百字的亲笔信。信曰:“汪主席兆铭先生:近安!------而汪主席不惜自身声名,效法程婴存赵之举,甘冒讓世人和历史污赠汉奸之名,前往沦陷区组织政府,服务人民,试图以和平建国运动,图谋保存中华之血脉。其勇气比舍身刺殺载丰,更可钦佩。------”
“ 润之
民国31年暮春、于延安拜上!”
“此信由我党潘汉年亲呈。此人忠信欠缺,看后请立毁此信!切记!切记!”
5、抗战中,国军与日军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大会战有22次。其中8.13淞沪会战双方投入107万军队,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和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这些大战,中共的18集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22次大战中,18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损失甚微。此外还有1117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国军共死亡380万人,包括11名上将、34名中将、50名少将(国军阵亡将官206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2名,军长8名,副军长2名,师长20名,副师长13人,旅长17人。以上全部是国民党党员,有具体姓名。而八路军、新四军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18集团军副参谋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和轰炸,并非死于战场。);海军损失殆尽,战机损失2468架。国军500万在抗战中几乎被日军消灭了所有主力部队。中共军队则越战越多,1937年改编为国军时5.5万,到1945年抗战胜利是127万。(见胡志伟整理《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载《黄花岗》杂志2005年第3期,等资料)
又:日本靖国神社藏“二战在华战亡人数统计”:“死于国军之手者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者851人,其中包括百团大战302人,平型关战167人。”(据章伯鈞二女儿章诒发的微博)
(3)抗战期间,中共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毛泽东、周恩来都发表了大量赞扬美国民主自由的社论、评论和谈话。如:
1、1943年4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颂——獻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坏------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2、1943年9月12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一文,引用了莫洛亚的两句话:“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类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有条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3、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的缺点,“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才能建設一个好的国家------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国与新世界------”
4、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新华日报》以《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为题,发表了热情歌颂美国的社论。社论最后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5、同年7月22日,美国代表团到达延安,毛泽东多次会见他们。毛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6、同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中说:美国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10月10日毛泽东与观察组的谢伟思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共产党“愿意与美国政策‘步伐一致’。”
7、1945年7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矩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8、同年12月,周恩来与美国特使马歇尔说,中国共产党“期望美国式的民主。”
类似以上这样极口赞颂美国,拥抱民主自由的社论、评论和谈话,在1944年前后两三年里竟有好几十篇。其中有些话说得还真有些使人觉得肉麻。可是,仅几个月时间,在抗战胜利、中共决定用武力夺取国民党政权的内战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便180度大转弯——美国成了“中国人民的死敌”,肆意丑化、誣蔑、攻击美国,高喊“坚决打倒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
(4)1946年7月1日,中共发出“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的《反美工作指示》。12月底至47年春,制造“沈崇事件”,掀起“反美倒蒋”狂潮(见本博《沈崇迷案说明了什么?》文)。
(5)为获取广大农民支持“解放战争”,大搞斗地(主)、富(农),分田地的土地改革;待将国民党赶到台湾,大陆政权得到稳定,便开展所谓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土改”分得的田地以及贫下中农原来自己的田地、甚至耕牛,都交给“合作社”(后来是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交给了国家——共产党。
(6)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越过38线进攻大韩国;联合国阻止未果,乃组成21国“联合国军”出兵阻击。中共为维护国际共产体系,不惜牺牲人民宝贵的生命和巨大的财力、物力,大肆宣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唇亡齿寒”,发动“抗美援朝”战争。
(7)195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号召社会各阶层群众“鸣放”,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可是,当广大群众、党员、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批评建议以后,毛泽东却说这是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事前号召大家提意见是“引蛇出洞”。接着便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运动,抓出55万多右派分子,发配到北大荒等边远地区的农场、工厂、矿山等处劳动改造。这些右派分子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饿死,有的自殺,20年后,至1978年平反时活着的仅剩五分之一。
(8)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放卫星”。从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第一颗高产卫星——亩产小麥2105斤后,全国沸腾,纷纷效尤,各地互相比拚:随之,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报亩产早稻36900斤,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的亩产小麥8586斤,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稻谷130435斤------卫星放得越来越大(亩产量越报越高),谎话假话满天飞,下面报得起劲,上边听得高興,敲锣打鼓齐欢庆。到了秋后,政府按放卫星报的亩产量高指标高征购(统购统销),公社连种子交上都不够;于是,缺粮,大家饿肚子。旧社会遇到灾荒,政府会开倉救济;共产党执政是新社会,自然不会这样做。于是哀鸿遍野,饿殍千里,一个个饿死,一家家饿死,一村村饿死,共死了四千多万。(按:至今还有些被豺狼吃掉心、肝的叫兽、鼋掌之类者,说什么没有饿死人。我的生长在江南鱼米之乡30多岁的姐夫和他差不多年龄的邻居,均因受不了飢饿的痛苦而悬梁自殺,我一位安徽的大学同学家里人除了妻子全部饿死。)
(9)邹鲁风,原名陈蜕,因仰慕鲁迅的风骨,改名邹鲁风。年轻时参加一二.九运动,为示威游行队伍“总糾察”,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1958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决定,由北大、人大两校党委调集师生组成“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赴河北省藳城县、河南省信阳地区、罗山县进行调查,总负责人为邹鲁风。据调查组调查,当时的“浮夸风”、“穷过渡”、“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已经推向全国,推向极致。调查组组长汪子嵩说:“当时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2000斤;如果说实的,亩产200斤。’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种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说了,会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你‘右倾保守’。当时已经没有正规的粮食吃,只吃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不仅难于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抠出来,实在苦不堪言,但是不能说。”(见韩三洲《陆平与邹鲁风之死》,载《南方都市报》)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见一数百頁铅印32开本的毛泽东《内部讲话》。其中有一篇是调查组出发前对调查组负责人讲的话。他说,“要讲实话。不怕坐班房,不怕老婆离婚。”邹鲁风是按照最高指示作的。
调查组回北京汇报,北京市委领导、两校党委负责人大多表示同情,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话说得比调查组的组员还激烈。但正在这时,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公报下达。形势突变,各级领导立即换了一张脸,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挂帅,与人大党委一起,接连组织召开两校师生批判以邹鲁风为首的“两校调查组”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大会。调查组出发前是两校党委敲锣打鼓开会欢送的,而此时却说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我有幸也参加了其中的一次批判大会——去接受教育。年深月久,会上说的话都记不得了,给我印象深刻是特请河南省信阳地区宣传部长作批判报告。此人吃得胖胖的,姓名已忘了。他说:“‘两校调查组’的话全是造谣,是对党的三面红旗的恶毒攻击。我们信阳地区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老百姓每两天吃一个老鸡婆!”(按:信阳地区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至少饿死了105万人。这个宣传部长是人吗?——怎么人会变成这样的魔鬼!)
明明是没有粮食,饿死了人,怎么偏把黑的说成白的呢!这个世上还能活下去吗?——邹鲁风怎么也想不通。于是,1959年10月26日清晨,他独自一人在北大镜春园西边的小径上徘徊,然后从容走向湖中,自溺身亡,结束了他风华岁月(49岁)的生命。
(10)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叶剑英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搞得真是天怨人怒,民不聊生,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次革命,谁都知道是毛泽东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亲自发动的。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到北京大学(听说毛的女儿李娜同去)鼓动聂元梓等七人张贴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红卫兵鼓动造反派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江青在审判她的法庭上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如此等等,都是铁证。当他心目中的敌人刘少奇、彭德怀等被清除之后,他又反手一掌,说“现在是年轻人犯錯误的时候了!”于是,全国抓“5.16反革命分子”。那些造反派,大多是大学生和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人,也有中年人,坐牢的坐牢(如高校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等等),被保守派打死的打死(如社科院冯宝岁[女]等),跳楼的跳楼,割腕的割腕------有些青年人自殺后装一薄皮棺材,撂在田头,夜间便被野狗拖走吃了。看着这些年轻人当初被煽动起来造反的时候,有持无恐,打、砸、抢,横行不法,可恶可恨;后来的如此结局,又可悲可怜。这究竟是谁作的孽啊?!最后把罪责都推在“四人帮”身上,罪魁祸首还是“伟、光、正”,这不是把14亿人民都当成白痴吗?其实,除了那些至今还成群结队在公园扭着屁股唱红歌的外,心里谁都清楚。“红朝人”、“赵家人”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血肉相连”(罗瑞卿小女儿罗点点语),利害攸关;平头百姓是你那么说,我就跟着你说,何必戳穿你,自找麻烦!
(11)1989年“6.4”,反“官倒”、“贪腐”
的学生在天安门静坐请愿。李鹏、陈希同等向邓小平报告却说,这次学生示威请愿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夺权行动;又放出谣言,说他们已经商议好了组阁的班子,由方励之任总理等等。于是,邓小平决定调动军队开枪镇压。北京市一夜枪声。翌日上午,住我们楼下的两位中年人骑自
行车到天安门附近的几个医院转了一圈,见到医院走廊里都堆着重叠的死尸。可是,隔天中央电视台播放新闻,说“‘6.4’没有死一个人”;并推出几个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出来作证,说“我们天天在这里上班,真的没有见到死一个人。”今见“白宫档案:中共8964天安门广场殺死8726人,全北京殺了10454人。”
如上实例,不胜枚举,罄竹难书。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下)
——过来人说过去话
四、结语:毛泽东思想,祸国殃民,遗害无穷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报上揭露“黑帮”言论,有:胡乔木说毛“他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鬼知道他怎么说!”陈毅说“这个人厉害呀!了解他的人怕他,不了解他的人崇拜他。”就因为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什么天理人伦,信义道德,那都是蠢猪傻子干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这种思想,经过邓小平的“猫论”和江泽民的“闷身大发财”,发展到后来便成为全民“向钱看”,整个官场腐败,全民道德堕落。为了钱,坑蒙诈骗,弄虚作假,无所不为;礼义廉耻、人的尊严,都丢到九霄云外。当官用钱买,大事小事都要钱;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会上高喊“清廉”,会下忙着受贿;骗子娼妓大街小巷满地跑,小三二奶成群结队宾馆乐;污染水、污染地、地沟油、痩肉精、毒粮毒菜互相害;胡、温干事被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习、王反腐狠“打虎”,明枪暗箭遭围攻。全国官、民男女老少都说谎,谁也不信谁的话。胡耀邦儿子胡德华在《炎黄春秋》一次座谈会上引用一个苏联人讲的一句话:“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更要命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分不清;野心家、阴谋家、腐败分子正好利用这情况混水摸鱼。近期来,一大群人跟着郭文贵起哄,便是个典型的例子。“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毛泽东虽已死了40多年,但他那祸国殃民的思想,却依然如豺狼当道,阻碍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不彻底清除,再好的领导也治不好中国。
201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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