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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不如大清，这是所有人都感觉到的。主要原因我看有几个，首先，大多数民众是些连对列祖列宗是谁都搞不明白的文盲，只有极少数读过洋学堂的人才知道一点民主知识的皮毛，人民对新政体中百姓同政府的全新关系完全不了解，感到无所适从，民主政治的好处完全无法发挥；其次，原来相对有序的官员任命和管理体系被打破后，理论上的的选举体系还不存在，官员的任免完全失去了标准，于是任人唯亲，买官卖官，为了当官大家削尖脑袋加入千奇百怪的政党，《阿Q正传》的故事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在民国当官的门槛比科举时要低。孙文号召年轻人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立志做大官，但又有什么用呢，学而优则士的官本位思想不是一民国了就都成学而优则事了。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更为虚弱，法律完全形同虚设，尤其是孙文借宋案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再一次破坏了本来就很脆弱的民国法制体系，开了地方有所不满就动不动搞叛乱的先例，掌握军队的地方军阀更是理由一大堆地有恃无恐了，国家就这样无宁日了。（说明一点，民国初期，稳定的力量是袁世凯，动乱的源头始终是孙中山，袁倒台后才造成了群龙无首的混战局面。）

民国初的政治局势，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革命之初是万万想不到的，而支持共和的前朝立宪派和北洋军对这个结果也很不满，他们互相指责对方败坏了民国。其实孙中山和袁世凯及他们周围的国家精英们已经开始暗暗地重新思考国家的未来了。我们从孙文在日本组建他那个独裁性质的中华革命党的事可以看出，孙文对在当前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动摇，他总觉得自己无比正确的主张无法获得贯彻实施，非常沮丧，于是心生一计，他强烈要求以后党员必须按手印宣誓效忠他孙文一人才能算入了党，这个想法坚强不可动摇，蒋介石当时还是个小青年，也按了手印，排第26号，汪精卫是孙的铁杆亲信，和其他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如黄兴等一样，都借故躲掉了。你看孙文是怎么说的，“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革命党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乃我首倡而施行，没有我讲共和，讲民主，就是南辕北辙。”云云。他最后投靠苏俄，弃日元改卢布是有思想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袁世凯是当时国家的实际管理者，他的决定对国家的影响具有更直接的作用。本来，和多数在国内新派官员和知识分子一样，袁世凯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但由于戊戌事件，皇家和袁世凯结了仇，慈禧死后，光绪的弟弟摄政王载沣几乎要将袁世凯处死，可以肯定，一旦君主立宪成事，就完全没有袁的任何位置，但袁如果巧妙利用革命党之声势，建立了总统制的共和国，就不一样了，武昌起义就是个机会，结果让他等到了。袁世凯后来对国民党的双重标准也颇有微词，革命党革命的口号是建立美国式的共和国，因为在美国式的宪政中，总统的权利非常大，这看似蛮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的，可袁世凯一当总统，宋教仁们就搞出个《临时约法》，把总统制变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一觉醒来，老母鸡变鸭了，袁世凯成了虚设的图章总统，国务总理唐绍仪的权利都要比袁大。孙文搞二次革命时，袁世凯的威望反而达到了顶峰，不仅原来前朝的立宪派围在袁身边，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也都支持袁世凯，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秩序，袁世凯借势成为正式总统并修改宪法，使袁世凯成了至高无上，权利无边的大总统。到此为止，人们还是对袁支持和有所期待的。上一篇我讲到袁有两大优势，一是他改革务实的形象，二是北洋军的支持，但是，时代不同了，大家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条件一改变，优势就即可化为乌有了。你看看袁世凯周围的这些支持者，不是前朝的状元翰林，就是海归的博士教授，可以说网尽天下英雄，即使受到袁重用的北洋军官包括北洋之虎段祺瑞，北洋之狗冯国璋也都是海归。他们追随袁世凯，是仰慕他过去为国为民做了无数实事的能力和魄力，期望他能继续领导国家摆脱内忧外患，走向富强，同时也是对他大局上的基本人格的肯定。过去袁世凯通过贿赂交通的手段以实现他的新政目标，现在又通过阴谋诡计欺骗朝廷，建立了共和国，大家都没计较，反而很赞赏，在国家转型期，一定程度的专制还是需要的。而一旦过了界，当袁的个人野心危害了民族国家利益时，所有的支持者均弃之而去了，袁世凯称帝后，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梁启超，蔡锷师徒，正是梁的有力支持，袁才有了机会当上了那个终身大总统，而蔡锷更是袁世凯培养起来用来平衡那些尾大不掉的老北洋军官的，但面对大是大非时，这些人毫不含糊，反对袁称帝的多是北洋的军人，连段祺瑞也因此和袁世凯反目，比一比毛时代毛周围的这些为虎作伥的所谓老一辈革命家们，区别有多大。

有人说袁世凯称帝的幕后推手是以杨度为首的六君子，但这临门一脚却是一个美国人踢出的，这个人叫FRANK.GOODNOW，人称古氏，我们来看看古氏的Title，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学会创始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30年的教授，乃当年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他的理论是，“专制制度优于民主制度”，那还了得，美国政治专家都这么讲了，袁世凯把他捧为至宝，请来当顾问。古氏本来是有望被共和党提名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这么一搞，就没人提这事儿了。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是不同的，人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当然觉得咸菜萝卜最HEALTHY，你连得窝窝头都不够吃，哪里有资格嫌弃鱼肉的高胆固醇呢。

本文的题目是袁世凯乃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母，并非是故弄玄虚，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袁世凯的失败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共产党再怎么折腾，都可以使江山不倒，是有道理的，因为洪宪为母在前了。

民国初的国会本来也并不代表民意，是慈禧搞预备立宪时成立的咨议局演变过来的，都是一些有民望的乡绅和新派旧官僚，原来都是和袁世凯同朝为官的臣子，谁也没有愿望成为袁的橡皮图章，最后还是在袁的威逼收买之下妥协了，成为袁大总统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代表更进化了，连威逼收买都是多余的，人民代表们是从各个地区挑出来到北京来举手的，人民代表的资格就是对支持共产党的奖励。而袁世凯搞的那个政治会议，也是个创举，本来是用来对政府的政策提建议的，当然也包括建议恢复帝制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协就是受了这个启发建成的。虽然，国会和政治会议都成了袁的工具，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们的正面作用，他们还确实搞了很多法律出来，比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成了以后两岸制定现代法律的范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大和政协这些机构的存在，使这个国家看上去更像个共和国，但完全没有监督和制衡功能，这都要感谢袁世凯早年的制度创新。当然，袁世凯初次玩弄宪政，手法还不够娴熟，比如对总统选举法的制定就很幼稚，总统十年为期，可以无限继任，后任总统候选人由前任总统提名，也就是说，这个大总统即可以传贤，也可以传子，白纸黑字，搞得比较难看，禁不起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高明多了，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国家的领导人，全部由选举产生，从来没有那条法律说是钦定的，江泽民对美国人说，我也是选出来的，胡锦涛也言之煌煌，“是人民选了我给国家服务”。大家表面一套，肚子里另一套，都已经成了习惯，在中国社会，只有看明白了这一点，一个人才算真正成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领导人，他们权威的绝对性，绝对不少于任何一个古代的皇帝，老毛时代，人们甚至都已山呼万岁了，而这些共党匪首没有一个想过去跨这一步，弄个皇帝的虚衔，就是有袁世凯这个胜利之母牺牲在前的缘故。古氏说，不可世袭的专制比可世袭的专制更可怕，当皇储未定时，夺嫡之争往往会是天下大乱，文革及64多少也是继承人之争的反应，邓小平隔代指定皇储是有道理的，省得有人有非份的图谋，使中国的政治稳定至少20年。面对世人对假共和的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也有新说法，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了产生领导人的方式，此乃内政也。而广大人民群众也没觉得不妥，正像阿Q所说的：“人生天地间，有时未免总要被。。。的。”

人们都喜欢说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我的结论是，清帝国的倒台是偶然的，但不管这个革命那个改革，共和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遥遥无期是必然的。

瓦斯弹 2009年1月4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