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客：刘少奇是文革的发动者吗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实质是反对曲解伪造历史，还历史真相。如改开后对文化革命的作了很多误读，刘少奇、邓小平等反对文革问题就是如此，离真相很远。刘少奇等并不是反对文化革命，而是有他们自己的文革路线。
　　对文革的复杂性多了解，对许多年轻人尤其重要，本文试图通过刘少奇与文革的关系来说明历史的复杂性。
　　关于文化革命的研究不少，但很少人注意中央一九六四年就有文化革命集体决策，彭真是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也就是说，搞文革是中央集体决定，只是后来发生了两条不同的两条文革路线 ，一条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发动群外矛头向上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路线，另一条是刘、邓为代表的体制内运作矛头向下反右派的路线。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广为人知，而对刘、邓文革路线知之不多。

　　一、刘少奇文化革命言论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
　　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报告时说：“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1964年4月，刘少奇与外国文化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在最近十多年来有些成绩，但缺点还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点，现在还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动的，可是艺术水平高，那么起的坏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有艺术水平的了，所以中国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闷，影响很坏。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学，拿到现在来看就有害处。”
　　可见，刘少奇等人并非简单的文革的反对者，他们都拥护文革，只不过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对象和方法有区别。在刘等人的心目中，文革应该属于思想文化诸领域内的主要是对下层的政治清洗，要由他们和各级共产党组织来领导，目的是巩固党的统治地位。
　　在1964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也大谈特谈“中央可能出赫鲁晓夫”；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曾经提出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回答毛泽东提出的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课题。

　　二、刘少奇文化革命实践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给彭真的信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师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了毛的上述批示。当周扬说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他又指出田汉编写的京剧《谢瑶环》有问题：“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武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刘少奇还点了画家陈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动态》上，××同志批了陈半丁画的一些画，他是用很隐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诗，用那些画，来反对共产党的。现在用戏剧、诗歌、图画、小说来反党的相当不少。那些右派言论他不敢公开讲了，他写鬼来讲。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领导机关，各方面，要拿这个六条来判断香花毒草。而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领导两条。”
　　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指出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当时刘少奇明确表示赞同康生的说法，刘还提出要把这部小说作为“反面材料”，“印给党内看看”。
　　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的一线领导工作，他们于1966年1月23日向全国批转了中宣部主持领导下起草的文化部党委的“汇报提纲”。在“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这一文件里，一线的中央写了如下批语：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很好。事实证明，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去做，整个面貌就会改变。文艺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希望各级党委认真把这条战线的工作管起来。当前主要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深入工农兵群众，克服文化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同时认真抓创作和领导好整个文化工作。这样坚持下去，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一定会取得显著的成果。”
　　毛主席后来否定了二月提纲，认为二月提纲学术化去政治化，重新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文革小组。
　　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期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打出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整广大干部群众。
　　刘邓是积极引导文革的。 如李雪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1966年5月4日到26日期间召开的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就是毛主席审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
　　文革的第一步是毛泽东于1966年4、5月间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定性。使毛泽东得以控制中枢要地──首都、军队、宣传和中央办公厅。彭、罗、陆、杨四人都是刘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刘少奇对此既未提出任何异议。李雪峰回忆，1966年4月19日刘少奇出国回来后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刘少奇点名“反党分子”就包括他的亲信彭真。1966年5月刘少奇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时讲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
　　朱德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不积极，因而被中央责令检讨，1966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会。
　　1966年6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关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讲话中说：“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
　　从1966年5月到7月，刘少奇、邓小平是党中央一线对文革的实际领导者，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的文革运动。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颁发和批转了近十个文件，以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
　　在刘邓的一线中央的领导下，各地党委批判斗争了数百名中央与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揪出了一大批所谓的“黑帮”、“三家村”，这些斗争对象是经过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后再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被批斗者当中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负责人，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负责人，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等人。仅在中南地区，被刘邓的一线中央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兼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人。在教育界，刘邓的一线中央还点名批判了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娄平，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东北工学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沈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辽宁大学校长邵凯以及他与杨俊超等人的所谓“黑帮”。
　　刘少奇在这段时期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一线中央领导人亲自指导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连续斗垮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亲自出马，代表中央严厉批判了乌兰夫。他们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而将乌兰夫打成继彭真之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据刘邓的指示，华北局于7月底起草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该报告称，“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该报告给乌兰夫做出的政治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改革开放后对文革认识主流错误地以为宣传、文艺、教育、新闻界“黑帮人物”受冲击是被毛泽东和“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打倒的，其实是刘邓主持领导的一线中央指挥，各级党委和被操纵的“革命群众”执行的，因为那时根本不存在“四人帮”和“造反派”。
　　文革工作组是刘、邓文革资反路线的重要标志。
　　1966年7月2日，刘邓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336号文件）。该文件提到：“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冲击。
　　刘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要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他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 1966年“文革”爆发时全国有1百多万大学生和数千万中学生，再加上数百万教师，如果按刘少奇划定的1％的“右派指标”将有近百万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据北京的学生组织文革初期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
　　毛主席1966年夏回到北京，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面尖锐地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8月4日，毛主席又在北京批评刘邓“镇压群众运动”，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刘邓的文革资反路线。八庙十一中全会后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林彪定为接班人，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从此，刘少奇离开了中央一线的领导文革位置。

　　三、文化革命是毛主席和全党决定的，有他历史必然性和根源

　　必须明白，毛主席是文化革命发动机是毫无疑问的。毛主席关于文革的理论起源于40年代，发展于50和60年代的“中苏论战”、“重提阶级斗争”和“四清”运动，成熟于70年代。
　　同时，还必须明白，文化革命的发生绝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所能进行的，是全党和群众认可的伟大革命，本文写刘少奇与“文革”的关系之真相，就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共高层人物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全盘否定文化革命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决不像一些浅薄的历史学家所言，是毛泽东的一时心血来潮，是试错、是浩劫，或是毛、刘权力之争的那样简单，而是有其深刻的根源，是人类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
　　1、文化革命产生的阶级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既使生产资料革命基本完成后，国内与国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一方面老的、旧的地主、资本家依然人还在，心不死，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与新生的社会相对抗，具体突出表现为一九五七年的少数右派的猖狂进攻；城乡小资产阶级（包括大量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与一般干部）同样对共产主义过渡期社会主义新事物很不习惯，或多或少地敌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当文化革命深入发展，涉及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时敌视反映最为明显，他们也一度喜欢物质刺激、经济主义、长工资、分土地等；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公有制生产关系建立后并没有建立完善的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制约，所以必然产生一个与人民利益相背离的打天下坐天下的以权力谋资本的新阶级即特权阶级。这个特权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必然导致复辟、发展资本主义，建立野蛮的专制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说毛泽东同志讲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毫不夸张的。毛泽东为避免中国走回头路进行了一系列斗争，而文化革命则是这一系列斗争中最辉煌的篇章。
　　2、文化革命产生的政治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何处去很快成为执政党内斗争的焦点。是建立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继续前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以刘少奇、薄一波为代表的多数人主张前者，以毛泽东、高岗为代表的主张后者。斗争的结果虽然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站了上风，但付出了高岗的代价。在其后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推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过程中，遭到了党内外反对派明里暗里的有力破坏。所谓大跃进类出现的问题，除了全党、全国人民经验不足之外，反对派以形左实右的方式进行破坏是主要原因。
　　一九五六年的整风运动发展成反右，是毛泽东试图用和平方式解决党的官僚化、变质和分歧的重要努立，其结果以基本失败而告终，官僚力量不但没抑制反而更膨胀，相反，反右扩大化令人民的发言权受到限制。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是党内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一次考评。经过激烈斗争，表面上保住了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沿续权，实际上大打了折扣。随之而来的是政策调整，到了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竞然敢于公开宣判大跃进前后出的问题产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影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同年，鉴于党内斗争实际，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上升到政治高度。
　　一九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是毛泽东和平地试图解决党内分歧的最后尝试，其结果由于刘少奇公开坚持与毛泽东不同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而告失败。
　　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为首的党内走社派依靠广大群众用非常方法（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解决党内政治斗争的伟大尝试。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的特权与群众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公与私两种思想斗争极端尖锐化，最后由于左派分裂、力量对比等原因文革遭到历史性失败，左派被清洗，党内基本统一，沿着与毛泽东社会主义道路相反的方向迅跑。
　　3、    文化革命的思想根源
　　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诞生后，对于如何指导这个运动有不同的思想交锋，主要表现在教条派与发展派之争。
　　在创立社会主义，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列宁、毛泽东经过艰辛努力，打败了普列汉诺夫、考茨基、陈独秀、王明等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结合客观历史实际，创造性提出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俄国和中国革命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
　　但是，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未能创造性地解决好理论问题，虽然列宁也意识和谈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但他主要看到的是旧社会阶级残余，以至于赫鲁晓夫上台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变质。毛泽东以其敏锐的目光，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深刻的思想方法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
　　毛泽东晚年形成的思想主要内容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是和马克思的小过渡理论不尽相同的。马克思的过渡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发达的先进资产阶级国家进行革命后的基础之上的，而毛泽东的过渡理论是建立在相对落后、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后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是小过渡理论，毛泽东则是大过渡理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反映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的这种判断分析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没有或没有说透的，虽然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含有阶级斗争问题，但远远比不上毛泽东透彻的论述。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刘少奇等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论思想，判断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了，给思想界造成很大的混乱。大量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还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成功，光有生产资料的变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同样，对此马克思也曾经提出个两个决裂问题，但远远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毛泽东同志还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并不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取决于政治，要政治挂帅，要看政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要看执政党执行什么样的路线，路线决定一切。很明显，毛泽东的提法是前无古人的，也是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物质决定论相区别的。
　　毛泽东同志还认为，传统的封、资、修文化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障碍，必须得到解决，必须全面开展兴无灭资斗争，大破四旧，大立四新。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毛泽东以大无畏的精神，在许多条件尚末成熟的情况下，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椐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发动亿万群众，夺回被走资派窃取的领导权，进行斗、批、改，以实现他的伟大理想。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文化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础。
　　4、文化革命的国际根源
　　一九六六年的文化革命，是在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形态发生很大变化，世界进入大动荡、大攺组、大分化阶段发生的。这个时期的突出表现是东西方的政治方向转换。对东方传统社会主义而言，普遍向资产阶级投降，向资本主义靠拢，匈牙利事件、南斯拉夫变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就是明证；在西方，国有化和福利化风潮此伏彼起，向社会主义靠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到了关键阶段。社会主义能否阻止倒退并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具有决定性意义，文化革命就是在这种国际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如果胜利，必然极大推动世界的社会主义化，反之，如失败势必诱发世界性资本主义回潮。东方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成了左右领军的旗帜。
　　5、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根源
　　文化革命严格来说是中国及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中不但是对新中国，而且是对旧中国、旧世界数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反思，是一次对世界经济人的否定，是彻底摆脱动物人的一次认真的尝试。

　　2013-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