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留日、留法国际派，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又领导了上海的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8.1.了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反蒋的第一枪。在1935.8月前长时期内，在全党、全体红军内都比毛的权大位高、权力大一直在党中央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军事部长，领导特科。这是不争的事实。1932年周到达江西苏区后，首次与毛发生面对面的顶撞，愤而撤了毛中央红军总政委的职，自己在任党中央军委书记之职的同时，又兼任中央红军总政委、苏区中央局书记之职。毛以后近三年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周在江西苏区宁都会议后，给苏斯、共产国际写的电报中曾说：“毛泽东为人恣肆不羁···反复多变。谈问题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往往使人不知所云，不得要领····”即可证明。

在反第四、五次围剿、长征初期以及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新成立的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周是最高领导者，有最后拍板决策权。毛在这个新成立的三人团虽是成员之一，但还是周的下属。直到8月周病重，毛才接任周成了最高领导者。直到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才当上党中央军委主席。从此周恩来为军委副主席，被领导者。在遵义会议后，党的总书记一直是张闻天；直到延安整风才有毛取代。

抗日时，通过四年延安整风，毛主打倒了王明、博古、张闻天教条主义派，驯服了以周恩来为首的、朱德、彭德怀、陈毅等经验主义派，终于奠定了自己在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地位。毛周从此变成君臣关系，一直持续到周死。

1964年周为投毛主所好，特主持编导了大型史诗《东方红》广为演出，为毛主席歌功颂德。史诗中有：‘···生活在没有炮火硝烟，没有刀光剑影的毛主席时代，多么幸福呀！···’，这是被迫言不由衷。大跃进全国陷入大饥荒，仅饿死就高达3750万人。八年抗战死亡的国人还多。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这叫什么幸福？

1966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资反路线，提出打倒老干部时，周说“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这说明文革中很多决策，周事先并不知晓。

文革初期，毛就给江青、康生授意，张贴伍豪启事的大字报，曾欲把周打成叛徒。授意红卫兵在中南海周住处围周声讨一昼夜。但鉴于力不从心，不能同时两个拳头打人，方才作罢，隐忍下来，转而利用周为其效劳，先打倒刘、邓、陶、彭真、贺龙、彭德怀等。

在反二月逆流的同时，又掀起炮打周总理的波浪。因为文革派认为二月抗争的总后台是周。周是最大的保皇派、元老派。后毛主请中央文革的同志多做群众的工作，这才终止了对周总理的炮打。

毛主要打倒贺龙主要原因是：1966.8.5.他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贺龙仍不响应，不表态批刘。于是毛找询问：你为什么还不批刘？贺答：我不会上钢。对流水资产阶级司令部头头不理解。毛又委托林彪对贺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就看你支持谁反对谁了。究竟是站在毛主一边还是刘少奇一边？贺仍不明确表态。所以毛主才于以‘二月兵变’的罪名正式打倒贺龙及许光达大将，除掉这个与自己不是一个山头的红二方面军首领。命令周总理成立贺龙专案组，具体执行。周只得尊毛主之命，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违抗。周以让贺休息的名义，将其骗到到北京西边的山区关押起来，直到1974年贺龙因缺吃少喝，百般虐待折磨，糖尿病严重，得不到任何治疗而死。因周是领导的南昌起义的，贺龙所率军队又是主力军，自己又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救援怕牵连自己。周心想毛主所以要先打倒贺龙，就有削弱自己力量的意图。若出面保救贺龙，自己也无能为力，势必沦为耄的死敌；只好明哲保身

1967年的二月逆流，7月的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武汉事件。毛怀疑周背后作了手脚。后毛见势不妙，于是又高叫：1：还我长城！嫁祸王、关、戚一小撮乱军，抛出顶罪，以此换取军内团结，暂时稳住林、周。2、为稳住生产经济形势，也离不开周。故策略是暂不动周。3、所以对周采取又敲打又拉又用的策略，皆因在打倒贺龙后，周手下还有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留法国际派、黄埔系的元帅、将军；军内盘根错节，影响仍很大。何况周人缘又好呢！这就是毛不能最后下决心打倒周的重要原因之一。

江青1967.12月将周恩来的干闺女孙维世（当时在北京抓捕要人都是要经周批准的形式，因周名义上是中央碰头会的负责人）），诬蔑孙为是美女蛇，狐狸精，苏修特务，叫周总理亲自批准逮捕。周无奈地说：“既然组织上已掌握了材料，认为她与苏修有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绝不能因她是我的干女儿就袒护她。”周总理连自己收养的孙炳文烈士女儿都保护不了；只好批准终逮捕。孙被江青投入监狱，10月在狱中被活活打死。打死时还双手戴着镣铐，竟发现孙的头上被钉了一颗大钉子。这是借打倒孙维世，既报了私仇（据说1950年初毛主赴苏会谈时，孙被指定为毛的唯一为俄语翻译，曾借机奸污了他），又敲打了周，警告周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可谓一石二鸟。

在刘少奇、林彪两个接班人于被置于死地后，认为周恩来已无太多利用价值。故又故意找周的毛病，不时批判周，拿五豪事件掣肘周，迫使周臣服于己，听命于己，唯唯诺诺，唯毛是从。过去出现在大众面前的风雅倜倘形象，已一去不复返了。终于在领袖权力之下，变成了低三下四的驯服顺奴、小媳妇。

1971.11.14日毛为了缓和与周总理代表的党内元老派的关系，又见鉴于离不开实干的经济大管家。虽周守成有余，进取不足，偏于保守；但毛这时终于说出：“以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他们是针对林、陈、王、关、戚的。王关戚欲要打倒的人中，也包括周总理。”故批周暂时松弛、稍停了一下。

1972.1陈毅逝世，毛主席亲自出席了追悼会，这等于给二月逆流平了反。毛不得不在林彪913事件后，为了把打倒大批高级老干部嫁祸于林彪，随开启了解放被打倒老干部的工作。这时周总理持积极欢迎态度，借机解放大批老干部。1972年夏周总理把胡耀邦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保护起来。1975年让胡复出主管中科院。把杨、余、傅、解放，陆续安排了工作，1973年支持毛将邓小平从流放劳改地江西调回北京恢复副总理职位，这无疑是周保护、解放高级党员干部最成功的几例。

1972年5月，周总理在医院被检查出已患膀胱癌早期，大夫意欲及时手术根治。但毛却下达四条密令：要保密，千万不能告诉周本人、邓颖超；不要再检查；不要开刀动手术割除；只加强营养护理。故而拖延治疗。毛主此时可能偷偷窃喜，因有望周能死在自己之前了。此时毛仍命周日夜不停地疲于奔命地工作。周本人及妻子邓颖超，一直被蒙在鼓中，不知丈夫已患了膀胱癌。直到两年后，癌已扩散周、邓颖超才知晓。但为时已晚，错过了根治的最佳时机。

9·13后，周授命领导批林。是周首提批林彪的极左的。可是江青断言：林彪是极右，行左实右。进而诬蔑周总理大批林的极左，是别有用心，文不对题，林搞的篡党夺权是地地道道的右倾投降主义。1972年12月毛附和支持江青的观点，正式发话：“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是阴谋诡计搞分裂叛党、叛国。”江青在前面整周，毛在后面拆桥，全盘否定了周批文革极左的观点。迫使周再次检讨，再次喊出：向江青同志学习！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江青借机对周说：‘要不是我去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暂时又逃过一劫。

周在缓和中美关系，实行乒乓外交，联美反苏策略方面确有大功。周在和基辛格会面时说过：‘凡事不能太极端，，党的利益不能高于人们的利益···’从而流露出不同意毛主的某些过激作法，如四面树敌，自我孤立等。

1973年7月4日，毛主针对外交部《新情况》153期，再次严厉批周说：“···什么一说大事不好，二说欺骗更大，三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现在国内外形势大好，不是中好小好，更不是不好。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却来个大欺骗、大主宰。外交部却说大事不好，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事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出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未说。···外交部有个屁司，竟说日本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并嘱托王洪文、王海蓉、章含之说：“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交，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贼船”。矛头直指周总理。迫使周总理5日书面检讨认错。（极类似影视里的太监、大臣，跪在皇帝面前说：皇上圣明，奴才该死的镜头）江听了大为振奋，故要发起批林批孔影射批周的运动，8日江去面见毛仔细商讨。商讨中毛念了自己批郭沫若的两首诗后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都是法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这无疑是说周总理：厚古薄今，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1973年9月23日，毛借接见埃及总统莎菲之机，放话：“我是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不赞同孔孟的仁政、人本主义（暗喻现在的周是企图推行孔孟的仁政）。历史上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都尊孔反法；是地地道道孔老二的信徒。历史上行将灭亡的反动派，都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权，复辟的工具”。同时又特意说：‘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及批郭沫若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祖龙虽死魂又在，孔子名高实秕糠。历代都行秦王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此诗暗喻周为党内大儒。接着又明确指示：林彪与国民党都是尊儒反法的。批林要和批孔联系起来，即暗示要与批周挂钩。可见毛主念念不忘把‘反篡权’维护自己的极权，作为执政后的核心第一要务；老怕别人取代他，篡他的权，或作斯大林后的赫鲁晓夫。

1973年11月12日周总理陪同毛主席接见基辛格。11月15日周又与基辛格单独会谈，并商定了中美会谈公报。16日公报在发布前已经毛主席审查同意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画圈。然17日毛主听了不正确汇报后，认为周在会谈中犯了软弱右倾大错。特于17日上午召开外交部一些人会议说：“对联美时要注意。搞斗争时容易犯左，搞联合时容易右·····”

1973年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江青在会上批判周“在外交路线上搞右倾投降主义。与基辛格谈判时表现右倾软弱，这简直是丧权辱国，蒙蔽主席，给美国人下跪。比李鸿章还李鸿章。···没有执行好毛主席的联美反苏的方针····”逼得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当场对江拍桌子顶撞说：“我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右倾投降主义帽子扣不到我头上。”这是周总理第一次公开对抗江。

11月25日当江青向毛汇报此情后，毛被激怒，虽命令12月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特意将四老（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扩大进来。会上先由唐闻生转达毛主席的对周的批评：“周及领导的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主席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会去当儿皇帝呢！对美投降，要借美国的核保护伞，向美下跪投降，是卖国的路线斗争。因此要向外交部甩石头····。”听了唐的传达，与会者都不寒而栗。于是不得不纷纷遵旨发言，对周展开为围攻。什么卖国，目无中央，蒙蔽主席，什么屈膝投降，····不一而足。江青又高调宣称是：“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周总理就是这次路线斗争的头子。周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主席。”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也随大流批评了周总理的右倾错误。这次批周会公开了8个多小时。会后毛特别关心邓小平在会上的表现，发言了没有？当毛得知邓在会上发言狠批了周后，很满意，今后可用邓挟制周了。

会后毛主席又让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6人组成的帮教小组，有王主持，对周进行所谓帮教。再次逼迫周做检查。周无奈忍着病痛，只得低头认罪，违心地上纲上线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挖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亲自将言辞恳切的检讨呈送毛主席。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毛见周低头认罪，服软检讨后，见周已无什么威风，再次故伎重演对王洪文说了句缓和的话：‘批评一下可以了，不提11次路线斗争了。···什么迫不及待；···打倒不好。’（这就叫先打后拉）。继而于12月*日毛主席在接见尼泊尔国王时，借机与周握了手，说：‘总理呀，小将不好惹；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再次把自已打扮成周的救命恩人。堪称是：恩威并用的典范。

12月21日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换会上，毛主又说：‘罗瑞卿、贺龙、杨、余、傅，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从而把责任全推给林彪，叫林当替死鬼。周总理为了适当反击江青的嚣张气焰，亦适时抛出江青与美国女记者的采访谈话写成的《红都女皇》一书，使得江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1973.3毛主是在邓保证永不翻案之后，批准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从江西劳改地调回北京，10月又任命邓为副总理。一是让他辅佐病重中的周；二是林彪事件后需要收拾人心。邓感恩不尽，又给毛写了第二封检讨，再次表示永不翻案。邓在去探望病中的周时，周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毛不让查。”这是周直接抱怨毛；其含意是想表达要跟叶、邓站在一起，结成反对江青文革派的同盟。这时邓虽在感情上同情周；可自己刚‘解放、复出’，在政治上又不得不先先听毛的话，站在毛主一边，故未予回应。

1973年秋中共十次全代会上，毛主擢升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作为准接班人，着意培养；借以再次肯定文革造反、夺权。自此四人帮开始正式形成。毛主欲要用江的旗手权威、王洪文的准接班人位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笔杆子与周、邓、叶老干部派抗衡，以便把更多权利夺到自己手中。毛主也打算一旦四人帮大权稳握，待时机成熟，自己归天后；毛远新等接班人可以顺利继承大统，由江青垂帘听政。王洪文任人大委员长，张春桥任总理，姚文元任政协主席。

1973年12月22日，毛在观察一段时间后，认为邓可信，于是又宣布邓小平出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党政军核心领导。开启了以邓取代周的进程。

没过几天，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唐晓文（即两校、梁效）的：《孔丘杀少正卯说明什么》重磅文章。内说；“孔丘当了鲁国司寇，代行宰相职务。杀了少正卯。”故意借孔影射周是党内大儒-----宰相儒；警惕周一旦掌握大权，杀少正卯的事情就会发生。红旗发表《孔丘其人》，曰：“71岁，重病在床（暗喻周时正71岁，已患膀胱癌），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朝见鲁公（暗语朝见毛主席）。”

接着毛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通知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武器”。同时批准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下发。历史上曾被尊称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一下子贬毁为孔老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孔子生前仅是百家中的一家。既无显赫官位，也没有搞过独尊；大部分岁月就是个教书先生而已。他周游列国16年，推销自己的仁政一套；不过是过过嘴瘾，说说而已。并没有干过祸国殃民的坏事。是孔子死后300多年，到汉武帝时才开始独尊儒术的。清朝才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建立文庙祭祀。现在硬把林彪与孔子扯到一起，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有点勉强。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紧接着江青在1974年1月24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批现代的大儒，党内的大儒。批复辟倒退右倾回潮。”因此时谢静宜、迟群已把林彪卧室中张贴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条幅一事告诉了毛主，并进谗言说：‘是周总理建议林选定写的’。所以江才着重批孔的：‘克己复礼，兴乱国，继绝世，举遗民’。以影射周在搞复辟倒退；从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将其暗示给国人。

毛又对亲信、外侄孙女王海蓉说：“现在批周公的时候到了。”就这样策划了由江青发起大张旗鼓的批林批孔运动------借批孔批林名义，旨在批周公。

2600年前死了的孔子，根本不知什么是资本主义？他又怎么会复辟资本主义呢？值得大动干戈吗？其实是假借批林批孔，在周病入膏肓之时，再加以精神、肉体、历史三箭齐发，刻意折磨周，欲置周于死地的运动。

5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柏青(即北大、清华)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特意说：“端起胳膊（影射周因右臂受伤，平时总端着）···此人伪奸，是一个可耻的政治骗子；你看到他骗取了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妆模做样；在君主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丑态百出”。这明显是指桑骂槐，攻击周总理。

江青于6月到天津宝坻小靳庄，煽动农民说：现在要没有大儒，为什么搞这么大大运动？要揪现代党内大儒。并特给一农妇改名叫：周克周。可见江是批周的急先锋。其目的是倒周后，由她组阁，以便做当代慈禧。

自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全党、全军、各行各业汹涌澎湃轰轰烈烈地展开，前后持续了一年多。下面的普通党员干部百姓多认为就是批孔批林，并不知毛江的文革派醉翁之意不在孔林，而重在敲打怕批周。

1974年4.21日，周终于获悉自己患了膀胱癌。于是亲笔上书毛主，要求住院手术治疗。可此时周的膀胱癌已到晚期，发展成了不治之症，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毛这才假惺惺的于5.31日批准手术；但为时已晚。其用心何在？不言自明。

作为中国堂堂国务院总理，连住院手术自主权都没有。（两年前已确诊膀胱癌，急需住院手术，为何隐瞒？为何不要周住院手术？岂不是别有用心吗？）住不住院，做不做手术？何时做手术？都得听命于毛主，岂非咄咄怪事？

毛鉴于周在文革中，有违圣命，冲杀不够勇猛得力；且总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范围内，同情怜悯一些老干部，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知识精英；····故而对周严重不满。但又鉴于一时又实在离不开周，需要他维持摇摇欲坠的经济；暂时尚无人可以完全取代。所以才出现用多于批，暗批多于明批，又打又拉又用的状况。现在鉴于邓小平已基本可取代周了，才有74年的大批周公，75年9月的批投降派宋江---即再批周公。但整个文革期间，毛、江从未正式公开指名道姓底地在媒体公开提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仅仅是隔三差五地不停地含沙射影地敲打而已。只不过有时出手重些，有时轻些罢了。何况这时周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时刻；不用公开打倒，周将毙命。

1975.1.22日周上书给毛主席：“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40年，主席谆谆教导循循善诱，而我仍执迷不悟，甚至犯错误，犯罪，真懊悔莫及。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要写出一个像样的东西总结出来。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1975年1月在指定党的第一副主席王洪文，主管全党日常工作，意为王是准接班人。同时又任命邓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意在稀释周的权力，有意加快让邓逐渐取代周的过程。因邓的出山，重返政坛，周的重要性无疑就小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在1973年3月邓复出后，加剧了对周批判的的缘故。

毛此刻为削弱周的心腹、党中央副主席李德生的兼北京军区司令大权，将其贬到沈阳军区；既可以消除毛对邓、周结盟的戒心。又能将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以便为自己未公布的接班人毛远新、江青保驾护航。

这时邓竟借用毛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简化为‘三项指示为纲’，立即开展全面整顿，狠抓经济生产。巧妙地抵制阶级斗争为纲。同时重用打倒又被扶起来的张爱萍（管军事）、万里（管铁路交通）、胡耀邦（坐镇中科院），周荣鑫（教育部长），意图‘筑堤堵住洪水’，狠抓生产、恢复正常的科研、教育。果然当年见效，1975年国民经济总产值较上年增长11·9%。邓的措施立竿见影，很得人心，这就为他在毛死后二次复出捞到一笔坚实的政治资本，奠定了基础。

1975年5月3日毛又亲自主持召开他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又指定邓取代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含义邓为准接班人，而不是王了。毛6月又批准给贺龙平反，举行骨灰安葬以安慰老干部；但又不许开追悼会，登报宣传。

毛主这时明知文革造成的天下大乱，未能达到天下大治。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干部、党员、群众多怨气冲天。毛主这时却要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全会，作出：‘肯定史无前例文革很有必要、及时、正确，功绩伟大的决议’。邓则借口：“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加以婉拒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自此，毛对邓不服帖，不听话，又开始不满了。

九月发动评水浒，批宋江是投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BING）晁盖于108将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这是暗喻周总理是宋江，招安了邓小平，架空了毛。无疑是又加新罪一桩。重新启用邓明明是毛的主意，周仅是附和支持，乐观其成。恰在这时，江青却说：‘党内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另有右派、温和派’。

接着毛又假借清华党委书记刘冰托邓把状告迟群、谢静宜信转交为由，质疑“为什么刘冰不直接把信给我？刘动机不纯，想打倒迟、谢。信中矛头表面是对小谢、迟群，其实是对准我的”。再加上邓在治理整顿时说过：三项指示为纲的话，意在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着重全面整顿，大抓发展经济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毛、江遂于11月3日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的运动。评水浒运动的实质矛头所向进一步明确了就是对着周、邓的。毛批邓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邓又陷入被动挨打第二次被打倒局面。接着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接连发表《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评三项指示为纲》、《翻案不得人心》（其实很得人心）、《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评,<评三项指示为纲>》····连篇累牍；人们都不爱看，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忍气吞声表面跟着随大流。

于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就更为猖狂，加紧了倒周、倒邓的步伐。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刹那欣喜若狂地说：‘邓得志便猖狂。来的快，来得凶，垮的更快。’

那时周总理遭受攻击，心力交瘁。可整日忧虑的仍是如何在错综复杂险恶的处境下：既不得不违心紧跟照办，俯首听命于毛、江文革派的同时；又要煞费苦心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保护老干部及党内健康力量；少受损失伤害。例如：当红卫兵要揪斗陈毅是，周总理就站出来说：“不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紧接著又把各部搬进中南海，半保护半办公。想方设法的‘抓革命，促生产’，尽力维持生产秩序，以防弄到全国人民没饭吃的境地。但对造反有理、阶斗为纲，造神愚民的极左一套，不敢公然有半点反对。周不能像梁漱明、马寅初、彭德怀那样拍案而起，皆因他系总理，背负着8亿人口衣食生活的重担，整日挂念的是：怎样使人民少受苦难。周总想在惊涛骇浪中使革命的航船，尽量开得稳妥一些，少碰急流险滩暗礁。故不得不在挨批受敲打时，还巧妙地周旋于四人帮文革派与老干部派、务实派、温和派、健康力量之间。周对毛在文革中的极左一套，多有微词，不时显出怠慢，消极应付、暗中间有委婉抵触情绪；但从不敢正面表达与毛的不同意见。例如周在九大竟违心地说瞎话：‘···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再也不敢说是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会师了。吓得林彪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归功毛主席，我如果跟了贺龙、朱德早就完了，哪有今天····’周每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备受煎熬，忧心如焚，苦闷之极，穷于应付，很辛苦，很艰难、很无奈。胸中郁积块垒，左右为难，被迫只好看毛江的脸色行事。因此就可理解为什么周说：‘处理好同江青同志的关系就是处理好了同毛主席的关系。处理好同毛主席、江青的关系，就是最大的政治。’其苦衷又有谁明白、理解？稍有不慎，随时就有被打倒的危险。真可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每天颤颤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当时曾有人问周：你为什么不敢出来公开反对？周答说：‘如果反对，那就会是党分裂，后果更坏。我要保持晚节，只能勉强跟着走，说违心话，办违心事，受夹板气，不掉队。这要比分裂损害小些。’凡毛江要打倒的人，周一个也不敢保，不得不也跟着喊打倒。周是在：隐忍克己，争中有忍，忍中有争。周与毛主的关系很微妙，可用‘和而不谐，斗而不破’八个字来形容。

周不得不俯首称臣，言语谦恭；行事则尽可能地务实。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强支病体，苦撑危局，忍气吞声，忍辱负重，都是为了顾全党中央不再分裂的大局。其骑虎难下处境，凡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可想而知。难怪周在1975.9.20日最后一次进手术室时竟义愤地喊出：“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宋江投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