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当年，知识难民生死一线茉莉：当我们凝视上世纪前叶欧洲流亡者凄苦无助的身影时，会痛切认识到，今天所享受的被庇护的权利来之不易。
于2017年10月31日 07:15 茉莉 为FT中文网撰稿 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五
1940年，法国马赛发生过一幅这样的情景：一位犹太画家拿着他的画册来到美国救援办事处，向办事处秘书申请去美国避难。由于这位画家的名声不是很大，秘书无法确定此人就是美国需要的“一流人才”，于是让画家去画几张马赛港的速写看看，以此决定此人是否能避免成为纳粹集中营的猎物。 
法国画家保罗的名作：马赛港的入口 这个令我含泪大笑的真实故事，反映了那个血与火的时代，法国知识精英逃亡的一段悲怆历史。当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似乎只剩下两条出路——奥斯维辛或马赛。在欧洲的这场大劫难中，仍实行孤立主义政策的美国只筛选部分精英予以救助，并要求回报。由于文明社会不希望百万犹太人“无处可逃”的历史再现，1951年联合国制定的《日内瓦公约》，终于在法律上承认了难民身份。 美国孤立主义国策鼓励希特勒 在此之前我们谈的欧洲难民问题，大都指从世界各地流向欧洲的人群。而在上个世纪前叶，欧洲却是一个巨大的难民输出地区。当我们超越民族国家的藩篱，在历史烟云中凝视那一代流亡者凄苦无助的身影，会痛切地认识到，今天我们所享受的被庇护的权利来之不易。 自1620年“五月花”号船到达美洲，至今为止，美国的主流人群仍然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然而，本是移民国的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对那些即将成为大屠杀遇害者的欧洲人，曾一度打算关上大门。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那时还没有“难民”的概念，没有任何法规保障难民的权利，政府奉行的是民族主义与不干涉别国事务的政策。在19世纪末期，美国人曾展开过一场大论战，反移民的农民战胜了支持移民的城市居民（就像当今特朗普上台时的情况）。此后美国两次立法，都实行排斥移民的政策，逐年减少移民名额，欧洲人的赴美签证极难办理。 收紧移民的政策首先与经济有关。由于19世纪末移民美国的欧洲人大多贫困且无技能，一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认为后来者威胁了本土经济。其次是因为种族歧视，例如，白种移民排斥有色人种，老移民排斥新移民，当时美国社会还充斥着反犹排犹的气氛。 就在美国仍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之时，1940年6月，法国突然向德国投降。按照停战协定，法国必须向德国“无条件引渡”从德国逃来的流亡者。其时，德国、捷克和奥地利的反纳粹人士都把法国当作人权的故乡，误以为逃到法国是安全的。溃败后与侵略者握手的法国，很快就制定了一部《犹太身份法》，掀起了驱逐犹太人的风潮。 在此之前，希特勒曾表示，如果有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犹太人，他会协助犹太人离开。1938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了一个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埃维昂莱班会议。但是，32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只是批评德国，口头表达了一下对难民的同情。除了加勒比海小国多米尼加同意增加移民配额之外，其他无一个国家表示愿意接收犹太难民。 埃维昂莱班会议的结果鼓励了希特勒，他在兴高采烈表示了“震惊”之后，决定使用“最终解决方案”来处理犹太人。 民间组织救援，筛选欧洲精英 黑暗时代的大逃亡到来了，那些“集中营的猎物”走在死亡的道路上。在美国政府保持中立不作为时，许多美国民间社团紧急行动起来，尤其是美国的左翼人士。他们努力改变原来闭关锁国的孤立主义立场，承担起救援的重任。 
美国记者弗莱伊代表救援组织在马赛为难民奔走 犹太劳工委员会是美国较早开始展开行动的组织，他们救助了欧洲不少社民党人与工人领袖。美国学术界、新闻界、艺术界和宗教界纷纷创建自己的救援委员会，力邀遭到法国政府驱逐的人去美国。这些组织使美国公众舆论注意到欧洲的困境，并筹集资金。 前几年，法国出版了历史学家艾曼纽•卢瓦耶的著作《流亡的巴黎》。此书叙述了二战时的知识精英通过怎样的援救机制被送往美国。书中重点谈到美国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个致力于科学的慈善事业的组织。为了保护世界性的科学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救助那些希望离开欧洲沦陷国家的部分科学家与学者。他们计划援助的世界级的“一流人才”，包括大约100名英国学者，75名法国学者。 这里有仁慈也有功利。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就资助一些欧洲顶尖学者，在此危急时以友人身份为之奔走，拯救并保护智慧人才，这对提升基金会的慈善形象有利。但这既是人道主义也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让不同领域的欧洲精英来到美国，这对想要搜集人才的美国是一项意外收获。当时尚年轻的美国已经济强盛，在文化上却仍然是一个弱国。 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资助，但获得签证需要美国国务院大发慈悲。美国政府要求欧洲避难者给予回报，例如，把祖国的情报提供给美国当局。1941年美国参战后，欧洲避难者提交的有关本国地理、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报告，使美国军队能在欧洲成功登陆。 由于救援需要配额和大量的金钱，所有的救援机构都对避难者制定了挑剔的“筛选”标准，其条件包括声望与知名度。洛克菲勒基金会偏爱的对象是：曾与该基金会有联系，会说英语能执教，能融于美国学术界的年轻男性。 名流聚集马赛，去留命悬一线 马赛变成了一个梦幻般的城市。获知美国人有救助的计划，处于岌岌可危处境的人们从各地跑来，绝望地寻找出路。当时聚集在马赛的欧洲知识精英，来自各个领域，几乎可以构筑起一个大国的灵魂。 法国在投降后被分割成两个区域——德国占领区和维希政府行政区，马赛属于维希政权管辖。对流亡者离境一事，维希政权的态度摇摆不定。一方面，他们协助纳粹抓捕犹太人与“不良分子”；另一方面，他们一度实行“歧视性的人道主义”政策，允许犹太人离境。于是，自1940年冬天开始，马赛港在半年的时间里，成为逃往美洲效率最高的一条路线。 从马赛成功赴美的犹太学者中，有获得19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奥托•迈尔霍夫教授，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哥哥、作家亨利希•曼，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女学者汉娜•阿伦特。 
阿伦特与前夫逃往法国 另一位著名的德国思想家本雅明，也和好友阿伦特一样从德国逃到法国，在法国陷入集中营后再次出逃。不幸的是，本雅明走的是另一条逃亡路线。他翻越比利牛斯山，准备从西班牙前往美国，却被西班牙当局禁止入境。走投无路，本雅明在边境小镇自我了断。 
本雅明的身份证件 有的学者在收到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时，正被关在集中营里。例如法国杰出的哲学家让瓦尔，当时他因生病瘦得吓人，集中营的医生认为他活不了多久，建议纳粹释放他以节省安葬费。让瓦尔到达美国后，在纽约市创建了流亡大学。
不是所有收到美国邀请的人都能赴美，有些人因为个人身体和家庭等原因无法离开欧洲。例如法国著名犹太裔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他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联系了一年多，由于不肯抛下两个成年的孩子，他留在法国参加抵抗组织，于1944年被德国人逮捕并枪杀。 更多匆忙跑到马赛的人得不到美国的邀请，有些人被恐惧刺激得歇斯底里。援救组织精挑细选“一流人才”，每一个被划掉的名字，都意味着有一个人希望破灭，命悬一线。对此，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副主席托马斯承认：“在拯救知识的坚定意志与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愿望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 即使因美国邀请而神奇地改变了命运，流亡者在赴美途中也经历了不少煎熬。人类学家施特劳斯曾描绘过他们在漫长旅途中遭受的恶劣待遇。这些犹太名流在上船时被法国宪兵当作囚徒推搡，被辱骂为“贱民”。到了美国，他们也必须面对当时普遍的排犹情绪。 被迫离开家乡是悲苦的，但当年从马赛以难民身份赴美的人都知道，命运对他们已是非常优待。他们大都在幸存后为美国的学术注入生机，使文化沙漠变成沃土。例如， 例如阿伦特，作为政治理论家她成就卓著、独树一帜。经典儿童小说《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在流亡到美国后志愿加入盟军空军部队，驾驶战机于1944年在地中海执行任务时被击落，获“法兰西烈士”称号。
“弗莱伊的逃亡路线”改变美国
研究美国各团体救援欧洲难民史实的历史学家，发现了一个奇迹：弗莱伊（Varian Fry）的逃亡路线。这条路线被称为“英勇而成效卓著的救援行动”。这是一个美国白人新教徒，冒着危险愿做一切事情来帮助犹太人的故事。 那是1940年6月，美国的一个募捐餐会上，第一个为应对法国战败新形势的民间组织——美国紧急援救委员会成立了。参与者有作家、记者、传教士和大学校长等。 参加餐会的记者弗莱伊原是纽约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毕业于哈佛大学，作为外派记者曾驻柏林，亲眼目睹了纳粹的崛起。此时，弗莱伊成了紧急援救委员会的代表，负责联络法国学术界需要流亡的人士。两个月后， 弗莱伊带着一个200人的名单和3000美元，自愿奔赴马赛。 弗莱伊到达后，马赛风传他是“难民的救世主”。他善解人意又宽容，很快就获得各方面的好感。但是，由于真切关注那些将要成为牺牲品的人，这位左派自由主义者被迫与各方面冲突。他不但与法国维希政权冲突，与美国国务院冲突，还与自己的上司——紧急援救委员会的负责人闹矛盾。 这是因为，为了拯救更多的人，弗莱伊决定与合法性决裂。他使用各种非法手段，例如黑市资金，伪造文件，秘密山路和海上航线。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民间自发的救援多有阻挠，而弗莱伊的上司为此胆怯。弗莱伊曾多次被维希政权拘留。1941年9月，他被法国驱逐出境。 虽然在马赛只呆了13个月，弗莱伊的努力导致约2,000人获救。今天，人们在纪念伟大的弗莱伊时，发现他的一大贡献是：改变了美国人对待难民的态度。
@ 没有政治共同体,人便是被放逐的
身为犹太难民的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没有政治共同体，人便是被放逐的。”她所指的“政治共同体”，其概念来自古希腊的城邦，那里的公民追求共同的利益与正义。 二战结束后，怀着对“大屠杀”很深的愧疚感，联合国于1948年在《世界人权宣言》里规定：“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从此，难民权成为人权的一部分。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难民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难民法。 1951年，联合国《日内瓦公约》承认个人而非集体的难民身份，允许外国对个人流亡者予以保护。 然而，历史有时会出现反复。自美国总统川普被选举上台，一个世纪前美国农民反移民的历史今又重现，二战后美国确立的普世价值观正面临挑战。在“美国至上”的孤立主义政策下，川普想要筑起高墙。美国会重新闭关锁国吗？会有更多流亡的本雅明被逼在国界线上自尽吗？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鲍曼说：“‘共同体’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拥有的世界。”“这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人们希望找到的天堂。”
原载FT中文网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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