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魏时煜所著的《北大三人行：中国知识分子三部曲》的胡风篇《胡风：诗人理想与政治风暴》（以下简称《胡风》）。这本书很厚，有800多页，我断断续续化了一个多月才读完。

胡风这个名字今天在中国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在中国五十年代初，胡风、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胡风分子几乎是家喻户晓，因为当年全国曾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批判运动，而随之是全国范围的胡风分子大逮捕。我那时虽然还年幼，对逮捕胡风分子也有很惊心动魄的记忆。1955年一天深夜，我家邻居，成都一家照相馆的青年老板突然被公安带走了。抓人那个夜晚，全院子的人都被惊醒，大家隔著窗户无声地悄悄地向外张望，但没有人敢出去看个究竟。随後几天大家悄声低语议论著，说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人。那夜恐怖的场面，是我童年最初的记忆之一。

胡风是民国时代颇有名气的左翼文化人，左翼文人泰斗鲁迅的密友，左翼文学家七月派的领军人物，有“中国的别林斯基”之称号，曾经是中共上台之前最重要的文化统战拉拢对象之一。虽然胡风和他的左翼文学朋友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家，但却在中共建政後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中共1949年执政後首宗文字狱大案，也是中国近代最大宗文字狱集团案件。此案牵连很广，官方公布的数字是2100人受株连，其中92人被逮捕入狱，62人被隔离审查，停职反省73人。但实际被株连的人数应该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至少我那个邻居可能就没有算在官方的被捕人数中。胡风系狱24年，其案直到毛泽东死掉文革结束後的1980年才获得平反，蒙冤25载的大批受难者才得以见天日。

1933年刚参加左联的胡风及妻子梅志。

我成年後，对於我那位邻居被当成胡风分子被抓捕曾百思不解，因为他与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现在读到魏时煜的《胡风》才恍然大悟。《胡风》书中说，胡风被捕後，公安部连夜抄胡风的家，把胡风所有的日记和信件抄走，然後按照日记和信件上的名字抓人。日记里提到一句话“接读者侯红鹅来信”，当局不知这个姓侯的是谁，竟然在全国发通缉令。原来这只是天津一位19岁刚中学毕业的少年，只是因为热爱文学给胡风写了一封信，又被胡风在日记中提一句，最後竟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我童年时那位邻居大概也是如此乌龙地被牵涉进去。

魏时煜教授这本书写得相当扎实，下了很多功夫。10年前她和文革中惨死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女儿名导演彭小莲开始合作拍摄关於胡风案的纪录片《红日风暴》，用了6年时间采访了80多人，其中40多位是胡风案有关人士，包括胡风遗孀梅志、劫後馀生的胡风分子及胡风分子後人等，将胡风案的来龙去脉梳理得一清二楚，然後在纪录片拍摄的基础上写成这部分量不轻的著作，前後所化时间有十个寒璁。

但她这本书不是胡风的个人传记，而是将胡风案放在上世纪中国政治动荡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寻找以胡风为领袖的七月派文学家，这个左翼文学社群为何在他们为之奋斗的左翼“理想社会”实现，新中国“时间开始了”之後竟至全军覆没的原因，层层解剖，欲找出其悲剧命运背後不可抗拒的时代逻辑。因此《胡风》一书从中国上世纪初的社会政治大动荡写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鲁迅、苏联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操纵下的成立、随後的国共合作大革命…直到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

当革命的风暴刮来，不满现实怀抱理想的文学青年胡风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1933年日本留学归来，投身到中共直接领导却让鲁迅出面当名义领袖的中共文化统战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胡风的悲剧已经开始。

中国上世纪初，社会动荡，西方各种思潮涌进中国，所谓左翼作家是指世界观受苏联意识形态影响，奉信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诗人戏剧家们。但不论鲁迅还是胡风，他们虽然是左翼作家，鲁迅还被捧得很高，名义上是左联的领袖，但左联的工作实际是在中共党团书记周扬控制之下，是党说了算。鲁迅、胡风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只能算共产党的同路人，相对於左联中党性很强的作家，如周扬等，他们有自己的个性，人格上较独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坚持自己而非中共官方的解释。他们和左联实际的掌权派周扬等“四条汉子”，即共产党的自家人矛盾很大，後来还发生两个文学口号之争。这就埋伏下他们後来挨整的伏线。

《胡风》一书用了很大篇幅介绍毛泽东的延安整风。魏时煜对延安整风很有研究，在这本书之前，她拍摄过有关延安整风时期王实味冤案的纪录片，并出版《王实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一书。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整肃运动。这个运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基本塑造了毛泽东统治时代极权专制的黑暗特性。但国统区的左翼文人胡风未经历延安整风，不知经过整风的中共解放区已是万马齐喑，不容任何异议和个性，而毛已成中国的革命教皇，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皇帝下旨，一锤定音，定下了不容讨论和质疑的未来中国的官方文艺方针政策，但胡风只是把毛讲话当成一家之言，仍坚持他自己那套作家 “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理论，则是注定将会被视为异端遭到整肃而在劫难逃。

更要命的是，胡风还不是一个人对党离心离意，他居然还有一帮人，有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以胡风为领袖，即或在党内已展开批判胡风的时候，他们对胡风仍不离不弃。列宁政党强调铁的纪律，反对党中有党，人际关系只能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纵向关系和排除了个人友谊的革命同志关系，比如鲁迅和胡风在左联的对手周扬即“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丁玲语），因此党不能容忍胡风式的朋友抱团行为。《胡风》引用胡风分子贾植芳的回忆说，中共建政前夕，毛泽东在北京见冯雪峰，问起国统区文化界情况，特别说胡风他们“有一帮人”。贾植芳告诉胡风“这是一个信号，就是毛已经在注意你们了，他就怕你们组织起来。”这就是为什麽反戈一击的胡风门生舒芜披露胡风和胡风分子的私下通信，那些信件中对文艺界党领导人周扬们的大不敬言论会激怒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出马，将原定的“胡风反党集团”帽子突然上纲到敌我矛盾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结果一场同一马列意识形态内部的小小文艺理论之争和个人恩怨竟会演变成一宗天大的文字狱，最後让胡风和他的七月派文友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延安整风整肃了党内和解放区的思想异端，但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没有过这一关，相反因为要与国民党争夺思想文化言论阵地，中共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采用的是统战拉拢政策。《胡风》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控制下的左翼文学团体太阳社、创造社曾围攻鲁迅三年，但第一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处境困难，於是1929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下令停止攻击鲁迅，改为统战，遂有以鲁迅为旗帜的左联诞生。但中共建政後已无统战的必要，思想专制开始，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需要补上思想整肃的震撼性教育。为达到这个目的，必然要拿某人开刀，即杀人立威，因此没有胡风反革命集团，也会有李风反革命集团、王风反革命集团，而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因为上述种种因素就成了第一个祭旗的最好靶子。魏时煜对此有大量时代背景的铺垫，在批胡风之同时，中共政权已开始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批武训，全国文艺整风…，所有从旧中国来的未经历过延安整风的知识分子都要过严酷的思想改造关，人人自危，惴惴不安，中国知识界气氛极之恐怖，而胡风案的大逮捕更将这种人人恐惧的气氛推向了极致。制造恐惧是所有专制极权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法。

本是胡风好友的舒芜，对胡风的告密揭发，很多人解释或是舒芜品质问题或是基於他对党的事业的真诚信任，但我认为恐惧也起了很大作用。批胡风是先从批判舒芜阐述胡风文艺理论的一篇文章《论主观》开始，舒芜的脊梁最早被打断，屈辱降伏则是必然。

魏时煜在她这本书中一路追寻，从胡风文字狱大案，到五七年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共对思想的迫害是一脉相承的。最讽刺的是当年参与整肃胡风集团的打手，周扬、夏衍、何其芳等，最後自己也在文革中遭到残酷的迫害。因此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即或逃得了五十年代那一劫，也逃不掉反右、文革的劫难。

读这本书，胡风及其朋友们遭受的苦难是非常的悲惨，越读心情越沉重，唯一感到安慰的是胡风和他大多数被牵连的朋友们，在残酷的迫害下仍然保住了他们真诚的友谊，他们的妻子仍然保住了对落难丈夫的爱情，至死不渝。这在毛泽东时代简直可以称之为奇迹，这也显示即使是最黑暗的时代，人性中的善和美就像压在大石下仍有生机的种子，永远不会被完全压垮。

胡风和他朋友们的悲剧是中国二十世纪左翼知识分子的悲歌。他们最後的悲惨命运，究其根本原因，竟然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斯大林式的极权政权实行思想恐怖统治的必然结果。

在1949年前，中国的文化人都是自由职业者，或许清贫但一定有自由（自由只大小差异而已），《胡风》一书谈到，“1950年时，几乎所有作家都已经加入北京或地方作协，并在各种国家单位任职，工资从单位领取，住房和福利都由单位安排，”全部被国家管起来，因此“写作也要顺应党的需要，不能逆政治潮流而行。”稍有离经叛道，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胡风等个别左翼知识分子受到新政权冷淡，暂时未分配工作，即惶惶不安，门庭冷落，如丧家之犬。

对此，胡适、徐志摩、储安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在中共上台之前已经看穿。徐志摩1925年游历莫斯科归来谈他对苏联的认识说，“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他说，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储安平也说过，国民政府治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统治自由是有无的问题。

但左翼知识分子却以为中共革命後的中国会是一个真正的新中国，批判现实精神很强的鲁迅认为革命成功後人人平等，人人有面包吃，还讥笑德国诗人海涅说诗人也不会享有特权，至於人的自由，鲁迅没有谈论，可能也无此预见。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强调人的个性和自由意志，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打圈，无法洞穿正是马列政权在扼杀自由，所以在毛泽东站上天安门城楼时，胡风写了那首可令他九泉之下含羞的歌德派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一篇章《欢乐颂》歌颂独裁者毛泽东，胡风分子鲁煤说，写得“非常丰厚，没有哪一个，包括解放区的人，塑造毛泽东的形象是那麽成功的。”但仅仅数月後，他这篇出色的歌德长诗就开始受到批判，最後是他歌颂的毛泽东将他打入反革命的地狱。舒芜一早放弃自我，既是因他的软弱和道德的缺失，也可能是他已比胡风更早明白了新政权与自由精神二者之间水火不相容，在这个政权下人是没有自由的，想自由鸣唱的诗人将被割断喉咙，於是他识时务地缴械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