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接着把紅衛兵暴行從校園引向社會，首當其衝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號召紅衛兵“大破”“舊文化”。最早被搗毀的是傳統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稱。長發、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頭揮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犧牲品。從此以後多年，中國人只能穿平底鞋和千篇一律的外套褲子。
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看北京亂的不厲害”，“北京太文明了”。當天下午，一群群紅衛兵，多是女中學生，來到北京市文聯的大院裡。那時候，紅衛兵有了自己的“制服”：綠軍裝（有的是父輩傳下來的，有的是染的）、紅袖章，手拿小紅書，腰上繫着帶銅扣的寬皮帶。那天日頭特別毒，作家們被集中在文聯院子裡，在“××站出來！”的喝聲下一個個出列，脖子上被掛上事先準備好的大木牌，上面寫着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動權威”等罪名。紅衛兵用銅扣皮帶劈頭蓋腦地朝他們打去。
作家們接着被塞進大卡車，運到曾是孔廟的首都圖書館。那裡集中了北京各劇團的大量戲裝、道具，紅衛兵用它們點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幾十位中國最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和演員按倒跪在火堆旁，對他們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盡。
打人的地點、火燒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經過事先策畫安排，用來代表“舊文化”。受害者們是中國家喻戶曉的人物，迄今為止被官方尊為“人民藝術家”，拿他們做毒打對像毫無疑問是最上層的決定，鬆散結合起來的少年紅衛兵只是打手。
為了使這天的暴行順利進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兩天，給軍隊和公安人員分別下令，不准他們制止學生：“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放空槍進行威嚇也絕對不允許”。
“八·二三”後，紅衛兵暴行在全國升級，“抄家”開始。當局把犧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給紅衛兵，讓他們去抄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負責人，就要專管“民主黨派”的“統戰部”，把非黨知名人士的名單交給兒子做領袖的紅衛兵組織。
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長謝富治要警察同紅衛兵“取得聯繫”，“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中共統治下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幫助他們抄家。有人問：紅衛兵打死人怎麼辦？謝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針對心有疑慮的人，謝說：“連周總理都支持。”
有了上面的引導，血腥的抄家席捲全國。紅衛兵超越名單的局限，到處破門而人。他們燒書、撕畫，砸唱片、毀樂器，凡是沾“文化”邊兒的東西都在掃蕩之列。貴重物品被沒收，主人遭受毒打。在《人民日報》 “好得很！”的歡呼聲中，不少人在自己家裡被打死。有的被拖到電影院、戲院、體育場，那裡如今是刑訊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八月，大街小巷到處是紅衛兵抄家的腳步聲，拷打審訊的怒喝聲，受刑者的痛苦呼叫聲。
八月三十日，周恩來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後來，人們常引用這張單子，說紅衛兵抄家打人是中央文革小組指使，周恩來插手進來保護受害者。事實上，單子上的人都是毛澤東要保護的，“中央文革”的事周恩來也都管。名單要保護的不過幾十個人，而據後來的官方統計，從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僅在北京就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家被抄，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毛也曾偽善地說：“要文斗，不要武鬥”。不少紅衛兵得以用這句話作盾牌逃避打人，挨打的也希冀以此保護自己。可是，打人的、被打的，都看得很清楚，行兇的人完全不受懲處。暴力當然也就繼續了下去。
毛要紅衛兵抄家還有實際的目的：把民間尚存的財富挖出來送進國庫。據後來的官方數字，北京紅衛兵在一個月的時間內為毛政權增加了黃金十萬多兩、白銀近三十五萬兩，還有無數現金和名貴的書、畫、文物。有些文物用來出口換外匯。
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處，對毛、林、周、康生、陳伯達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開放。江青選中的有一隻十八K金的法國懷錶，表上鑲有近百顆珍珠、寶石，在“咱們不白拿，給錢”的“原則”下，她付了人民幣七塊錢。類似的毛政權的所謂“不腐敗”的表現，還包括領導人開會喝茶付茶葉錢。至於眾多的別墅，成群的僕人，隨叫隨到的專用飛機、火車，還有無數其他特權好處，都是一分錢也不用付的。
愛文物的康生從抄家中所獲甚豐。管抄家物資的人說，康生經常自己來挑來選，“一鑽進庫房就是半天”，“在抄家的時候，康老還特意囑咐過我，說誰誰家的東西出來時，讓我告訴他。”
愛看書的毛澤東則開出長長的書單，把抄家得來的數千冊古舊書據為已有。用紫外線照射消毒，這些書便堂而皇之地擺上偉大領袖會客室的一排排書架。以這些書為背景，毛會見了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同他們合影留念。他們無一不為這些書所顯示的毛的博學傾倒，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感慨地說他好似身在“學者的書齋”。美國人有所不知的是，“書齋”倒像納粹元帥戈林（Hermann Goering）用來陳列從猶太人那裡搶來的畫的畫廊，那裡的書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跡。
毛政權用紅衛兵抄家還解決了其他實際問題。其中之一是住房的極度匱乏。中共掌權多年，基本上沒為一般城市居民造過新房子。如今，被抄的人家被迫擠進一兩間小屋子，把其他房間騰給趁火打劫的鄰居。同一個屋頂下住着的人們，就像仇敵一樣彼此痛恨。
許多家庭在抄家後被趕出北京，下放到農村。毛政權一直在想辦法減少城市人口，因為他們得為城市人提供基本生存條件，而放到農村就不管了。在北京，不到一個月的抄家浪潮中，將近十萬人被趕下鄉去。據作家鄭義描述，在北京火車站的大廳里，一群隨父母被驅逐出京，即將登車起程的孩子們被勒令在大廳里跪成一片，一夥身着黃綠軍衣，臂帶紅袖章的紅衛兵用皮帶抽打他們，甚至有人拎起開水壺，朝着孩子們淋去，大廳里一片慘號。
在抄家狂潮中，凡是家裡有書、有藝術品的人，都日夜提心弔膽，生怕紅衛兵闖進來看見，全家遭殃。嚇壞了的人們或者自己動手燒書，或把心愛的書拉到廢品店當廢紙賣，或把珍藏的藝術品藏來藏去最後還是在恐懼中毀掉。毛澤東幾乎把“文化”從中國人的家庭里一掃而光。家庭之外，一大批古蹟，中華文明的標誌，也被紅衛兵掃蕩破壞。僅北京一地，一九五八年保存下來的六千八百四十三處文物古蹟，有四千九百二十二處在一個月中全部毀掉。
古蹟中的佼佼者受到保護。單子上自然有天安門城樓，毛還需要站在上面受大眾歡呼。它們由軍隊進駐，有的關了門，人民也就無緣涉足。中國最著名的建築師梁思成，曾反對毛要“從天安門城樓望出去，看到處處都是煙囪”的“城市建設指示”，認為“那情景實在太可怕了”。他被抄家批鬥，寶貴的藏書大部分被毀，一家大小被趕到一間二十四平方公尺的小屋裡。在攝氏零下十度的嚴寒里，小屋的牆上、地上結着厚厚的冰霜，窗上的玻璃被外面的小孩一塊塊打碎。梁思成不斷在病中，幾年後默默去世。
人們一般認為紅衛兵對文化的摧殘是“亂打、亂砸”，中心是一個“亂”字。事實上，大部分行動並非自發，而是毛政權指使的。在“八·二三”毛說“北京太文明了”之前，紅衛兵沒有破壞文物古蹟。毛髮話的那天，第一處古蹟才被砸：頤和園佛香閣的釋迦牟尼塑像。之後破壞重要古蹟時，上邊常派有專家到場，把最寶貴值錢的文物挑出來送進國庫，其他的拉到工廠作廢銅爛鐵熔掉，或到造紙廠化作紙漿。
在破壞文化上，毛政權是導演。這突出表現在對孔子故居孔府的大破壞上。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他的家也是文物蒼萃的寶庫，歷代帝王，來這裡朝拜，修建了宏大的古建築群，留下了大量碑刻和無數藝術品。文革開始，當地人接到命令砸孔府。人們不忍心下手，於是“中央文革”專門把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派來。出發之前，紅衛兵到天安門廣場，舉起拳頭，用當時特有的語言，“向最最敬愛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莊嚴宣誓”，誓詞說孔子“是毛澤東思想的死對頭”。砸碑時，“中央文革”的指示具體到可砸什麼，不可砸什麼，“ 以明清劃線”。山東省博物館的文物專家到場告訴紅衛兵該保留哪塊碑，紅衛兵便在上面寫一個“留”字。
江青是毛毀滅文化的主要助手。在她的嚴厲管制下，文革十年，直到毛去世，書絕大多數被禁，只出了幾本所謂小說，差不多每頁都有黑字體的毛語錄。畫倒是有幾幅，歌倒是有幾首，無一不是歌頌毛的。舞台被江青的八個“樣板戲”獨霸，銀幕上也只有寥寥幾部欽准電影。數千年文明的中國，成了名符其實的文化沙漠。(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