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之我见 作者郑州邵晟东 一 问题的产生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现象，到那时，人人平等，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资极为丰富，所有人都可以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共产主义要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实现，而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这场革命，正走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上。最终，共产主义必将彻底战胜腐朽的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取得成功。我深受这种教育的影响。后来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也非常信服。 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我开始认真读书思考。随着知识的增加、视野的开扩，我的困惑越来越多。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国的反右、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以及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屠杀等一系列的严酷事实，与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令人难以接受。后来，中国“六四”的血腥镇压，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灭顶之灾。仅存的几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中国、越南和古巴也先后放弃了共产主义原教旨，开始了深刻的改革；拒不改革的朝鲜则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而与此同时，所谓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日益繁荣昌盛起来。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人们众说纷纭。 有人说，共产主义失败是因为出了叛徒，是因为修正主义的领导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因为“竟无一个是男儿”；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和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有人说，没有民主，导致思想僵化、制度僵化，是共产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有人说，共产主义失败于哲学和对人性的误解；甚至有人认为，共产主义一开始就是邪恶的，马克思是邪教徒，列宁是德国间谍，斯大林、毛泽东是暴君；有人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甚至认为比法西斯主义更坏。各种观点，莫衷一是。 我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但一直未看到能让我完全信服的说法。我认为，共产主义虽然没有成功，甚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它毕竟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场追求理想社会的运动，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刻、更彻底的总结与反省。把主要问题归咎于个人品质或阴谋，显然是很肤浅的，只有结合历史背景，全面深刻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原因和条件，才有实质性意义。 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兴起？为什么能在全世界造成那么巨大的影响？为什么后来会衰败？共产主义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这样的运动以后还有可能再次兴起吗？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努力寻求正确答案，不仅仅是重大的历史课题，对人类的未来也有重要意义。 二、 追根溯源 我读过的研究共产主义的文献，大多倾向于对其历史过程、事件、人物以及制度等进行描述和评判，对其理论的研究和评判往往着力不够。一个典型例子是Richard Pipes的《共产主义实录》。作者在书中说：“......我们将重点研究（共产主义的）实施过程，因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方案本身相对是无害的，而每一次将其付诸实践的努力，特别是在动用国家全部力量的情况下，都造成了重大后果。” Richard Pipes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历史教授，毕生致力于研究共产主义，是学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和其他一些学者谈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时，往往一带而过，简要地批判其错误，却未能结合历史背景，让人信服地解释清楚为什么错误的理论能够产生那么巨大的世界性影响，形成那么巨大的现实力量。在研究共产主义的实践时，许多学者往往由于其最终的失败而忽略其曾经有过的某些方面的成功，更不屑于研究那些成功的原因；对实践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和后来的衰落，一些学者往往归因于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和具体决策，而对理论上的错误所起的重要作用重视不够。 我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曾经拥有的影响和力量，主要来源于其理论，来源于其理论在当时具有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共产主义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根源也往往在于理论上的错误和由此而产生的方案中的缺陷。因此，研究共产主义必须追根溯源，从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以及理论本身后来的发展变迁和共产主义运动兴衰的深层原因，从而得出更有益于未来的经验教训。 下面，我将从马克思主义开始，谈谈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看法。 三、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背景 十九世纪的欧洲，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经历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正处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迅速提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酝酿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叶，明显受到时代特征的重大影响，是时代的产物，而不是脱离实际的幻想。 科学的进步，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大自然包括生命现象的认识水平，动摇了旧宗教和旧观念的基础，为新的意识形态开辟了生存空间。同时，以物质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进步和物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强化了哲学界的唯物主义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对宗教的批评态度并非无源之水，也并不孤单。 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增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时，由于社会政策滞后和其他种种原因，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边是暴富的资产阶级，另一边是陷入赤贫的无产阶级，强烈的不满和对立情绪日趋严重。人们普遍感觉到社会存在严重问题，寻求理想社会的愿望空前高涨。各种思潮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家。 四、 马克思主义的是与非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马克思主义都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之一，这绝不是毫无理由的。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社会存在严重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前提。 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前者的严重程度使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当时的社会制度有问题，而后者则导致强烈的不满和阶级对立。 二，马克思主义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马克思紧紧抓住当下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建立自己的理论。 他指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工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制度下，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被作为剩余价值拿走了。 他的经济危机理论，被许多知识分子接受，至今仍有影响；他的剩余价值学说，深受广大工人欢迎，点燃了工人阶级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热情。 三，马克思描绘了伟大而美好的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并指出了通向那里的道路和方法。这对生活在有严重问题的社会中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四，与同时代的其他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显得更为系统完整、博大精深，更有说服力。 马克思的理论涵盖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他深入论证了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一个人只要接受了他的基本概念，很难不为其强大的逻辑所折服。 五，马克思是一个以全人类利益为最高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理论，比形形色色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其他理论显得崇高、伟大得多，对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有巨大的感召力。 这些因素使马克思主义吸引了众多追求理想社会的人，形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力量。没有这个基本力量，后来的“实施过程”和“在动用国家全部力量的情况下”将其付诸实践的努力，都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也存在严重问题。一方面受时代局限，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理论体系时，也有自身原因导致的偏差。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其理论上的缺陷日渐显现，成为运动由盛转衰的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哲学方面，过分的物质主义 （注）。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在有些方面，由于过分强调物质，存在许多问题。 在解释历史和社会现象时，马克思主义对非物质因素重视不够，导致其理论上的缺陷，甚至陷入逻辑困境。 例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这种理论很难回答以下问题：生产力是由什么决定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各个文明的生产力都差不多，为什么有些能够兴起？有些停滞不前？有些衰落消亡？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上会产生千差万别的上层建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与英、美等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巨大差异，能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解释吗？ 从历史中不难发现，生产力其实是被决定因素。在任何社会中，生产力都不会自动发展，它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认识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取决于人的努力。 影响科技水平的因素很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人文的，而非物质的。比如文化传承、价值观、允许自由思想的宽松社会氛围、对教育的的重视和对创新的鼓励等等。 人的努力效果如何，往往取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看看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看看朝鲜和韩国的状况，不难明白这一点。在中国，究竟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改革开放），还是上层建筑的变化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朝鲜和韩国的巨大反差可以用经济基础解释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会提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辩解，这是徒劳的。反作用概念的提出，是对面临困难的原本唯物史观的并不高明的补充。在哲学上，它导向二元论，逻辑上也有问题。究竟誰决定谁？如果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则所谓反作用就没有多大实质性意义；如果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可以是决定性的，那么它实际上就消解了唯物史观的基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本身，也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挑战。按照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应该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但在现实中，却首先出现于生产力落后的俄国。尽管领袖们和理论家们作出了各种解释，但依然难掩理论上的尴尬：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哪里去了？ 国际共运内部的分歧与争论，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运动能否成功，似乎取决于思想和路线是否正确，而不是取决于生产力。少数强调生产力作用的人，甚至被扣上了“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如果唯生产力论是错的，难道唯物论就是对的？谁能说清楚唯生产力论和唯物论的区别？其实，这些分歧和争论本身，恰恰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难以自圆其说。 在过分的物质主义影响下，整个国际共运，尤其是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国家，专注于物质领域，而忽略了非物质因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物质利益，追求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而精神领域的终极关怀、信仰、道德体系、价值观、亲情等等，则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旧的宗教受到打压，新的信仰未能建立。虽然有人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但由于其物质色彩太强，难以满足精神方面的需要。旧的道德体系被批判，新的道德体系却未能有效地取而代之。这种状况导致的社会问题相当严重，而且影响深远。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中几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信条，但物质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GDP至上，认为经济搞好了，一切都好办的思想影响很大，而伦理道德、社会公正等则被忽视，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 -------------------------------------------- 注：德文Materialismus一词一般译成“唯物主义”。但原文直译是“物质主义”，并没有“唯”的含义。我认为加“唯”有失原意，不如直译。但考虑到已经形成的习惯，有些地方仍保留旧译法，如“辩证唯物主义”等。 二，经济学方面，价值和劳动等概念，定义太狭窄。 受过分的物质主义影响，马克思在经济学方面着重研究的，是有形物质商品的价值和与之相关的体力劳动，基本上忽略了非物质性的价值和非体力劳动，不生产物质产品的体力劳动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马克思认为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的观点，也很难成立。实际上，科学、技术、知识、创意、工具、资本等等不属于活劳动的因素，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发挥非常重要作用。 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有很明显的局限性。 马克思时代，物质商品的生产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占的比例比较高，但仍然有相当比例的经济活动不生产物质商品。例如商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旅游和娱乐等等。另外，在一般不被划入经济范畴的一些领域，如教育、科学、文化和体育等，有许多活动实际上也是和经济分不开的。在这些不生产物质商品的经济活动中，人的付出算不算劳动？是否产生价值？如果产生价值，应该如何计算？随着历史的发展，物质商品的生产在人类经济活动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这些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活劳动所起的作用也日益缩小，使剩余价值学说陷入严重困境。 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和劳动等概念，由于定义狭窄，当时就有问题，今天已完全脱离现实。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之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现实中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指导意义。 而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理论上的偏差则导致一系列现实问题。 在革命过程中，不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者往往被忽视，有些甚至受到打击；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过分注重物质生产，严重忽视非物质领域，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不健全；在人的精神领域，尤其是在信仰和价值观方面，甚至出现畸形。 三，在社会学方面，缺少对人性的基本认识。 社会是人组成的，不了解人，就无法全面深刻认识社会。因此，任何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都需要对人性（人的本性）有基本的认识。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没有对人性的专门论述，甚至没有对“人性”这一概念给出自己的明确定义。马克思基本不谈人性，只有一些零星的句子与人性有关。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1，“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许多人认为这些话就是马克思的人性论，但严格地说，这些话不能算是对人性的认识。 人性，无论从语义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指的都是人的本性，即人类的共性。而“人的本质”是一个最缺乏共识的概念。有人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本性，没什么区别。在有些语境下，这样说也许没有什么问题。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肯定不是指的人的本性。它指的只能是“现实的个人”的实际状况，因为人的本性不可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谁都知道，在现实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总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不同的人就必然会有不同的本质。“现实的个人”的不同本质，显然不可能等于“一般的人”的本性，因为人的本性是人类的共同属性，是所有人都有的共性。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谈的也不是人性。如果说意识是人性的组成部分，那么这里谈的实际上是“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什么决定的”，而不是人性本身。 在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看不到人性在各种社会现象中的作用，人性本身似乎没有实质性内容，一切取决于外在因素，特别是物质性的因素。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马恩全集第三卷p.275)。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不是利己心导致私有制，而是私有制导致利己心。一旦消灭了利己心的物质根源——私有制，人就会自然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 马克思批判所谓抽象的人性，实际上是否认人的共性。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后来者对他的理论有所发展，进一步认为，人性就是阶级性，不承认有共同的人性。 马克思没有自己的人性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在马克思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性论则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人类有共性，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类”，就不可能被统称为“人”。 其次，人性，作为人类的共性，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实质性内容，绝不是空洞的抽象物。 人类作为一种生命形式，首先要生存，因此，基本的生理欲望和利己动机必定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一种高级生命形式，人的本性中还有其他方面，如情感、理性、意志等等，绝不仅仅是欲望和利己。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是人性在各种条件下的表现。外在因素只能在人性的可能性范围内发挥作用，产生影响。 人类的生存方式，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主要取决于人的本性，就像蜜蜂、蚂蚁、大象等其他物种的生存方式主要取决于各自的本性一样。物质环境可以决定某一物种的存亡，但对其生存方式影响很有限。 对人性的实质性内容缺乏认识，试图通过改造外在的物质性因素改造人性，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的深层原因。由于制度和一系列做法不是顺应人性，依靠人性中的积极因素，而是力图改造不可能被改造的人性，导致社会许多方面的长期紧张关系，许多严重问题甚至悲剧性事件都是由此而生。 通过提升人性中本有的同情心和理性，人有可能做到不自私，但不可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物质因素对道德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远不如教化和制度。消灭了私有制，人的道德水平未必会因此而提高，利己心更不可能被消除。 通过革命实行过公有制的国家，有无数的实例足以证明这一点。所有这些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夺取了政权的革命者中，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德热拉斯称之为“新阶级”。他们利用公有制下高度集中的权力为自己服务，却号召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虚伪严重败坏社会道德，并导致人心背离。 另一方面，压抑人性中追求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欲望，大大降低了社会的活力，使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这无疑也是共产主义运动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贯穿着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社会没有严重问题，理论就没有用武之地；而理论如果过于脱离现实，就必然走向失败。对这一点缺乏充分的认识，必然会影响研究结果。 五 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 马克思参与并推动了欧洲工人运动，促成了第一国际的建立。他的思想影响迅速扩大，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形成了蓬勃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取得成功，倒是在落后的俄国出现了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后来共产党取得成功的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等国，比俄国更落后，而由苏联帮助建立共产党政权的几个东欧国家，在欧洲也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这不符合马克思的逻辑。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的新的社会形态，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容纳的程度时才会出现。 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发展，为什么会如此偏离马克思的理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入考虑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点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 共产主义在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和美国未能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无法适应这些国家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 这些国家当时正在快速发展，虽然的确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是在许多方面已经并正在取得不容忽视的进步。这些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远比“资本主义”一词所能概括的更为复杂，也并不像马克思论述的那样僵化。 政治方面，民主制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工人不但可以成立工会，捍卫自己的权益，还可以建立自己的政党，竞选公职和国会议员，甚至可以问鼎最高权力。 经济方面，反垄断法的制定、股份公司的兴起、服务业的发展、工商业的联合等等，使马克思的理论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科技进步和分工使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人工资也水涨船高，生活不断改善，从而使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论证不攻自破。失业救助、医疗保险或免费医疗、其他社会福利以及义务教育等，也使工人阶级受益，大大降低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另外，在大多数人依然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过分的物质主义倾向和暴力革命的主张，导致其影响力受到很大局限。 随着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分歧日益加剧。马克思去世后，修正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并不断扩大影响。修正的主要内容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淡化阶级斗争，提倡阶级合作，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议会道路，宣扬社会改良，哲学上主张“回到康德”，经济学方面批判剩余价值学说等。恩格斯去世后，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逐渐占据上风。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高涨的民族主义导致第二国际的消亡。列宁组建的第三国际接过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第三国际的影响迅速扩大，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 但是，第三国际的指导思想已经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有严重分歧，也许可以勉强称之为被改造的马克思主义。 后来成立的社会党国际，虽然被一些人认为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继承者，但实际上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 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又存在并活跃了很长时间，但始终未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后来更是日渐式微，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实际影响力了。 然而，经过列宁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却在俄国和其他比较落后的国家开始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六 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生产力非常落后 ，工人阶级只占总人口的1%左右，根本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但是，俄国国内的形势很不稳定，为爆发革命提供了条件。 沙皇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维持强国的地位，努力推动教育事业，结果却产生了一批要求变革的激进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是共产主义者，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工人阶级人数虽少，但受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涌现出一批革命积极分子。1861年才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民，对社会也有许多不满。这些因素再加上历史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使沙皇的统治变得非常虚弱。 列宁看到了发动革命的可能性，他要抓住这个机会。但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支持在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一个基本观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按照这个观点，落后的俄国离无产阶级革命还很遥远。 怎么办？只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或发展。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而当时的俄国，由于各种矛盾表现突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 严格地说，列宁的这一理论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并不十分融洽，但在当时俄国的社会条件下，对发动革命却十分有效。 列宁还发展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强调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然后靠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一词，马克思只是提到而未多加论述，而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中，给这个词下了明确的定义，他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宁发展出了一套在当时条件下非常高效的建党学说，并依据这套学说，把共产党打造成了一个组织统一、纪律严明，有明确纲领的强有力的战斗组织。 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成功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式政权。这个政权以全新的理论为指导，目的是要解放全人类，开创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都能自由发展，幸福生活，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新纪元。 十月革命震撼了全世界，全新的理论、伟大的目标随之迅速扩大影响，在全球范围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各国旧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的狭隘、贪婪、残酷及其所造成的巨大伤亡和破坏，使无数人感到幻灭，大大增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召力，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共产党。 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袁世凯帝制和张勋复辟，政局一片混乱；老路回不去了，新路则举步维艰，深深陷入两难困境。恰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大批正在迷茫中苦苦探索中国出路的志士们，尤其是有理想主义情结的热血青年，忽然觉得眼前一亮，从俄国的成功中看到了新希望。走俄国人的路，成了许多人的选择。于是，中国也有了共产党。 列宁时代，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特别强，普遍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一家人，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共同奋斗的。列宁曾提出要废除俄国历史上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人中赢得了好感。中国共产党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工人无祖国”，保卫苏联就是捍卫人类的利益。 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作为其一个支部，踏上了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征途。 尽管中国比俄国更落后，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更遥远，但中国共产党运用经过列宁发展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建党学说，还是成功地动员起了可观的革命力量。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列宁主义，使其更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 经过近3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终于在1949年取得成功，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政权。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了巅峰。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除了苏联和中国，还有二战后借助苏联的影响力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东欧诸国，以及蒙古、朝鲜、越南和古巴等，这些国家组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大约1/4的土地上，全人类的1/3人口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和印度等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力量也相当强大。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实现男女平等和推动科技进步等许多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毛泽东1957年在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典上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第一个宇航员进入太空，震动了全世界。肯尼迪在1960年竞选美国总统时甚至感叹说，美国在科技和教育方面，已经沦为二流强国。 然而，好景不长，形势很快就开始逆转。强劲的东风迅速减弱，西方的天上乌云渐散，社会主义阵营的天上却开始出现乌云。 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 其实，麻烦从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时已露端倪。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已经开始出现分歧。1957年，中国发起了反右运动，紧接着，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导致全国范围的严重饥荒，国力大减，不得不转攻为守。1962年，中苏公开分裂，国际共运从此结束了巅峰期，开始走上下坡路。 中苏分裂之后不久，中国于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挥到极致，甚至进一步提出“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从“政治思想上划阶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持续了10年，政治动荡，社会不安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教育质量大幅下降，高等院校连续11年不进行正常招生，大批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国陷入严重危机之中。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两年过渡期，1978年，认识到老路再也走不下去，中国领导人终于开始了改革开放。改革实际上放弃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几乎所有基本原则，不再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再鼓吹和输出革命，给过去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摘了帽，计划经济逐步让位于市场经济，恢复了私有制，承认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等等。虽然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除了坚持共产党领导之外，其他都是虚的：马列主义有名无实，社会主义道路名不副实，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与共产党的领导是一回事。而共产党本身，也早已不是原本意义的共产党。可以说，早期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 柬埔寨共产党的大屠杀，越柬战争和中越战争，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受到沉重打击。 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集团，继匈牙利事件之后，又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发展势头严重受挫，1980年以后，危机日益严重。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上层，由于长期垄断权力，已经蜕变为官僚化的特权阶层，与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的关系日益恶化。僵化的经济体制和疯狂的军备竞赛，阻碍了经济发展，民众的物质生活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强烈不满。再加上传统的宗教信仰与共产党唯物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以及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到1980年代末，终于爆发了苏东剧变。从1989年6月4日波兰举行议会大选，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虽然古巴、朝鲜和越南仍然是共产党执政，但这几个国家影响有限，且各行其是。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 法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时代令人恐怖的大清洗后，已经遭受过一次挫折；这次受苏东剧变的冲击，更是一蹶不振，影响力急剧下降，被迅速边缘化。 可以说，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宣告结束。 八 几点看法 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深远，涉及面很广，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宏大历史过程。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不是本书的任务，也绝非一人所能独立完成。以上所述，只是我对共产主义运动整体上的基本看法，下面再从不同视角补充几点看法，供读者参考。 一，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错开峡” 传说当年大禹治水，在一个地方看错了地势，以为某个开阔之处容易打通，就率领人马奋力开了过去。没想到越开越难，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才发现此路不通，不得不返回重新勘察。经过第二次艰难勘察发现，原来另一个看似狭窄的地方，才是正途，更容易开通，于是大禹领着众人重新开山劈岭，终于大功告成。曾经看错地势的那个地方后来被称为“错开峡”。 用这个故事比喻共产主义运动，很形象，也很生动。马克思等人和大批为消灭社会弊端而投身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正像为治理滔天洪水而舍身忘我的大禹及其追随者们吗？后来出了那么多问题，越走越难,不正像看错了地势的结果吗？当事者反省这一段历史时，是不是也应该像大禹一样，重新勘察一下地势呢？ 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错开峡”比喻的“蹩脚”之处在于，在人类历史中，并非只有一处治洪工程，而且各个工程之间，有比较、有借鉴、有竞争，情况要错综复杂得多。而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无疑也比“错开峡”复杂得多。但尽管如此，这个比喻在有些方面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首先，就像大禹开山劈岭是为了治理洪水，而不是为了搞试验或其他目的，马恩等人发起共产主义运动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历史进步，而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奇思妙想。没有大洪水，就不会有错开峡，同样，没有当时的严重社会问题，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运动。 其次，治洪工程不是儿戏，错误是要付出代价的；同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也不是闹着玩的，弄错了后果很严重。 第三，治洪的目的是再正当不过的，但如果方案错了，不改正就不可能成功。同样，追求理想社会无可非议，但如果指导思想或理论有问题，坚持错误必将导致失败。目的或动机好，并不是成功的保证。 人类为历史长河中的“错开峡”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代价不能白付。认真反省，记取教训，才会有益于未来。 二， 关于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从马克思那里所继承和发展的最主要的内容。 阶级斗争学说一方面使共产主义运动得以动员起进行革命的现实力量，但另一方面，其自身所包含的错误，也导致共产主义运动最终陷于困境。 马克思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一切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将消灭一切阶级，从而迎来无阶级的社会。 虽然马克思时代，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确显得很突出，但从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看，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很难成立的。 首先，“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很复杂的，不仅有矛盾和斗争，还有联合、合作、生产与发展。就矛盾和斗争而言，在很多情况下，统治阶层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官民之间、有不同信仰的人群之间，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往往远甚于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把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阶级矛盾，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以为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就万事大吉，就可以在全世界建立无阶级、无压迫、无剥削的美好社会。这种理论在实践中很快就遇到严重问题：面对各种复杂的矛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不起来。 尽管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总体而言，从来没有形成过全世界无产者大联合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无产阶级纷纷支持本国政府，导致第二国际名存实亡。列宁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未能结果，斯大林的民族主义色彩日益增强，第三国际正式解散。中苏、越柬、中越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甚至兵戎相见。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再也听不见了。 在某些国家，或许有时候阶级矛盾会成为主要矛盾，但在世界范围内，纵观人类历史，阶级矛盾从来没有能够成为主要矛盾。 其次，事实证明，阶级斗争并不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无产阶级一直都未能掌握政权，更不用说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近一百年来，随着人类社会各方面的迅猛发展，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符合马克思主义定义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在大幅下降，力量越来越弱，已经完全不存在由无产阶级施行专政的可能性，更不用说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阶级。 而在共产党建立政权的国家，实际上实行的也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共产党领导集团甚至是领袖个人的专政。这种专政并不会消灭阶级和压迫。共产党通过革命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但在专政体制下，很快就产生了新的权贵集团或“新阶级”。随着权力的巩固，权贵集团的制度性特权日益增加，制度之外的贪腐也越来越严重，通过滥用权力非法攫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旧制度下合法经营的地主和资本家。而底层社会特别是农民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甚至比以前更重。 经过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发展的阶级斗争学说，已经偏离了马克思的本意，把原本属于经济学范畴的阶级概念引申应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甚至提出要从“政治思想上划阶级”。按照发展了的阶级斗争学说，几乎所有的政治反对派和在意识形态领域持不同见解的人，甚至自己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都成了阶级敌人，受到残酷打击甚至肉体消灭。苏联、中国和柬埔寨等国发生的无数冤案和惨剧，都与这种阶级斗争学说有关。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付出惨痛代价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不能用简单化的理论去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尽管还有少数人在坚持，但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阶级斗争学说，已经再也不可能恢复当年的影响力了。 社会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还非常严重，其中也会包括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妥善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对问题的根源和现状有深刻而正确的认识，并采取适当的办法，不能简单地用阶级矛盾取代其他矛盾，或错误地把其他矛盾说成阶级矛盾，一味依靠斗争手段。 三， 关于所谓“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的变迁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的，并据此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列宁和斯大林进一步提出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这种理论过于强调生产力因素，忽略了政治、文化、信仰等重要因素，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遇到许多问题。这里不打算对其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只简要谈一谈对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 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概念本身，就可以看出这种理论的纯经济学视角。其实，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西欧社会，远不是“资本主义”一词可以准确定义的。后来的欧、美、日等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状况更是有许多方面远远超出“资本主义”一词所能涵盖的范围。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资本主义社会”之类的概念被很多人接受。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把所有脱离了农耕社会但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称为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顾名思义，应该是指以资本为本位的观念和制度。马克思时代，一些国家资本主义色彩比较重，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有时也许不无道理，尽管并不十分恰当；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再继续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称为资本主义国家就非常不合适了。 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像有些马列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实行的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的资产阶级专政。早在马克思时代，英、美、法、德、荷等国就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民主。与马克思同时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倍倍尔就是以工人身份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发展到今天，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和一些新兴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印度、巴西等，已经相当成熟。所有公民，当然包括工人和农民，都有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必然会随主流民意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固守某种主义。公共权力不可能被任何集团或阶级长期垄断，不会形成任何阶级的专政。有人把这种民主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是毫无道理的。 这种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无关，属于不能用资本主义定义的范畴。在这种制度之下，社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非资本主义因素越来越多，甚至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因素。 其次，经济方面，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作为资本主义最主要特征的私有制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1）股份制经济的大发展。 股份公司诞生于马克思之前，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加速发展。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有所论述。他认为股份制资本是一种社会资本，股份制企业是一种社会企业，股份制“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是“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的“过渡点”；他同时也看到了股份制可能产生的弊端。但是，马克思时代的股份制经济还非常弱小，没有能够吸引马克思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有关论述非常简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股份制经济蓬勃发展，很快就成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主体。虽然股份制经济也有一些弊端，但总体而言，利远远大于弊。现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国民都拥有股票，许多企业的员工都是所在企业的股票持有者。由于持有股票的员工也参与分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界限变模糊了，而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人数急剧下降。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本家靠资本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基本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那就不得不承认，随着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2）高税收和高福利。 在民主制度下，税收和福利受民意影响，必然会倾向于多数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对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全覆盖式的社会福利。这种福利种类繁多，不仅有保障底层民众基本生活的失业补助、食品和房租补助，以及对病残者的特殊救助等，还有惠及全民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养老保险等等。这些福利的力度很大，对消除社会贫困现象非常有效。 支持高福利的是高税收。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国家的税收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3左右，欧洲有些国家则达到1/2，其中一半左右用于社会福利。 个人所得税普遍实行的是高额累进制，即收入越高，税率越高。上个世纪，有的发达国家最高税率曾经高达90%以上；现在，多数发达国家的最高税率在40%—60%之间。此外，只有富人才缴纳的遗产税，税率往往也很高。总体而言，富人交的税远远超过穷人。通过税收和福利的调节，贫富差距大大缩小。 实际上，高税收和高福利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私有制经济的性质，“私有”的概念已经打了折扣。名义上是私有制，但每年创造的财富，1/3甚至更多，不是在私人手中，而是由社会支配。 有人甚至认为，高税收和高福利就是共产主义的前奏：高税收类似于“各尽所能”，高福利类似于“按需分配”。王震副总理1978年访问英国后甚至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种说法或许有些过分，但无论如何，高税收高福利恐怕都不能归属于资本主义。 3）出现国有经济成分 19世纪以前，各国几乎都没有什么国有经济。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经历了1929—1933年的严重经济危机之后，国有经济在欧洲迅速发展。经济危机中，私人银行和企业大批倒闭，导致国家直接介入，形成了可观的国有资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国有化的高潮，甚至美国这个最崇尚自由竞争的国家，也开始出现国有经济成分。 一些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曾经发展到相当可观的程度。以法国为例：1982年，法国国有企业在钢铁行业所占比重为80％，航空运输行业为87％，在邮政、电讯、铁路运输、烟草以及煤气生产方面，甚至高达100％，在基础化学、人造纤维、有色金属等行业，也超过了50%。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也相当高。 虽然后来又出现非国有化浪潮，这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有大幅下降，但以历史的眼光看，国有经济在这些国家毕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尽管至今仍有一些思想僵化的人坚持把这种国有经济称之为资本主义国有经济，声称它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但实际上，这些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经营管理公开透明，所得利润用于社会，与资本主义概念毫不相干。 以上三个方面之外，社会观念的进步，以及大量各种非营利机构的出现和发展，也大大增加了发达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因素。 总之，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现在还继续用资本主义来定义以前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都是很不合适的。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国还有太多的人，包括各级党校和社科院的理论家们，对世界的进步很缺乏了解，开口闭口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如何。错误定义背后是错误认识，而错误的认识是要付出代价的。曾经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之所以会垮台，意识形态僵化，误判对手，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四，理想主义者和追求利益者 人类寻求更美好社会的愿望古已有之，而十九世纪严酷的社会状况使其变得格外强烈。共产主义运动就发端于这种理想主义的愿望。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通过研究社会问题而选择了共产主义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理想社会是可以实现的，并真诚地为之奋斗。但同时他们也知道，不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实现理想是不可能的。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给这种发动提供了指导。 理论宣传吸引的，大多是年轻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人数太少，力量不够；而最有效的发动，是诉诸社会底层阶级的利益诉求，但这种诉求往往是十分现实，十分功利的。在实践中，特别是在落后国家的实践中，为了达到壮大力量的目的，往往不仅仅诉诸工农阶级的利益诉求，有时甚至不惜诉诸包括流氓无产者在内的各种社会成分的不合理利益诉求。 共产主义运动于是形成两种力量：一种是理想主义者，上层是真诚为理想奋斗的理论家和领导、鼓动者，中下层是有理想主义情结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劳工阶层中觉悟比较高的人；另一种是追求利益者，上层是有野心的投机分子，中下层是大批想翻身或想改变命运的人。 这两种力量有时浑然一体，并无鲜明的界限，甚至同一个人有时也会不同程度地兼有两种倾向，但二者之间毕竟有所不同。 理想主义者富有革命热情和奉献精神，他们目标远大、意志坚定、勇于斗争，在民众中有较强的号召力，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灵魂和中坚力量。 追求利益者人数众多，他们有明确的现实目标，积极性比较高，在共产党高效的鼓动和组织之下，成为夺取胜利不可缺少的强大力量。在复杂的斗争中，一些野心家和投机分子甚至成为领导和骨干。 在夺取政权之前，两种力量目标一致，共同奋斗，难分彼此；夺取政权之后，由于目的不同，开始出现分歧。 理想主义者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社会；而为利益加入共产党的人，有许多只是追求个人翻身，并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更有一些人受传统的影响，一心想的是“打天下，坐天下”。 这种分歧并没有直接导致重大后果。由于力量悬殊，主张“打天下，坐天下”的一方很轻易地就占了上风。于是，在所有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很快就出现了“新阶级”：打天下的人论功行赏，享受不同等级的特权，成了人上人。而理想主义者则不得不满足于有名无实的形式和口号，寄希望于未来。 在早期的共产党人中，理想主义者相对还比较多，所以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初期，虽然有一些特权，但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兢兢业业，廉洁奉公的，民众还是接受的。但是，掌权以后，由于实行的是集权体制，执政党成员的优越地位有目共睹，为追求个人现实利益而入党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口头上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唱着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心里实际想的却是成为执政党成员后所能得到的利益。同时，由于缺乏民主机制，个人命运完全掌握在上级手中，敢说真话、坚持真理的理想主义者越来越少，而阿谀奉承、逢迎拍马的唯利是图之辈却越来越多。共产党与民众的关系逐渐从鱼水关系变为油水关系，甚至对立关系。 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主义者大多是很真诚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 这段话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它在许多人心中引起了共鸣。无数人被它感动，甚至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片真诚、满腔热血、奋不顾身地投入革命洪流。 但是，绝大多数理想主义者没有能够认识到共产主义理论和专政制度的深层缺陷，面对革命成功后出现的严重问题，如特权、内斗、腐败、不公等等，许多人感到迷茫、无奈、甚至幻灭；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时甚至说：“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一些不甘心放弃理想的人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往往收效甚微，甚至自身受到打击。 为利益而参加革命的人很多，是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追求的是现实利益，而不是理想社会。很多投机分子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坐天下”，一些底层的人参加革命只是为了个人翻身，为了“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革命成功之后，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不是建设什么美好社会。 其实，追求翻身解放和合理的个人利益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也是共产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但问题在于，天下是打下来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如果掌权者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后果可想而知。现实中，这种人所占比例很高，尤其是在革命成功之后靠投机钻营爬上去的，几乎全是这种人。他们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欺压民众，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他们夸大成绩、隐瞒问题、压制批评，极力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力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以后，无论是在共产党已经下台的前苏联地区和东欧，还是在共产党虽仍然当政、但已经放弃共产主义原教旨的中国和越南，依然存在追求理想和追求利益这两种力量。 理想主义者人数很少，力量似乎微不足道，但并没有灭绝，只是改变了存在方式和理想内涵。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天性的组成部分，而现实社会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改善余地，给理想主义者提供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 追求利益者仍然是大多数。在健康的社会里，追求利益实际上也是一种积极力量；而在不健康的社会里，单一的利益动机往往导致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利益的现象。 如何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真正做到人人平等，人人都能自由发展，使那种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合理利益的现象不再发生，仍然是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五，教训与遗产 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追求理想社会的尝试，它留下的教训和遗产值得认真对待。 最大的教训是思想僵化。 虽然从一开始，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就存在一些深层缺陷，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为它提供了很可观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使其能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们没有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与进步，使自己的理论与时俱进，最终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 马克思时代的欧洲，的确存在严重问题，但同时，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民主和社会生活方面，则已经并正在取得重大进步。而马克思坚持认为，只要没有经过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彻底废除私有制，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自由就是假自由，所有的改革都没有实质意义，都无法阻挡革命的爆发。这种固执的态度使马克思越来越脱离欧洲的社会现实，影响力日益下降，甚至连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都试图摆脱他的影响。 虽然马克思后来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有所深化，认为在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国，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有可能使革命变得不再必要，但遗憾的是，他65岁就去世了，没有机会进一步发展或修正自己的理论。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但可惜力度不够，未能产生足够影响。恩格斯去世以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对共产主义理论有比较大的发展或修正，试图使之适应欧洲的社会现实，但是被另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指责为修正主义，甚至骂为叛徒。共产主义运动于是分裂为两派。所谓修正主义的一派，后来与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渐行渐远，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而以列宁为首的另一派，则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 其实，如果马克思能多活一二十年，根据他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能力，他很可能会和恩格斯一起亲自发展或修正自己的理论，以适应已经变化并正在继续变化的社会现实。那样的话，共产主义运动也许会是另一种局面。可惜这只能是假设。 列宁在另一个方向上修改了马克思主义，使之更适用于落后国家的革命。在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经过列宁发展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以及列宁的新的建党思想，为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理论工具。 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共产党在俄国、中国等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建立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这些政权的共同点是专政。虽然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专政，但实际上最终实行的都是领袖专政。以苏联为例，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最初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党内民主，但基本上是列宁说了算。列宁去世以后，经过一番权力斗争，形成了斯大林独裁的局面。斯大林为了垄断权力，从肉体上消灭了几乎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包括列宁的绝大部分战友，以及自己曾经的同志和朋友。 虽然在这些落后国家立即实行民主制度不太现实，在革命成功后的一定时期内，某种程度的集权不可避免，但是，长期的高度集权和滥用暴力，则与思想僵化有关。理论和纲领有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错而不改。 1921年，面对十月革命后由错误思想和政策引发的严重问题，尤其是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列宁果断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短短几年之内，就取得了显著效果。尽管新经济政策只是政策层面的调整，但其本身也涉及深层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列宁的思维方式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如果不是过早去世，列宁很有可能会在思想和政策上作出更重要的切合实际的调整或发展。 马克思和列宁的早逝，也许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不幸。他们两人都是在自己的理论还有相当大的发展余地时离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他们的理论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深刻而复杂，后来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们无力超越和应对，只好固守教条。少数试图在理论上有所发展或改进的人，往往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分子甚至叛徒，受到打击甚至被消灭。由此而导致长期的思想僵化，后果非常严重。 僵化的思想，只能靠专制体制维护自己的地位，而专制必然导致进一步的思想僵化，于是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情况越来越糟。 斯大林掌权以后不久，取消了新经济政策。虽然在经济上靠强力推进，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代价巨大，发展极不平衡；而他建立的僵化的官僚体制和思想体系，大大降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力和创造力；他为维护个人独裁发动的空前残酷的大清洗，则严重打击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为苏联后来的解体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中国曾经模仿斯大林模式，很不成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后来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开放，虽然在实践层面不得不放弃了马列主义的几乎所有信条，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因为拿不出像样的新理论，思想僵化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当局一方面推行比西方右翼政党还右的、资本主义色彩极强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一方面却继续高喊坚持马列主义，使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陷入极度的尴尬与被动。这种情况使当局非常缺乏自信，只能靠打压不同意见，加强专制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在共产党曾经执政的国家，共产党下台以后，僵化的思想体系很快就被绝大多数人抛弃，甚至被视为负资产。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存在的合理因素也受到连累，被人们忽视，甚至被扭曲、丑化。 其实，绝大多数执政者，包括共产党在内，还是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导致失败的，往往是错误的思想和方法。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涉及很多国家，显然不能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党。深入研究不难发现，最重要的原因，是综合因素导致的思想僵化。 在专制体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思想自由，克服思想僵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前共产党政权无法维持下去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能够维持掌权地位，是因为在实践层面突破了僵化的信条，但如果在意识形态方面，长期不能解决思想僵化问题，前途仍然是很危险的。 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留下的遗产并非毫无价值。如果把其有价值的成分从僵化的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继承其精神，还是可能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有些就得益于早期共产主义的某些遗产。 最有价值的遗产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追求更美好社会的积极态度。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追求的是建立更美好的社会。他们揭露批判社会问题、追求社会进步的积极态度和进取精神，仍然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 二，立足于全人类立场的价值观。 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所有人都能自由发展的新社会。虽然由于理论上的缺陷，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严重问题，没有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这种以全人类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价值观本身，远胜于至今仍在世界范围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其积极意义远没有过时。 三，理论中的合理成分。 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体系，存在严重问题，但其中有些合理成分，在某些方面至今依然有发挥影响的空间，有些概念和思路可能对后人有启发或借鉴意义。 例如，马克思关于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现在依然很有影响。虽然现代经济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虽然有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基本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看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影子。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剥削理论很不完善，但如果到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看一看，就不难发现其也有合理的一面，甚至不难理解它为什么曾经拥有那么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在饱受诟病的唯物主义和计划经济等方面，深入思考，也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 今天的世界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离人们所期盼的美好社会尚有很大距离，人类依然在走向更美好社会的途中。因此，如何汲取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避免类似的错误；如何继承其遗产，使之发挥积极作用，是很值得研究的。 六，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究竟如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众多不同意见，各有各的道理，这里不一一评论，只打算针对某些倾向，结合具体人物谈一点看法，供读者参考。 在回望历史的时候，由于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比较醒目，人们常常会忽略人物和事件背后的、色调相对暗淡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而倾向于夸大个人的作用。 虽然历史人物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应被忽视，但任何历史人物，无论多么伟大，离开其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都不可能有所作为。个人的作用再大，最多也只能影响历史进程的快慢和具体情节，而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和基本趋势。没有牛顿，力学定律也会被其他人发现，最多晚些年；没有秦始皇，中国也会统一，只是时间和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要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和作用，必须明白他们与他们身在其中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之间的关系。 历史背景就像大海，时代潮流就像海流；而历史人物，有些就像浪花，有些就像冲浪人。无论浪花多么漂亮，无论冲浪人的表现多么精彩，都离不开大海和海流。 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利后世的角度看，研究分析个人的作用和功罪得失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夸大个人的作用，忽视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则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误导后人。 在涉及对共产主义运动中重要人物的评价时，问题尤为复杂。由于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掌握的信息不同，不同的人往往会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做出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当然，立场观点不同，是正常现象，不必强求一致；但如果能回到历史，把人物放进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中进行研究，努力获取更为全面的信息，则至少能在一些基本事实上达成共识，有利于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下面从这样的角度，就如何评价共运史上几位重要人物的问题，简单谈一点看法。 马克思 马克思无疑是一位理想主义色彩极强的大思想家。他以一流的智商和深厚的功底，穷毕生的精力，与恩格斯一起为共产主义运动打下了理论基础，是公认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基人。 对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马克思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或如果马克思能再多活一二十年，共产主义运动就会有所不同。但是，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马克思发动起来的，如果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共产主义运动；还有人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和挫折，都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马克思应该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切问题负责。这几种看法，都忽视了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种看法夸大了马克思个人的作用。其实，如果当时的社会没有严重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有一百个马克思，也不可能发动如此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由于社会存在严重问题，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已经开始兴起。马克思参加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毫无疑问的。但认真研究当时的欧洲状况，则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即使没有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仍然会兴起，尽管会有所不同。 第二种观点很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总是被背离？其实，就社会科学而言，超脱于社会现实之上的抽象真理是不存在的。只能让理论去适应现实，而不能要求现实去适应理论。如果某些理论原则长期不被接受或遵守，那就有必要立足于现实，重新审视这些理论原则的正确性。 第三种看法也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理论中的错误和缺陷，的确导致一些消极后果，但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都归咎于马克思，则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如果社会本身没有问题，则理论错误根本无从发挥作用。其次，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最严重问题的地方，奉行的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即使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对运动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就曾把马克思本人认为非常重要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扣押十几年不予发表。 总之，马克思个人的作用非常大，但只有充分考虑历史背景和社会潮流，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恩格斯 可以说，如果没有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就会有相当大的不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不少重要著作是两人合写的，甚至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没有恩格斯的努力，也不可能完成。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共产主义运动12年，并成立了第二国际，是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奠基人和领导者之一。 后人对恩格斯的评价有很大分歧：有人认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抵制了修正主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开了修正主义之先河；甚至有人认为他在有些方面与马克思是对立的。 事实上，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亲密合作的近40年当中，人们看不到他们之间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分歧。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的思想依然十分活跃，随着欧洲政治形势的发展，他的确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观点，但这些思想观点与马克思的基本精神并不矛盾。 有人认为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就是修正主义的萌芽，甚至说恩格斯就是修正主义的鼻祖。实际上，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这些新思想观点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当时欧洲政治形势最大的变化就是民主制度的逐步成熟。这一过程早在马克思去世前已经开始，马克思去世后又有了重大发展，工人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空间已经十分开阔。1890年，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已经通过选举成为德国的第二大政党。在这种形势下，放弃合法斗争，继续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显然完全不合时宜。如果马克思在世，一定会与恩格斯一起发展或修改自己的理论。 恩格斯未能完成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优化和升级，但至少，他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思想家。他不懈的探索与努力对后来者是有启迪意义的。 列宁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列宁成了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实践层面，列宁和列宁主义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马克思。后来夺取政权的各国共产党，都受到列宁主义的很大影响。 经过列宁发展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列宁的建党学说，在落后国家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遗憾的是，夺取和巩固政权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列宁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就去世了。有许多迹象表明，如果列宁能多活一二十年，苏联后来发展的道路肯定会有很大不同。 列宁是一个非常重视并善于学习的人，思想并不很僵化，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面对由错误思想和政策引发的严重问题，列宁承认：“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新经济政策”中的许多内容，如取消粮食征收制、实行实物税，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实行中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放松外贸管制，允许外国资本进入，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等等，与半个多世纪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内容非常相似。 果断实行“新经济政策”，反映出列宁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如果有机会，列宁很有可能会在思想和政策上作出更重要的切合实际的调整或发展，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许会少走许多弯路，少付出许多沉重代价。 另外，列宁的天赋、综合素养和人格，都远高于斯大林，他享有的极高威信是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如果列宁能够长寿，不大可能发生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其他方面的情况很可能也会好得多。 也有人认为，列宁应当为斯大林时代的问题负责。这种看法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是列宁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种理论和列宁在革命斗争中采用的暴力行为，为斯大林后来的大屠杀开了先河。 但是，如果我们能回到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中去，恐怕不难发现，即使没有列宁，俄国也会发生革命，暴力行为也未必会少。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暴力倾向已经成为主流，列宁是这个潮流的引领者而不是创造者。要列宁为斯大林的暴行负责，理由并不充分。 其实，纵观人类历史，在进入现代民主制度之前，有几次改朝换代和革命没有暴力行为？没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杀戮？问题在于，巩固政权之后，能否尽快建立法治社会，避免滥用暴力。这个问题的答案，与许多因素有关，在落后的专制国家，尤其与主要领导人的综合素养和努力方向有极大的关系。 列宁没有来得及展示自己治理国家的全部潜力，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人们对他的评价分歧很大。苏联解体、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以后，负面评价越来越多，但在苏联档案解密二十多年之后，在反对共产党的人掌权、民众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列宁的遗体依然安睡在红场，作为正面人物受人瞻仰，不能不让人深思。 斯大林 1922年12月，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后来又补充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斯大林后来的行为，让人不能不感叹列宁的英明。 斯大林1878年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鞋匠家庭，从小缺少家庭温暖。他早年参加革命，多次被捕，磨练出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但同时也形成了粗暴性格。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亟需巩固自己的权力。由于对自己的威望和能力缺乏足够的自信，他诉诸权谋和暴力，逐步击败并消灭自己的政治对手。 斯大林滥用暴力达到空前疯狂的程度。列宁时代留下来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杀害；无数干部、军官、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以及大批普通党员和群众受到严酷镇压。被处决和折磨致死的人达数百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辜的。 靠血腥镇压巩固权力的斯大林，理论水平不高，但政治手腕强硬。他凭借暴力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他实行严格的新闻出版检查，控制思想，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日趋僵化。他逐步远离马克思和列宁的全人类立场和国际主义精神，退向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使其他国家的兄弟党沦为儿子党。 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给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伤害，为其以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但是，历史地看，这并不完全是斯大林一个人的责任。共产主义理论本身的缺陷，落后国家的现实状况， 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其他人物和力量的不足，以及国际形势等因素，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没有这些因素的存在，斯大林的暴行难以发生。 斯大林时代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但总体而言，这些成功代价巨大，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难以为继。 1928年，斯大林开始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按照重、轻、农的优先顺序，大力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在强力推动之下，工业发展取得很大成功。但在农业方面，强行集体化付出了惨重代价，导致饿死数百万人的大饥荒；后来虽然稳住了局面，但直到斯大林去世，都未能完全走出困境。畸形、僵化的经济体制，最终渐渐失去活力，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之一。 教育和科技方面的发展，引人瞩目，是斯大林时代的亮点。核武器和航天技术的成功，曾经让全世界感到震惊。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僵化，缺少自由思想的空间，人文领域很难培养出一流人才。而在科技领域，一方面过于偏重军工，结构不够平衡；另一方面，也受意识形态影响，发展很不健全，甚至出现匪夷所思的李森科事件。 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怎么看，恐怕都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斯大林的大清洗消灭了大部分旅长以上的高级军官和大批中下层军官，如果不是斯大林在战前的麻痹大意和在战争初期的张皇失措，胜利会来得更早，而且代价会小得多。毕竟，苏联的人口是德国的两倍多，国土资源优势更大，而德国还要分出一半左右的兵力对付西面战场。梅德韦杰夫说得好：“是人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不是斯大林。” 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个很有能力并取得了很大成功的人，但是，他的严重错误，他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的罪行，以及对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永远不应当被忘记。 毛泽东 虽然中国官方对毛泽东的评价早有定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评价并未获得广泛认同。非官方的评价各种观点都有，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基本肯定，另一派基本否定；而两派中持极端意见者都不在少数。 肯定派强调毛的功绩和优点，认为毛功大于过；极端者完全无视或故意回避毛的过错和缺点，把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毛，全面肯定甚至神化毛。 否定派恰恰相反，强调毛的错误和缺点，认为毛过大于功；极端者完全无视或故意回避毛的成就和优点，把共产党的一切问题都归罪于毛，彻底否定甚至妖魔化毛。 神化毛的人，最不愿意面对如下事实：反右、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两位接班人的下场以及其身后的人亡政息等等。他们很难回答：一个神一样伟大的领袖，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妖魔化毛的人，最难解释的是：如果毛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邪恶、一无是处，他怎么可能在那样复杂、险恶的条件下，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农家孩子，一步步走向成功，成为众多杰出人物拥戴的领袖？ 无论是把一切归功于毛，还是把一切归罪于毛，都严重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毛既不是神，更不是魔。实际上，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能力，但同时也有局限、会犯错误的人。历史给他提供了机遇，他努力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评价毛，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 如果没有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大批共产党人的努力奋斗，如果当时的中国不是动荡不安，很难想像毛如何实现自己的抱负。 毛很幸运，历史给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的许多优点，如坚定的意志、远大的目光、高超的斗争艺术、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等等，都是正在困境中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也是他能够领导共产党转危为安、走向胜利，后来众望所归、成为领袖的主要条件。 1949年掌权后，由于“天下”是在毛领导下打下来的，毛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列宁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中国的集权专制传统，大大强化了毛的权力，使其实际上不可能受到有效的监督。 权力会放大一个人的优点，也会放大一个人的缺点。毛很不幸，他的局限和一些缺点被手中无限的权力所放大，导致严重后果。他的知识结构不够健全，急于求成、好大喜功，权力欲很强。如果是一个普通人，这些缺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作为手中握有无限权力的领袖，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急于求成，发动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大跃进，由于缺乏足够的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常识，大搞代价惨重的全民炼钢，相信亩产万斤，以致酿成空前恶果，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威望。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打倒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造成“十年浩劫”，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毛去世后，他信任的“四人帮”被打成反党集团，他的政治路线很快被否定。 毛的自我评价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改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可能更确切。可以说，只有真正懂得斯大林，同时也懂得秦始皇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懂得毛泽东。斯大林和秦始皇都将永远是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毛泽东也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