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沒有美國，中國抗日戰爭能否勝利，恐怕是未知數。因此，抗戰結束，中美處於蜜月期，中共對美國也很有好感。朝鮮戰爭爆發，中共“一邊倒”向蘇聯後，美國就成了最兇惡的帝國主義，仇視、鄙視、蔑視美國的“三視”教育運動應時而生


　　老高按：中國民眾對某個外國的好惡，經常發生180度轉變。轉變之輕而易舉，在我還年輕的時候捫心自問時，就感到大惑不解。
　　從小到大，中國人對美國、蘇聯、越南、朝鮮、日本、印度、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從正面情感（熱愛、欽佩、親近）一端，到負面情感（憎恨、厭惡、鄙棄）這另一端，來回跳躍，有時甚至在愛恨兩極做多次跳躍，跳過去又跳過來，又再跳過去。
　　我大惑不解的，倒還不是跳躍本身，而是以我當時對人有限的認識來看，人們觀念上的跳躍轉變還都挺真誠——只有極少數人是功利地隨着黨報社論的調子轉，“黨叫愛誰我愛誰，黨讓恨誰我恨誰”；多數人的愛憎是發自肺腑，是真的從內心將原本最恨（愛）的某國，移到了最愛（恨）的另一端。
　　我父親就是一例。自打我出生到我成年，20年間他就從親美到反美，再從反美到親美，轉了兩個180度。在我看來，還並不是言不由衷。
　　中國大陸歷史學者、專欄作家洪振快先生發表在財經網的一篇文章《中國人心態何以短短幾年從親美變仇美》，探討了這個問題。


　　中國人心態何以短短幾年從親美變仇美

　　洪振快，財經網

　　從1945年到上世紀50年代初期，短短的幾年中，中國人對美國的心態發生了急劇轉變，從親美變成仇美。
　　1943年，抗戰艱難時期。7月4日是美國獨立紀念日，中共黨報《新華日報》發表社評，題名為《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文章中說：“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占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中國人感謝着‘美麥’，感謝着‘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我們相信，這才是使中美兩大民族不論在戰時，在戰後，一定能夠永遠地親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客觀地說，假如沒有美國，中國的抗日戰爭能否勝利，恐怕是個未知數，至少，抗戰不會八年就能勝利。對於抗戰期間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援助與貢獻，當時中國國內各階層對美國普遍都有好感。《新華日報》的文章是給國內各階層尤其是知識分子看的，這篇評論文章顯然能贏得讀者的心。儲安平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戰爭時期，中國人對於美國都懷有一種廣泛的好感。這種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兩種成分。在戰爭中，美國援助我們，鼓勵我們，支持我們；除了在日後發覺的雅爾塔會議一次以外，美國沒有背負過我們。我們賴有美國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緊牙關，撐過最艱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獲取最後的勝利。……中國人感激美國，器重美國，甚至崇拜美國！這種廣泛普遍的友情，在國際歷史中亦不多見。”這個看法在當時的知識階層中應該具有普遍性。
　　因此，到抗戰結束時，中美處於歷史上的蜜月期，包括中共，對美國也很有好感。還有美國的檔案揭示，當時美國想在遠東扶持中國成為世界大國，作為其盟國，扼制日本，牽制蘇聯，維持遠東和平秩序。美國的設想是在中國搞美國式的民主，希望國民黨和共產黨競爭，就像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角色一樣，為此主張國共合作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對此，延安是歡迎的，毛澤東也是興奮的，故而在1945年4月24日的中共七大上做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提出要自由選舉產生正式的聯合政府。
　　然而，國民黨既不願與其他黨派分享權力，中共也有更大的政治抱負，由此合作難成，聯合政府計劃無疾而終。進而國共鏖兵，共產黨倒向蘇聯，美國為扼制蘇聯而支持國民黨。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中共“一邊倒”之後，美國就成了最兇惡的帝國主義了。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的政治動員及所搞的“三視”運動，徹底改變了大部分中國人對美國的認知。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10月19日晚，中國人民志願軍開始秘密入朝參戰。
　　在做出入朝參戰的決策前，中央高層存在意見分歧。著名黨史專家逄先知在所著的《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一書中提到，在10月4日下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或者對出兵存有種種疑慮”。不贊成出兵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方面是“我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美軍，更沒有制空權和制海權”。說得簡單點，是美軍強悍，參戰的勝算不大。
　　如果對比1950年時的中美國力，可以發現實力更為懸殊：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2／3，工農業生產總值高達15078億美元，鋼產量為8770萬噸；而中國的工農業生產總值只有人民幣574億元，鋼產量不過81萬噸。另外，美國還有最具威懾力的武器：原子彈。
　　由此可知，當時“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或者對出兵存有種種疑慮”是正常現象，它不僅出現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在社會上也同樣存在。為此，需要一場社會動員才能打消大家的疑慮，而“三視”教育運動應時而生。
　　所謂“三視”，指的是仇視、鄙視、蔑視美國。其具體內涵，1950年11月3日的《人民日報》有一篇報道解釋得比較清楚。該報道介紹一份《怎樣認識美國》的宣傳提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標題是‘仇視美國，因為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這部分說明美國……正在準備進一步侵略中國，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所以全中國人民都應該仇視它。第二部分的標題是‘鄙視美國，因為它是腐朽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說明了美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不民主及文化的墮落情形……第三部分的標題是‘蔑視美國，因為它是紙老虎，是完全可以打敗的’，這部分說明了美國政治上的弱點及軍事上的弱點，說明了美國必然失敗的道理。”
　　“三視”教育的目的是清除社會上存在的親美、崇美和恐美心理。這種心理，尤其是在與美國關係較密的一些人士中，如民族資本家，留美的知識分子，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教會學校師生等中間普遍存在。
　　著名歷史學家陳垣當時是輔仁大學校長。輔大有天主教背景。陳垣在12月8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從來就是我們的敵人》。文中說：“社會上還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為沒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沒有民族的自信心。”
　　據當時一份要求在全國開展時事宣傳的指示，要求“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錯誤心理”，可見“崇美”“恐美”被看作是錯誤心理，而“親美”則被看作反動思想，性質比“崇美”“恐美”更嚴重。
　　“三視”教育運動進行得轟轟烈烈。全國各種媒體大量刊載相關文章。一份調查統計，1950年全國出版的比較重要的147種期刊中，第10期、11期抗美援朝的宣傳文字約占16％的篇幅，其中綜合時事類期刊更是占了35.5％。《人民日報》特辟《抗美援朝專刊》，從1950年12月4日到1954年9月5日，共出了190期。文聯動員作家運用各種藝術形式－－諸如電影、戲劇、曲藝、歌曲、詩歌、小說、繪畫等，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連隊、街道則利用黑板報、牆報、宣傳畫、報告會、座談會、控訴會、聲討會等方式，進行廣泛、深入的“三視”宣傳。
　　“三視”教育運動塑造了一代人對於美國的認知。至此以後，美國在許多中國人（大陸）心中的形象，由抗日戰爭時期的民主、文明、對中國友好的國家，變成了“世界上最反動的、最野蠻的、最富於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人民的死敵”。
　　“三視”教育運動所形成的觀念，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人。1951年7月1日朝鮮停戰談判消息傳到北京後，“很多群眾對媒體中稱李奇微為‘將軍’、為‘聯合國軍總司令’甚為不滿”，因為據“三視”教育中接受的觀念，李奇微乃是美帝國主義的代表，又怎能尊稱其為將軍呢？新聞稿件和發言稿中，到處都是匪類、帝國主義、惡魔、法西斯等“刺激性的詞語”，1952年5月周恩來曾指示要“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語句”。直到1972年，中國政府宣布尼克松訪華的消息，中國的普通群眾“在感情上一時無法接受”，當他們在報刊上看到毛主席與“美帝國主義頭子”尼克松“握手言和”的時候，他們普遍感到驚愕，以致目瞪口呆。
　　抗美援朝中的政治動員是成功的。從此以後，仇美心理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大陸）。直到現在，很多人仍然不清楚，他的心理是歷史塑造的，而不是基於對現實美國的理性、客觀認知。正如同美國人對共產黨治下的中國不理解而對中國人存有偏見一樣，許多中國人因歷史塑造的仇美心理及對現實世界的認知視角出現偏差，而對美國存有偏見。客觀、理性地認識世界，是理性的社會心態形成的基礎，也是社會平穩轉型的前提。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客觀、理性的社會心態的形成並不容易。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一月圖片主題：集市）

　　西班牙巴塞羅那靠海吃海，魚蝦海鮮應有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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