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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主动说起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话题，他说：遵义会议以後，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杨尚昆这番关于遵义会议真实情况的谈话，不但进一步证实，邓小平在张闻天《悼词》中所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是事宴（只不过张闻天本人没有当场接受），而且也说清楚了陈云《提纲》所说会後中央常委作出决定的由来。

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张闻天为何後来接受了呢？原来红军离开遵义之後，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第一次战斗即土城战斗遇挫，吃了败仗，被迫转兵扎西。在外有追兵，内部新的军事指挥又遭到怀疑的情况下，张闻天才终于临危受命。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

1986年8月30日，杨尚昆还应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了一次谈话，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当时，杨尚昆回忆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他说：长征到达陕北之後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後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出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也不愿意，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耍走！所以毛主席就改了。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我看毛主席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这时插话说：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後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後天就结。

杨尚昆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同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同江青结婚了。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到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啊？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後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想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後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後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时间较长，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後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後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一九三九年回过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後来，张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意思是“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毛泽东对张闻天的疑心

後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对王要重视，规格要高。这就又联想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在的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刘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後来看到形势不对，就又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这是对刘有意见的。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

张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後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那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说看了这封信。毛主席一听这个会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後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发了以後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後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他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的方向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庐山会议以後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从那以後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後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