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人是最卑鄙的人性!

刘亚洲

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後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

毛泽东的这种整人手法，也为其後继者所承袭。

1987年整胡耀邦时，中共高层开了所谓“民主生活会”，其间绝大多数与会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种从先主席那里学到的整人伎俩：联手围斗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肆揭老底，硬是把这位“红小鬼”出身的总书记整得凄凄惨惨乃至“失声痛哭”。

1989年整赵紫阳时，又有许多中共高层人士故态复萌，纷纷表示要与现任总书记划清界限，并一致声讨他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硬是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开成了一个批斗会，一个鸹噪四起、格调低下的批斗会。直到十六年後赵紫阳去世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心怀禁忌，不敢去赵家灵堂吊唁，不敢去八宝山告别，不敢去为他们的这位老同事、老领导送最後一程路，硬是把绝情的事做到了底。

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

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还有一些人如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也正因此，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毛泽东让邓小平当上了“反右”运动的副统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事实上就是让邓小平为这场运动，不仅要做出仅次于他毛泽东的事功，还要承担仅次于他毛泽东的责任。日後若要追究这场运动的历史责任，第一个要追究的当属统帅毛泽东，第二个要追究的就属副统帅邓小平了。也就是说，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共进共退、共荣共辱：若是肯定“反右”运动，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後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运动，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後者。

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与他的老战友宗凤鸣议论过他们的老首长邓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给“反右”运动平反事做过一番评论：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赵紫阳还多次谈到：邓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执行，不能反对。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赵紫阳所谓邓小平的“这样性格”，颇得毛泽东的某些遗风，即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遗风。

毛泽东整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使自己隐身幕後，而把别人推倒前台去大打出手。例如，整刘少奇时，他把周恩来推到前台去主持其事；到了整周恩来时，他又把邓小平推到前台去做重量级打手。他这样做究竟是怎么想的，不得而知；但有什么样的後果，则是确定无疑的，即能让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位于前台的人替自己分担尽可能多的整人责任，并因此而能为自己的身後事埋下许多伏笔。

这个党若要继续维护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的形象，就得设法掩饰这些人曾如何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同时也会连带着设法掩饰毛泽东曾如何指使这些人去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这就会淡化乃至抹煞那段历史，那段由毛泽东领着这些人共同创造的十分丑陋的历史；同时也会模糊乃至掩盖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这些人在中共高层政治角逐中不时作阴阳变色的真实面目。

李锐先生曾多次谈起他所亲历的一件事：

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引者）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可惜啊，这两份原稿都给烧了，没有啦！

李锐先生还谈了有关这件事的背景情况：

当年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结束後，两案专案组机构随之撤销，而原本由两案专案组搜集并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就转到我们中组部保管。在这批资料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既有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上述他给刘少奇做结论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他们背地里相互打小报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邓颖超深知这些资料一旦披露，就会极大地损害周恩来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于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销毁，并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後如愿以偿，迫使中央同意烧掉这些资料。可以说，邓颖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其夫君周恩来的形象。

李锐先生话：

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到此处，我们则看到：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却留下了许多属于别人的墨迹，比如上述那个属于周恩来的墨迹。毛泽东这是让手下人替他背黑锅，一是不留下他干坏事的纪录，二是可防范手下人说出他干坏事的真相。可以想见，周恩来即便是死在了毛泽东的後面，也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许多详情，尤其是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刘的这一详情，相反倒会竭力去掩饰这一详情。不过，周恩来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泽东的前面，其遗孀却活到了毛泽东的身後，并做起了周恩来假如还活着也一定会去做的事，即一定会去竭力掩饰他所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泽东当打手背黑锅的事。

可以说，其遗孀邓颖超做得很努力，也很成功，不辱夫命，真的抹掉了许多有关周恩来的那些见不得人事的历史记录，至少销毁了上述那份由周恩来亲笔拟定刘少奇罪名的原稿。

1973年毛泽东整周恩来这件事:

毛泽东知道，要整像周恩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仅靠“四人帮”那些人是压不住台的，也得要有与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于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投向了这个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自是会深知毛泽东的用心，深知毛泽东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验他。于是，他为了毛泽东，也为了他自己，断然出手，将整周恩来的事做得尽职尽力。1973年毛泽东主使中共高层整周恩来的事；在纪登奎当时很顾忌的那些还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邓小平。

邓小平为什么对于“文革”抱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讳莫如深地总不让彻底搞清“文革”。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既受过严重的伤害，也有过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举动，也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文革”问题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为传媒深入报道的话题，也不能作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晚年毛泽东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整人的事，因此可以说，大多数时间都浸泡在整人的污泥浊水中，“不亦乐乎”地感受着他“与人斗”的肮脏与恶臭。并且，他还把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执政党高层大员们，也都拉下这污泥塘中，陪着他一块儿嬉戏打闹，闹得一个个都成泥猴模样。先是看着刘少奇是在如何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继而看着周恩来又是在如何往刘少奇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再而看着邓小平又是在如何往周恩来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

正是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构成了晚年毛泽东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并因他蓄意拉人下水而又连带地构成当时整个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又因其非常丑陋而成为毛泽东刻意设局加以掩饰的历史迷案；并又因其负面连带效应而又成为此後历届中共高层都要想方设法加以掩饰的历史沉案。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後，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後，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显才智的周恩来总理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魔力是无与伦比的。又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为刚勇的彭德怀将军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势是不可抗拒的。

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坏事就应受到贬斥，即便死了也应受到追诉，以使他遗臭万年；同理，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应获得褒扬，即便死了也应获得追认，以使他流芳百世。就是要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邪恶的东西，但最终还是邪不压正的，还是要讲公道常理的。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不时孳生许多病态的东西，但仍然保有健康的根基，保有再度复兴的可能。因此，若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复兴中国传统历史记述，“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2014-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