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今天， 根據保護記者協會的統計，2017年共有34位記者在進行新聞調查的時候不幸身亡， 其中，有16名死於戰火，12名死於謀殺，還有6名死於危險任務。 從南美到北歐，從中東到亞洲，無論是戰火紛飛的混亂區域，還是看似富裕的和平社會，這些遇難的記者遍布世界各地，
恐嚇，暴力，威脅，迫害，一如既往的猖獗…… 很遺憾，今天我們得通過這種方式，來認識一下這34位記者，和他們背後的故事……
【中東及周邊地區】 根據往年數據顯示，伊拉克、敘利亞、巴基斯坦、阿富汗這四個國家是記者死亡率最高的地方，因為這裡局勢動盪，這裡戰火紛飛，這裡人人自危…… 但是，依舊有無數記者像士兵一樣，扛着攝像機，舉着話筒在槍林彈雨中一路逆行，奔向最前線…… 光去年一年，中東及周邊地區共有22名記者不幸遇難，其中有16名死於戰火。 Shifa Gardi，電視新聞主播，25歲，
2017年2月15日伊拉克摩蘇爾西部，在報道伊拉克軍隊打擊ISIS時，不幸被路邊炸彈炸死。一直以來，Gardi都是Rudaw TV最敬業的員工之一，她負責進攻摩蘇爾的日常特別節目，每天都堅韌地站在戰爭的最前線，直到死亡。 Suhaib al-Heeti，自由記者
2017年5月30日伊拉克安巴爾省，al-Heeti在報道一起卡車炸彈遇難者悼念活動時，不幸死於自殺式襲擊。平日裡，al-Heeti的報道內容很雜，他喜歡關注流浪兒童，教師，暴風雪，在他眼裡，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Stephane Villeneuve，法國攝像師 Veronique Robert，法國攝像師
2017年6月19日，Villeneuve與Robert在和伊拉克士兵徒步穿越摩蘇爾時，遭遇了一個簡易爆炸裝置， Villenenve隨後因為傷勢過重身亡，而Robert在6月23日因創傷死於巴黎。 兩人都是經驗豐富的戰地攝影師，曾多次前往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戰場拍攝影像。 Harb Hazzah al-Duleimi，廣播記者 Sudad Faris，攝像師
2017年7月7日，因為報道了伊拉克從ISIS手中奪回村莊的軍事行動而被IS武裝分子懷恨在心，IS派遣了一名狙擊手將兩人槍殺，他們的遺體在7月20日才被找到。 al-Duleimi報道過很多東西，從足球錦標賽到活動慶典，從跟企業家採訪到城市被奪回後的生活。Faris則是個新人，才在電視台工作一年。 Louay Sadiq Meshaal，戰地攝影師
2017年10月10日伊拉克基爾庫克省，Sadiq死於汽車炸彈襲擊。
死亡當天並不是他當班，但Sadiq執意要上前線替代他的同事，就在他取回相機重新趕往前線的路上不幸遇難。 從2014年以來，Sadiq一直都是戰地攝影師，巴格達、薩馬拉、提克里特、北基和摩蘇爾幾乎所有最危險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跡。 Arkan Sharifi，攝影師，54歲
2017年10月30日清晨，8名蒙面男子闖入了Shari位於伊拉克的家中，質問Sharifi是否做過Daquq地區的攝影師，Sharifi選擇了承認，但他同時表示自己從未傷害過任何人。沒想到，這群男子並不在意他的話，當着他妻子和孩子的面連刺40刀把他刺死。Sharifi從04年就開始做攝影師，同時還是一所鄉村學校的班主任老師，他特別喜歡孩子。 Mohamed Abazied，廣播記者
2017年3月12日敘利亞達拉，Mohamed Abazied在報道敘利亞的一場城市空襲時被火箭彈炸死。 在去世前，他剛剛在Facebook上發布了現場視頻，視頻中有人對他說，“戰鬥機要來襲擊了，快逃吧”。他坦然的笑了，面對鏡頭說，“讓他們炸吧，我寧願死也不願意受屈辱。” Alaa Kraym，攝影攝像師，網絡報道人，22歲
Kraym的死因至今疑點重重，Qaboun媒體中心說他死於敘利亞軍隊的坦克炮彈，敘利亞媒體組織表示他死於俄羅斯空襲。 雖然他很年輕，但是他的攝像作品卻數量龐大，從戰爭現場到挨個採訪受難人民，他曾說，“媒體就是最大的武器”。 Khaled al-Khateb，自由記者，25歲
2017年7月30日，al-Khateb和一群敘利亞戰士一起行走在霍姆斯省東部地區，在走到Sukhna村附近時遭遇IS的火箭彈襲擊，不幸身亡。 al-Khateb的同事表示，他是一個對未知充滿渴望的人，每一次上前線他都是毫不猶豫。他特別喜歡自己拍視頻，也會搗鼓很多新技術，是一個熱情快樂的小伙子。 Osama Nasr al-Zoabi，廣播記者，攝影師
2017年8月21日敘利亞達拉，al-Zoabi駕駛的汽車撞到了一個簡易爆炸裝置，不幸身亡。
和他一起的是他的兄弟和侄子，也全部遇難。 那段時間，他正在報道敘利亞政府轟炸行動的對當地人造成的影響。 Dilshan Ibash，廣播記者 Hawker Faisal Mohammed，廣播記者，攝影師
2017年10月12日敘利亞東部Abu Fas村，Ibash和Mohammed正在報道因為戰爭而流離失所的平民，突然遭遇IS武裝分子的自殺式汽車炸彈。Ibash當場斃命，Mohammed則頭部嚴重受傷並於第二天在醫院逝世。這次自殺襲擊主要針對的是平民。平日裡，兩人的報道內容都是有關於敘利亞民主軍和ISIS的衝突，一直都在第一線。 Qais al-Jazar，廣播記者，編輯，攝影師，23歲
2017年10月29日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al-Jazar死於一場炮擊。 雖然年紀不大，但al-Jazar在兩年前是電視台在大馬士革辦公室的負責人了。 這一次他又上了前線，在一個農場裡報道不遠處正在發生的炮擊事件，一枚炮彈恰好落在了他的身邊。 Taimoor Khan，攝像師，22歲
2017年2月12日巴基斯坦卡拉奇，Khan正在拍攝一輛遭襲警車，沒想到遭遇武裝分子的二次襲擊，連中兩槍，在抵達醫院後死亡。 這次襲擊警方逮捕了30多人，政府高層包括Nawaz Sharif總理都為Khan的逝世而惋惜。Khan是家裡的頂梁柱，他在電視台才工作了18個月。 Wael al-Absi，攝像師 Takieddin al-Hudhaifi，攝像師，19歲
2017年5月26日塔伊茲，在報道也門政府軍和胡塞武裝的衝突時，一枚炮彈擊中了兩人所在的地方，al-Absi和al-Hudhaifi不幸遇難。 al-Absi是當地大學的學生，正在學習大眾傳播，去年他也曾在戰區受傷，今年他依舊前往。 al-Hudhaifi也是一名大一學生，專業是工商管理。 他從13歲時就開始獨自錄影，為眾多媒體工作，同樣作為記者的父親曾多次說服他改行，但是他一直都不願意。 19.Habibollah Hosseinzadeh，攝像師 2017年5月31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外交部門發生大規模卡車炸事件，而Hosseinzadeh當時正在趕往工作崗位的路上，不幸遇難。
新聞電視台對他的不幸表示哀悼，並全體記者表示因為他的死亡“會更認真更努力的全面報道國際時事件的真相”。 Christopher Allen，美國自由攝影師，報紙記者
2017年8月26日南蘇丹卡亞，Allen被當地軍隊槍殺。軍隊負責人認為，Allen身份不明，是一個企圖非法進入南蘇丹的叛軍，儘管在場的人指證Allen身着記者服裝。 Allen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和荷蘭萊頓大學，他的報道曾發表於BBC，VICE，The Telegraph和半島電視台。 他的母親告訴記者，Allen從事新聞是因為他“選擇見證”，他曾說，“他選擇毫不畏懼的直視痛苦，並且從中發掘人性。” Abdullahi Osman Moalim，新聞記者，24歲
2017年9月13日索馬里貝爾德維因，Moalim在一家咖啡館因自殺式炸彈襲擊而不幸身亡。 這家咖啡館位於地區總督辦公室附近，是記者和政界人士經常出沒的場所，而就在爆炸前Moalim正和自己的同事們一起等待政府辦公室的新聞發布會。 Ali Nur Siad，攝像師，
2017年10月14日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名自殺式襲擊者在繁華的街口引爆了卡車炸彈，Siad被爆炸殘骸擊中，當場遇難。 這是索馬里歷史上最恐怖的炸彈襲擊，死亡人數高達358人。 當天早些時候，Siad先去監獄採訪了索馬里司法部長，又準備趕回辦公室處理錄像。粗心的他發現自己把充電器落在了車上，於是他急急折返，再也沒有回來。
當戰爭來臨，人命如草芥般不值錢， 這些記者選擇停留，選擇前往，選擇直面恐怖，緊急和絕望, 直到死亡前，他們還在記錄，拍攝…… 【墨西哥】 墨西哥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西半球最危險的地方，近十年來約有100名記者被謀殺。 在某種程度上，比起擺在明面上的戰場，這裡的暗流涌動更讓人絕望。
Cecilio Pineda Birto，自由記者，38歲
2017年3月2日，Birto正在洗車場排隊，至少兩名持槍歹徒騎着摩托車突然出現，開始對Birto瘋狂槍擊。 很快，Birto就停止了呼吸，他至少被槍擊了10次，其中有一次在脖子上。 一直以來Birto都堅持在網絡上報道犯罪和社會問題，面對政府官員腐敗也從不手下留情。 每周他都會受到眾多威脅，但是他並不在意也沒有停止過自己的報道。曾經有一個保護記者的機構提出幫助他離開，但是他堅持選擇留下。 Miroslava Breach Velducea，網絡記者，54歲
2017年3月23日奇瓦瓦市，Velducea像往常一樣送孩子上學，忽然一個不明身份的襲擊者來到她的身邊，當着孩子的面將她槍殺。 同時還留下了一張字條，上面簽着毒品集團的大名，寫着，“這就是做告密者的代價。長官，你是下一個。” Velducea當時正在調查當地有組織的犯罪和政治家之間的關係，受到過多次威脅。 跟她情況相同的記者也收到了相似的威脅，不得不逃往國外。隨後，Velducea工作的報紙就因擔心記者安全而不得不終止了一切調查。 Maximino Rodríguez，專欄作家，評論家，網絡記者，73歲
2017年4月14日拉巴斯市，一個不明身份的殺手槍殺了Rodríguez。Rodríguez是一位資深的記者，在業內非常受尊重。 年輕的時候他曾在多個國家擔任記者，80年代更是多次出入戰場。 在退休之後，他依舊不肯閒着做着打擊犯罪的工作。他開了一個網絡專欄，評論犯罪，政治和腐敗現象。就在死亡前三天，他還指控當地犯罪團伙在人民中散播恐慌。 他的一生收到過多次威脅，但他曾公開表示無所畏懼。 Javier Valdez Cárdenas，報刊編輯，記者，50歲
2017年5月15日庫利亞坎，Cárdenas在自己創辦的周刊《Riodoc》編輯部附近遭遇槍擊。
襲擊者把他從車裡拖出來，開了12槍，然後搶走了他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 Cárdenas的雜誌主要關注有組織的犯罪，腐敗和地區整治，是錫那羅亞州為數不多的調查性雜誌之一。 錫那羅亞州是眾多臭名昭著的毒梟的老巢，雜誌的報道與這些毒梟的利益相牴觸，Cárdenas也被威脅過多次。 在2011年Cárdenas獲得了國際新聞自由獎，他撰寫了一系列記錄墨西哥黑社會和毒品戰爭受害者的書，獲得了廣泛的認可。 Edgar Daniel Esqueda Castro，攝影師
2017年10月5日，三個穿着平民服裝的男子闖入了Castro的家中，但是Castro的妻子Ramírez認出他們都是警察。 這三個男子用槍指着Castro帶走了他，第二天，有人在機場附近發現了Castro的遺體，死前曾遭到酷刑。 Esqueda的工作是報道社會活動和犯罪故事，同時他還是一名專業的救援人員，但是這一次他沒能救得了自己。
墨西哥的這5名記者都死於謀殺，而更可怕的是，沒有一件謀殺案得到解決。 “我們腹背受敵，無論是毒品集團還是政府。”墨西哥記者Patricia Mayorga在獲得國際新聞自由獎之後說道，“我們就生存在試圖控制和摧毀新聞業的人們的夾縫之中。” 在這裡，記者的生命岌岌可危，新聞自由也搖搖欲墜……
【俄羅斯】 對於獨立記者們來說，俄羅斯依舊是一個艱難而又危險的地方，自1993年來，已有58名記者死於非命。 在今年，有不少記者都選擇逃離。 9月份，專欄作家Yulia Latynina的汽車被點燃並灑了糞便，她嚇得立刻出國。而首位報道車臣迫害同性戀男性事情的記者Elena Milashina，也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在國外躲了幾個月。
Nikolai Andrushchenko，報紙記者，網絡記者
2017年4月19日，Andrushchenko在一家醫院默默去世，六個星期前的歹徒毆打對這個年邁的男人來說非常致命。 Andrushchenko是個很有名的老記者，他報道過無數次腐敗和濫用權力，即使對方是警察也從不害怕。 就連他的同伴都說，Andrushchenko肯定是被自己的新聞給謀殺的。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被打了，07年，16年，每一次都挺了過來，除了這一次。 Dmitry Popkov，編輯，報紙記者
2017nian 5月24日，Popkov被發現在自家後院遇害，身中五槍。 在2014年，他創立了Ton-M報紙，以調查報道腐敗和濫用權力而聞名。 他的報紙“寫別人保持沉默的東西”，他曾說，“我們習慣於電話威脅，恐嚇搜查和審訊，這些官員竭盡全力讓我們沉默，讓我們適應痛苦的項圈。”
這兩起謀殺案件並沒有什麼進展， 或許就像Popkov自知的那樣，他們已經習慣了朝不保夕的日子，但是那些威脅別人的，卻常常逍遙法外……
【歐洲其他地區】 即使是在看似富裕而和平的歐洲，暴力也如影隨形， 在今年發生了兩起惡劣的記者謀殺案，
Kim Wall，自由記者，30歲，
2017年8月10日，Kim在登上丹麥企業家Peter Madsen製造的潛艇之後，再也沒有回來。 潛艇沉沒，企業家完好無損的歸來，Kim失蹤。 在十天之後，Madsen承認Kim在潛艇的事故中死亡，警方隨後陸續發現了Kim被分屍的遺體碎塊，還在Madsen的電腦里，發現了女性被折磨致至死的視頻，但Madsen並不承認這是他的電腦 。 Wall畢業於倫敦政經和哥倫比亞大學，先後在紐約和北京多家知名報刊工作。 她關注亞文化邊緣化生活，關注性別，社會問題和外交政策，性格單純在圈子裡小有名氣，朋友們曾說她“天生就是講故事的人”。 Daphne Caruana Galizia，網絡記者
2017年10月16日馬耳他，Galizia像往常一樣開車出門，剛開離家門口汽車爆炸。 她的兒子立刻沖向母親，卻只能發現她殘破散落在各地的遺體。 Galizia是馬耳他極度知名的調查記者，她的個人博客是該國閱讀量最高的網站之一。在她的職業生涯中，曾多次曝光政府官員貪污腐敗，收到過眾多死亡威脅。 就在死亡前幾天，她還在更新關於政府官員腐敗的報道。
【亞洲】 相比之下，亞洲的情況比其他區域好很多， 但在印度之類的國家，小語種或偏遠地區的記者更容易處於危險，而在土耳其之類的國家，記者更容易進監獄，而不是被謀殺， 2017年，亞洲地區有三名記者不幸遇難……
Abdul Hakim Shimul，報紙記者，42歲
2017年2月3日，Shimul在報道孟加拉國沙賈德普爾的政治動亂時，不幸被暴力衝突中的子彈擊中。 而悲劇還在延續，在聽到Shimul的死訊之後，他的外祖母當場中風死亡。 一直以來Shimul都是家中的頂梁柱，他的同事們常說他“過於耿直”，在他死後家中只剩下妻子和兩個小孩。 Joaquin Briones，報紙記者，專欄作家
2017年3月13日，Briones在菲律賓馬斯巴特省附近的小鎮被一名槍手從背後槍殺。 Briones的編輯認為，他的死亡跟他一直撰寫的強硬又敏感的報道有關，他調查過非法捕魚，地下賭博和毒品交易，每一項都得罪過很多人。 在被害前，Briones曾多次遭到威脅，他甚至在16年末考慮過要不要離職，但是他最後還是選擇了繼續工作。 Gauri Lankesh，出版人，專欄作家，評論家
2017年9月5日，三名不明身份的歹徒沖入Gauri位於班加羅爾的家中開槍，頭部和胸部中彈當場死亡。 Lankesh從80年代開始她的記者生涯，一直擔任英文報紙的記者，從2004年起她創建了一本批評右翼極端主義和種姓制度的周刊，經常報道暴力衝突問題。 生前，Gauri非常受當地人民尊重和喜愛，在她死後，憤怒的人們走上了街頭，高舉“我是Gauri，我們都是Gauri”的標誌進行抗議。
以上，就是2017年死於非命的34名記者， 區區幾行字，真的道不盡他們的一生…… 這些記者有的征戰一生，有的初出茅廬，有的出生於富裕和平，有的則出生於戰亂貧瘠， 他們本可以選擇“平安”，但都一樣選擇直面苦痛，直面骯髒，一樣在用生命吶喊，把別人的苦抗在了自己肩上……
明知前方戰火，明明收到了死亡威脅，明明知道這裡會很危險，但他們依舊用血肉之軀向前， 或許，太多的人無法理解他們對新聞自由的渴望和不顧一切的勇氣， 但他們走出的每一步路，做出的每一個選擇，都值得我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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