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知去向，母亲下放前与家人合影）
人生少年梦最长 作者：娄岩（平凡往事） 【七律-偶成】 红尘琴瑟少和鸣，俯首何为宿怨生？往事依稀堪相忆，残年飘忽见峥嵘。 光阴若梦险中渡，岁月如磐命里争。少壮风流成叹息，暮时独醉亦关情。 尚在懵懂时，英雄的情结就在我的灵魂上系了个死扣，时至今日也未能解开。 ----题记
（一）英雄梦 ----孩提时，我的理想很简单，即当个孩子王。 我有三个旋儿，按老话说，就是打架不要命，后来的生活验证了这一点。早在上幼儿园时，我已然就成为一个用拳头说话的孩子王。 那时，一道墙，一杆枪就将我们部队大院子弟和社会上的孩子们分成楚河汉界两个阵营里的人。除上学外，大院里的孩子们生活在红墙和铁丝网围成的封闭王国里，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在一个和外界几乎绝缘的环境中慢慢长大。因此刚走向社会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些水土不服和不适应。说好听点是太单纯，其实就是不成熟。但当年，在我们这些部队子弟眼里，这个世界大得像天，它承载着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全部欢乐与痛苦。 生活在红墙里的孩子们，自然而然就有种优越感，而那个持枪站在大门口的士兵，就是横在我们这些穿着肥大军装，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心里面的一块界碑，也是我们骄傲和虚荣的由来。我们可以随便出入那扇戒备森严的大门，选择一种自在、封闭，却是我们喜欢的生活方式，尽情享受大多数同龄孩子们可望而不可及，对我们而言却是再自然不过的那些红墙里面的丰富。如文革时无论男女，最时髦的穿戴不外乎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在那个封闭，且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它既是身份的象征，又是比奢侈品还要贵重的稀罕物。再有从小就吃细粮，父亲一个人的豆油定量比我们母子四人加起来还多，当年地方上，每人每月仅供应少得可怜的三两油。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当时堪比天堂一样的优越生活环境，如灯光球场、游泳池、乒乓球室、洗澡堂、电影院、公共医疗和理发等一律免费。这些对于地方上的孩子们而言无疑是天方夜谭。我们用的都是全国粮票，连喂鸡的粗粮颜色都比地方上人吃的白。 与现在的孩子相比，我们各个都是能工巧匠。就拿玩具来说完全是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的劳动成果。手枪、鱼缸、蜻蜓网、冰车、半导体收音机、鸟笼等样样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以鸟笼为例，我们先找来一些废旧电线，用火把外面的胶皮烧化，再趁热将它除去，用里面的铜线做成上下两层的鸟笼。下层用来放置雌鸟，挂在高高的树上，然后找个阴凉的地方，守株待兔，直到那些执迷、痴情、且不知死活的雄鸟飞蛾扑火。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龄孩子为了做鸟笼，趁天黑悄悄摸进大院的木匠房，由于声响太大，引来如临大敌的哨兵，先是对我们藏匿的地方进行地毯式搜索，直到将我们这些个子尚不如枪高、吓得瑟瑟发抖的小孩子反绑着手，像俘虏一样押解到门卫室里，靠墙站了一夜。当时有个战士不小心走了火，听说后来还受处分复员了。有个孩子吓得直哭，而一心想当英雄的我，横下一条心，虽然被打了几个耳光，还重重踢了一脚，楞是没吱一声。最后他们弄清我们的身分以后，天一亮就通知家长把各自的孩子领回家了。 第二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又潜入木匠房，并带回一卷废旧电线。由此我成为同龄孩子们眼里的英雄，但事后想起此事，我还真有些后怕。 （二）成才梦 ----自古磨难多成才，经历使人像被灌溉过的植物一样，丰富，饱满！ 文革时，大人们都被莫名其妙地定性为左、中、右三种人。即革命派、中间派和反革命。根据阶级划分，人也被分成三六九等，在当年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大环境下，出身不好和被定为坏分子家庭的孩子，自然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成了任人宰割的牺牲品，仿佛一夜间我们就成了弱势群体。而那些所谓革命派、当权派的孩子们，也顺理成章地成了红顶小将，他们肆无忌惮，极尽能事地欺侮我们这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狗崽子，并像他们的老子一样手握生杀大权，甚至仅凭个人喜好便可决定我们的命运。有时他们也会在我们这些“坏份子们”的孩子里挑选出一些人为其所用，借以孤立和打击那些不肯屈服和就范的人。当然如果选择没有尊严的活，只要像汉奸一样奴颜婢膝。但我做不到，因为我想当英雄，从骨子里就不甘于人下，更别说是站在他们的立场反对自己的父亲。 由于桀骜不驯的个性，我常常成为那些红顶小将们的众矢之的。他们经常几十人一起，在我上学必经的胡同里，对我围追堵截。他们曾经是我最熟悉、最要好的朋友和玩伴，此刻却因父辈的原因和各自的所谓阶级立场，泾渭分明地和我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的惯用伎俩是先跟在我背后叫嚣挑衅，指名道姓地辱骂我父亲等。对此，我总是装聋作哑，不予理睬，其实我的内心非常恐惧，紧张到拳头都能攥出水来。当他们自己都觉得无聊时，便像狼群一样围攻我。每每此时，我会突然变成一只凶猛的野兽，拼死抵抗。我总是一人打退十几、二十个孩子们的轮番攻击，直到看到他们像潮水般退去的疯狂在胡同的拐弯处遁形，我才会收拾起激昂的斗志。这种噩梦般的“遭遇战”几乎每天都要重复一次，在如此“殊死搏斗”中，值得我引以为傲的是我从未屈服过。我只是默默用袖口擦掉嘴角上的血迹，捡起地上的书包，示威般地用力拍打上面的尘土，然后昂着头继续前行。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心里竟没有一丝恐惧感，连悲愤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潜意识中觉得自己就是个英雄。 多年以后，当我跟随平反后的父亲回到省城时，一个发小不无感慨地对我说，当时你真够厉害的，那么多人都不是你的对手。我绑在书包带上的喝水用的铝缸子都打扁了，回家后被我妈骂得狗血喷头。对此，我总是一笑了之。其实我是不想回忆那些让我想起来就深恶痛绝的往事。说实在的，我也有过报复的冲动，尤其是对那些曾经殴打过我的大人。长大后的我，人高马大，已强到一拳就能将他们打翻在地，而且没人再念那些政治紧箍咒。但我还是忍住了，也许是对以往噩梦一样的生活始终都心有余悸。一场文革，本来是大人们之间的一场政治游戏，却让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承受那些人世间最没有人性的屈辱和折磨，老天知道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对大人们而言，那是场在他们世界观形成后被动接受的政治浩劫，而我们还只是些不谙世事的孩子，对社会一无所知，更没有任何阶级立场，为什么也要遭受那么多磨难呢？！ 万幸的是，自古磨难多成才。经历过文革后，使我不服输的个性升华为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且受益一生。环顾当时大院里几十个应届毕业生中，只有我一人考上了大学，并且数学得分在全省还是前十名。即便是今天，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这不但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将相本无种”的深刻涵义，也让我对英雄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三）成长梦 ----苦难像一块磨刀石，让男孩褪去身上的稚嫩，懂得责任，成为男人。 文革初期，父亲一夜之间仿佛人间蒸发了，至于去了哪里，没人敢问，当然也无人可问。不久，母亲也被下放去了偏远的山区。我们三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突然变成了有父母的“孤儿”。七岁的我，便开始学着照顾自己。哥哥大我四岁，从不管我。妹妹小我一岁，尚在幼儿园里住长托。 那个曾让我的梦开始的深宫大院，不但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天堂，而且莫名其妙地成了我每天梦魇的地狱。我不但吃不到平时爱吃的东西，有时甚至接连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但不管生活条件有多么恶劣，我仍然坚持每天洗一次衣服，而且洗过后一定要在清水中连投三遍，这还是母亲临下放前手把手教我做的。仿佛只有如此，我才能感觉到母亲的存在。平时贪玩的我，那一天却学得非常专心。在那些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我最想念的就是母亲，但我从不对任何人讲。因为思念母亲是我唯一的精神财富，也是我活下去的精神寄托。 曾经好胜的我，变得得过且过，如果与人发生争执，也是能忍则忍，如果忍无可忍，也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便如此，还是是非不断，如果还手，家长就会亲自找上门，不问青红皂白，对我拳脚交加。而让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边打还边用恶毒的言辞谩骂我的父母。我可以忍受肉体上的痛苦，但精神上的折磨却让我始终耿耿于怀。我想拼个鱼死网破，但皆因当时我实在没有逞英雄的本钱而作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自我疗伤。 终于盼到母亲从下放的农村回到我们身边，还带回一个天大的喜讯，即我们可以去父亲劳改的农场（“五七”干校）团聚了。那种精神上有了依靠，温饱又有了保证的滋味，竟比过节还让我兴奋。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三兄妹整天欢声笑语，像过年一样开心。我们边帮母亲收拾东西准备搬家，边尽情地享受阳光一样温暖博大的母爱。 父亲所在的农场坐落在深山老林之中，除了林场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外，就是刚刚在政治上解放，但还要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团职以上的老兵们。尽管同样是劳动改造，但和接受政审羁押时，对待敌人的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从某种意上讲，他们已经是被解放了的“新人”。部队原本等级分明，但在干校却完全没有上下关系，更没有管教和被管教的区别，只有同志和兄弟之间的友情。人们相互尊重，团结友爱，就像一个不分彼此的大家庭。他们用曾经拿枪的手搭起了一座座用当地话叫“干打垒”的小土屋，他们开山伐木，耕种狩猎，过着一种几近原始，又远离世俗尘嚣的田园生活。 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和另外两家一起从省城出发，先乘火车，又改乘每节车厢只有一个小天窗、没有饮水设备和卫生间的闷罐车，再换乘汽车，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我们的新家——黑龙江省五常县红星林场所在地。当我再一次看到父亲时，竟有一种非常陌生的感觉。在我的印象中一贯严厉的父亲，看上去老了许多，但也慈祥了许多，尤其是精神状态，从未有过的好。也许是因为久别重逢，父亲与我们三个孩子之间还多了一份亲和力。那时全家五口人挤在一个火坑上睡觉，但我觉得很温暖，很幸福。我们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又终于可以朝夕相处了。有父母在身旁的日子多好啊！我常常一个人这样发呆地想。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压在我精神上的政治磐石开始松动了，我的生命也随之像春天复苏的嫩芽，朝气蓬勃。一次，顽皮的我趁哥哥不注意，把一块石头放在他睡觉地方的狍子皮褥子下面，等他被硌得惊叫时，我却蒙着头，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坏笑。 我又回到了一个人与人平等的世界里，并很快就还原了淘气包的本性，像一只被关在笼中许久后终获自由的小公鸡，撒欢地在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田野里再次自编自导地扮演起所谓英雄的角色。 记得刚到干校时，从未给我们讲过故事的父亲，竟然一口气给我讲了两个他亲身经历的往事。 其中一个故事的主角就是红星林场的张书记。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张书记和另一个林场工人到老林子里采山货。将近黄昏时，他们来到一个只剩下小半截却有个大窟窿的断树旁，张书记指着那截断树对身边的那人说: “听我父亲讲，那里曾是一个黑瞎子（一种黑熊）的窝。过了这么多年，不知现在还有没有黑瞎子。你先站着别动，我先过去看看。” 说完他就手提一根木棒，慢慢地向半截断树走去。正当他准备向树洞里张望时，突然一只硕大的黑熊猛地从断树中窜了出来，张书记一边让那个人快跑，一边勇敢地举起木棒向黑熊打去。但还没等木棒落下，就被黑熊一巴掌打飞了，紧接着黑熊又一巴掌将张书记打翻在地，然后用两只熊掌将他的身体像皮球似的拨来拨去，最后干脆坐在他身上不停地用屁股蹭起来。直到他停止反抗，昏死过去，黑熊才慢慢离去。第二天一早，当父亲和老兵们接到报信赶来时，发现了躺在公路上已经昏死过去的张书记。这是个多么坚强的汉子，他在遭受难以想象的折磨后，竟能拖着重伤的身体，凭借求生的本能和钢铁般的意志，爬行了五里多路。他的脸上、身上到处是血迹，一只眼睛早已不知去向，而另一只连着神经和血一起沾在左腮上。父亲他们把他抬回去，经过全力抢救，终于把他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而且还奇迹般地把他剩下的左眼放了回去，并保住了他的一些视力。 另一个是关于狗的故事。父亲说，打猎时人们总喜欢带上狗群。一方面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关键时刻可以起到保护人的作用，另一方面狗总会先于人发现猎物。但有个奇怪的现象，即无论遇到多么凶猛的野兽，带头冲上前去的总是狗群中最小的狗。有一次父亲他们和一只黑熊狭路相逢，并僵持在老林子中，几十条狗将黑熊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一只才几个月大的小狗，竟率先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结果被黑熊一巴掌打出几丈开外。但那只受伤的小狗爬起来后又不要命地扑了上去，并用它的小嘴拼命撕咬着黑熊屁股，至此狗群才蜂拥而上。当老兵们用枪打死黑熊时才发现，那只小狗的肚子上被黑熊的爪子撕开了一个很长的口子，肠子都漏了出来。在场许多是久经沙场的军人，也都为之动容，最后他们把小狗抬到卫生所里缝了二十多针才保住了它的性命。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潜意识里小狗和我们小孩一样，但它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从此这个有如史诗般的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影响着我。记得听完故事后，我缠着父亲带我去看望了那只已经长大，在我心里算得上“真英雄”的小狗。以后只要我一有空，就会带上些吃的东西去看望那只让我无限崇拜的狗英雄。而一心想当英雄的我，甚至曾幻想自己就是当年那只无所畏惧的小狗。 每当秋天来临，我都会跟着大人们进山打猎，采摘各式各样的山货，如磨菇、野核桃、山丁子和大红骨娘等。说到蘑菇，不得不多说几句。我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城市里出来的孩子，后来不但可以分辨出各种各样的蘑菇，还对一种生长在树上叫猴头的蘑菇情有独钟。而且不管它长在什么角落里，都能第一个发现，然后让大人从树上摘下来，再像得到战利品似地将其装到背篓里。每每看到叔叔们赞许的笑容，我都会感觉良好，得意洋洋。 当大人们打到一种比马大叫孢子的动物时，我总会第一个冲过去，站在还在血水里苟延残喘的孢子身旁，夸张地张牙舞爪，仿佛它是我的战利品。有时我和大人们一起光着身子跳到清澈见底的河水里游泳，抓蝲蛄，摸蛤蜊，然后就地捡些树枝堆在一起点上火烤着吃，那些鲜活的野味让我们大饱口福。尤其蝲蛄在火上一烤，红彤彤的漂亮极了，那种鲜美的味道至今都难以忘怀。因为有市体校游泳培训的底子，我总是用各种泳姿向大人们证明，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是个了不起的游泳高手。 有一次，我跟父亲的好朋友夏叔叔和哥哥去深山里采蘑菇，我神气活现地跟在背着冲锋枪的夏叔叔后面，就仿佛那支枪是背在我肩上。山货很快就将肩上的背篓装得满满的，在我们满载而归的路上，夏叔叔告诉我们哥俩，如果发现地上的梨没把，千万不要捡来吃。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夏叔叔说那是黑瞎子吃完拉出来的屎，外形虽然与梨相似，但水分早已被吸干。我半信半疑，专心致志地想找出一只来求证，不知不觉中竟和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正当我全神贯注地寻找自己的答案时，突然从远处的树丛中窜出两只像狼一样的动物，狂吠着向我扑来。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不知所措，等我稍缓过神来，立即握紧镰刀一步一步地向后面退去。就在这时，有一只手用力地把我拉向他的身后，并用颤抖的童声高喊: “夏叔叔，这里有狼。” 这个不曾“关心”过我、在我的生活里若有若无的哥哥，却在生死关头奋不顾身地替我挡住了通向死亡之路。我顿时被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激励起来，挥舞着手中的镰刀虚张声势地大声吼叫：“来呀，来呀。”两只“狼”停了下来，用幽灵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俩。这时身后传来了夏叔叔的喊声：“孩子们，不用怕，叔叔来了。”我回头一看，双手端着枪的夏叔叔正一边呼喊着，一边向我俩站的地方飞一样地冲过来，并用他铁塔似的身子横在我们前面。两只“狼”见状，灰溜溜地消失在密林之中。事后我才知道那是附近雷达部队养的狼狗。 危险过后，我便瘫软在地上，看着哥哥那张没有一点血色的脸，我真想上去拥抱他。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和他之间始终都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在我的心里，他不是我的哥哥，要是的话，也只是一个微弱的影子。因为他从来都不曾像今天一样替我遮挡过任何凶险，即便当父母都下放到农村，家里只剩下我们哥俩孤苦伶仃，我对生活几乎绝望时，也未曾给过我些微的慰藉。在我的意识中，我的骨头从来都比他的硬。相反小我一岁的妹妹，在我的精心呵护下从来就没有被人欺负过，无论是正常年代还是文革时期。以至于她结婚不久在一次和丈夫的争吵中，还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你要是敢再欺负我，就让二哥揍你。”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虽然人是自由的，但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和有限，尤其是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因为没有师资，只能临时从家属中勉强找出两个当过老师的人，然后拼凑起一个简易但“多功能”的小学。所谓多功能，就是一室多用，即将五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分成五排，同在一个干打垒的小屋中上课。老师每讲完一个年级的课，就让这个年级的学生开始自习。再接着给下一个年级上课，循环往复同样的过程，直到五个年级的学生都轮到一次为止，一天的课就算结束了。 从我们的驻地到学校，要经过一条小河和一片原始森林。因为经常有黑瞎子和野狼出没，所以我们都就近结伴而行。我们这组有五个孩子，四个是女的，其中包括妹妹，由于只有我一个男孩，自然而然我就成了这只队伍中的灵魂。每当我们要趟过那条小河时，我就一个接一个地把她们背过河去。而且每次都是最后才背妹妹，为此她不知哭过多少回。当我们要经过那片树林时，我都会走在最前面，两眼警惕地注意着四周的动静，一手紧握镰刀，另一只手牵着紧跟其后的人，后面的人也是手拉着手。当我们害怕时，就一起大声唱着那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来为自己壮胆。实际上我们当时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像歌里唱的那样，经历了许多磨难，终于在我们稚嫩的心里又有了一个像解放区一样蓝蓝、温暖又明朗的天。 我们就这样走过春夏秋冬，在四季交替中慢慢地成长。时至今日还有一个我曾背过的女孩，谈及那段蹉跎岁月时，还会赞不绝口地夸我如何仗义，如何背她过河的往事…… 当我们慢慢长高的时候，父辈们也一个个彻底平反了，我们又都回到了原来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大城市。但生活仿佛永远都不会像在那个远离俗世、神秘莫测，到处都是故事的深山老林中渡过的充实、平和快乐。在那里，我学到了许许多多书本上永远都无法学到的东西。
懵懂
顽皮
踌躇满志
青春年少
人生第一张彩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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