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上一篇《谈谈【低端人口】的大表哥【优化组合】》谈到所谓【低端人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私有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现象，是一些改革派经济学人所鼓吹【扩大贫富差距】、【牺牲工人利益】、【改革需要代价】主导国家政策之后的必然结果。这一篇谈一谈国际上由于财富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产生的城市“士绅化”（Gentrification）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低端人口】群集地下室、违章建筑、危房，成为蚁族和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的“士绅化”过程一样，是资本在起作用，是和经济全球化同步的现象，是贫富差距加大的结果。简单地把这种现象归于中共、体制、习近平、蔡奇是【隔靴搔痒】甚至是别有用心。如果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那也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极端化造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应对城市“士绅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与制度无关。

城中村改造还是城市“士绅化”？

    ——大卫·威尔逊《论全球城市的士绅化》

　　当今全球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士绅化现象。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美国的纽约、克利夫兰、埃及的开罗、中国的上海、挪威的奥斯陆等，近年来一直在加强城市士绅化建设。所有城市的这一过程都呈现出共同的倾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街区快速改造适应新兴的富裕人群，低廉的土地得到重新估价，闪亮一新的商场开始建立，住宅高档化， 经济上相对弱势的人群被迫动迁到别处。

1 城市士绅化：推动城市发展的政府举措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城市士绅化在全球很多城市中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政府措施，这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情况迥然不同。那些年的报纸媒体和当地政府一直把城市士绅化这一现象看作是私人经济一时的异常产物。城市士绅化最初出现在伦敦、纽约、马德里和格拉斯哥等，人们倍感惊讶，认为这个突如其来的私人经济产物不会维持多久，过不了几年就会自然消逝。而在当时，许多城市的中产阶级、就业、投资等都在向外迁移，城市士绅化似乎是在反其道而行。对很多政策分析家、作家、政府官员而言，不可想象城市士绅化会在未来一发而不可收。

　　自2000年以来，形势有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了城市士绅化带来的价值和利益，并把它定为城市更新的措施。市政府官员们改变了以往质疑的态度，他们开始看到城市士绅化是城市更新的重要部分，符合城市发展需要，并最终将其纳入了政府的公共政策体系中。我们认为城市士绅化这种趋势将在全球进一步深化，会日益成为公共政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两点原因解释如下：第一，城市士绅化一直被认为是私人经济现象（也就是政府部门不参与），是当今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理想政策手段。在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大部分的今天，强调扩大私有市场在社会的影响力，限制国家的干预，回撤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城市士绅化强有力地体现了这一思潮，地方政府重视其作用并采纳这一措施，完全符合当今的政治氛围。第二，城市士绅化实际上并不涉及政府过多的开支，也就是说政府在整个过程中的安排执行所产生的花费相对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城市士绅化不同于传统的城市更新项目，传统的城市更新要求政府提高税收，消耗资本；城市士绅化则几乎是不承担什么费用的。在欧美国家，传统的项目如城市更新规划、公共住房供应、市建住房政策等，都要求大量资金的投入，因此保障其实施就必须对当地市民征税。但是城市士绅化的实施就不同了，政府不需要为此向市民征税，也不需要派官员监督实施，进行调节。毫无疑问，它将是推进城市更新规划中节约成本，经济有效的措施。

2 贫民区：商品化和妖魔化的对立

　　在全球各个城市中，城市重建机构使得城市士绅化面对两个相互对立的现象：贫民区的商品化和妖魔化。一方面，这些街区被宣传为充满潜力的文化栖居地、年轻新贵们的居住地、新型社会空间的创造地（“商品化现象”）等，这些地区一时间被重新定义为体现地道的族群文化的象征，是可以改造的，适合融入城市日益全球化的重建规划中的。这一新的定位越来越强调“原始文化”，“原汁原味的民族性”，“当地传统的异域风情”，深受中产阶级的喜欢。他们认为，混乱不安的贫民区只要重新复兴它们的历史社会积淀，就会安定健康，欣欣向荣。

　　城市士绅化这一过程的核心就是这些城区对于房地产开发是有利可图的。政府重新意识到了这一地区对加强城市全球竞争力所具有的潜力，中产阶级对居住在此产生了兴趣，再加上相当数量的地价贬值，这些因素综合促进了城市的士绅化。显而易见，这个重新设计的“重新赋予文化”的地方，有助于城市重建中实现它积极追求的全球城市目标。当然这也有反作用。城市贫穷的（经常受到歧视的）人群依然聚集在这样的社区，空间的这种区隔化振兴了城市的其它片区（如住房和商业）。当今时代的这种功能逻辑就归因于贫民区的开发价值受制于这里的“问题”人口和被“滥用”的土地。那么管理者要做些什么？他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这样的贫民区如何改造管理？这个问题如何看待，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技术？因此，贫民区将继续安置社会讨厌的人群和开发不合理的烂摊子，这种空间的区隔化刺激了（并且有利于）城市其他地方的重建。

3 现象学视角的应用

　　我们认为，通过现象学的观点来看待城市士绅化这一过程，有益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城市士绅化。简单地来讲，现象学是人文主义概念的视角，认为个体世界是分析的关键对象。在研究的过程中， 主要是调查分析个体在参与日常事务，与形形色色的人、事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反应。现象学不认为世界是分离或独立于人的主观价值之外的。更确切地说，世界是人们价值体系的社会构建中紧密相连的一部分，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不断地对其赋予自己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城市士绅化这一现象中，城市风景、房屋建筑、人们的日常活动、当地的制度、街道、人行道、社区的某种变化等等，这一系列复杂的因素都体现了人们对其赋予的思想和情感。

　　我们在采用现象学视角的过程中会愈发意识到我们对城市士绅化带来的情感影响了解太少。目前，相当的一部分人意识到了城市士绅化造成了大量的人迁移他处。大批的当地居民动迁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钱来支付增长的房租或房屋拥有税（如：拮据的住房者、另类生活者、中低收入者）。然而，研究者和政策分析者开始意识到了居民区的动迁是涉及深层次因素的，取决于复杂的情感问题。各个地方，每户家庭会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他们对失去家园的情感反应，远离熟悉的地方和邻里朋友的个体状况都是相当难以预料的。

　　社会科学中现象学的使用不是毫无缘由的。这一方法的发展应用反应了学术界和政策分析家们重新把个人主体定位为复杂的、重要的分析目标。作为代表性的转变，现象学分析倾向于人文主义结构学，以个人的意识材料为中心，其研究理论的基础转向个人主体，即个体直接经验世界。现象学视角的兴起源于影响广泛的学术运动，日益成为学术界当今主流的分析方法。

4 城市士绅化中的群体攻击

　　全球城市士绅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各种复杂的争斗。提倡城市士绅化的一方会不择手段地编排某一群体而达到他们城市重建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某种群体就是口头或书面宣传的主体，他们人身的各个方面都会被展示得淋漓尽致：他们的胳膊、双腿、身躯、面部、肢体语言以及一言一行等等。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情，对公民人身的“描写文本”越来越被看作揭示某种信息的原本符号。

　　这一过程中，房地产方和媒体现在把居民群体当作目标进行编排，传达了新颖的城市士绅化-净化为一体的主题：透露出对“贫民区”道德社会秩序的厌恶之情。在芝加哥、伦敦和柏林，聚居区的居民自身被用来代表这一地区有害社会的象征。当今新自由主义盛行激起并助长了人们对穷人的敌视，这一举措显得合乎情理，受到了大力的推崇。它的成功实施意味着赢得大量的“文化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士绅化被描述为城市进步的伟业，对城市的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正在改造这个肮脏废弃的地方，使它变为美观有用的社区。城市士绅化的实施需要资本的注入，同样也需要把它展示为恢复城市活力，有益城市建设的伟业。在有可能进行城市士绅化的街区，如果城市重建机构有力地诋毁了当地的居民，那么，城市士绅化的顺利进行就指日可待了。很显然，在对居民群体编排的同时涉及到另一个关键的过程，也就是在话语当中设有能让“阅读者”联想翩翩的空间。城市重建各组织机构对这些城区的渲染中大量造就了让人遐想的空间，使对某一群体本身的陈述更加丰富形象，如黑人的聚居区、西印度群岛人的贫民窟、少数族群的穷乡僻壤和聚居区，以及匪徒横行的街区等等。这一人为构建的画面再加上赋予的意义和价值观念，就被普遍地烙印于所描述的事物和其社会符号中。只要置身于这样的宣传中，人们就会很自然想象到一些快速便利的人事做法。如此这般，居民本身肮脏不雅、社会问题不断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使得这样的城区必须铲除，改造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居住区。这种对群体本身的编排绝不是无所谓的问题，它最终会为其目的整合所有重要的资源：虚构的空间，当前的政治环境，话语意义和舆论的巧妙利用。

　　我们认为，这种借助于城市再发展言论，恶意攻击某一群体本身的做法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会愈演愈烈。当今全球各地，对这种聚集区的居民所产生的仇恨和厌恶之情日益增长，也就是说，新移民，一贫如洗的人，少数民族或种族这一类的居住者很容易遭人污蔑和指责。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Harvey，2005），很多城市是容许直言指责那些人，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危害了他们所在的城市和其它城市公民，比如他们败坏的道德价值观，个人的文化缺陷，反文明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等等。据说，城市建设各组织机构在提倡讲实情，不过大多都是轻描淡写。这样以来，社会经济环境都是有利于这种恶意攻击的。只要这种环境持续不变，当今对某一群体本身的恶意攻击就很难消逝。

5 不平等问题的核心：崩溃的劳动力市场

　　城市士绅化过程中居民被迫动迁，这种不平等问题本质上和城市崩溃的劳动力市场休戚相关，只是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这里我们主要指的是基于某一社区、城市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所显示出的活力，它现在日益萎缩，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就业机会和薪酬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一现象我认为将会继续影响居民的迁移，需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目前，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多年来的老问题，涉及城市和其地区的经济改造，这一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劳动力人群的工作和薪酬状况，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受影响最大。自1980年以来（也就是国家和大的地区经济变革以来），许多城市的工业基础经济都大大衰退了。对中低收入人群来讲，体制上的去工业化缩减了制造工业的工作机会，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近二十年来，芝加哥、伦敦、格拉斯哥在工业岗位上共同减少了1.6亿个，与此同时，在城市的服务行业的工作岗位显著增长，但是，增长的数量实际上由于工作岗位具有的选择性而大大缩减。特别是新服务行业工作岗位的增长分布在两个部分，一类是高薪酬、高文化，需要工作者受过相当教育的工作，另一类是低薪酬，没有什么前途的工作。前一类就业主要集中在律师事务所、会计中介机构、咨询机构和高科技公司等地方，而后者主要见于当地的就业机会，如快餐店、折扣店、职员推销等行业。

　　在这种大背景下，城市士绅化社区中的许多家庭都很容易成为被迫动迁的对象，这是不足以为怪的。对这些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在城市新的经济体系下，就业状况是日趋恶化，工资等级亦随之降低。曾经稳定的工业岗位已不再有，新兴的知识密集型工作将他们排除在外，囚困于毫无前途的工作中。因此，在后工业时代的经济体系中，一类工作他们是无法获得的，而另一类他们能干的工作，却使他们陷入了动荡不安的生活（低薪酬、没有或很少的医疗福利和其它补贴、高频率的危险工作环境）。可以说，这种新的经济体系，对很多中低收入人群而言是让他们痛苦不堪的，他们迫于生计压力疲于奔命，同时兼有两份或更多的工作。我们认为，面临这种新的经济现实，会有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由于城市士绅化成为被迫动迁的对象。

6 士绅化空间和贫民区空间的共存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士绅化的空间实际是依赖于贫民区空间而存在的。这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空间建设是紧密相连的，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中仍将如此。道理其实很简单：当今这些人为士绅化的空间取决于如何规划，该吸收什么，摈弃什么，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混合，便形成了这一独有的空间：单一（富有的）的人群，一元的文化形式，独特的审美情趣，以及高端化的土地开发。然而，打造这一空间只有通过精心筹划，摈弃与其相去甚远的部分：如不富有的人群，其它文化形式，反精英的审美情趣，以及非高端化的土地。时下受到推崇的观念表明，社区建设中同时要考虑该存在什么和不该存在什么，经过了系列的吸纳、遮蔽以及净化，才能打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社区。

目前，各种的公共政策提议和方案有利于这种区别化的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分区规划，它已在全球制度化，包括现行规划中什么该采纳，什么该摒弃。城市的分区规划始于1919年的纽约市，现在已遍布了全球大部分城市。这种方法就是对土地使用进行限制和规划，凡是它规定所采纳的和所摈弃的都具有合法性。每一个指定的规划区在使用土地时都会制定出具体的人口密度，建筑的改造要求，并且也会打击与此不同的土地使用行为。士绅化的城区绝大部分都是重新分区规划的，建立这样新的社区需要规划人口密度，建筑所用材料以及限制某种土地开发。别的政策提议着重考虑促进士绅化的措施，如加强该地区的治安和密切监控。在全球各大城市里，会发现大部分士绅化的地区和处在士绅化过程的地区为了阻止该区的“闯入者”加强了警力巡逻。出于同样的目的，还使用了其他的辅助办法加强监控，如居民的步行巡逻，入口处配置居民做工作人员，公园和街道上安设隐藏的摄像头等。 　　

由此而知，城市士绅化和贫民区的形成都是相互联系的，他们都与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紧密相关。虽然政府一再否认参与其中，但是他们定期的例行接触造就了这样的形势，基本上一端促成了空间的士绅化 ，一端促成了贫民区的形成。就这样，政府部门这只隐形的手虽然常常难以让人察觉它的影响力，但它定期的例行操作使得空间的士绅化和贫民化息息相关。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政府部门的宣传和它实际的执行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贫民区得不到建造、认可和维持，城市的士绅化也就无法继续下去。因为基本上是贫民区现在安置着让人讨厌的人群和杂乱无规划的建筑，这些都是士绅化社区所严厉防范的。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社区自由自在，环境开阔，空气清新。在我们看来，士绅化街区之所以出现，是得益于贫民区的存在和维持，由此可知，城市士绅化项目的实质就是制造分化。随着士绅化进程的继续和深化，城市必将巴尔干化，继续分裂。人群的隔离和土地的分化绝不是暗示了当代城市一时的异常现象，它是当今城市建设中的正常现象。

7 结论

　　当今城市士绅化的热浪席卷全球，很多城市受到的影响特别明显。这些城市尽管在政治体制、社会构成、公共部门的例行做法以及社会历史上存在众多的差异，却在城市士绅化的进程中表现出了主要的相似之处：精英富人区的出现、中低收入人群的动迁、公共部门间接的主要协调角色，以及受地产开发商利益驱动的士绅化进程。这些特征在全球化趋势的今天很容易确认，因为无论这个城市处在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到处可见国际银行和投资者注入的资金流动日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