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上一篇《談談【低端人口】的大表哥【優化組合】》談到所謂【低端人口】是中國改革開放(私有化)進程中產生的一種現象,是一些改革派經濟學人所鼓吹【擴大貧富差距】、【犧牲工人利益】、【改革需要代價】主導國家政策之後的必然結果。這一篇談一談國際上由於財富集中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而產生的城市“士紳化”(Gentrification)現象。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的【低端人口】群集地下室、違章建築、危房,成為蟻族和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的“士紳化”過程一樣,是資本在起作用,是和經濟全球化同步的現象,是貧富差距加大的結果。簡單地把這種現象歸於中共、體制、習近平、蔡奇是【隔靴搔癢】甚至是別有用心。如果這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話,那也是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極端化造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應對城市“士紳化”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與制度無關。 城中村改造還是城市“士紳化”? ——大衛·威爾遜《論全球城市的士紳化》 當今全球各大城市都出現了士紳化現象。巴西的聖保羅、里約熱內盧、美國的紐約、克利夫蘭、埃及的開羅、中國的上海、挪威的奧斯陸等,近年來一直在加強城市士紳化建設。所有城市的這一過程都呈現出共同的傾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街區快速改造適應新興的富裕人群,低廉的土地得到重新估價,閃亮一新的商場開始建立,住宅高檔化, 經濟上相對弱勢的人群被迫動遷到別處。 1 城市士紳化:推動城市發展的政府舉措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城市士紳化在全球很多城市中日益成為城市發展的政府措施,這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的情況迥然不同。那些年的報紙媒體和當地政府一直把城市士紳化這一現象看作是私人經濟一時的異常產物。城市士紳化最初出現在倫敦、紐約、馬德里和格拉斯哥等,人們倍感驚訝,認為這個突如其來的私人經濟產物不會維持多久,過不了幾年就會自然消逝。而在當時,許多城市的中產階級、就業、投資等都在向外遷移,城市士紳化似乎是在反其道而行。對很多政策分析家、作家、政府官員而言,不可想象城市士紳化會在未來一發而不可收。 自2000年以來,形勢有了變化。越來越多的城市意識到了城市士紳化帶來的價值和利益,並把它定為城市更新的措施。市政府官員們改變了以往質疑的態度,他們開始看到城市士紳化是城市更新的重要部分,符合城市發展需要,並最終將其納入了政府的公共政策體系中。我們認為城市士紳化這種趨勢將在全球進一步深化,會日益成為公共政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兩點原因解釋如下:第一,城市士紳化一直被認為是私人經濟現象(也就是政府部門不參與),是當今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理想政策手段。在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全球大部分的今天,強調擴大私有市場在社會的影響力,限制國家的干預,回撤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城市士紳化強有力地體現了這一思潮,地方政府重視其作用並採納這一措施,完全符合當今的政治氛圍。第二,城市士紳化實際上並不涉及政府過多的開支,也就是說政府在整個過程中的安排執行所產生的花費相對來說是微乎其微的。城市士紳化不同於傳統的城市更新項目,傳統的城市更新要求政府提高稅收,消耗資本;城市士紳化則幾乎是不承擔什麼費用的。在歐美國家,傳統的項目如城市更新規劃、公共住房供應、市建住房政策等,都要求大量資金的投入,因此保障其實施就必須對當地市民徵稅。但是城市士紳化的實施就不同了,政府不需要為此向市民徵稅,也不需要派官員監督實施,進行調節。毫無疑問,它將是推進城市更新規劃中節約成本,經濟有效的措施。 2 貧民區:商品化和妖魔化的對立 在全球各個城市中,城市重建機構使得城市士紳化面對兩個相互對立的現象:貧民區的商品化和妖魔化。一方面,這些街區被宣傳為充滿潛力的文化棲居地、年輕新貴們的居住地、新型社會空間的創造地(“商品化現象”)等,這些地區一時間被重新定義為體現地道的族群文化的象徵,是可以改造的,適合融入城市日益全球化的重建規劃中的。這一新的定位越來越強調“原始文化”,“原汁原味的民族性”,“當地傳統的異域風情”,深受中產階級的喜歡。他們認為,混亂不安的貧民區只要重新復興它們的歷史社會積澱,就會安定健康,欣欣向榮。 城市士紳化這一過程的核心就是這些城區對於房地產開發是有利可圖的。政府重新意識到了這一地區對加強城市全球競爭力所具有的潛力,中產階級對居住在此產生了興趣,再加上相當數量的地價貶值,這些因素綜合促進了城市的士紳化。顯而易見,這個重新設計的“重新賦予文化”的地方,有助於城市重建中實現它積極追求的全球城市目標。當然這也有反作用。城市貧窮的(經常受到歧視的)人群依然聚集在這樣的社區,空間的這種區隔化振興了城市的其它片區(如住房和商業)。當今時代的這種功能邏輯就歸因於貧民區的開發價值受制於這裡的“問題”人口和被“濫用”的土地。那麼管理者要做些什麼?他們將會採取什麼行動?這樣的貧民區如何改造管理?這個問題如何看待,使用什麼樣的方法和技術?因此,貧民區將繼續安置社會討厭的人群和開發不合理的爛攤子,這種空間的區隔化刺激了(並且有利於)城市其他地方的重建。 3 現象學視角的應用 我們認為,通過現象學的觀點來看待城市士紳化這一過程,有益於我們更好地了解城市士紳化。簡單地來講,現象學是人文主義概念的視角,認為個體世界是分析的關鍵對象。在研究的過程中, 主要是調查分析個體在參與日常事務,與形形色色的人、事打交道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情感反應。現象學不認為世界是分離或獨立於人的主觀價值之外的。更確切地說,世界是人們價值體系的社會構建中緊密相連的一部分,人們通過各種形式的參與,不斷地對其賦予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價值觀。城市士紳化這一現象中,城市風景、房屋建築、人們的日常活動、當地的制度、街道、人行道、社區的某種變化等等,這一系列複雜的因素都體現了人們對其賦予的思想和情感。 我們在採用現象學視角的過程中會愈發意識到我們對城市士紳化帶來的情感影響了解太少。目前,相當的一部分人意識到了城市士紳化造成了大量的人遷移他處。大批的當地居民動遷是因為他們覺得沒有錢來支付增長的房租或房屋擁有稅(如:拮据的住房者、另類生活者、中低收入者)。然而,研究者和政策分析者開始意識到了居民區的動遷是涉及深層次因素的,取決於複雜的情感問題。各個地方,每戶家庭會有不同的具體情況,他們對失去家園的情感反應,遠離熟悉的地方和鄰里朋友的個體狀況都是相當難以預料的。 社會科學中現象學的使用不是毫無緣由的。這一方法的發展應用反應了學術界和政策分析家們重新把個人主體定位為複雜的、重要的分析目標。作為代表性的轉變,現象學分析傾向於人文主義結構學,以個人的意識材料為中心,其研究理論的基礎轉向個人主體,即個體直接經驗世界。現象學視角的興起源於影響廣泛的學術運動,日益成為學術界當今主流的分析方法。 4 城市士紳化中的群體攻擊 全球城市士紳化的過程中越來越多地涉及到各種複雜的爭鬥。提倡城市士紳化的一方會不擇手段地編排某一群體而達到他們城市重建的目標。在這一過程中,某種群體就是口頭或書面宣傳的主體,他們人身的各個方面都會被展示得淋漓盡致:他們的胳膊、雙腿、身軀、面部、肢體語言以及一言一行等等。這絕不是一件小事情,對公民人身的“描寫文本”越來越被看作揭示某種信息的原本符號。 這一過程中,房地產方和媒體現在把居民群體當作目標進行編排,傳達了新穎的城市士紳化-淨化為一體的主題:透露出對“貧民區”道德社會秩序的厭惡之情。在芝加哥、倫敦和柏林,聚居區的居民自身被用來代表這一地區有害社會的象徵。當今新自由主義盛行激起並助長了人們對窮人的敵視,這一舉措顯得合乎情理,受到了大力的推崇。它的成功實施意味着贏得大量的“文化資本”。在這一過程中,城市士紳化被描述為城市進步的偉業,對城市的建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正在改造這個骯髒廢棄的地方,使它變為美觀有用的社區。城市士紳化的實施需要資本的注入,同樣也需要把它展示為恢復城市活力,有益城市建設的偉業。在有可能進行城市士紳化的街區,如果城市重建機構有力地詆毀了當地的居民,那麼,城市士紳化的順利進行就指日可待了。很顯然,在對居民群體編排的同時涉及到另一個關鍵的過程,也就是在話語當中設有能讓“閱讀者”聯想翩翩的空間。城市重建各組織機構對這些城區的渲染中大量造就了讓人遐想的空間,使對某一群體本身的陳述更加豐富形象,如黑人的聚居區、西印度群島人的貧民窟、少數族群的窮鄉僻壤和聚居區,以及匪徒橫行的街區等等。這一人為構建的畫面再加上賦予的意義和價值觀念,就被普遍地烙印於所描述的事物和其社會符號中。只要置身於這樣的宣傳中,人們就會很自然想象到一些快速便利的人事做法。如此這般,居民本身骯髒不雅、社會問題不斷的形象就躍然紙上,使得這樣的城區必須剷除,改造成為有益於社會的居住區。這種對群體本身的編排絕不是無所謂的問題,它最終會為其目的整合所有重要的資源:虛構的空間,當前的政治環境,話語意義和輿論的巧妙利用。 我們認為,這種藉助於城市再發展言論,惡意攻擊某一群體本身的做法不僅會持續下去,而且會愈演愈烈。當今全球各地,對這種聚集區的居民所產生的仇恨和厭惡之情日益增長,也就是說,新移民,一貧如洗的人,少數民族或種族這一類的居住者很容易遭人污衊和指責。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年代(Harvey,2005),很多城市是容許直言指責那些人,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危害了他們所在的城市和其它城市公民,比如他們敗壞的道德價值觀,個人的文化缺陷,反文明的社會行為和生活方式等等。據說,城市建設各組織機構在提倡講實情,不過大多都是輕描淡寫。這樣以來,社會經濟環境都是有利於這種惡意攻擊的。只要這種環境持續不變,當今對某一群體本身的惡意攻擊就很難消逝。 5 不平等問題的核心:崩潰的勞動力市場 城市士紳化過程中居民被迫動遷,這種不平等問題本質上和城市崩潰的勞動力市場休戚相關,只是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這裡我們主要指的是基於某一社區、城市和地區的勞動力市場所顯示出的活力,它現在日益萎縮,對於中低收入人群來說,就業機會和薪酬都受到極大的影響。這一現象我認為將會繼續影響居民的遷移,需要認識到它的重要性。 目前,爭論的焦點仍然是多年來的老問題,涉及城市和其地區的經濟改造,這一過程從根本上改變了所有勞動力人群的工作和薪酬狀況,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受影響最大。自1980年以來(也就是國家和大的地區經濟變革以來),許多城市的工業基礎經濟都大大衰退了。對中低收入人群來講,體制上的去工業化縮減了製造工業的工作機會,給他們造成了極大的損失。近二十年來,芝加哥、倫敦、格拉斯哥在工業崗位上共同減少了1.6億個,與此同時,在城市的服務行業的工作崗位顯著增長,但是,增長的數量實際上由於工作崗位具有的選擇性而大大縮減。特別是新服務行業工作崗位的增長分布在兩個部分,一類是高薪酬、高文化,需要工作者受過相當教育的工作,另一類是低薪酬,沒有什麼前途的工作。前一類就業主要集中在律師事務所、會計中介機構、諮詢機構和高科技公司等地方,而後者主要見於當地的就業機會,如快餐店、折扣店、職員推銷等行業。 在這種大背景下,城市士紳化社區中的許多家庭都很容易成為被迫動遷的對象,這是不足以為怪的。對這些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在城市新的經濟體系下,就業狀況是日趨惡化,工資等級亦隨之降低。曾經穩定的工業崗位已不再有,新興的知識密集型工作將他們排除在外,囚困於毫無前途的工作中。因此,在後工業時代的經濟體系中,一類工作他們是無法獲得的,而另一類他們能幹的工作,卻使他們陷入了動盪不安的生活(低薪酬、沒有或很少的醫療福利和其它補貼、高頻率的危險工作環境)。可以說,這種新的經濟體系,對很多中低收入人群而言是讓他們痛苦不堪的,他們迫於生計壓力疲於奔命,同時兼有兩份或更多的工作。我們認為,面臨這種新的經濟現實,會有越來越多的“底層”人民由於城市士紳化成為被迫動遷的對象。 6 士紳化空間和貧民區空間的共存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士紳化的空間實際是依賴於貧民區空間而存在的。這兩種似乎截然不同的空間建設是緊密相連的,在未來的一段時期中仍將如此。道理其實很簡單:當今這些人為士紳化的空間取決於如何規劃,該吸收什麼,擯棄什麼,等等。通過一系列的混合,便形成了這一獨有的空間:單一(富有的)的人群,一元的文化形式,獨特的審美情趣,以及高端化的土地開發。然而,打造這一空間只有通過精心籌劃,擯棄與其相去甚遠的部分:如不富有的人群,其它文化形式,反精英的審美情趣,以及非高端化的土地。時下受到推崇的觀念表明,社區建設中同時要考慮該存在什麼和不該存在什麼,經過了系列的吸納、遮蔽以及淨化,才能打造出一種獨具特色的社區。 目前,各種的公共政策提議和方案有利於這種區別化的發展。其核心理念是分區規劃,它已在全球制度化,包括現行規劃中什麼該採納,什麼該摒棄。城市的分區規劃始於1919年的紐約市,現在已遍布了全球大部分城市。這種方法就是對土地使用進行限制和規劃,凡是它規定所採納的和所擯棄的都具有合法性。每一個指定的規劃區在使用土地時都會制定出具體的人口密度,建築的改造要求,並且也會打擊與此不同的土地使用行為。士紳化的城區絕大部分都是重新分區規劃的,建立這樣新的社區需要規劃人口密度,建築所用材料以及限制某種土地開發。別的政策提議着重考慮促進士紳化的措施,如加強該地區的治安和密切監控。在全球各大城市裡,會發現大部分士紳化的地區和處在士紳化過程的地區為了阻止該區的“闖入者”加強了警力巡邏。出於同樣的目的,還使用了其他的輔助辦法加強監控,如居民的步行巡邏,入口處配置居民做工作人員,公園和街道上安設隱藏的攝像頭等。 由此而知,城市士紳化和貧民區的形成都是相互聯繫的,他們都與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緊密相關。雖然政府一再否認參與其中,但是他們定期的例行接觸造就了這樣的形勢,基本上一端促成了空間的士紳化 ,一端促成了貧民區的形成。就這樣,政府部門這隻隱形的手雖然常常難以讓人察覺它的影響力,但它定期的例行操作使得空間的士紳化和貧民化息息相關。這裡必須指出的是,政府部門的宣傳和它實際的執行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貧民區得不到建造、認可和維持,城市的士紳化也就無法繼續下去。因為基本上是貧民區現在安置着讓人討厭的人群和雜亂無規劃的建築,這些都是士紳化社區所嚴厲防範的。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的社區自由自在,環境開闊,空氣清新。在我們看來,士紳化街區之所以出現,是得益於貧民區的存在和維持,由此可知,城市士紳化項目的實質就是製造分化。隨着士紳化進程的繼續和深化,城市必將巴爾幹化,繼續分裂。人群的隔離和土地的分化絕不是暗示了當代城市一時的異常現象,它是當今城市建設中的正常現象。 7 結論 當今城市士紳化的熱浪席捲全球,很多城市受到的影響特別明顯。這些城市儘管在政治體制、社會構成、公共部門的例行做法以及社會歷史上存在眾多的差異,卻在城市士紳化的進程中表現出了主要的相似之處:精英富人區的出現、中低收入人群的動遷、公共部門間接的主要協調角色,以及受地產開發商利益驅動的士紳化進程。這些特徵在全球化趨勢的今天很容易確認,因為無論這個城市處在核心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國家,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到處可見國際銀行和投資者注入的資金流動日趨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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