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上一篇文章的左，右派標準，我“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應該是鐵定的極右派，而且是“罪該萬死，死有餘辜”的“反革命”。在整天高呼“三忠於，四無限，四個偉大，萬壽無疆”的軍宣隊眼裡，這個罪名絕對死罪難逃。1970年全國公檢法被軍隊接管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槍斃了13萬反革命，絕大多數是愛國知識分子。僅北京一個月就槍斃了包括遇羅克，沈元在內的三批60多個“反革命”，很多都是“惡毒攻擊罪”。但是毛澤東在1968年7月28號召見北京高校五大派頭頭時指示：北京的大學生說什麼讓他們說好了，不要抓。我是在校大學生才逃過一死。不過死罪可免，活罪難饒，不懲罰我讓把我打成反革命的軍宣隊很沒面子，先把我放在校園裡掏大糞羞辱我，沒想到我們掏糞上了癮，專門在午飯時間拉着糞車迎着去食堂的人流，昂首挺胸，闊步前進。後來又發配到“到了XX山，母豬賽貂蟬”的東北窮山溝勞改五年。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的性格並沒有因為年齡的增長而改變。文革後20多年，中國又掀起一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1989年北大學生語）的“民主潮流”。為了得到美國綠卡，旅美的共產黨員，三輩貧農，國家公派，政府官員，轉業軍人，“四萬精英齊倒戈”，到中國使領館門前遊行示威。為賴在美國不走而拼命煽陰風，點鬼火，把水攪渾，為牟取政治避難製造輿論。只有我這個文革期間的“反革命”，再次發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成為全世界唯一在國內媒體公開發文怒斥那些民運精英的海外華人。他們和文革中蒯大富之流的野心家是一路貨色，只不過是把革命口號換成民主口號， 那些“窮山惡水”走出來的潑婦刁民，土鱉無賴，長毛拳匪，亂黨反賊的後代，輪番對我電話騷擾，上門批鬥，半夜闖進我的住處。勒令我寫認罪書。他們哪裡知道，文革中給我扣的帽子是“惡毒攻擊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都沒認過罪。就民運精英這點臭德行，說你們關公面前耍大刀，聖人門前賣三字經都是誇你們。好在美國有民主法制，有警察，有FBI，有媒體，有大學校長，校董會，系主任，為維護美國大學言論自由的光榮傳統，他們全部出動，保護我的安全。大學校長在校董會上說：“university這個詞就是容納各種不同思想的意思，這所大學建校一百多年的言論自由傳統被打破了。如果有學生學者對這次中國發生的事件的言論採取暴力行動，立刻開除，並向我報告。”中國民運份子在美國民主制度和傳統面前碰得頭破血流，敗下陣去。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文革批鬥我這個“反革命”的主力，是領助學金的貧農出身的團員和學生幹部，因批鬥我有功成為預備黨員。20多年後在美國批判我這個“反民運中國政府特務”的，還是那幫憑出身好，政治可靠，拿J-1簽證，國家公派出國的貧農子弟，是黨作為培養對象的精英。投靠共產黨能出人頭地，他們就跟黨幹革命。賴在美國能掙美元，當“美籍華人”改換門庭，就拼死爭綠卡。有奶就是娘，什麼人格，臉面，統統都可以拿去當破爛賣了。 、 民運份子在當地報紙上聲稱，我是中國政府的特務，已經把他們匯報給中國領館了，他們回國就會被迫害，所以要申請政治避難。為了找證據，他們通過國內的關係調查我的背景，沒想到查出一個“反革命”來。有個人不解地問我，共產黨把你整得這麼慘，你怎麼還替共產黨說話？我說，我文革期間的“反革命”言論和現在美國的反“民運”言論，都是受祖傳家教，都是以江山社稷。民族大義為重。“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絕不計較個人得失。爾等只會鑽營投機，謀取私利的刁民鼠輩，如何能理解世代忠良後代的氣節和情操。 別看這些“右派”整天叫喚要言論自由，他們對待對立面觀點比國內的輿論控制還要專制霸道，如果有人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則甩出一大堆帽子壓人，什麼五毛，奴才，太監，屁民。反正怎麼難聽怎麼說，還覺得罵的痛快，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們是會說骯髒下流語言的潑皮無賴。（“左派”同樣有這類人）為了表現“美籍華人”對“中國屁民”的優越感，他們把中國說成豬圈國，十四億人都是在裡面圈着。如果不是在自家院子裡養過豬的農村娃，還真聯想不到這麼個詞。萬維有個網名“雨村”的，說我文革受迫害而不反毛，“是個毛思想培養起來的變態奴才”。此人自稱“北京人”所以我對他還算客氣，耐心解釋了我的思維方式。沒想這北京人是個冒牌兒貨，根本不懂老北京人的思維方式，滿腦子潑皮刁民意識，看來這位是白來美國了，連“state, country, nation , party” 的區別都分不清。
民主自由的基石就是每個人都有保持和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力，你們不是常引用過一句名言嗎：“我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誓死維護你說話的權力”。你聽到不同觀點就用髒話罵人，還說自己反獨裁專制，能自圓其說嗎？我祖上幾代都是儒家學者，從小的成長環境當然與窮山惡水的潑婦刁民不同，思維方式自然有別。你人在美國，聽見不同觀點就滿口髒話罵人，也太給“民運分子”長臉了吧。 清末光緒年間，朝政腐敗，慈禧昏庸，外憂內患。有人扯旗造反，欲奪天下。拉着阿Q參加革命，“同去，同去”，到城裡搶了衣服，棉門帘到未莊賣給村民。到尼姑庵“革命”順走了宣德爐。然而民族英雄鄧世昌，聶士成卻為國捐軀，戰死疆場。他們忠的不是慈禧光緒，而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保衛的不是朝廷權勢，而是民族尊嚴，國家主權。所以被後世人尊重懷念。你若因他們報效皇上就給他們扣上“保皇，奴才”的帽子，必將被後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萬劫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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