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相见，恍如隔世，一叹千年：“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回顾过去三十到五十年，凡俗如笔者，此时胸际竟也塞满不知今世何世的疑问。

    黄仁宇先生在阐发其大历史观点时说过这种意思：如果你见到世上有某种事物自发生后历经二十年以上而其趋势仍不止不转，那么，对学习历史的人来说，你就要能够从技术维度揭示其原因，仅仅以道德（价值观）为由对之做出评断是不够的。

    现在而今眼目下，不论是否专业研习历史，吾侪面前超出理想概念的事物有两个，一个是八九年六四以后的中国，一个是当了将近一年美国总统的创普。后者的势头或许行将不止不灭不减不转? 但这还需要更多些时间显示，可暂置之不论；前者则展开已近三十年，黄公如尚在世，定然不免直面这个问题而予以解答。

    当今中国的发展究竟朝向哪里?

    执政者中共中央赫然设有“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自“十八大”以来一直由最高领导者担任组长（其他政治局常委副之）。这个机构所行之事为“领导”为“全面”自不待言，以“改革”并要“深化”为标榜却特该有个说头。细分来，“深化改革”与过去的“不断革命”意思不同。“不断革命”的想法自产生以后到晚近如格瓦拉和毛泽东的实践显然一步步滑入了只以革命本身为方向亦即无方向（无社会发展目标）的死路；而“深化改革”呢，至少从词义上看，却有一个要脱离什么奔向什么的意思，因此理应公开表明自己的方向。

    这个方向是什么?

    回到黄仁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析，其中有一既是初步也是基本的结论，即“中国（近代）长期革命的目标业已完成”。目标，指社会经济结构现代化（黄并且认为称之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一样）；完成，其实是指彻底脱离了旧的结构，新立的社会经济组织尽管还有待完善，但无论如何这个“局”已经变不回去了（李鸿章所谓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不专指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那就必当包括国内社会－经济组织运作方式之变，无论李本人是否见识及此）。

   假定（过去的历史不能假设；将来的发展呢，以推论而言当可用“如果”）中国现领导人与历史学者黄仁宇有同样的认识，并自觉地与上述黄先生所论之“中国近代长期革命”的方向一致，那么，“改革”与“深化”的目标就是完善现代社会经济的组织和运行。而对这个过程，亦如黄先生所说，要强调注重的应是其技术性格（或称维度）；其姓“资”姓“社”并无区别。

    析论至此，需要再次提醒自己，此时我们对从李鸿章到习近平等一干当国人士——中经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蒋经国邓小平江泽民（甚至不妨包括袁世凯和汪精卫）等——一概不问思想立场，只承认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均曾致力于同一大业，即有助于使中国社会脱离秦汉唐宋明清，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这也是以黄氏“大历史”观点衡诸中国之道，如果笔者不曾误解的话。

    只限于这一点发言为文时，世事发展似乎是清楚的，大可以乐观地套用“人间正道”和“前途光明”的说法。然而实际发展趋势并不如此清楚，甚至应当说相当迷离。因为，只有在一时分析中可以抽去价值判断，参与历史活动的人却几乎从来不能离开价值观的引导和感召。即如“人间正道”之“正”与“前途光明”之“光明”等说，也无不落在价值判断当中。

    价值判断的依归，必应是人文主义，即人——自古及今而后至永远——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或也终将不免是人之所以异于人工智能者）。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中述及对旧时中国社会的亲知亲见，有如下一段：

    『我父亲还有一个朋友，叫左国雍，是左宗棠的后人，20世纪30年代任浏阳县县长。当日本（是）匪徒出没的期间，县政府抓到了三个嫌疑犯，经他草率审问，即都判死刑，准备立即斩决。那时候我母亲正作客于此地，就和他争论。她认为当中一个老头子痴呆懦弱，决无为匪之可能。固然我母亲的辩护完全凭她的印象，但是县政府的审讯也同样地缺乏实证。当我母亲和他再三争辩的时候，我们的“左叔”就很轻蔑地说：“看他这样子，活着算什么！”我母亲即顶着他说：“你自己活着算什么！”信不信由你，经她这场争辩，这老头子竟无罪开释。』

    黄著其他文章里也提及这位左县长，作为史例之一，说在那种社会组织结构里，他也只能那样做（例如所谓治乱世用重典，以至不惜借用无辜人头等等）。但那是在事后事外旁观使得历史成为那种样子的各种因素和力量，也就是完全客观地把历史看作自发形成，不依任何设计指引。一旦要说参与历史，那就只应像黄老夫人那样抗议力争，在自己所忠实相信的价值判断的作用之下。

    今世之世，吾侪应该相信和能够求同于是的价值观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