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最高執政口中冒出來一句北京必須“疏解非首都功能”才能使城市發展走向健康平衡，這就成了不能質疑和討論的東西，類同聖旨。好在我們生活的地方允許正常思維和言論，說說皇帝沒穿什麼也沒有“妄議”和“大不敬”的罪過。

    來自北京，對這座城市有抹不掉的體會。手邊還存有一本三聯出版的《城記》，書裡滿滿地記着北京被“新中國”的首都功能肢解壓爛的根本由來。凡是在北京生活的人，不論您自家是從哪一輩人起落在北京的，都不難理解這一點：要使北京恢復正常的城市機理，唯一途徑就是疏解她肩上背上的首都功能。

    為了首都功能而毀壞北京，始作俑者是毛澤東周恩來彭真，張百發江澤民習近平之輩承其緒。毛曾站在天安門上，手指四九城說要教滿城（工廠）煙囪林立。周說在我（總理）任上絕不建黨中央國務院辦公大樓，中央就要占着中南海，永遠不讓那塊地方作老百姓的公園。彭作為北京地方首長，進城伊始就是北京城牆的死敵，必欲拆光而後快。

    北京作為中國文化遺產的價值，作為活的歷史博物館的功能，早在毛周彭那一代就被宣告掐死了。除卻這一最為昭彰的功能，北京與中國其他大城市，就城市功能而言，還應有什麼重大區別?

    為了人口生活，為了商業工業，城市作為地區中心都需要有所抽取也有所承擔。如果只是一味居高臨下，以高端凌駕低端，索取霸占無已，從來不思回饋，那城市功能就會有問號，城市發展就會畸形。無論城市當局和社會學者怎樣曲為之辯，那無限濫建的豪宅陋宅，那搶着買到手卻既找不到路走又無處停放的私家車（北京四環內十幾年前建設的小區，樓間街道只有原寬的三分之一是行車道，靠邊的三分之二一律斜半身兒成兩列收費停車道，停泊車輛多有塵封甚久模樣的），通通都只是為了 GDP 的理由，不是正常社會的呼吸。把這種畸形看作繁榮，那繁榮就是一個病名。

    對於城市功能難於正常的問題，首都功能只能再狠狠地踏上一隻腳，教它永世不得翻身。區區李鵬在聽取匯報時，聽到人家對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分析，當即很不滿地嘟囔“中央也不是要飯的”。這句話說着了，要人供養的中央，既不出產，也不建設，從技術角度說，它就是“要飯的”。這個道理，連過去的皇帝老倌都約略懂得。

    當然，中央，皇帝，他們不是窮要飯的，是橫要飯的。而為了保持其要飯的合法地位，他們也需要提供良性領導——過去叫天縱英明（既為君主想當然擁有），現代中國學人稱為公共品（此概念見《李大同：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麼》）。但無論怎麼說，中央和皇帝的功能是外加於一座城市的負擔，負擔過重，哪個城市也受不了。

    疏解首都功能，既可以遷都，也可以將中央政府機關分散到各省辦公。若以為這在中國（交通通訊設施已經如此發達之區）根本還談不到，那恐怕是中國人還遠遠談不到與現代社會的組織管理接軌之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