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正義論》厚得讓人望而卻步，清華副教授劉瑜說，斗膽把它庸俗成一句話：當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誰時，才能想清楚什麼是正義。羅爾斯對此有個術語，叫“無知之幕”——對自己社會處境無知的情況下才能制訂公正規則

　　老高按：美國最近以族裔衝突為爆發點的“政治正確”爭論，其實不自今日始，也不只是“美國特色”，而是世界列國爭議的焦點話題之一。當然，各國國情不同，各有爭議熱點，“政治正確”的涵義各有側重，除了種族之爭，還有性別之爭、宗教乃至教派之爭。
　　其實中國也早就有類似的爭論：為什麼高考錄取分數線不能全國統一，而要因省制宜，對少數民族或某些群體的子女參加高考，就要加分甚至“破格錄取”？為什麼在政壇上，“無知少女”（無黨派或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性）就要格外受到青睞，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提拔？
　　幾年前我也有過類似的疑問。後來經過高人朋友指教，也讀了一些書，明白了對弱勢群體給以傾斜照顧政策即平權法案的必要性——記得我女兒就寫過一篇文章，以實例談到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人考大學的社會環境條件何等懸殊，如不給予一定“降分以求”，某些地域和階層的後代就永無出頭之日！但我還是覺得：傾斜照顧政策不應該永世長存，而應該：第一，設定一定時間限制，比如一代人、兩代人（20年？50年？）；第二，照顧的幅度，也應該“與時俱減”，逐年降低，最終減到一視同仁。
　　若強調傾斜照顧，將之固定化、長久化，我們在平權法案實行以來的半個世紀，既看到了其正面效應，也已經看到適得其反的負面效應，被人看成“形成新的不公平、不公正”：少數民族弱勢群體視照顧為當然，一些人躺在照顧政策的吊床上悠哉悠哉，不思進取，心安理得；而社會對他們的看法也形成偏見，他們的子女即使跨進大學乃至名牌大學校門，也被人想當然地認定：並非孩子真有實力，“就是靠平權法案的照顧才跨進來的！”而優勢群體則深感不公，認為自己的正當權利被不正當剝奪，於是滋生逆反、抗拒心理。長此以往，族裔之間的隔閡與敵意，不僅沒有弭平，反而滋長，族裔衝突甚至暴力事件自然就醞釀了。
　　這個問題相當複雜。非三言兩語能說清。幾年前讀到海歸的清華大學副教授劉瑜在愛思想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平權運動”中的程序正義與補償正義》，深受啟發；今天重讀，仍有現實針對性，仿佛寫於昨天。推薦於下，各位看法如何？


　　“平權運動”中的程序正義與補償正義

　　劉瑜，愛思想網，2012-10-06

　　來，給你出一道題：假設你來自於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國，你可能被扔到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這樣的內地省份，甚至還可能被扔到西藏這樣的邊疆地區。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國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學，然後高考。當然了，如果你想考進北大清華這樣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為那裡學習條件好，分數線又低嘛。問題是，你被扔到這3個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樣，各三分之一。這個時候，讓你來設計一個理想的高考分數線制度，你會怎麼設計？
　　這個假設的情形，不是我的發明，而是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發明。羅爾斯1971年的時候寫了一本厚厚的書，叫《正義論》。因為這本書厚得讓人望而卻步，所以我斗膽把它庸俗成一句話：只有當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誰時，才能想清楚什麼是正義。
　　當然了，他有一個術語，叫“無知之幕”，也就是一個人在對自己的社會處境暫時失明的情形。一個站在“無知之幕”後面的人，既可能是比爾·蓋茨，也可能是一個非洲饑民。如果你覺得正義就是殺光富人瓜分他的財產，萬一“無知之幕”一拉開，發現自己就是比爾·蓋茨，恐怕你會後悔得一頭撞死。如果你覺得正義就是Windows系統賣5000美元一套，萬一“無知之幕”一拉開，發現自己其實是非洲饑民，估計也要捶胸頓足。
　　好了，你站在“無知之幕”後面，你得想想什麼的高考分數線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這個問題之前，不如我們來看看美國人所面對的一個類似的問題，和他們的回答：Affirmative Action(平權行動)。
　　“平權行動”是1960年代隨着美國黑人運動、婦女運動興起的一項政策。由美國總統約翰遜在1965年發起，主張在大學錄取學生、公司招收或晉升雇員、政府招標時，應當照顧少數種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歷史上對黑人和女性的歧視，把他們在歷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現實的利益。
　　“平權行動”實施之後，黑人和婦女的大學錄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標率大大提高。高校錄取制度尤其是“平權行動”的熱點。有的大學，甚至明確地採取了給黑人、拉美裔申請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給他們實行百分比定額制。這種拔苗助長的善良願望，促成了美國的大學裡各種族齊頭並進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個曾經幾乎是“純白”的學校，已經被“平權行動”粉刷得五顏六色：39％的亞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從1970年代開始，人們開始對“平權行動”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頭，就是它矯枉過正，形成了一種“逆向歧視”。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響了反對“平權行動”的第一槍。巴克是一個白人男性，連續兩年被一個醫學院拒絕錄取，與此同時，這個醫學院根據16％黑人學生的定額制，錄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麵條件差的黑人學生。巴克不幹了——我不就是白點嗎？我白招誰惹誰了？他一氣之下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對黑人學生實行定額制是違憲的，但仍然在原則上支持“平權行動”。

　　緊接着，嘀咕發展成了議論，議論發展成了抗議。最著名的抗議，來自19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長Peter Wilson。他抗議道：“不能讓集體性權利踐踏個人的權利，我們應當鼓勵的是個人才幹。”於是他大刀闊斧地開展了廢除“平權行動”的運動。19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學及其九個分校廢除了錄取學生中“平權行動”。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廢除了包括教育、就業、政府招標等各方面的“平權行動”。1997年4月，這一公投結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認可。受到加州的影響，另外十幾個州也開始蠢蠢欲動，要剷除逆向歧視的“平權行動”。
　　取消“平權行動”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學各分校取消“平權行動”的第一年。在這一年裡，伯克利大學黑人學生的錄取率下降了一大半，從1997年的562個黑人下降到1998年的191個；拉美裔的學生也從1045個下降到434個。各大學校方很有點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權行動”再次成為熱點問題。因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個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學的Gratz/Grutter對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個八面玲瓏的裁決：密歇根大學給每個少數民族申請者加20分的本科生錄取政策是違憲的；但同時，它又裁定法學院為了增加學生的“多樣性”而照顧少數種族是合法的。這與其1978年對“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樣的：原則上支持“平權行動”，但反對用定量的方式來固定這種“平權行動”。
　　如果說最高法院1978年的曖昧還是理直氣壯的，2003年的曖昧就已經是如履薄冰了。那個加分制違憲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學院“平權行動”原則合法的裁定，是5比4驚險勝出的。Peter Wilson們吆喝了這麼些年，終於把“平權行動”的陣腳給吆喝亂了。
　　“平權行動”爭論的核心，正如眾多社會問題的核心，是一個“程序性正義”和“補償性正義”的矛盾。“程序性正義”主張一個中立的程序施用於任何社會群體，而無論結果如何——同一條起跑線，兔子也好，烏龜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義”的最大問題，就是對“歷史”、“經濟”和“文化”的無視。一個經歷了245年奴隸制、100年法定歧視和僅僅30年政治平等的種族，必須和一個幾百年來在高歌雄進征服全球的種族放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補償性正義”則主張根據歷史、文化、經濟條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證一個相對公平的結果。但“補償性正義”面對一個不可避免的操作性問題：由誰、如何、是否可能來計算鑑定一個人的歷史、文化和經濟遭遇？一個祖上是黑奴的黑人錄取時加20分，那一個祖上是華工的亞裔應該加多少分呢？一個祖上四代是貧農的人，和一個祖上兩代是貧農的人，分值又有什麼不同？一個窮白人和一個富黑人，誰更應該加分？這就聽起來有點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悅耳的一種耳熟。這種“補償性正義”的原則，需要一個巨大的國家機器來整理、裁判歷史和現實無限的複雜性，而這種裁判權一旦被權力機器劫持，問題就不僅僅是如何抵達正義，還有這架機器震耳欲聾的轟鳴聲了。
　　所以說，美國最高法院對“平權行動”的曖昧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智慧。它一方面贊同將歷史、經濟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慮當中，否定了純粹的“程序正義”;另一方面，對如何具體地補償歷史、經濟問題，又支支吾吾。畢竟，就算是愛因斯坦，估計也研究不出歷史和現實之間、經濟地位和政治資本之間的兌換率。
　　承認一個一個的人，也承認一群一群的人。承認你矯捷的身手，也承認他人肩上歷史的十字架，因為在“無知之幕”的背後，你可能是一隻兔子，也可能是一隻烏龜。
　　好了，終於可以回到咱們開頭提的那個問題了：來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內地、邊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會如何設計高考分數線方案？
　　你可能會說：三個地方分數線一樣嘛！大家公平競爭嘛！
　　你也可能會說：讓邊區分數線低一點，其他兩個地方一樣，因為那些地區貧窮，教育條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電腦打字，俺們這裡還是鑿壁借光呢。
　　你還可能會說：我選擇讓北京上海分數線低一點，其他兩個地方一樣。因為……因為……咦？你們地球夏天真熱啊！
　　我們知道，這三種選擇，第一種叫“程序性正義原則”；第二種叫”補償性正義原則”；第三種，姑且稱之為“夏天總是很熱”原則吧。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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