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媳妇叫小芹，嫁来农场时才17岁，所以大家都叫她小媳妇。17岁么，本是不符合婚姻法的。但是在天高皇帝远的云南边疆，政府也好糊弄。“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么，”就凭阿二这么一句话，政府就被说服了。阿二高高兴兴地娶了小媳妇过门儿。

小媳妇瘦瘦小小的，却也是个蛮喜性儿的人，虽然话不多，可是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性子也好，慢言慢语的，从来不和人争辩，很快就在村里得了个好人缘儿。那天我从她家门口路过，她叫住了我说：“看你的褂子都破了，脱下来嫂子给你补补。”我犹豫了一下，她又笑着说：“快点儿啰，大男人家脱光膀子怕那样。”我不好意思地脱下上衣交给她：“不是怕，是这衣服好多天没洗了，臭烘烘的。”“没有啦，”她一针一针地补着我的衣服，天真地说，“你们城里人的气味比我们农村人好闻多了。”我默默地看着她，哪里像是什么嫂子，分明是个未发育成熟的小姑娘么。

农村人家娶个媳妇是要下地干活的。小媳妇身体不好，三天两头的发烧，不能下地。一来二去，婆家就不乐意了，开始甩脸子给她看。好在她老公阿二对她还行。那天煮了几个鸡蛋给她吃，她嫂子看见了，就嘟囔：“哪里有那么金贵啦，我生孩子的时候都没得鸡蛋吃。”她婆婆见了说：“哎呀，可惜了，”就把鸡蛋夺走了。

面色憔悴的小媳妇坐在门口晒太阳，身边摆个竹篾子编的针线笸箩，哆哆嗦嗦地纳鞋底儿。旁人劝她好好歇着别干了，她眼圈红红的，却什么都不说。后来才知道，她婆婆总是唠叨：“你老不出工，也不干活，谁养活你呀，白吃白喝的。”就这样，一直拖着，也不让她去看病。到后来实在不行了，才送她去分场卫生所。

那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几个知青正在晒场上打篮球，就听得会计吆喝：“队长，城子里来电话，说省宣传队来演样板戏，叫你也去。”“阿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分场卫生所来电话，说你老婆是脑型疟疾，送城子医院了。”阿二一楞，赶紧上县城去了。

70年代初的云南边疆地区，疟疾是常见病，几乎谁都得过，烧几天就好了，大家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儿。可是脑型疟疾就严重了，瘧原虫会破坏大脑，死亡率极高。

这卫生所么，说来也好笑。一个老医生，说是历史不清，被弄下去劳动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刘大夫，总在外面开会写材料。剩下几个赤脚医生，就全凭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看病开药，而且又老是自以为是，不到实在没辙了，总不肯往县医院送。

几个小时以后，县城医院来电话，说小媳妇病情危险，要队里派人去输血。农村人迷信，说抽血会大伤身体。小媳妇婆家人一听要被抽血，面面相觑，都不说话了，只是谁也不肯去。自家人都不肯去，村里其他人就更不肯去输血了。

消息传到知青那排房子，大家一下子都怒了。热血青年么，你们不去输血，我们去！二十几个小伙子，浩浩荡荡地匆匆赶奔县城而去。

一个多小时赶到了县城，天已经黑了。县电影院灯火辉煌，门前挂着大字横幅：“热烈欢迎省宣传队来我县演出”，“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喧闹的人群从四面赶来。

县医院却是一片凄静冷清。大家都看样板戏彩排去了，只留下一个值班的小护士。问明我们的来意后，她说你们等一下，就转身出去了。

我们转到后面，看到卫生所的刘大夫，坐在椅子上大口地抽着烟。原来他是今天中午才回到卫生所，到病房转了一圈儿，觉得小媳妇不像是一般的疟疾，像是脑型疟疾。再一化验血红素，只有4克了（正常人是12-14克），才赶紧送来县医院。可是今天是星期天，医院里人都放假了，值班医生也找不到了。还是他自己自作主张叫村里来人输血的。

我问刘大夫： “那她现在怎么样？”

刘大夫一抬头，“不好。”

我顺着刘大夫的目光看去，一个很小的房间，灯火昏暗。阿二双手抱着头坐在床前。床上，小媳妇已经脱形了，面无血色，脖子僵直，眼睛痛苦地翻着，映着雪白的被单，显得分外渗人。夜静静的，只听得见她喉咙里呼噜噜的声音。

那个值班小护士跑了进来：“大夫找不到，去看样板戏彩排了。要不，等明天？”

“明天？”刘大夫冷冷地说：“明天该装棺材了。”说完把烟一摔就走了出去。

20分钟以后，跟在刘大夫身后，一个戴眼镜的医生老大不情愿地走进了病房。一见到小媳妇铁青的脸，他的面色马上变了：“为什么才送来？”不等回答，他命令护士：“马上化验，准备输血。”床上的小媳妇仿佛苏醒了过来，哀切地，希望地，乞求地看着医生。我们不忍心看下去了，转身走出了病房。

前面四个人有两个血型合适的。轮到我了，护士在我胳膊上用酒精绵擦着，凉飕飕的。忽然，灯灭了。死一样的寂静。

“搞什么鬼！快查线！”医生怒骂道。

月光从窗子照进来，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苍白而诡异。

电工来了，他无奈何地耸耸肩膀，“没办法，是停电了。”

发电机在农机厂。护士急忙给农机场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县革委会通知，为了保障样板戏彩排顺利进行，其它地方一律停电。

远处传来一阵锣鼓声，彩排开始了。

医生抢过话筒：“喂，我们这里有重病人，要马上抢救，绝不能停电！”

话筒里传来冷冷的声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是全县人民的大事。”

“那，”医生似乎有几分怒了，“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只听得喀嚓一声，对方把电话挂了。

阿二急冲冲地走了进来，“大夫，病房灯灭了。”

医生长叹了一口气，“是啊，所有的灯都灭了。”

我把事情原委告诉了阿二。他一楞，而后噗通一声跪在了医生面前：“救救她吧，大夫，救救她吧，她没有过过一天顺心的日子。”

屋子里静静的，只有阿二的抽泣声，病房里小媳妇的喘息声，和远方时紧时慢的锣鼓点声。

医生扶起阿二：“我们一起去找他们！”

凄冷的月色显得阴森可怖。我们又走进病房，月光下，小媳妇似乎安静了，脸上也仿佛有了光彩。是回光返照？忽然，她的眼睛睁开了，又是一阵混浊痛苦的呼噜声。我们默默地退了出去。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医生和阿二沮丧地回来了。医生命令护士去找汽灯，又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这群混蛋！”

一会儿，护士提着汽灯走进来，犹犹豫豫地说：“可是，找不到油。”

简直要把人气疯了。医生怒吼道：“电棒！”

十几只电筒放到了桌子上。

在电筒昏黄的光线下，继续验血。我的血型也合适。

护士走进来：“你们快点儿啊，血红素只有2克了，正在输氧。”

殷红的鲜血从我的胳膊流入针管。血柱一点点上升。

忽然一声野兽般的嚎叫撕破了寂静，撕心裂肺。

护士一哆嗦，针管从手中滑了下来，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医生推开门：“不必了。你们都回去吧。”

猛然间，所有的电灯都亮了，白晃晃的，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是彩排结束了。

我下意识地低下头，地板上血红一片，还在流着。那是血，是我的血。

一年后，阿二又娶了个新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