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讲究家庭出身，用农村的话讲就是成份的高低，而这是无法自由选择的。我外祖父家可谓是满门工人阶级------铁路工人：外祖父是位老火车司机，驾驶多年的蒸汽机车，最为自豪的是运送纪念碑中间刻有大字的那块条石到达市内；我的几个舅舅也都工作于铁路或有铁路工作的经历；外祖父家第三代男性大多还是服务于铁路。如此境况，我参加铁路工作应该是命中注定的了。

1960年代中期我考入本市一个重点中学，初一年级被安排在唯一的分校------距离本校以北250米的一条胡同里。该胡同东西走向，分校大门朝北，经常见到一队身着藏蓝色衣帽的年轻人跑步经过，听说他们是司机学校的学生，那学校就在胡同的东口。多年后，我办公室的同事说他就是那个学校的学生，而那学校正式名称是铁路司机学校，也许我曾与那个同事擦肩而过，不过不曾相识罢了。作为马后炮来说，这似乎是我的铁路缘分啦！

1960年代后期我到东北插队，当年挂锄时节便扒车回城，自然扒的是火车，而且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不过当时并不自知。返回时依然故伎重演，不过这次不像前次那样盲目，而是由我的一个舅舅先用自行车驮我到他工作的场地，然后将我托付给去往东北方向的押车人员。那时我根本没想到，多年后那里将是我养家糊口的谋生之地。

我第一次坐闷罐车（正式名称为棚车），坐在盛苹果的大筐之上，在香气迷漫中不知不觉在天黑时分到达一个停车场，我该下车了，因为它将向另一方向行驶。停车场，应该叫编组站，铁道密集，车列静止，但调车机穿梭、溜车往来，甚是危险。在车列旁有灯光闪烁、人影晃动并有敲击声传来，我知道这是检车人员在工作。我向他们打探我所前往地点该上哪个车，检车人员用浓重东北话回答，并热情地指引我到那个车列旁，帮我爬上敞车，嘱咐我耐心等待。铁路工人的周到热情令我感动，多年后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向他们一样帮助那些如我一样的扒车者，这是后话。

插队生活艰难困苦，使得人人不得不自谋出路，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我周遭的伙伴逐渐销声匿迹，最后我成了留守者。在百无聊赖中，竟然得到一个招工指标------铁路大修队，管理知青的干部阴沉着脸限定我第二天给出答复：去，还是不去。这可是重大的抉择，而我孤身一人，连个商量的对象都没有。即使有可出主意的人也无济于事，大主意还得自己定夺。我冥思苦想，一夜未曾合眼，这真是两难：答案若是肯定，马上就有朝思暮想的正式工作，然而这不是我希望的，经历风吹日晒、雨淋雪打的农业劳作，我不想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答案若是否定，意味着错失良机可能永远无法弥补，也许将终老乡间，无法脱身，可这也不是我希望的。最后，只好豁出去一赌：不去！

放弃的结果便是保留了“知青”身份，而这身份在回城的大潮中减省了巨大阻力，因而可以堂而皇之返回自己的出生之地。虽然进得城，却面临工作分配的压力。命运对于插队知青过于苛刻，各种不公层出不穷：下乡前，死说活说必须走人，而抗住压力死磨活泡的却被分配了工作；插队中，跟各级干部“走动”频繁的早早给出招工名额，“死性”的则无人问津；返城后，工作分配呈三六九等状，“困退”、“病退”的工作指向明显不同，那些“大集体”、街道企业是后者的指定目标。作为指定目标对象，我不甘被这样对待，在否定了若干工作单位后，不得不干起家族的老本行------铁路，也许这就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