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巴山老狼-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自从列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在的世界建立了第一个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国家后，由于共产主义与生俱来的罪恶基因，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反倒是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最明显的比较就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东德与西德、北朝鲜与南朝鲜，相同的民族、相同的文化、相同的起点、仅仅是社会制度不同，仅时隔四十年，发展水平就有巨大的差别。当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日臻完善，经济高速发展之时，社会主义国家却陷入了深刻的政治、经济、道德、信仰危机之中。当老一代的顽固统治者离开政治舞台后，新一代的领导人终于产生了某种危机感，意识到再不进行制度上的变革，就会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历史真是一个魔幻大师，谁也料想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竟是从世界第一个共产专制国家苏联开始。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登上了总书记的宝座。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飞跃发展的经济、科技、文化，再回头看国内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下定了变革的决心。最初戈尔巴乔夫也想仿效邓小平进行经济层面的变革，但是变革的艰难超出了变革者的想象。六十多年一成不变的官僚专制体制对变革的本能性抗拒，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集团对变革的阻挠和破坏，使得改革事业举步维艰。自一九八六年起，戈尔巴乔夫果断地决定先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九八六年，苏共召开了二十七大。在这次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不但果断地撤换了大批思想僵化的老人，而且提出了令苏联人民兴奋不已、令世界对之刮目相看的两个政治口号：公开性、民主化。

公开性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国家的重大政策决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主要情况要向人民公开，包括领导的错误、工作中的失误，以及社会的阴暗面。二是要让人民群众能够就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公开发表各种意见，展开讨论，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三是人民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进行公开的监督、公开揭露其缺点错误和不法行为。他说公开性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途径既是动员群众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法，又是动员群众实施政治监督的手段；既是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又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公开性是同开放性联系进来的，它还意味着对外关系上从封闭走向开放。

民主化的内容是“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戈尔巴乔夫说，民主是改革的实质，改革的目的，改革的核心，是改革不可逆转的保证。应当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来认识民主应有的位置。而苏联社会以往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人民排除在政治之外，“是一种精英统治原则”，是违背社会主义的。人民才是决定性的力量。应当通过改革把人民置于应有的位置上。为使改革不可逆转、不遭遇失败，一个单值的结论便是加深和扩大民主。办有真正感到自己是主人，才会把家里搞得秩序井然。没有群众的“合唱”，改革只会成为“孤鸿哀鸣”。只有通过民主，才能为社会主义最强大的创造力――在自由国家的劳动和自由思维打开天地。他还认为，民主是要突出人的问题，突出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而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感不只是一个心理感情问题，它还是一个经济概念、政治概念、社会概念。围绕人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要解决人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社会保障，以及为实现人的价值开辟各种途径，强调发挥个人的作用。这些思想，后来逐步发展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

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帜下，苏联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了当时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由于国内尖锐的民族矛盾，民主改革最终导致国家的解体，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极权制度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土崩瓦解，人民获得了自由，人民的基本权力得到了保障，成了国家真正的主人。

无独有偶。就在苏联开始搞公开性、民主化之时，东欧的匈牙利也自动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

自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民主运动被苏联血腥镇压后，匈牙利在卡达尔的领导下于六十年代初开始了经济层面的改革，（后来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与此有点相似）也取得了一点成效，但由于共产主义极权制度本身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匈牙利的经济在八十年代中期陷入了困境：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零，消费品价格却上涨了百分之十五以上，人民的实际收入下降达百分之五，外债高达一百六十多亿美元，平均每人一千五百美元。

面对经济的巨大困境，自一九八七年起，匈牙利政治局面开始动荡，变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一百五十多位著名学者在洛基泰莱镇就匈牙利现实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出路召开讨论会，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匈牙利正面临着有崩溃危险的经济危机，整个民族失去了共同的前景。

此次会议后，各种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三月阵线”、“青年民主战士联盟”、“科学工作者民主工会”、“民主论坛”、“公开性俱乐部”、“匈牙利民主青年”等等。这些组织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对共产党执政几十年的历史、现行政策和社会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反对派联名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卡达尔下台，要求从宪法上限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权力。

也许是卡达尔对自己在一九五六年请苏军镇压本国人民心怀几分愧疚，再加苏联已经开启政治体制改革，面对反对派的呐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强硬的措施。

与此同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以政府总理格罗斯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进行改革。同时还有比格罗斯更为激进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总书记波日高伊。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呼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上中央机构也大幅度进行了调整，格罗斯当选为总书记。格罗斯当选总书记仅几分钟，就对电视台的记者说：“这次代表会议标志着彻底的变革。”

一九八九年二月，匈党中央全会又通过决议，正式宣布：“在匈牙利特定的情况下，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的范围内实现。”

一九八九年五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又为一九五六年反抗共产主义暴政的人民起义平反，重新安葬了这次事件的领导人纳吉。

一九八九年六月，匈牙利各党派举行圆桌会议，就废除一党专制、民主选举、修改宪法、建立宪法法庭、政党法、更改国名等达成一致意见。

一九八九年十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更名为社会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覆灭。同时国会根据社会党与反对派圆桌会议谈判结果，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取消了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款，军队国家化，内务部门非党化，解散工人卫队。

一九九Ｏ年三、四月，匈牙利举行了大选，匈牙利四十五年的共产党独裁专制宣告结束。

东欧的波兰自共产党当政以来，人民反抗共产暴政的运动就从未停止过。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爆了震惊世界的大罢工和团结工会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执政的波兰共产党几近解体，有三分之一的党员退党，近一百万的党员参加了团结工会，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一名政治局委员参加了团结工会。面对人民争民主自由的运动，执政的波兰共产党在当时苏联的勃涅日列夫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由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出任总理，宣布全国实行军管，逮捕了五千多名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并取缔了团结工会。

军管使全国局势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刺刀和枪炮带来的稳定又能持续多久呢？当波兰共产党迫于世界的压力取消军管、释放政治犯后，受压迫的波兰人民再次举行罢工抗议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并强烈要求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末期，当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也走上了改革之路并提出“公开性”和“民主化”口号后，波兰的共产党人们终于可以在没有外来压力之下自己决定怎样处理本国的事物了。雅鲁泽尔斯基决定与团结工会进行政治对话。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内务部长基什查克与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就召开圆桌会议问题进行了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后，历时二十天的全国大罢工宣告结束。

一九八九年一月，波兰共产党召开十中全会。这次全会是波兰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会议，对波兰大步走向民主、自由道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雅鲁泽尔斯基在会上提出了在波兰实行政治和工会多元化的主张。经过激烈的辩论，全会通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立场》的决议。

一九八九年二月和四月，波兰政府、各政党和团结工会和各社会组织的五十七名代表举行了圆桌会议。经过反复的磋商，会议通过了三个基本文件：《关于政治改革问题的立场》、《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以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关于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

军管当局的首脑自行提出并实施政治多元化、民主化，这对波兰国家和人民是一大幸事。圆桌会议后，波兰终于走上了民主、自由之路。

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匈牙利、波兰所进行的民主改革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从这些变革中人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大厦将倾。

几乎所有东欧共产党专制国家都开启了政治变革。唯一不想变革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在下令对要求变革的民众开枪后，导致军队倒戈。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愤怒的倒戈军队打成筛子！

世界在变革，中国也在不断地发生新的变化。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由体制弊端而产生的极度腐败也使得人们对政治变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当邓小平等老人们把赵紫阳扶上台时，原本期望赵紫阳吸取胡耀邦下台的教训，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大张旗鼓的批判。但事与愿违，赵紫阳作为一个开明的共产党人，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多大的兴趣。坐上总书记的宝座不久就下令停止进行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并对一些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牵连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保护。同时又对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津津乐道。正是赵紫阳的开明，才使得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当时苏联的公开性、民主化运动和东欧人民争民主、自由的斗争汇成了一股共产专制国家变革的历史潮流。

受赵紫阳的开明政策的鼓动，中国的文学界、史学界、理论界、新闻界、教育界等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一大批对现实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批判的作品问世，引起了社会的各界的强烈反响。各种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改革”成了中国人民议论最多的话题。

一九八七年，包遵信、金观涛等人主编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就世界走向、人类价值观、中国如何跟上历史发展潮流、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民主、人权、自由、科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介绍和探讨，这套丛书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日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此片由苏晓康、王鲁湘、张钢、谢选骏、远志明撰稿，经中共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王枫批准播出。此片对传统的中华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呼唤全民族对历史和现实的反省意识，提出中华文化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走向新生。

《河殇》中令人深思、令人振聋发聩、令人回肠荡气、令人慷慨悲歌的精彩文字语言甚多，在此摘录其中部分献给读者：

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

当今的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

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份；在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

无论是黄河、尼罗河，还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这几条著名的东方江河，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但是，五千年过去了，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这几个最先闪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迟一个个黯淡下去了。

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长，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

在我们的民族情感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自从一八四零年以来，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弱和落后。

我们的考古发现再丰富、文物古迹再精美、文明源头再延伸，难道不都意味着祖先对于后代的嘲笑吗？难道不是让我们今天的遗憾、懊悔和惭愧更沉重吗？

我们的千年帝国之梦，早在康熙大帝那会儿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紧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了。……我们应当勇敢地正视历史。

龙的传人啊，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们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象淤积在黄河河道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

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

当我们终于向全世界宣布对外开放、骤然推开国门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星球是何等陌生。

一个封闭太久的国家，一个从来认定自己是“中央大国”的民族要让它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是需要经过无数灾难和耻辱才能领悟到的。这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几千年来，中国南方的太平洋一直是沉默的，一旦太平洋的狂涛，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舰，和比军舰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啸而来的时候，中国作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这来自西方的海啸，决不象过去从蒙古高原上洪水般冲决下来的游牧文化，泛滥一阵便很快退得无影无踪。海上来的是一种新文明，古老的华夏农业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于是，种族危亡和文明危机同时爆发了。

救民族之危亡，势必拒外寇于国门之外；但是，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迎接科学和民主的新曙光。这极为矛盾的救亡与近代化的双重变奏，近百年来交替书写着中国畸形的历史，真是错综复杂，头绪万分，剪不断、理还乱，让中国人付出了无数沉重的代价！

公元七五一年，中国同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会战。唐朝的惨败使中国再也没能回到中亚去。但这场战争却在科学史上意义重大。数万被俘的唐朝人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动了造纸术。接着活字印刷术、罗盘和火药相继从中国传到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在那里石破天惊。中华民族智慧凝成的伟大发明，竟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催命符，“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欧洲赢得了继希腊以来又一个技术发展高峰。……西方到十七世纪便把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抛到后面去了。

然而，四大发明在它们的故乡却是命运不济。最早点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国人，没能成为最早飞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几百年一贯制，至今还只发挥着驱鬼避邪的功能。纸和印刷术这种不可估量的通讯传播手段，传到欧洲仅仅几百年就摧毁了那里的封建堡垒；但在史集浩瀚、藏书成风的中国，一千年也没能酿成知识“爆炸” ，到头来还是西方反过来向我们输入了铅印技术。尽管沈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纪就在《梦溪笔谈》里描述了罗盘针和磁偏角现象，可中国从来没能成为海上强国，倒是西方列强们靠罗盘针的指引逼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如此捉弄中国人呢？

睁开眼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 。一九六○年的时候，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年时超过中国四千六百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万六千八百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很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更大声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噩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不断弥散出来，充塞着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

历史在古老的磨道里碾得那样缓慢、沉重。黄河在它那淤满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么缓慢、沉重。

洪水还会再来吗？

动乱永远过去了吗？

我们在问黄河，也在问历史。

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命运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白骨，曾经把动乱的惨烈和时代的悲剧揭示得无以复加。然而动乱的根源却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所能揭示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剧。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至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之后，终于也开始尝试政治体制的改革了。今天，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终于有人勇敢地第一次举手投了否决的一票，这是何等不容易呵！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管这个改革将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和风险，我们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们身后曾经洪水泛滥，我们的身后也曾经动乱不已。我们必须朝前走，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也许我们会遭受挫折，但是，这不正如那位功败垂成的鲧，用它的失败为儿子大禹铺垫了成功吗？

让我们这一代用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

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再忧患！

当内陆文明在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善的“法宝” ，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自杀机制，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内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又一代精英。纵使它有千年珍奇，今天也是难免玉石俱焚了。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为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地市原重新获得生机。

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和随意性。

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和科学性。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新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要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清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蔚蓝色的大海。

《河殇》的播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国外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其威力不亚于爆炸了一颗政治原子弹。学生、工人、农民、士兵纷纷来电、写信，赞扬《河殇》。专家、学者们纷纷发表评论高度评价《河殇》。国外华侨、留学生和外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也从此剧的播出认为中国将会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中共高层也对此剧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据说中共元老王震到中央电视台大吵大闹，要封杀此剧。而开明的赵紫阳对此剧大加赞赏。在接见外宾时，在外国人面前也对此剧大大地夸奖一番。并把此剧录像带作为礼品送给国外友人。

《河殇》一片也并非没有瑕疵，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鸣。但瑕不掩瑜，《河殇》一片不啻是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几十年中出现的最震撼人心、最发人深省、最富批判性、最具启迪性的一部政论性作品。对《河殇》一片不论作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此剧深刻的历史思想性、社会哲理性和生活现实性让每一个中国人面对历史和现实都不得不进行严肃的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日中国的极度贫困落后？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没有建立法制，中国将永难摆脱被动、落后、贫困、挨打的命运。

《河殇》的播出是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的一大事件。它极大地激发出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变革专制制度，爱国图强的热情。促使全民族空前的觉醒。为一年后爆发的爱国民主运动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继《河殇》后，苏晓康等人又策划拍摄比《河殇》更具鲜明政治观点、更有时代特色、更深刻反思共产党几十年历史的政论片《五四》，准备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播出。但是拍摄中的此片却因后来作者、顾问们签名释放魏京生一事被中共当局封杀。

苏晓康先生在《河殇》播出后，又与罗时叙、陈政合作，写出了揭露中共高层庐山会议内幕的《乌托邦祭》。此书是继《河殇》后又一具轰动效应的力作。该书以记实的手法，披露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高层政治斗争的黑暗一幕。当毛泽东的丑恶嘴脸再一次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为了住权力，不惜以几千万农民的身家性命作赌注、不惜把跟随自己几十年且立下赫赫战功的彭德怀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专制魔头。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共产主义来到世间，又何尝不是如此！《乌托邦祭》对中共高层血腥政治的揭露，使中国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共产专制制度的黑暗。

赵紫阳时期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为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大力传播创造了条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在被中共除名后，竟然还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并从事政治活动！这在毛泽东时代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

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方励之与其夫人李淑娴（北大物理系讲师、海淀区人大代表）出席庆祝“五四”运动六十九周年大会。并宣布由他亲自主持的“民主沙龙”正式开场。方励之在会上说：“我现在活得很自在，……不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现代化不分国界。”方励之的北大“民主沙龙”为日后震惊世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九八八年六月，方励之接受香港《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共的独占体制，唯有变革公有制为私有制是根本方法。”

一九八八年九月六日，香港时报发表了《方励之谈大陆知识分子处境》一文。文中说：“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长期目标是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近期的目标是实现必要人权，争取言论、思想、新闻等自由。”

刘宾雁先生被中共除名后，一直在努力想创办共产专制下的第一张民办报纸，并为此大力奔走呼号。

王若望先生又准备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并力争在中国内地公开注册登记，合法地进行活动。

北京大学教授金观涛提出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遗产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它的失败。”而中共的喉舌之一，《新观察》杂志主编、有几十年共产党龄的戈扬更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太客气了。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一种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

中共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中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以及陈一咨、李泽厚等一大批共产党的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制、新闻自由的主张。

在大学校园，自七七年初的争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学生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就在中共政权日益腐败的一九八七年和八八年，恬静的校园也涌动着对现实、社会、腐败、分配不公、共产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的潮流。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北京大学十名研究生在学校三角地贴出《致七届人大和七届政协的公开信》，信中呼吁“两会尽快研究教育改革的出路问题，把这个问题真正放到战略重点的地位上加以考虑，制定出一套有利于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公开信一贴出，当即在会上签名的就达数百人。四月八日，北大青年教师在三角地贴出《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四月九日，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工联谊会部分会员在校内贴出《致七届人大新任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中共领导的呼吁没有任何回音。学生们又有人提议到人民大会堂前给中共“两会”代表们擦皮鞋。四月六日，北京大学十几名研究生以勤工俭学的名义，要为中共的代表们擦皮鞋，此举大丢共产党的脸面。被公安人员强行阻拦。四月十日，几十名大学生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中共代表们擦皮鞋，再遭公安人员的干预。此举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的关注。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大学生柴庆丰被当地无业人员杀害。此事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义愤，学潮再起。在此次事件中，学生们贴出了许多针对中共共产专制的大字报。题为《！！！》的大字报中说：“是时候了，我们沉默了那么久，那么久！是时候了，欺骗一次又一次，把我们笼罩。我们抗议，抗议淫荡的社会！我们抗议，抗议淫荡的政府！”一份署名“湖南人”的大字报中说：“柴庆丰同学被害，表面上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其实这是社会腐败、政府无能、贪官污吏横行的表现。现实的中国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尽管他披上了改革的外衣，罩上了经济发展的面纱，其实肌体已经腐烂，脊梁已被压垮，只剩下一些白白的肥嘴吮吸人民的血！……同胞们，时机到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把社会风气、党风问题、政治体制、贪官污吏、教育问题、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加在一起算总账！”一篇题为《并非离题》的大字报中说：“谁还相信被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的上一世纪的‘马列’？我八百年前就不相信，你相信吗？右耳（指邓小平）相信吗？党风不正的根源在哪里？现在大家都有数，正如历代屡禁不止的贪官污吏现象要随封建社会一同消灭一样，本世纪内我们就不用幻想‘党风根本好转’了……唯有放弃马列，实行多党制，真正废除终身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才会彻底。”

在众多的声讨共产党的大字报中，有两付对联尤其引人注目。

其一：

我欲重振华夏雄风，却原来是共产党（挡）路；

你想达到小康水平，无异于在现代化（画）饼。

其二：

要民主合理，争自由合理，护人权合理，合理不合法，见他妈的鬼，那狗屁‘十条’！

喝民血失节，沾国家失节，饱私囊失节，失节必失心，滚你娘的蛋，这无耻一党！

随着学生们情绪的激动，各校商定于六月八日到天安门进行游行示威。但由于共产党派出公安人员和武警部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严密控制，这次由柴庆丰被害事件引发的学潮被平息。

就在中华民族酝酿着又一次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之时，在西藏又发生了藏民要求独立的游行示威活动。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拉萨市的成百僧侣、藏民举着“雪山狮子”旗高喊“西藏独立”的口号。当共产党当局决定在拉萨戒严时，消息又很快被泄露给游行的人群。参与游行的人全部逃出了共产党的罗网。

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的中国党风、社会风气大腐败，学生们的民主、人权、自由意识更加浓厚，人民的不满更加强烈。同时自然灾害也空前的频繁。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突发空前的森林火灾。弥天的大火足足烧了一个多月，数千万公顷的森林化为乌有，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一九八八年，建国以来的最大空难在重庆发生；武汉沉船事件；上海列车颠覆……十多年少见的天灾人祸在此时频频发生。这一切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上帝在向中国人民暗示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