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巴山老狼-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一九八九年是人类历史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用苏晓康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仿佛注定要同许多历史巨灵会晤的奇异的纪念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第二国际成立1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第三国际70周年、建国40周年、庐山会议30年祭、‘九大’20周年、刘少奇死难20年祭，……可谓‘低头不见抬头见’，……。”

不过以笔者的看法：除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共党开国40周年、庐山会议30年祭外，相比之下，其它要么中国人民不是很熟悉，要么不算个什么。

历史为一九八九年安排了如此多的重大纪念，那么它又会以什么样的结果来回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呢？

一九八九年初，围绕释放被共党关押达十年之久的魏京生一事，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上书共产党实权人物邓小平。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以此为契机，拉开了向共产党独裁政权争民主、自由的序幕。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励之先生发出了《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信中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会有不少纪念活动。

但是，比之回顾过去，更多的人可能更关心今天，更关心未来，期待着两个纪念日会带来新的希望。

鉴于此，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这两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我想，无论对魏京生本人做如何评定，释放他这样的已经服刑大约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会促进社会的良好气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不论怎样看，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受到人类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以方励之的公开信为发端，北京知识界及海外民运人士纷纷向中共当局呼吁要求释放魏京生。

一月十二日，原被中共取缔的“星星画会”部分成员在香港举办了“星星画会十周年画展”。该组织负责人王克平宣布：他已写完了《重审魏京生》剧本，拟于三月份在法国上演，届时将在海内外掀起一个释放魏京生的高潮。

二月八日，中国民联成员倪育贤在美国成立了“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准备发起十几万人的签名活动，以呼请释放魏京生。

二月十三日，著名诗人北岛发起，由中国民联成员王军出面，联系了三十三名知名知识分子联合签名发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此次签名者不但有李泽厚、苏晓康、金观涛等著名学者，而且还有数名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共钦定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也公开签名反对关押政治犯，这在中共四十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月十九日，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公开宣布成立“释放魏京生公开信签名联络处”，准备在工厂、学校征集签名并将签名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表决。

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包遵信等四十二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

三月八日，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许良英等四十二人发出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

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主任记者戴晴等四十二人又发出致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人。”

面对社会各界的呼吁，中共当局以“法院审判是完全独立的”作答，拒绝了社会各界的呼吁。

当签名释放魏京生的风潮正盛之时，美国总统访华时，邀请方励之赴宴一事又闹得沸沸扬扬。

一九八九年二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时举行答谢宴会并邀方励之出席。美国总统邀请方励之出席美国的宴会，这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了。但共产党却不这样认为，依照它们的逻辑：你在我中国举行宴会，邀请什么客人得经我共产党批准才行。结果方励之被阻宴会大门之外。这一公然干涉美国总统事务的不道德行为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又招来一片谴责声。

就在各界呼请释放魏京生的同时，大学校园学生们的爱国激情和争民主、人权的意识空前高涨。自一九八八年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在北大组织“民主沙龙”后，参加活动的学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北京各高校纷纷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研讨会”、“讨论会”、“演讲会”、“圆明园沙龙”、“自由论坛”等。其中的骨干在日后的民主运动中成了世界注目的学运领袖。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突然去逝。以学生祭奠胡耀邦为发端，一场席卷中国，震撼世界的反抗共产专制暴政的爱国民主运动全面爆发了。

四月十七日，北京、上海数万大学生走上街头，进行了未经中共当局批准的游行示威活动，游行的主题是悼念胡耀邦。中共当局对此未进行干预。

四月十八日凌晨，北京高校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游行。游行队伍高喊“反对专制”、“反对独裁”、“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特权阶级”、“打倒官倒”“自由万岁”。当游行队伍到达天安门广场，数千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静坐，要求向中共的“人大代表递交请愿书。请愿书中提出了七点要求：（1）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在两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平反。（3）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反对贪官污吏。（4）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言论自由。（5）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6）取消有关限制游行的十条规定。（7）要求政府对他所承认的政策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适当改选部分领导人。但中共的几名“人大代表”奉命拒绝了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并派出警察进行干预。

四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第十六次会议上成立了“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成员有王丹、丁小平、杨涛、熊炎、封从德、常劲、杨丹涛。

也就在这一天，《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和《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在北京召集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座谈，与会者强烈呼吁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并为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叫好。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研究员包遵信贴出了《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承认学生们在游行、静坐、请愿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积极的民主要求。

四月二十日，数万大学生再次来到天安门献花圈，但是中共当局以清场为由派出数千警察对学生们采取了强硬措施，学生受伤达数百人之多。制造出了震动北京城的“四、二Ｏ”血案。血案之后，北京各高校学生们更是群情激愤。经各校学生领袖们磋商，成立了“首都高校行动委员会”，并于当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誓师大会，决定立即统一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次日的胡耀邦追悼会，同时向中共当局递交请愿书，并就“四、二Ｏ”血案向中共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学生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胡耀邦的追悼会时。

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和高校数万大学生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当胡耀邦的追悼会后，数万学生高呼“对话、对话！”“李鹏出来！”的口号。但无人理睬。学生们又推举的三名代表郭海峰、周勇军、张智勇在人民大会党东门外要求向李鹏递交请愿书。当时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说李鹏答应十二点十五分钟与学生见面。“高校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吾尔开希用话筒向全体学生公开了此事，学生们情绪趋向缓和。

孰不知李鹏在此时玩了一个“金蝉脱壳”的花招：为了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会前对学生们的一切要求都表态同意；但追悼会刚一结束，李鹏等中共的头头脑脑们就一窝蜂地从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逃之夭夭。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胡耀邦的追悼会已结束很久，说好的李鹏出面接见学生却没有兑现，学生们情绪激愤！十二点十五分，郭海峰等三名学生代表为见李鹏一面并递交请愿书，竞采取了中国几千年老百姓见封建皇帝老儿的古老方式：下跪！

在下跪请愿都不被中共当局理睬的情况下，中午一点左右，学生们开始撤离天安门广场，沿途学生们呼喊“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

同一天，除北京外，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南京、长沙、合肥、哈尔滨、大连、重庆、杭州、兰州等城市的大学生们都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其中西安市和长沙市的中共官员派出大批公安人员进行干预，警察与学生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造成学生多人受伤并被捕的严重后果。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二十九所高校的代表四百多人在圆明园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北京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为第一任主席，王丹、吾尔开希、马少芳等七人为常委。四月二十八日，该组织正式定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吾尔开希担任主席。学生们提出了开展民主运动的宣传纲领和行动目标：(1)耀邦下台谁之过；(2)政治公开；(3)惩办贪官污吏；(4)废除特权；(5)政治平等；(6)废除终身制；(7)废除世袭制；(8)官倒曝光；(9)注重人权；(10)反对通货膨胀；(11)人民军警爱人民；(12)依法治国、教育治国。

四月二十四日，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万里在听了北京市委关于学潮的汇报后，不敢擅自表态，向李鹏等人建议听取邓小平的意见再作决定。四月二十五日，当李鹏、乔石等人毕恭毕敬、在八十五岁的老朽邓小平面前聆听教诲时，不知费了多大的劲才听懂邓一连串叽哩咕噜的单音节，意思是“动乱”。连忙回去组织秀才们写了一篇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次日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上发表。

此社论一发表中共地方官员们纷纷表态以示紧跟，这其中犹以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表现最突出。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江泽民就在上海召开了党政官员大会，要求认真学习社论，坚决反对动乱。

江泽民不但坚决反对所谓的动乱，而且于第二天以中共上海市委的名义查封了公开呼吁政治改革的《世界经济导报》，责令该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检查。同样呼吁改革的《新观察》及其总编辑戈扬在北京并没有受到责难。

江泽民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严厉批判。四月二十八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等人起草散发了《捍卫新闻自由》的署名公开信声援钦本立先生。

《四二六社论》发出的当天，学生组织以“新学联一号令”通告全市的高校学生于第二天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四月二十七日，十多万高校学生在“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坚持改革”、“民主万岁”、“科学万岁”、“人民万岁”、“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口号下游行到了天安门广场。在众多的标语口号中，其中一幅颇具幽默：“毛主席说：‘镇压学生运动决无好下场。’”把专制魔头毛泽东搬出来反对另一大独裁者，是想以毒攻毒还是真的不知毛泽东是何物而盲目加以崇拜？若是后者那么学生们的民主意识还有待于提高。

四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等人与官方机构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指定的学生进行了对话，就一些全国民众关心的重大问题表明了政府的态度。虽然最能代表北京高校学生的“高自联”被中共视为“非法组织”，不在对话的对象之列。但也默许两位所谓的非法“高自联”的学生参与对话和提问。

这次对话袁木等人完全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以一副训话的面孔出现。但从对话时袁木的表态来看，中共的立场似乎已从《四、二六社论》基础上有所软化。

四月三十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又与市属的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名学生进行了对话。

面对国际、国内民主潮流，中共党内高层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以往毛泽东所说的“两条路线斗争”其实是为整倒某个人而捏造出来的。

以中共元老为一派，对学生民主运动的态度是：争民主是想推翻我共产党的天下。想当初老子们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才坐上了江山，今天你们这些乳臭示未干的毛头小子就想不费一枪一弹把我们赶下台？不行！坚决不行！再闹，我有枪杆子，到时别怪我无情！这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领袖们的“老子打下的江山，老子就该坐，要我下台先问我手中的枪杆子同不同意”档次。什么为人民、为革命、为理想、为主义都是扯谈！还是手中有权来得实在！这一派多是当年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们。主要人物有陈云、王震、彭真、杨尚昆、聂荣臻、徐向前等。其中犹以陈、彭、王三人态度强硬。这一派人物都是专制政治场上的老鬼，狡猾大大的。学潮开始后并不急于表态，而是冷眼旁观，让学生和各界民主人士充分表演，再一网打尽。颇得毛泽东“钓鱼”妙计的真传。其最大优势就是手中有枪杆子。

而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由于对毛泽东统治中国以来因体制问题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人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地位，对专制体制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国际进步的民主潮流都有较清楚的认识。再加自己身为总书记却处处受制于元老们，胡耀邦的下场或许就是自己日后的结局也未可知。这心里早就窝了一肚子的火，也想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真正地“当家作主”。因而主张在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民主，开放新闻自由。对学生运动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因势利导地加以引导和疏通，使其纳入政治改革的范畴。这一派主要人物有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乔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也是属这一派。李鹏情况较复杂，一方面作为中共烈士的遗孤，有维护共产党专制的某种本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政界人物，其思想也不能说就很保守。这一点从他日后的一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来。这一派人物在元老们没有明确表态前，能以发展的眼光，改革的精神看待西方的民主、人权和近期发生的学潮。一旦元老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后，大多数又会慑于老家伙的淫威而改变自己原来的观点跟着老人的指挥棒转。

当胡耀邦刚去逝学潮初起时，赵紫阳强调的是克制和对话。这才有后来袁木等人和北京市委市府与学生公开对话。这种方式颇得国人的赞赏和支持。北京市高自联也积极准备同共产党和政府有关的部门和人员进行对话。

五月三日，赵紫阳在有关“四二六”社论的表态时，公开指出：《人民日报》社论有不妥之处，应加以纠正。并在中共官方组织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的发言稿事前在征求意见时，拒绝了党内保守派提出的必须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的建议。

五月四日，是被中共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点”（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端点）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这天，“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近十万学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学生们打着“弘扬五四革命精神”、“誓死捍卫宪法尊严”、“腐败不除、国无宁日”、“新闻要讲真话”等横幅，分三路向天安门广场汇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是“七十年了！！！？？？”，在天安门广场上，“高自联”的学生领袖们宣读了著名的《五四宣言》：要求共产党当局在校园实行民主改革尝试，使校园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新闻立法，同政府平等对话。同一天，全国各大城市的高校学生都走上街头，向中共官员递交请愿书，呼唤民主，以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在学生们游行示威的同时，一千多受职业良心驱使的北京中共官方的新闻记者们也走上了街头并发出了愤怒的呐喊：“有嘴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有笔不能写自己想写的新闻！”、“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新闻要客观公正”、“加强新闻监督推进政治改革”、“首都新闻界要求洗刷耻辱”、“强烈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

面对时代的进步潮流和人民的强烈愿望，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和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精神。当天下午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代表时就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一事说：“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学生们对我们的工作是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决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我们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赵紫阳的讲话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欢迎。严家其、苏绍智等知名学者当天就贴出《我们不再沉默了》的大字报，号召知识分子一与学生们一道，在争民主运动中走在前列。五月六日，赵紫阳召集中共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人胡启立、芮杏文、王忍之等人说：“放开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此期间，赵紫阳还对江泽民整肃《世界经济导报》的事提出来严厉批评。

五月九日，数千名首都新闻工作者来到中国记者协会所在地，递交了一封要求和中共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进行对话的信。首都一千多名记者、编辑在信上签了名。次日北京高校数万学生骑着自行车上街游行，对新闻工作者的请愿进行声援。

在赵紫阳的支持下，自五月十一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长王忍之连续三天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等新闻单位，与编辑、记者们座谈对话。胡启立说：“新闻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要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改革新闻。”

赵紫阳吹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开启了中国民主化改革的大门。但遗憾的是，他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的身上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烙印，他的身后有一群老朽们在垂帘听政！还有一群热血沸腾、恨不能一夜之间中国就变得如同西方现代文明社会一样的青年学生……他们让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梦想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