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历史教训

问题的提出： 中国自秦王朝统一之后长期处于大国的地位，但是在最近的一千年时间里，先后两次被北方的蒙古人与女真人灭亡，原因何在？

以中国中原王朝的人口规模和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来看，中原王朝先后被北方比自己弱小落后的多的部落族群灭亡是不合逻辑，没有道理的，这自然会成为困扰后人们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天中国的教科书只简单地说是由于中原王朝的腐败。这样的解释太过笼统，并不准确，并不能真正解开后人们的疑团。如何腐败？为什么腐败？问题的根源在那？问题实际上是出在后人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古人的事情。

首先要看到，古代国家之间的战争本质上是王权之间的战争，这种情况从古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开始发生根本的改变。从王权之战变成了国家之间的民族之战，导致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近代各国进入现代化之后，社会教育文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民众在社会活动中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政府与广大普通民众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政府的社会组织与号召能力大幅度的提高，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这是社会政治民主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也就是说，蒙古与南宋王朝之间的战争，满清与明王朝之间的战争本质上是各自最高统治集团-王权之间的战争，而不是真正的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原王权并没有社会动员组织能力）。竞争双方真正对抗的是各自王权的力量，而不是各自国家民众的力量。蒙古之所以能够战胜南宋是因为蒙古王权的社会政治组织影响力与军事实力远大于南宋王朝，同理满清与明王朝也是如此。在蒙古灭亡南宋的队伍里人们可以发现很多非蒙古的力量，包括原来属于金朝甚至属于汉人被蒙古王权所利用的力量。

而导致中原王朝王权力量衰弱的根源在于，中原王朝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王权是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极少数成员对广大社会民众进行统治的代表。其中存在着等级差别和压迫，存在着上层统治集团对广大底层民众的愚弄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公，存在着王权官宦与广大民众的尖锐对立。

自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就是整个世界最尖锐，最突出的。很多重要王朝的兴衰直接源自于民众的大规模暴动起义，像秦朝的覆灭，汉朝的兴衰，隋朝的覆灭，唐朝的兴衰，元朝的覆灭，明朝的兴衰等等都是如此，并且形成了周期效应。这在世界的其他文明中是极为罕见，绝无仅有的，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中国落后腐朽的传统统治文化自身存在严重问题。

源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产生后来中国社会统治文化的基础，由于参与的人主要来自于社会中上阶层，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漠视民众疾苦，迎合王权主观要求，自愿成为王权走卒，缺少对整个社会更基础性的认识，最终导致中国传统统治文化的重大缺陷。中国传统官僚文化所主张的强化君主权力，维护社会等级，排斥异己，愚昧民众，文化专制等等起到了激化社会阶级矛盾的作用。中国传统官僚文化的本质是不只在社会层面奴役民众而且在精神层面奴役控制民众。虽然古代社会属于君主时代，但是社会活动的现实与实践早已表明，社会广大民众对整个社会活动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民主不是今天才应该具有的理念，而是早被历史表现出来的基本社会现象。

中国历史文献不可谓不丰富，有24史等众多作品，但是很少有涉及社会本质内涵的。如果不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几千年所存在的严重的阶级矛盾，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历史。正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着严重的根深蒂固的阶级矛盾，才使得20世纪中国的共产革命成为一种必然。这个道理是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人至死都不明白的，这或许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按理遭受到严重失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应该很好的进行反思，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真正深刻的反思作品，最多只是技术层面上的肤浅反思。高傲的中国士大夫们是很难进行反思的，特别是当要他们面对让他们所鄙视的广大底层民众时，错误在他们身上可以不断重复地出现，这是他们以及所有儒生们的悲哀。

俄国向中国输出的共产革命，成为整个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成功的革命输出，共产革命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俄国自己。马列主义主要是阶级斗争学说，好像是专门为中国社会定做的，是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以解决根深蒂固严重的阶级矛盾。这是在正确的时代，正确的社会得到的正确指引。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巨大成功和在西方世界所遭遇到的打击和冷落，也从反面证明了阶级矛盾在两个不同社会不同的表现程度。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必要的，但是在对待腐朽落后的传统官僚文化上革命尚未成功。

中原王朝从开创一直到唐王朝，比较于北方强邻，虽然有过短暂的弱势阶段，但总体上一直都是强势的。其表现就是先后击败了匈奴与突厥，导致他们的西迁与南下融合。也就是说，在宋王朝以前，中原王朝的王权力量并不比北方强邻弱，而到了宋王朝以后，中原王朝的王权力量开始走向衰败。这是中国社会由权力制度腐败走向文化腐败的重要标志。

击败匈奴的汉王朝与击败突厥的唐王朝都是在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王朝，王朝建立的基础比较深厚，在抗击北方强邻的王朝初创阶段，王朝内部的阶级矛盾并不突出，统治阶层与民众的关系并不紧张，这是王朝能够最终击败北方强邻的政治基础。

而宋王朝建立的基础明显不如汉唐两朝深厚，民众与王权虽然不是尖锐对立，但是却基本上处在彼此相互防范隔离的状态。这就是当中原王朝的王权遇到北方强邻的军事威胁时没有底气，一味妥协退让的根源。中原王权对内部的防范与警觉远大于外部。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在具体问题上宋王朝很多错误的政策和做法，更直接导致自身政治与军事实力的衰弱。一个与广大民众相脱离，对立，敌视的帝国，无论其表面上多么的强大都是虚假的，很容易被周围新兴崛起的势力所击败。这样的道理儒生从来就没有反思和总结过，他们是一群最难于反思的群体，从而导致中原王朝继续重复着错误。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当王权与广大民众的关系尖锐对立时，王权是否还能真正代表民族利益？就中国的历史来看，我想答案恐怕应该是否定的。

中世纪的君主王朝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君主所面临的潜在敌人都是来自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向。由于几乎所有君主都是根据与自己的亲疏关系所形成的小团体比如家族为核心，依靠官僚的力量来统治社会，自然导致王权与民众的隔离，官宦体系存在着等级差别，存在上层对待下层的压迫与剥削，存在着明显的阶级矛盾。任何一个王权要想提升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减少内部民众的敌对态度，加强与民众的亲近程度。但是以儒学作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却没有这样的基本认识。这从明末和民国时期当国家遇到内忧外患的重大威胁时，王权所采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政策的实行是为了维持王权自身的利益而打击本民族其他政治力量，这时的王权很难说还具有代表民族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宁予外邦，不予家奴”政策的另一种说法。这是以牺牲民族利益来维护王权利益，充分体现了中国统治者的狭隘，自私，短视，肤浅。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所谓积贫积弱，本质上并不是由于什么技不如人，而是阶级矛盾尖锐突出所导致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远道而来仓促组合孤军深入的外国乌合之众可以在短时间内轻易的突破城墙坚固武装力量人数超过自己几十倍的京畿重地，就是最好的证明。八国联军之所以有如神助般轻易打垮清军与义和团的关键是当时其得到了当地很多中国民众的支持。中国社会严重的阶级矛盾是外国入侵者可以利用的最好的机会。而八国联军之所以得到当地很多民众的支持是因为义和团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以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为旗帜进行杀人放火的种种恶行被当地广大民众所痛恨。习惯于被王权统治的中国人比如儒生们，大骂那些帮助八国联军的中国人为“汉奸”，自己做奴才还一定要拉着别人跟着做。

毛泽东在《愚公移山》这篇文章里把人民大众说成是上帝，这是他真正看到了社会力量的源泉，其见识远比中国古人高的多，对中国社会严重的阶级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共领袖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共产革命在中国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日本战败之后，中共与国民党围绕东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当时中共是从各解放区抽调很多干部去东北，而国民党直接通过美国军舰的帮助，把大量精锐部队调往东北。开始时在东北战场上国军暂时居于优势，但是很快情况就出现了逆转，中共军队在数量上大幅超越国军，形成了在东北地区共军明显强于国军的态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日本侵华期间，为了解决自身兵力不足的问题，招募组建了大批的伪军，其人数甚至超过了侵华日军的人数，这些伪军在日本投降之后很多加入了共军的队伍，这就是在东北共军超越国军的原因。被国民党歧视的众多伪军，被中共大量收编。如果从阶级成分上看，这些数量庞大的伪军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民众，长期受到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和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迫害，经过中共的简单教育，这只队伍很快就成为打击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国民党所保持的中国传统官僚文化的狭隘，短视与肤浅，而中共则体现出务实，灵活和包容。

从抗日战争国民党的弱势表现到朝鲜战争中共的强势出击，中国的强弱只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原因就是存在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出现根本改变的结果。20世纪中国的共产革命就是解决困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阶级关系问题，这比社会富裕与科技进步更紧迫更重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理顺自身内部的社会关系才可能真正强大，而这是基于社会平等，民主，法治的有效实行得以实现的。一个存在严重阶级矛盾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管其外表看上去多么的强大都是虚假的，这就是存在于中国千年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