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jimyoung.homelinux.com

一、导言

在中国文化史上，似乎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最古老、最本原的命题:“一阴一阳之谓道。”基于这个命题，万事万物有了秩序，产生了阴柔与阳刚两大审美类型，同时也就规定了两性之间的人格标准一一男子之美是阳而刚的，女子之美则需阴且柔。那么，按照这种社会标准化的两性人格划分，中国文化应当是十足雄性的文化，中国文学则应当是最富有阳刚之美的文学。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以男性为本位的文化，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一一士大夫文人更是清一色的男性。然而，事实并不如此，阴柔之美，在整个中国人的心灵创造物上恰恰是一种主要倾向，中国人的心灵，非常强烈地表现出女性化的色彩来。林语堂说:“确实，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心态。事实上，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①而中国士大夫文人，就是女性化心态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由这样的男性作家创造出来的作品，往往反映了一种“女性的智慧和女性的逻辑。”这里面，除大量从风格追求到意境创造都表现出阴柔之美的作品外，最为典型的是那些文学史上反复出现的“拟女性”的学设计。前者反映了一种“女性的智慧”，后者反映了一种“女性的逻辑”。这种文学现象，不能不使我们产生如下一些疑问:在一个男性本位文化的社会里，男性作家何以如此一致地软化?为什么作为一个统治者和压迫者的性别群体中的大量成员，在心理上这么强烈地感到自己倒与被压迫的性别群体同命相怜呢?从先秦文士的“学在养气”到明代文人的“奄奄欲绝”这种女性化的过程是怎样实现的呢?它的实现是一种文化自身擅变的过程呢，抑或是有异质文化的影响，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呢?这种变化有何规律可循，其轨迹又如何?

二、两性杜会人格的文化规定———阿拉佩什文化与楚文化

孔子的学生子路向孔子请教“强”的问题，孔子说，你问的是什么样的“强”呢?强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而“ 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这里的“强”，如果把它理解为审美问题，南方之强属阴柔之美，“或肪之强，”则属阳刚之美，由此可见，先秦时代的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社会文化氛围是显著有异的。社会审美心态受文化制约，而地域的差异、正与文化差异紧密相关.那么，中国文人的女性心态是不是秉承了先秦以来南方文化的气质呢?这确实是一个饶有兴致的问题。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性别之间标准化了的人格差异是由社会文化规定的，而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两性的人格标准每每不同。美国文化人类学鼻祖玛格丽特• 米德女士指出，文化的选择有几种方式。其中一种是仅以一种人格类型作为自己社会的标准人格.在这种社会中，男女两性取相同的人格标准，他们既可以是“阳刚 ”的(如蒙杜古马社会)，也可以“阴柔”的(如阿拉佩什社会)。却无所谓“男子汉气”或“女人气”的分别。而文化的另一种选择方式则是兼容几种不同的气质或人格类型，但将其严格分配到不同的年龄，性别、等级或职业的群体之中。中国传统文化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文化，它将“阳刚”这种气质分配给男性，而将“阴柔 ”的气质专属于女子。与此相反，有一种德昌布利文化，却来了一个“阴阳大颤倒。”在这个社会里，人们认为一个男子多愁善感，依赖他人，缺乏责任心，把多数时间消耗在向女人卖弄风情、搔首弄姿上是正常的;而对于女子，社会则要求她们敏捷主动，承担管理的责任，注重实际而不受情感的驱使。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了文化的专断性，一方面说明了性别人格选择的多样性②。问题是，在我们的传统社会内，士大夫文人的深层人格倾向上，为什么也会呈现出这种男性软化的“女性化 ”特征呢?考察先秦文化典籍，发现两条有趣的材料。【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