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江青也看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杂文，知道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之争，总认为鲁迅先生说的有道理，“国防文学”只能是当前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具体口号，国防的主题也只能是诸多文学主题之一，而决不是什么“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 。周扬这样写这样讲显得十分霸道，联系他对马骥良（唐纳）的态度，都反映了周扬他们“唯我为马头是瞻”的文痞和学阀作风：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汉奸，就是反革命。从此，江青对周扬他们就更加反感了。以后的事实，更加重了江青的这种认识周扬为了证明他的“国防文学”观点，特意树立了夏衍的《赛金花》为样板，并大肆吹捧这个剧作写了“时代的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是国防文学的一个标本。”其实，赛金花只不过是一个妓女，在卖身帝国主义侵略者、倍受痛苦折磨之后有所悔恨而已，她算得上什么民族英雄？周扬看中剧本《赛金花》，一是它紧扣国防文学所需要的主题，二是作者夏衍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三是迎合了当时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欣赏口味。

　　一九三六年夏季的一天，周扬、夏衍、张庚三人一起找到江青，和她商量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周扬开门见山地说：“中共中央的高层形势你大概还不了解。我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因为你是位年轻的党员，政治嗅觉比其他的演员要敏锐的多！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目前的抗日高潮。我们根据王明同志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实行阶级融合，把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最中心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已于今年春天自动解散了‘左联’，着手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创作和演出关于‘国防文学’的作品。”

　　江青听着周扬滔滔不绝的讲话，本来这是一个普通党员听上海地下党组织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形势报告，应该是肃然起敬，恭耳细听的，但她总是做不到。除了对王明的什么言论她没看见过，对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多少有所了解，对“左联”的解散，她看过鲁迅先生的评价：“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所以自动解散是必要的。而“文艺家协会”，她知道，鲁迅先生没有参加，据说因为见解不同，不愿把自己让人当招牌使用，并且说过这样的话：“搞‘文艺家协会’不过是一些人为了出点名，洗洗澡而已。

”并劝一些文学青年还是参加的好，否则会被逼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息中完结。假使中途来了压迫，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

　　由于分散了精力，江青没有听清“指导的英雄们”是如何引出《赛金花》的，只听到了夏衍的声音：“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这下引起了江青的重视，因为是主演，而不是什么“文艺家协会”。自从接受党组织的安排，进入演艺界，已经一年多，她自问是积极认真的，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凭自己的实力，演赛金花是没有问题的，何况这是自己这个演员的本职工作。但夏衍下面的话，立刻引起她的警觉：“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江青微微一笑：“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作为一个人，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很清楚，自从和夏衍相识以来，他和其他人一样不怀好意地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次让她主演他创作的《赛金花》更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后，她对另一个女演员说：“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演角色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十个导演九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这些话也传到他们耳朵里。从此，江青惹恼了他们，埋下了祸根。最后，他们终于让王莹主演了《赛金花》，而同时在演出这剧目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散布：“蓝苹（江青）看不起王莹，想争这个角色被我们拒绝了。”

　　“蓝小姐（江青）到处搞三角恋爱，好多人都准备绑架她，放她血，她迟早是个惹祸的根子。”　导演张庚甚至拍着马骥良（唐纳）的肩膀说：“象蓝苹那样的女人，你能养活得了吗？她为了名利，什么都可以不顾，你趁早还是把她一脚踢开，离她远远的为好，免得将来受她的害，她接近你是有政治目的的。”

　　那一段，江青在剧团或公司，都有几个男男女女叽叽喳喳地骂她。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她住的周围逛来逛去。

　　他们不光言而且行，与一些资产阶级文人、政客勾结在一起，编造她的花边新闻，败坏她的名声。

　　同时，江青也目睹了他们更多的下流行为。有一次她亲眼看到，在剧团演出期间，又招来一位还没满十三岁的小女孩，虽然瘦的皮包骨头，但长得很清秀。她小名瘦雀儿，正好是那个著名导演下饭的菜，他总是盯着她。小姑娘先是反抗，却招来毒打，而有些人麻木地看着小姑娘被导演揪到后屋里，接着便传出她的一声声惨叫……

　　江青气愤地说：“这个畜兽不如的家伙！”而旁人却视而不见地各人忙各人的事了，没有一个答理她。她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中国人太麻木了，太自私了，太难以改变了。

一次，江青刚换下了戏装，准备从那座又脏又冷的舞台上撤退，又遇到了夏衍的纠缠,“我得去见我的经纪人“，她找了个借口。

二次， 

　　“我们很快就见面吗？”夏衍追上来问。

　　“那可不一定，不过我总是在这附近。”

　　她急匆匆地走在马路上，突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边，车里有个人向她招手，她一愣，呵，原来是在青岛的地下党组织的熟人，运气真好！转眼间，她灵巧地挤进了小车，而他闪电般地将车开动了。

　　“我看到一个女子慌里慌张地赶路，就注意了一下，没想到是你。”老熟人热情地说。

　　“我被坏蛋纠缠。上海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你知道当前的形势吗？”

　　“不大清楚。不过，听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已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延安。”

江青神往地说，“我早已厌倦了在上海的生活，我多么想奔赴延安啊！如果有可能，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告诉他我想拿起枪杆子，当一名红军战士！”

　　“谈何容易！”那人脱口而出，不过马上作了纠正。“只要有信心和决心，这个目的也不难实现。”

　　他们在一起，谈了很久。临分手时，他给了她一张传单，是用粉红色的纸张印刷的，并说：“这对你认识当前形势很有帮助，党内也很快进行传达和布置。” 她回到家中展开传单一看，十分惊喜，这是党中央的声音：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自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拦阻抗日红军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北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连蒋介石阎锡山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 ，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关于墙外御其？”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为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再杂货能够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江青激动地反复看了三遍，心里一阵砰砰乱跳后，终于平静下来。这篇《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义正词严，有理有利有节，每个党员都会为自己的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骄傲而自豪！据说通电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即使地下党内部，也很少能看到毛泽东的文章，但是他的传奇故事听到不少，所以她早已从好多渠道熟悉了“毛泽东”三个字，对他充满了神奇的联想，她用自己熟悉的面孔去想象毛泽东其人。从这篇通电的字里行间，她仿佛看到了一个老练、自若、大度的政治家的形象，仅从他气壮山河，稳操胜券的字句里，她就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景仰之情。“这才是我们党的领袖，有了这样的领袖，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她兴奋地一边又一边地叨念着，彻夜难眠。同时，她想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上海的夏天又热且长，江青坐在她租用的那张竹编的床上，眼泪一直在她那漂亮的脸腮上淌。她在这里，可以说没有一个知己，一贫如洗，自己的同志或者说她认为本应是一个战壕的人，除了对她的肉体或艺术还有兴趣外，他们几乎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真正的心情。

　　她道别了那位街头相遇的熟人后，一连几天久久不能入睡。窗外，房东的“朋友们“又来了，刺耳的音乐声飘上楼来。一会儿又传来了牌九声，吵闹声，嬉笑声，还有各种数钞票的争执声。而她，紧紧地闭上眼睛，隔了很久终于下了决心，用她自己的心声给毛泽东写一封诚挚感人的信，诉说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苦闷，希望，要求……

　　一九三六年的上海，还是死一样的沉寂，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倒行逆施，使反动政客、亲日分子格外嚣张；受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中共地下党，表现的领导无力，东摇西摆，特别是在文化战线上继续对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先生进行刁难和围攻；倒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异常活跃，赞成共产党中央的主张，屡屡发起抗日救亡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下党员的江青更加苦恼，对自己来自演员生活的麻烦也更加愤慨。江青在文艺圈遇到的麻烦，和鲁迅在整个文艺界遇到的麻烦是大同小异的。鲁迅先生也曾被窃居文艺界的某些共产党领导人骂为“汉奸文人”，“破坏统一战线的罪魁祸首”，是“理想的奴才”，是“助长恶劣倾向”的元凶，是“封建余孽”，要对他“实际解决”之。江青是和鲁迅先生心灵相通的，可惜她这个弱女子无法“投一光辉，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而只能对“上海的痞子的无耻讹诈”采取不理的态度，把万分痛苦埋在心底。

　　在上海将近四年的生活中，在文化和思想领域，江青一直把鲁迅先生当成自己的导师。她如饥似渴的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这正逢鲁迅先生发表的杂文最深刻、最锋利、最泼辣、最幽默的鼎盛时期。可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巨星陨落，五十六岁的伟人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江青悲声痛哭起来，随后，十月二十五日，她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悼鲁迅先生》；十一月十五日，又在《绸缪》月刊上刊出她的《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江青含着热泪，怀者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深仇大恨，真实地写出了参加鲁迅先生追悼会的哀痛情景：“一个挨着一个，静默的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的时候，突然一种遏止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一下！’”

　　“由千万个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

　　“思念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象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是每个人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从此，江青开始沉默了，人也变得憔悴。

　　她向自己所属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谈了自己不愿再当演员，要求离开上海的心情。

　　这时，西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双十二”事变，随后逼蒋抗日成功，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新四军，南京、西安等地相继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江青断断续续听到这些消息，有的是从党内同志那里，有的是从同事的口中，这就更加坚定了她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的决心。她无心再干她的演员工作，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负责人反映自己的苦恼，反映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的郁闷狂躁”，并且写了不少文章，投给报刊杂志，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妇女，对演艺界的种种看法。

　　地下党组织也明白江青的处境，了解她的苦衷，认为“李云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这对于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年轻女党员是不适合的，如果离开这个环境她会有很好的发展，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同意了她的要求，并立即着手进行联系。于是江青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份离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回到济南，与母亲、姐姐团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车，跨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江青的演员生活虽然给她带了不少麻烦，产生了种种苦恼，曾写过《人言可畏》，谈到对演艺界女性不公正的诽谤和歧视女性的文人的攻击。但这一切对她革命性的磨炼却起了重要作用。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子，在十里洋场这种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演艺界单枪匹马地同各种敌人进行斗争，遭受了那么多落难却坚强的挺着，不顾一切地去完成党交给的工作，顽强地生活下来，最后排除万难投奔延安，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说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了不起的奇才”，“一个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坚强的女革命家”，“一个不屈不挠的从高压下冲撞出来的无产阶级勇士”，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试想，那些身居高位，如周扬，田汉，夏衍，廖沫沙等人这段时间又干了些什么？除高喊口号，排除异己，攻击鲁迅，生活上男盗女娼，又为革命做了多少好事？又试想，当时又有多少女演员冒着危险去演那些进步的有一定革命性的话剧和电影？而江青每次都挺身而出，不怕担风险，不怕流言蜚语。在那“人言可畏”“谣言杀人”的时代，阮玲玉以自杀抗争，王莹以堕落同流合污，而江青却出污泥而不染，敢爱敢恨，坚定地走自己革命的路，如果没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无产阶级觉悟，能做到这一点吗？将近两年的时间，江青主演和参加演出了十几部话剧和电影，塑造了各种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大量文章，公开发表的就有近十篇，其中最能代表她的思想认识是《我们的生活》。这篇文章辞藻华丽，情绪激昂，观点独到，给昏暗的上海演艺界投一曙光。

文章中她鞭笞上海戏剧界环境的罪恶，责骂某些导演把演员当成玩物，痛斥了“演员就应该过糜烂生活”的陈腐观点，宣扬演员应该是创造者，要把自己训练和培养成象钢条一样坚不可折，她坚持认为戏剧应该是改良社会的手段，当前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警惕依恋旧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新剧运动。她认为，左翼戏剧不能象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这是不是“了不起的奇才”？江青面对的是花花世界，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心不动、气不馁，连眼皮也不翻，心静如水，依然保持着清贫的生活。台上扮演贵夫人，台下是清纯秀丽的朴实的乡下姑娘打扮，穿着兰色或白色旗袍，脚上是一双帆布鞋，有时连袜子也不穿，头上依旧短发，额上一束“留海”，从不施粉画眉抹口红。这样的形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在蜚声影剧界的女明星中，有几个能得做到？江青演出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是躲在宿舍里看书写文章，她几乎读遍所能见到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这给她“韧的战斗”增添了精神力量。她很少去舞厅，连电影院也舍不得花钱进去欣赏和享受，她把仅有的收入除支付生活费用外，大部分寄给她的母亲和姐姐，因为这时姐夫去世，姐姐母子和母亲的生活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 。有时江青生病了，连想吃点水果都没钱买；甚至出现饥一顿饱一顿、把吃晚饭的钱都节省下来。住最便宜的亭子间　屋内只有一张铁丝床，一张写字桌，随身所有，只有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

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年仅二十一二岁的江青所度过的演员生活！这还不够“伟大”和“坚强”吗？须知，江青之所以操守自检，节俭自律，自强不息，完全因为有革命的理想，完全为了保持共产党员的形象。若不然，以她的演技，可以在上海大红大紫；以她的容貌，可以嫁个阔老享受终生，也可以找个如意郎君厮守一辈子。她为什么自寻烦恼，自讨苦吃，自找麻烦？因为她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因为她是马列主义革命家！她要革命，要斗争,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又因为她是个女人，她的宏图伟念受到世俗的非议，受到小人的诬谤,受到敌人的攻击和咒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