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張春橋，腦海就跳出一個標籤：“狗頭軍師張”。這是郭沫若給他貼的，從此就揭不下來。強化這個印象的，是“四人幫”被抓後連篇累牘的揭批，也來自張春橋自身的性格：陰！帶着一股寒氣。讀了《張春橋：1949及其後》，印象大為改觀


　　老高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今年夏天推出的《張春橋：1949及其後》（鄭重著），是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傳記（據說書名原來一度就是“張春橋大傳”）。這部大書，厚近900頁，總有70萬字上下。我從友人處借到，加班加點讀，最多的一天讀了近300頁。
　　談到張春橋，我的腦海中就跳出一個標籤：“狗頭軍師張”。這是郭沫若的詞中給他貼上的，從此就揭不下來了，雖然郭自己那個“才子加流氓”的標籤也揭不下來、在人們心目中早已人格掃地。強化這個“狗頭軍師”印象的，自然是“四人幫”被抓之後對張連篇累牘的各種揭批，也來自張春橋自身的性格，他不拋頭露面，不苟言笑，給人以“陰”的印象，帶着一股寒氣——與“陰”有關的，都不是什麼好詞：陰沉，陰鬱，陰暗，陰冷，陰晦，陰險……乃至陰謀和陰謀詭計。
　　讀了這本《張春橋：1949及其後》，印象大為改觀。雖然張春橋是如假包換的左派，是頭號“毛粉”當今“毛派”的祖師爺，但加州大學宋永毅教授說得好：“張春橋非但在文革中不遺餘力地推行毛的路線，更至死不渝地忠實於自己的信仰。因此，他成了一個真正的悲劇人物。任何一個文革史的研究者，不管是否贊同張春橋的理念和信仰，都應當給他以一個歷史人物的尊重和公正的評價。”這段話，作為“名人推薦”，印在該書的封底。我深以為然！
　　網上可以查到對這本書的各種介紹：
　　張春橋（1917～2005）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在文革後與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作為“四人幫”被公開審判。長期以來，官方出版物和主流媒體將其定義為“陰謀家”和“野心家”。本書作者試圖脫離歷史審判者的角色，採用平視的態度，通過整理浩繁的史料和採訪眾多相關人士，從共和國錯綜複雜的歷史中尋找真實的張春橋。
　　本書是迄今為止最詳備的張春橋傳記，以豐富的細節講述1949年後的張春橋如何從一位小文人、小記者，成為深受毛澤東信任的筆桿子，對長期被妖魔化的毛張關係進行了梳理和解讀。作為“四人幫”中毛最倚重的幹將，張春橋是文革時期的關鍵人物，直面真實的張春橋，正是理性面對及深刻理解文革不可或缺的一步。
　　上個月，一位曾在新澤西住了多年、後來“海歸”回上海的老友重返新澤西一游，我請她便餐小聚。她已故的父親是上海新聞界的元老之一，席間我對她提到最近出了一本張春橋傳，她脫口而出：“那一定是鄭重寫的！”這本書的作者鄭重，在上海新聞界也是個大佬級風雲人物，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在上海《文匯報》擔任記者、編輯工作四十餘年，著有《風雨文匯，1938～1947》、《毛澤東與文匯報》等書。有天時地利人和，他採訪了不少文革中與張春橋接近的人，包括張的女兒張維維，獲得許多獨家資料。
　　此書最後，是蕭木寫的一篇“代跋”。此代跋的篇幅也非同小可，足有六萬多字。蕭木是原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王洪文讀書輔導員，對張春橋可以說是瞭如指掌。他曾參與過文革期間多個中央和上海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有些本應由張春橋執筆，張也要他寫），這篇代跋寫得十分精彩，讀完之後我不由得感嘆：不愧是“毛派大筆桿子”的“筆桿子”，比當今許多左派學者文人的水平高出不知幾個數量級。讀完此書之後，碰巧獲得這篇代跋的電子版，便想轉載。但巨大的篇幅，難免會讓人望而生畏。躊躇再三，違反我一向寧可全文轉載、儘量保持原貌的習慣，刪節一點相對來說不太重要的文字，並分成上下兩篇刊出。雖然還是很長，但我想：對於真正有興趣了解文革的人，讀下來是不會覺得長的。覺得長，那只是因為對它沒有那麼大的興趣而已。


　　海燕與太陽——張春橋心路軌跡試探（上）

　　——鄭重《張春橋：1949及其後》代跋

　　蕭木，原載《張春橋：1949及其後》

　　題記

　　文革前我也是做新聞工作的，與鄭重兄可說是同行，只是久聞大名卻無緣結識。進入新世紀，我從“一城二橋”——秦城監獄、提籃橋監獄、六里橋勞改廠兜過一大圈出來，已是垂垂老矣，且還套着“反革命要犯”的帽子，常人避之猶恐不及，偏是鄭重兄卻盛情邀我同游杭州西湖，其後多次交往和暢談，遂成知交。今年（2014）中秋，他抱着這部沉甸甸的《大傳》書稿來讓我先讀為快，並熱誠希望我能寫篇序，還預先把退路也堵死了：“要不然，你就隨便寫點什麼也可以。”我讀後除了欽佩作者採集材料之豐富翔實，思考之獨到深刻，文筆之雋永流暢，卻又着實為難起來。因我從來不敢也不會為人作序，但這回是老友相邀，卻之何其無禮！猶豫再三，只好勉為其難，偷個懶，選擇鄭重兄“要不然”那句話中的“隨便寫點什麼也可以”，拉雜敷衍了這篇東西，還請讀者諸君和專家學者不吝賜教。
　　自1980年代初以來，中國大陸主流媒體和公開出版物對張春橋的評價大體是一致的，不妨歸結為一句話：“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狗頭軍師”。近些年來，民間和網上文革研究者漸漸有了些新的評述，不過大致還處於眾說紛紜階段，就我有限的閱讀範圍來看，似乎一時還難有代表性的評價問世。
　　張春橋無疑是一個重要而又複雜的歷史人物。文革自發動至以失敗告終，他始終身當萬眾矚目之位，且通常又總是處於各種矛盾的聚焦點。在這個過程中，他直接間接整過不少人，不少人也直接間接整過他。他整過的人和整過他的人，都有成千成萬，且上至中央領導下至基層群眾。在我看來，真要對像張春橋這樣的文革中重要而又複雜的人物作出比較接近歷史實際的評價，前提條件是先要對毛澤東有一個比較接近歷史實際的評價。毛澤東晚年病中至少曾對人說過三次，他一生就做了打倒蔣介石和發動文革兩件事。很顯然，他自己更看重的是文革這件事。這是因為，自1950年代中期以蘇共召開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發表《關於斯大林個人迷信》的秘密報告為標誌，爆發了國際性的社會主義危機後，毛澤東這位具有深厚中華歷史文化修養卻也頗受古老的帝制思想傳統影響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和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按照他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設想，對危機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拯救，發動文革是總結此前十年經驗教訓後的最後一次被他認為是根本性的探索和拯救。為達到這次拯救的預設目的，他付出了晚年全部的精力、心力以至生命。因而如果真要對毛澤東作出比較接近歷史實際的評價，也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先要對時間長達十年之久，空間也不限於中國，還牽涉到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各社會主義國家其社會制度歷史命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有一個比較科學的評價。毛澤東是為着拯救社會主義危機而發動文革的，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理想社會的思潮，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先後在蘇聯、中國等多個國家實施的社會主義制度，也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無論社會主義思想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其興起或衰落，成功或失敗，都不是無緣無故的，只有放到人類歷史的總體發展中才能獲得說明。人類第一次社會主義制度嘗試性的實踐，在它既有過輝煌卻也付出了慘重代價以後，以中國文革的失敗和緊接着蘇聯的解體為標誌宣告終結，留下的是與整個20世紀共存的豐富而駁雜的歷史文化遺產，等待着後人去鑑別，去揚棄。所以我以為，中國文化大革命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事件，研究文革理應有世界性眼光，不能局限於某一黨或某一派或一部分人的視野，要努力從中掙脫出來。不過真要做到這一點也不那麼容易，看來尚待時日。
　　本人才疏學淺，又長期處於與世隔離狀態，這篇文章自然不敢有要對張春橋作全面評價的奢望，只是想談點印象和感想。十年文革，我先在上海市委寫作組工作，後奉調中央辦公廳擔任王洪文學馬列輔導員又兼一點《人民日報》工作，多數情況下是張直接領導下的一名工作人員，因而與他有了較多接觸。在我的印象中，那時的張春橋可說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毛澤東的一面鏡子，他似乎也很願意做這樣一面鏡子，力圖使自己的思考、行事能夠反映出毛澤東的意圖、指示和部署，成為毛思想的闡釋者和實踐者。儘管文革後期毛曾一度有過要把張培養為“接班人”的想法，致使張與一些高層領導的關係顯得如此緊張、微妙而又敏感，張的應對有時也難免進退失度，但就我觀察所得，以為他在堅定地跟着毛走這一點上，始終如一。拙文就想以張與毛關係為主線，簡略追溯一下他從少年時代就開始的尋找與追求，重點選擇文革中他先後與林彪，與周恩來、鄧小平，與華國鋒的矛盾或較量的若乾片斷，對他在這段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人生歷程中，認識、理解和追隨毛的心路軌跡作一次嘗試性的探索。能否探索到一點什麼毫無把握，只能說試試看吧！

　　（一）康平路有條“T”形小弄（略）

　　（二）七次解救與“別無選擇”

　　1963年初，江青通過柯慶施找到了張春橋，江、張合作，先是抓《智取威虎山》、《海港》等樣板戲的創作和排演，後是組織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那篇費時八月、九易其稿作為文革序幕的重頭文章。江青的這兩個動作，貫徹的都應該是毛澤東的意圖，特別是後一項更是直接受命於毛。這也就是說從這時起，毛在運籌帷幄為文革布局中，張已成為他手中的重要一“籌”。接下去便是就其參加人數之多、觸及面之廣而言，在中國以至世界歷史上不說空前至少也是罕見的文化大革命的興起。其後，在這場革命跌盪起落、變化多端的演進過程中，作為毛澤東秘書、參謀班子，一度甚至還代替了書記處、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員們，在尖銳、激烈的鬥爭中，先後一個個跌下馬來。最後剩下的，就是回歸到了原先組織寫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三個人：江、張、姚。很顯然三人中，毛最倚重、最看好的，就是能夠按照他的意圖、指示始終沖在最前面因而成為矛盾的聚焦點、中槍中箭也最多的張春橋。
　　我粗略統計了一下，文革期間，當張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種種困境或險境時，毛不得不運用他手中至高無上的權威把張解救出來的，前後至少有七次。
　　一、1966年3月，因抵制《二月提綱》而挨整；
　　二、1966年11月，因對“安亭事件”的獨特處理而陷入徹底孤立；
　　三、1967年1月，上海引發了第一次“炮打”，即“一·二八事件”；
　　四、1967年2月，由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引發的“改名風波”；
　　五、1967年2月，在“大鬧懷仁堂”事件中成為眾矢之的；
　　六、1968年4月，上海引發了第二次“炮打”，即“四·一二事件”；
　　七、1970年8月，在“廬山會議事件”中險遭滅頂。
　　這七次陷入困境或險境，當然也可以從張春橋自身的缺點或錯誤方面找到某些原因，但文革作為一場規模宏大、鬥爭尖銳複雜的革命，而張春橋又常常處於矛盾的糾結點上，問題就遠不像想象那麼簡單。如果我們分析一下這七次陷入困境或險的形成及其發展過程，就不難看到這樣一些特點——
　　第一，反張隊伍十分龐大。既有中央領導和地方黨、政、軍領導，也有一般幹部和文化教育系統的知識分子，還有成千成萬的基層群眾，其中人數最多的是持保守觀點的工人和農民，也包括一部分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
　　第二，核心是一個“權”字。起初，掌權者和他們的擁護者要保衛權，後來失權者和他們的擁護者要奪回權；而奪權者對權力的再分配總有理由認為“分配”不公，還想奪得更多的權。
　　第三，作為反對對象的張春橋角色的多重性。這一點是由反對者隊伍的龐大和構成的複雜決定的。同是反張，很顯然，部分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要反的張，與保守派群眾要反的張，不可能是一樣的，與一些領導幹部，特別是那些已被認為是“走資派”正在被“炮轟”或已經被“打倒”的領導幹部要反的張，更是大不相同，甚至還很可能是完全對立的兩個張。不過從總體上說，張一次接一次地遭遇“炮打”或“圍攻”，根本原因還在於他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追隨者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受重用的一個，他自己也是努力想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體現出毛的意圖和部署。文革中的各項斗、批、改任務，特別是毛作出的奪權決策，從地方到中央反對者甚眾。但中國有着數千年帝制文化傳統，皇帝從來是不可以反的；1949年以來實施的政治體制差不多也還是這樣，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提出反毛。不過辦法還是有。西漢吳王劉濞不是早就發明過一個叫作“清君側”的口號，並用以發起了一場“七國之亂”嗎？“清君側”，也即要清除君主身邊的亂臣賊子。就這樣，總是在執行毛的意圖、指示方面沖在最前列的張春橋，就成了現代版“清君側”要清除的“亂臣賊子”。這一特點，在高層發生的幾個事件中表現尤為突出，毛澤東也曾不止一次作過說明。如因懷仁堂“大鬧”而在1967年2月18日深夜至次日凌晨臨時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1971年8、9月間的《南巡講話》說得更加明確：“他們名為反對張春橋，實際是反對我。”
　　七次陷入困境或險境，七次因毛澤東的強力干預而獲解救。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當事人的張春橋曾處於怎樣一種心境，儘管不少文革著作和回憶錄都有生動形象的描寫，如說他在“一·二八事件”中受到紅衛兵圍攻時臉色由紅轉黃、轉灰，一身冷汗，衣衫都濕透；說他在廬山會議上嚇得一臉蒼白，想抽支煙，劃了兩三根火柴也還沒有點着等等。但張自己，好像沒有直接、公開地對這七次受困或獲救說過什麼話。我記憶中有一句話，是有關他對一次接一次得救後自己的態度的。他說：“‘安亭事件’後，我已經別無選擇。”
　　張說這話有個特殊背景。那是1975年秋冬，中央內部兩派矛盾日趨激烈，張因後文將要說到的妻子文靜的歷史問題和他自己的“叛徒”問題被人抓住受到強大的壓力，一度不得不向中央打報告要求與妻子離婚；而原來同住在釣魚臺的姚文元、陳永貴、吳桂賢，聽到毛澤東說了句“釣魚臺無魚可釣”又相繼搬了出去。這一來，張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其時約有三兩個月，他身體不怎麼好，常常低燒。縱然他有較強的自制力，卻也難耐古剎老僧般的寂寞吧，有時就打電話來讓我去“隨便聊聊”。好在我那時住在釣魚臺十六樓，離張住的九樓五、六分鐘便可走到。確實是“隨便聊聊”，東拉西扯，什麼都談。一次因我勸他不要過度操勞，又問起低燒情況，於是他由低燒、吃藥提到魯迅。魯迅說他吃藥、治病不止是為了愛他的人，更為了恨他的人；張說他也是這樣。接下去便說了這麼一句：“自從‘安亭事件’後，我已經別無選擇。”
　　我的理解，這“別無選擇”大概有兩層意思。首先就是不能再想到自己，只能選擇緊跟毛澤東，遵照毛的意圖、指示，排除千難萬險將文革進行到底。還有一層意思是，“安亭事件”後，工人造反派以主力軍的姿態登上文革舞台，原來還只局限於黨政機關和文化教育部門的文革，必然將迅速轉變為一場全國規模的空前激烈的大革命，實際上連毛本人可選擇的餘地也已不多，只能照着這個路子將文革推進到底。
　　如果我的理解大致不錯，那麼“青海事件”就是張遇到的“別無選擇”中帶有代表性的一例。
　　這一事件不僅牽涉到軍隊在地方上支一派、壓一派，還夾雜着軍隊內部兩派之間的尖銳矛盾。後來發展到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調動十三個連的兵力，將進駐《青海日報》社的“八·一八”派紅衛兵和造反派圍了個水泄不通。在雙方對峙的情況下，竟下令開槍打死打傷群眾三百餘人，逮捕近萬人，甚至還向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了槍。當天，趙永夫就打電話向中央軍委作了報告。軍委領導的答覆，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是林彪，一種說是葉劍英，聽到報告後大加讚揚，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並當即把趙永夫作為英雄接到了北京。
　　由於事件牽涉到軍委領導和正在“支左”的部隊，加上此前不久，接連發生了京西賓館和懷仁堂兩次針對幾位中央文革大員的“大鬧”事件，中央文革小組處境微妙，一時不知如何應對才好。
　　其時張春橋在上海。
　　他是從中央文革寄來的文件中獲得青海發生流血事件這一信息的。面對如此尖銳而又棘手的難題，他當然上下左右作過多方面的考慮，但他別無選擇。因為他首先想到的是，毛決不會容許這樣做，所以只能由他來牽這個頭，出面干預。如果中央文革不為被槍殺、被鎮壓的造反派說話，各地仿而效之，那就不知會有多少造反派人頭落地，文化大革命也很可能就此夭折，這對中央文革來說不僅是瀆職，簡直是犯罪！這時恰好北京寄來的文件中有份《簡報》登出了一封紅衛兵揭露這一流血事件的來信，於是他就給毛寫了封要求調查此事的信，附上那位紅衛兵的揭發材料。此信後來姚文元和王力、關鋒、戚本禹都簽了名。毛閱後於1967年3月11日批示：派人調查。經過各方面調查，3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作出《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同日，周恩來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宣讀了這個決定，稱這是一起“大規模鎮壓革命群眾的事件”，並當場逮捕了趙永夫。
　　青海的案子就這樣翻過來了，這對各地造反派自然是一個很大的支持；但由張牽頭的中央文革大員們，卻又向懸崖跨近了一大步。此前，與他們對抗的除了各地的保守派，還有從中央到基層的大多數老幹部；現在，又加上了一大批支持保守派的解放軍——那可是手裡握着槍桿子的呀！
　　文革發展到這一步，毛澤東內心似乎也不怎麼樂觀。爆發“七·二○事件”的當天深夜，在周恩來安排下，毛秘密離開事件的中心點——武漢東湖賓館，於次日凌晨乘專機來到上海，張春橋也特地提前趕到上海來奉陪。在居留上海近兩個月時間裡，毛曾與張和另外兩三位隨行負責人有過多次談話。9月9日那天晚上，在座的除了張，還有楊成武、余立金。毛說：“文化大革命搞到現在，估計有兩個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從此天下分裂。”他問在座的怎麼看，大家認為分裂的可能性不大，提了幾條理由，第一條就是“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毛接着就說了這樣一段話——

　　你們強調這一點，講思想還可以，對個人不要多講，講多了將來你們要吃虧的。馬克思叫我走了怎麼辦？一個人的出現是帶偶然性的，離開也是帶着偶然性的。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毛還是較為清醒的。他估計到文革成功的希望頗為渺茫，他死後緊跟他搞文革的人“要吃虧”。聽了這樣的話，張春橋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想法，但“開弓沒有回頭箭”。他知道毛澤東對這場文革是下了大決心的，絕不可能有“回頭箭”，他當然也“別無選擇”。

　　（三）毛與林、張的蘇州談話

　　發生在1970年初秋那個“大有炸平廬山之勢”的“廬山會議事件”，在張春橋七次陷入困境或險境中無疑是最嚴重的一次。說它最為嚴重，不僅指級別高、聲勢大，還因為事件發起者林彪等是把張春橋作為爭奪“接班人”的對手來打擊的，這也就是說在主其事者看來，這是一場牽涉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鬥爭。高潮時，會上不少人大呼要把“這個人”揪出來，光“批倒批臭”不夠，還要“千刀萬剮”。
　　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張在林彪眼裡只是個“小記者”，根本不在他關注範圍之內。據《邱會作回憶錄》，林對張引起注意，是在張出任上海市革委會主任以後。那也不是張有什麼了不起，而是由於其時軍隊因“支左”而在全國29個省市中有24個即占82％都是由軍隊幹部出任第一把手；還有五個省市即占18％仍由地方幹部擔任主要領導。而上海這個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卻偏偏就在18％之中，而且還是造反派力量最強的一個，簡直成了張的“基地”，這才讓林感到頭痛起來，想到要對上海市革會“動點手腳”。考慮到“換‘帥’（即把張搞下去）很難，首先毛主席就不會同意”，就另外設想了把王（王洪文）“拉過來”、把張“壓下去”或“擠出去”等三個方案，後因被毛識破只好作罷。
　　林視張為對手因而產生非搞掉不可的想法，我以為很可能與毛的一次談話有關，時間在廬山會議前四個月，即1970年4月25日。其時張在上海。此前一天，毛從杭州來上海，這一天，帶着張到蘇州去與林會面，作了著名的“蘇州談話”。
　　關於這次毛與林、張的談話，各種文革史和回憶錄說法較多，儘管在檔案解密前，很難斷定哪一種說法確實可信，不過大致可以肯定這次談話的一個主題，應該就是關於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此說有一個根據，就是毛本人1971年8月16日南巡至武昌的談話中就曾說過“我和林彪同志談過一次話”，談了兩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要培養接班人的問題”。引起爭議的是，其中是否提到張春橋的名字。如有的著作載錄了毛與林的一段談話：“毛說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見林不吭聲，又問：你看小張怎麼樣？”這段話理解起來頗有些麻煩。說“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這個“以後”是指林接班以後的“以後”嗎？那屬於第三代的接班問題，這恐怕不會是毛的本意。聯繫到前面有一句：“你身體也不好”，又有點像在說第二代的接班問題，即要林讓班，由張來接班，一些文革史着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這段話的。我的看法是，毛一度曾有過要培養張為“接班人”的想法，這很可能；但當面去向林彪提出讓“小張”來接班，恐怕不可能。這是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帝王制度史上為皇儲廢立問題不知演出過多少次悲劇、慘劇，熟讀《二十五史》的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去與一個已經上了黨章的“接班人”商談讓另一個人來接班，這無異於“與虎謀皮”！
　　那麼毛為什麼要在召開廬山會議前，特地帶着張到蘇州去與林一起談培養接班人等問題呢？
　　我以為很可能與毛此時準備對中央高層人事布局作出重大調整的構想有關。
　　毛的這個構想大概起始於黨的九大（1969年4月——老高注）以後。
　　緊接着九大召開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毛用幽默風趣的語調提出了一個極為嚴肅的問題：蘇聯“看到我們這個名單裡頭軍人不少”，就說我們是“軍事官僚專政”。接着又輕鬆地說：“這些話嘛，我看讓人家去講。人家怎麼講，就怎麼講。”
　　毛澤東作為一位精通南面術的政治家，他的話不僅內容，即連語氣，也要聯繫當時政治環境才能分辨出它的“話外音”來。“人家說”我們是“軍事官僚專政”，如果真是事實，那就是一個極為嚴重、必須認真解決的問題，難道能“讓人家去講，人家怎麼講，就怎麼講”嗎？當然不能。九屆一中全會是一個需要強調團結、勝利的喜慶之會，毛用輕鬆的語氣說出這番很不“喜慶”的話，其真實的內心的隱憂，就潛藏在這二者的反差之中。
　　從根本上說，所謂“軍事官僚專政”的問題，是由作為政治集團的政黨卻擁有了軍隊這個固有矛盾引起的。在現代國家，政黨是政治集團，不是軍事集團；軍隊屬於國家，不屬於某個黨派或個人。但中共是經過長期的浴血奮戰才建立起全國政權來的，這樣獨特的歷史使得黨擁有軍隊似乎成了天經地義。早在1939年毛澤東就說過：“在中國，離開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共產黨人〉》發刊詞》）並從而得出了一個認為“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的真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戰爭和戰略問題》）誠如毛澤東本人一再提醒人們的那樣，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看來這個“真理”在黨執政後也“一分為二”了。軍隊屬於國家，軍隊的神聖職責是抵禦外敵入侵、保衛國家，在任何情況下軍隊都不應介入國內政治鬥爭。但黨擁有軍隊，就很容易動輒把軍隊作為政治鬥爭工具來使用，時間一長，竟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這樣到一開始發動文革，就請出了人民解放軍這座“尊神”；到一月奪權在全國猛烈興起，局勢幾近失控，於是就來個“三支兩軍”，結果不到一兩年，就出了這麼一個“軍事官僚專政”的問題。在廬山會議後的1971年《南巡講話》中，毛把開過“九大”就鬱積於胸的隱憂用一段充滿哲理的話說了出來：

　　過去我就說過，一個主要傾向，掩蓋着另一個主要傾向。誰知“三支兩軍”掩蓋着廬山會議的主要傾向啊！

　　引起警惕的不僅是“人家講”的“軍事官僚專政”的問題，更為嚴重的，還有林彪的“一號令”的問題。
　　九大閉幕五個月後的1969年10月18日，林彪在事先沒有向軍委主席毛澤東請示的情況下，就擅自向軍委辦事組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命令“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軍委辦事組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名義迅即下達全軍。最近有原林辦工作人員寫回憶文章說，當時林彪曾“與葉群商定”，由葉打電話報告在武漢的毛澤東。但汪東興在回憶錄中說，葉“沒有通過他向毛報告”過，因而毛看到的是“北京轉送到武漢的電話記錄傳閱件”。這中間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恐怕只有將來檔案解密後才能真相大白。不過無論如何，毛是在事先沒有得到任何請示報告的情況下，看到這個“一號令”或“電話記錄傳閱件”的，在他看來，林的“擅自”已屬確鑿無疑。對此，他作出的反應是一個異乎尋常的動作：劃了根火柴，將這個“一號令”或“電話記錄傳閱件”化為灰燼。看着熊熊的火光在自己手中升起時，這位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內心起着怎樣的波瀾，我們當然誰也無法知道。作為猜想，經、史、子、集爛熟於胸的毛澤東，我估計很可能此時已對由他自己在同輩共事人中選擇、指定“接班人”這樣一種做法的錯誤有了一些覺察，並設法加以補救。
　　從本質上說，黨和國家領導人自己在同輩共事人中選擇、指定“接班人”這種做法，大體上還是與古代帝王世代傳承相類同屬“公權私授”範疇，不僅與理應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此格格不入，就是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也落後了好幾個世紀。即使不談“公權私授”，單就權力傳承本身來說問題也不少，其中突出的一點是與集權體制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1961年9月，毛因來訪的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很可能要問到“接班人”的問題，事先與準備接待的外事部門負責人有過幾次談話。其中一次說：“共產黨沒有王位繼承法，但也並非不如中國古代皇帝那樣聰明。”又說：“我們和蘇聯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了這個問題，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也就是早在七大就選定了劉少奇為“接班人”。
　　其實應當說，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古代皇帝”還是相當聰明的，至少在選擇太子或稱皇儲也即“接班人”這一點上，要比“沒有王位繼承法”的共產黨高明得多。為確保集權專制體制永世長存，由歷代帝王政治智慧凝結而成的東宮制度，在嚴防太子僭越皇權方面作出了極其周密精到的設計：
　　第一，被策立為太子的，必須是在位皇帝的下一代，通常多未成年，有的還是兒童。
　　第二，太子所居東宮的職官設置，可說是朝廷的模擬微縮版，但這僅僅只是為了讓太子學習將來如何打理朝政有點感性知識，絕對禁止這個模擬微縮朝廷演變成為與在位皇帝分庭抗禮的第二個朝廷。東宮官屬有師、傅、保等等一大套，雖各有分工，其總的職責就是對太子實施道德規範的輔教和經史子集的輔導，包括對不良行為的管束和規諫。
　　第三，太子只要還在東宮，他的任務始終就是學習，此外就是為老皇帝“視膳問安”。太子無權議論、過問朝政，更不要說干預朝政。有時皇帝為了讓太子有個“實習”的機會，有意出巡幾天，留下太子“監國”，那就必須作出一系列嚴格規定以防止太子越權，並舉行隆重儀式昭告臣民，說明“監國”是特製，非常態。
　　1961年9月，當毛澤東通過接見蒙哥馬利向國內外宣布劉少奇為“接班人”時，劉不僅是毛的同輩、同事，同且還是黨的副主席，早已獨當一面地擔負着黨政重要職務，並正代替毛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派別，或者按照1949年以來習慣的說法叫另一條路線或另一個司令部，是集權政體的天敵。在上述那種情況下，一旦毛、劉發生政見不合，只要劉稍有點獨立性言論或行事，毛就會敏感地想到對方是在搞另一條路線、另一個司令部。為了維護集權體制完整統一，就非下決心搞掉不可。
　　至於林彪，除了同樣獨當一面地擔負着重要領導職務，還有更為特殊的一點，這就要說到中國歷代帝王在嚴防太子僭越皇權方面除了上述三條以外，還有第四條戒律：“君之嫡嗣不可以帥師”。這條戒律是對歷史上“太子弄兵”無數血淋淋教訓的概括，可見於《左傳·閔公二年》、《史記·晉世家》、《史記·衛康叔世家》等記載，恕不全錄。所謂“君之嫡嗣不可以帥師”就是太子也即“接班人”決不可以帶兵，其中道理一想便可以明白，無需我來多嘴。如果說毛澤東在文革的一些決策中有不少失誤或錯誤的話，那麼我以為選擇“帥師”的林彪作為“接班人”並將這個選擇寫上黨章，該是其中最大的一個錯誤。當然客觀地說，作出這一選擇，不僅關聯到整部中共黨史，還牽涉到中國近代史，因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只是一個人的錯誤。無論如何，文革發展到這一步，毛澤東對自己的這一錯誤應該已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因為他看到，林彪的“一號令”分明就是對他這一錯誤發出的警號，而且是一個極危險的警號。
　　以上我認為就是毛萌發準備對中央高層人事布局作出重大調整的構想的背景。
　　這一構想主要內容有兩項。一項是逐步改變由“三支兩軍”導致軍隊在黨和國家權力構成中極度膨脹的狀況，參加地方黨政領導班的軍隊幹部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分批退出。相關的措施，後因接連發生了“廬山會議事件”和“九·一三事件”而不得不推遲到十大（1973年8月——老高注）前後陸續實施。如“批林整風”、“批林批孔”，其主題都是要解決軍隊問題。還有就是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大軍區司令員一律不再兼任省委書記、撤銷軍管會和“支左”領導機構、軍宣隊也撤回部隊，強調地方黨委要實行“一元化”領導等。與此同時，還提出：“第一軍隊要謹慎，第二地方也要謹慎”；除了“全國人民學人民解放軍”，要再加一條：“人民解放軍學全國人民”；又借用《晉書》中劉元海“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的典故，倡導武官要學文、文官要學武等等。
　　構想的另一項主要內容是對中央一級權力構成作一次更新，補選若干名中青年力量，對已定的“接班人”的權力、特別是軍權，則要有所制約。實施這一項構想需要按黨章和人大章程規定通過相關程序，因而預定在這一年夏秋召開九屆二中全會，討論並通過憲法修改草案和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後，再召開三中全會和四屆人大。同樣，這一構思也因接連發生“廬山會議事件”和“九·一三事件”而不得不推遲到十大和十大後才陸續付諸實施。
　　所以我認為，1970年4月25日毛與林、張的蘇州談話，應該就是毛在為實施這個布局構想的第一步做準備。讓張與林直接見面，毛居中調和，自然帶有希望兩人消除隔閡，搞好團結，合作共事的含義。而所談的主題是“培養接班人問題”，我的理解是：
　　第一，毛這裡說的“接班人”泛指進入中央領導層的接班人，不是專指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接班人。所以他說的是“培養”，不是“更換”，不是要把已經上了黨章的“接班人”林彪撤下來，另外換某個人譬如張春橋上去。
　　第二，培養的對象，張春橋應是首選，但不限於張，如毛在《南巡講話》中還提到李德生、紀登奎、華國鋒、王洪文等人。不僅要充實年輕的，還要有文有武，要提拔工農出身的新幹部來中央工作。在1971年9月周恩來有關原定國慶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準備“補選幾名中央委員”的請示信上，毛就作過這樣批示：“還要補選常委。”1973年8月周恩來在一封致毛的信中還說九大後，特別是廬山會議和“九·一三事件”後，毛“多次說要提工農出身的同志為黨的副主席、常委”。
　　第三，這樣做的目的，首先當然是為了適應文革後新的形勢，此外恐怕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借用毛本人1956年9月黨的“八大”期間說過的話來說，就是可以起到“防風林”的作用。那時毛建議黨中央除設黨的主席外，再設四個副主席，一個書記處和一個總書記，他說：“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好幾道。‘天有不測風去，人有旦夕禍福’”，即使有人“提前見馬克思，那麼總還有人頂着”；“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而在毛此時的構想中，不僅要預備有人“提前見馬克思”“那一手”，還要預備“另一手”：防止“接班人”搞自己的“司令部”提前搶班奪權。
　　由此可見，在毛的構想中，廬山會議前他與林、張的這次蘇州談話，確實是關繫到當時大局以至國家未來的極為重要的一次談話。中共是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起全國政權來的，1949年以來，在一波高過一波的宣傳中，槍桿子被神聖化，戰爭思維大行其道，各級政權的構成實際上也大多是脫去軍裝的軍人，只是還沒有像文革中“三支兩軍”後那樣軍隊幹部直接進入了地方各級領導班子，而且多數省市的第一把手也全由現役軍人擔任。這次蘇州談話終於讓人們仿佛看到了將逐步從“馬上”打天下過渡到“下馬”治天下，從而逐步完成大凡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起來的政權都必須完成的從武官政治過渡到文官政治、從重用功臣宿將過渡到啟用新興官僚群體——在毛的構想中則是以工農為主的幹部群體的某些信息。
　　但林彪不這樣看。作為已經上了黨章的“接班人”，他對毛帶着一個姓張的“小記者”的到來極度敏感，一聽又是要談“接班人”問題，自然要起而護衛自己的“接班人”地位。當毛問到怎樣才能防止出修正主義時，林說：“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就跟着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這樣的回答與毛的構想真可謂南轅而北轍：毛要改變“軍事官僚專政”，林卻還要搞清一色的“軍事專政”！
　　成為疑問的是，我們不知道作為當事人之一的張春橋在“蘇州談話”中是如何應對的，這次談話對他後來的思想和行事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九·一三事件”後，一次張曾偶爾談及毛帶着他的蘇州之行，僅有兩三句，有關“接班人”的事則隻字未提，只是說林的態度很生硬，總的印象是“根本談不攏”。如今“蘇州談話”的直接當事人全已作古，間接看到一點的也只剩下一位，就是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何對我說他沒有上毛的專列，是因為要接張回上海，才直接駕車從上海去蘇州的。到蘇州後，車站上警衛森嚴，無法接近月台，只好在候車室等候。毛與林、張談話是在專列上進行的，何自然一點也不知道。專列開走後，林、張在月台上還站着談了一兩分鐘。何秀文說：“我透過候車室玻璃窗往月台望去，見林披着一件黑色大氅——可能是怕風吧？說話時做着手勢，好像很不耐煩的樣子。張也只是應答了幾句。”所以總的印象也是“根本談不攏”。
　　按常理，毛有意要培養張為“接班人”，張該是既意外又高興吧？不過張從中央高層的兩次“大鬧”中已有過領教，1949年的全國政權是通過長期武裝鬥爭建立起來的，在戰功赫赫的將帥們面前，一個拿筆桿子的“小記者”不能奢望有自己的位置。所以我的猜想是，張即使曾經有過意外和高興，一碰上“根本談不攏”的林彪，很可能瞬間已轉化為吉凶莫測的深深憂慮。即使十大後張當上了政治局常委，當他的女兒問他“感覺怎麼樣”時，他的回答也是：“沒有怎麼樣。哪一塊革命根據地是我開闢的？哪一支軍隊是我帶出來的？哪一個戰役是我打下來的？我只是主席一個秘書，主席叫我動，我就動；主席沒有叫我動，我就不動。”關於培養張為接班人的事後來毛已不再提起，張自然也不可能再有非分之想。
　　但有一個印象，估計張會特別深刻，那就是毛此前曾經有過的對軍隊勢力在權力構成中過度膨脹的隱憂，經過這次“蘇州談話”更加突現了出來，張對此當然也要更加引起警覺。
　　因“三支兩軍”而很有可能會削弱黨的統一領導的問題，在那時的中央高層中，張應該是最先提出來的。1968年3月下旬，幾經曲折，江蘇省革委會終於準備成立，在上報的組織名單中，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任省革委會主任。中央討論時，張提了個很尖銳的意見。他說：我有些擔心，司令員任主任，會不會發生“槍指揮黨”的問題？由於此前已經成立的各省市革委會除上海等少數幾個外，幾乎全是軍隊“支左”領導擔任第一把手，張的意見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因而沒有被採納，但影響已經產生。他這一提，首先得罪了兩個人：直接的是許世友，簡接的是林彪；當然，同時也給毛澤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蘇州談話”後過了兩個多月，張又介入了一場爭論，更牽涉到軍隊的一個全局性的問題，甚至連毛、林都成了直接當事人。
　　爭論是在政治局討論紀念這一年建軍節的中央“兩報一刊”社論文稿時發生的。這篇題為《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社論文稿，稱解放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一提法，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多次變化後的結果。文革前只提毛“締造”或“領導”，從不說還有誰“指揮”。文革中，隨着林彪地位的急速上升，在毛“締造”之後，漸漸有了林“直接領導”或“直接指揮”一類說法。到1967年4月28日《紅旗》雜誌發表《熱烈響應擁軍愛民號召》社論，才大體定型為一種毛、林並列的表述，社論稱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揮的”。這可說是“67版”，其時主管《紅旗》雜誌的是陳伯達。再次出現變化是在1969年九大後。在這一年的中央“兩報一刊”國慶社論《為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中，“直接指揮”的林之前加了個毛，即改為：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可說是“69版”，此時中央分工張春橋、姚文元負責宣傳，《紅旗》雜誌也改由姚主管。這回政治局討論的紀念建軍節社論文稿，採用的是正是“69版”的表述。陳伯達對此大為不滿，提出要將“林副主席”前的“毛主席和”四字刪去，即改成由林單獨“直接指揮”，說“這是過去幾年的一貫提法”，實際也即“67版”的提法。張春橋則認為毛不能只是締造了解放軍而不同時“直接指揮”這支軍隊，因而堅持保留原狀，也即堅持“69版”的提法。
　　兩人爭論激烈，相持不下。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感到事關重大，只好用“還是請主席決定吧”這樣一句話來結束這場爭論。毛澤東對此自然極為敏感，但他卻說既然政治局已經討論了，我就不看了，讓汪東興當着周恩來的面代他將文稿中“毛主席和”四字刪去。要到過了一年多後的南巡途中與各地負責人談話時，才將鬱結於內心的憤懣宣泄了出來，不止一次地發出追問：“他們把締造和指揮分開，難道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嗎？”
　　在此前後，因討論憲法修改草案，還相繼發生了要不要設國家主席、要不要稱毛澤東思想“天才地”發展了馬列主義等兩次爭論。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是毛澤東提出來的，而且前後還提過三次。政治局經過反覆討論，總體上都表示擁護毛的提議，林彪則堅持認為國家主席還是要設。關於稱不稱“天才”的爭論，起因於憲法修改草案序言部分表述“毛澤東思想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句子中，“發展”前有“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此前，毛本人在審閱文件或文稿中已多次刪過這三個副詞，有次與來訪的羅馬尼亞客人談話，提到有人吹捧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毛還說過那是“諷刺”的話。這回討論時，張春橋根據毛的意願提出應刪去這三個副詞，而吳法憲則因為這三個副詞首倡者是林彪，他自己，在這段時間裡也正在大捧特捧林彪之子林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因而堅決主張保留。這時張又說了句“什麼天才地發展，那是對赫魯曉夫的諷刺”。吳一聽認為張的矛頭是指向林的，情緒更為激憤，說這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據當時在場的陳伯達後來在《獄中自述及其他》中回憶，張、吳爭論時“吳拍桌子大罵了張”，兩人吵得“聲震屋瓦”。
　　很顯然，林彪對公然敢於一次接一次地向他的權威發起挑戰的張春橋這個“小記者”，已經忍無可忍啦！

　　（四）“廬山會議事件”與“謹慎再謹慎”

　　林彪決定對張春橋發起攻勢，文章就做在三次爭論上，時機則利用即將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後來習慣簡稱為廬山會議。
　　三次爭論究竟選擇哪次作為突破口，林彪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如果選擇前兩次，即關於對軍隊的表述，除了“毛領導”，還要不要再加上“林直接指揮”這麼一句，和關於“要不要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僅爭權的色彩過於直露，弄得不好，還有可能直接與毛髮生衝突，他不會那樣傻。選擇稱“天才”問題，就要討巧得多。首先張春橋是個軟柿子，容易對付；其次“天才”問題有很高的理論含量，容易發揮；第三，稱毛為天才，絕對不會有人敢於公開反對，而擁護者肯定幾乎就是全體；第四，更為重要的再鼓吹一次稱“天才”可以使自己繼續擁有毛的最忠實、最積極的頌揚者的榮耀。這樣到1970年8月23日廬山會議一開幕，林就發表了一篇與會議原定三項議程（討論修改憲法和國民經濟計劃以及戰備問題）毫不相干的堅持要稱毛為“天才”的講話。由於會上既發了稱“天才”的恩、列、毛、林語錄，又有“理論家”和幾個“宣講員”的鼓動，很快就掀起了一波高一波的“揪人”熱潮，又用文革中流行的“不點名的點名”的方法，以“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準備對張來一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廬山會議這場突發性的鬥爭，表現形式是一哄而起。有些人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弄清楚事情原委，聽說要揪的那個壞人是“反對毛主席”的，反正以“保毛”的名義既可保證自己“安全”，又可顯示自己“革命”，也就緊緊跟上。這是集權體制長期影響又在文革中經“大民主”的放大而形成的一種極壞的風氣。不過這只是表象。從根本上說，廬山會議這場鬥爭是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打倒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並大體完成了奪權鬥爭以後，在權力再分配過程中的一次內訌。“無產階級司令部”是由文革派、軍官集團派和功臣派三種力量結合而成，或者說是這三者的“臨時聯盟”。其中軍官集團派力量最強，特別是“三支兩軍”後更可謂一派獨大，廬山會議的鬥爭就是這個派與文革派之間展開的。一個“權”字是這場鬥爭的總矛盾，“接班人”問題則是幕後設計時的引爆點，而之所以選擇張春橋作為“靶的”，還由於張有兩個“軟肋”容易引發眾怒。一是他的所謂“叛徒”問題已為不少人所知；二，還有一個由歷史造成的矛盾。儘管軍隊內部也存在諸如這個方面軍與那個方面軍、這個野戰軍與那個野戰軍之間的種種矛盾，但有一點他們是一致的：武官對文官，或者說槍桿子對筆桿子的根深柢固的輕視。
　　中國有着數千年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傳統思想影響，加上1949年以來暴力革命幾乎已被圖騰化，不僅槍桿子裡面可以出政權，甚至還斷言“整個世界”也“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在這種氛圍下，不是扛着長槍大刀，而是拿着一管筆參加到革命隊伍來的就被認為有一種“原罪”式的缺陷。陳伯達是中共黨內老資格筆桿子，但在1966年11月召開的工交座談會上面對功臣派的重重壓力，還是發出了“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的哀嘆。張春橋的資歷與陳伯達還不可比，而九大後竟然躍居到了政治局委員的高位，這讓功臣宿將們怎麼也無法接受。頗能說明這一點是，張在被任命為南京軍區政委後，毛澤東曾巧為安排，滿心希望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能與張春橋這個政委唱一出《將相和》，其間，還讓張到南京去對正在被造反派“炮轟”中的許世友表示支持。許開頭也頗為感動，但在他走出困境後，再也不把張放在眼裡，還對人說：“笑話！我有幾十萬軍隊，還要他張春橋保嗎？”許的秘書李文卿在《近看許世友》中說華東地區軍隊幹部都知道許世令寫打油詩諷刺張春橋的事，顯然他是把這作為許反對“四人幫”的一項光榮業績來稱道的。打油詩開頭說：“戴眼鏡，夾皮包，會寫文章能提高”；最後一句是：“打起仗來向後跑！”
　　在廬山會議這場鬥爭中，周恩來的表現頗為特別，不過如果聯繫一下文革歷史也不難理解。周是毛髮動和推進文革最得力的助手，同時也是功臣派的當然代表。在上面提到的以毛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功臣派的力量相對較為單薄，周的資歷、地位又決定着在思想感情上總是傾向於曾經為中共創建全國政權身經百戰立下汗馬功勞的軍官集團派，再加上平日在主持國務院工作中經常受到文革派，特別是江青、張春橋的得寸進尺的擠壓，因而他會與軍官集團派走得比較近，包括廬山會議上在毛澤東寫出《我的一點意見》前對軍官集團有所支持，也該是合乎邏輯的事。此類實例，在黃、吳、李、邱等回憶錄中多有記述。如《邱會作回憶錄》說：軍委辦事組給中央的有些請示報告，“周能批的則批，不能批的就請示毛主席批，批回來再在政治局傳閱，有些不方便的事就不傳閱，因此軍隊內的許多事情文革派那一邊不知道”。又說：“九大後到廬山會議期間，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表面上對江青一夥和我們是‘公正’的，但實際上是支持我們的。有一次總理找我個別談話，他說：‘今天晚上你有什麼話要同我說的嗎？’我懂得總理說話的意思，就把我知道的事（總理不知道的）全部對總理說了。總理很高興，說：‘你幫我做了心中有數的事。’從此以後，總理對我們的支持直到‘九·一三’基本都沒有變。”
　　當然決定一切的，還是要看毛澤東的態度。
　　雖已年近八旬卻依然還能“洞察一切”的毛澤東，對廬山會議這場鬥爭中暴露出來的種種矛盾可謂一清二楚。但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同時又是一位垂暮老人，當他目睹這場“大有炸平廬山之勢”的鬥爭在面前爆發時，還會有他的獨特的觀察角度，我們不妨把他的這種獨特的觀察角度概括為“兩條船思維”。兩條船也即此前他已說過多次的“兩個司令部”，但“兩條船”更人性化，凝結着更多的人世滄桑的苦澀以至血淚。如果我們聯繫一下中國帝王制度歷史，那麼你不能不承認這個“兩條船”的觀察是相當深刻的，甚至深刻到了可以照出一些人隱秘的靈魂深處。
　　林彪是上了黨章的“接班人”。在中國古代史上，太子既立，皇帝已老，臣子們尤其是近臣們，就會或明或暗爭着前去趨附東宮。這幾乎成為一個規律，儘管《南齊書》作者蕭子顯把“君老不事太子”作為歷史“遺訓”向天下為臣者提出忠告，但願意照着做的歷來寥寥。道理很簡單：你不事先多長個心眼，等到老皇帝一駕崩，新皇帝一登基，還能有你的位置嗎？更不要說如果你與老皇帝走得太近，一旦新皇帝忽而記起恨來，連腦袋也很可能要搬個家呢！
　　此刻，我們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眼看着自己的“接班人”那種“一呼百應”的景象，就會不由想起兩條船：一條是自己的船，另一條是“賊船”；一句俗話：老鼠搬家。看到自己已是一條將沉的船，而船上老鼠們正爭先恐後地向那條快要起錨揚帆的“賊船”搬去，就會不由升起一種日薄西山的悲涼。老人家甚至已不掩飾內心的悲涼，見到許世友，伸過手去說：“你摸摸，我手都涼了。我只能當導演，不能當演員。”意思是要許去做做工作，把那些“搬家”的人勸回來。哪曉得事後一查，才發現其實許世友也是搬過家的，還向林彪寫了信。不過經過幾天苦苦的觀察和思考，毛澤東這位文革統帥還是寫出了《我的一點意見》，至少在文氣上已回復到了固有的輕鬆和幽默。鑑於林彪是上了黨章的“接班人”而參預“搬家”的隊伍又相當龐大，確定應對的策略是偏於保守的：穩住林彪；對帶頭“搬家”的汪東興、陳伯達則一保一拋，即暫時留下汪以觀後效，而將陳作為“反面教員”拋出，以儆效尤；然後設法逐步將眾多“搬家”者再或“逼回”或“召回”或“請回”到自己船上來。至於整個處理方針，老人家信手拈來了一句通俗生動的歇後語，叫作：“孔夫子打牌——和為貴。”
　　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真可謂“一言九鼎”，按照他自己後來與到訪的法國外長舒曼談話的說法，只用了“一滴酒精下去，細菌就不活動了”。一場翻江倒海的風暴就此平息——當然實際上只是表面的、暫時的平息。
　　作為事件的“焦點人物”張春橋，在慶幸再次獲得解救的同時，又一次面臨“別無選擇”。應當說他也是很願意、很積極地去陪孔夫子打一局又一局的牌，遵照總導演的分配，扮演的是一個倡導“和為貴”的角色。於是在下廬山前，他與曾經喊過把他揪出來“批倒批臭”以至“千刀萬剮”的人們，握手、談笑。有人說“冒犯了，對不起”時，他趕緊朗朗笑着接一句：“我不在乎！”對許世友，還遵照毛的指示，特地設席宴請，舉杯修好。    
　　張按照毛意圖扮演的此類“和為貴”的角色，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年4月中下旬在北京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上。
　　上海去參加這次會議的是王洪文和徐景賢。通知時原說要他們在會上作批判性重點發言的，因而要我作為工作人員與他們一起去，以便隨時按照會議要求為他倆起草發言稿。大概在廬山會議那場鬥爭中上海代表大多“站在正確路線上”多少有點以為“我們勝利了”的自我感覺吧，到北京京西賓館住下後，王和徐都有點興奮，也頗為活躍，會議間隙經常到其他省市代表所住房間去串門，還兩次到釣魚臺去想拜訪康生和張、姚。結果是：一些省市的領導人大多還是把他倆視為“造反起家”的小人物，不怎麼肯答理；釣魚臺那邊，康生因病不便接見，張、姚也沒有見到，未免有點掃興。
　　4月29日匯報會結束，周恩來作總結報告。剛講到“幾位犯錯誤的同志只要真正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採取歡迎幫助的態度”時，會場上出人意料地有人鼓起了掌，很快熱烈的掌聲已響成一片。這時鼓着掌的張春橋笑容滿面地從座位站起，接着是姚文元、江青也站了起來，主動向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一一握手，全場一片歡騰。
　　後來知道，周恩來的總結報告稿起初是由會議秘書組起草的，後經政治局討論，專門成立了一個有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紀登奎參加的六人修改小組。秘書組起草的初稿對黃、吳、李、邱等錯誤的調子定得比較高，寫了好些重話、過頭話，六人小組修改時將調子降了下來，刪去了那些重話和過頭話。吳法憲在《回憶錄》裡也這樣說過：“特別是張春橋，後來黃永勝告訴我，很多話（指重話和過頭話）都是張春橋提出刪改的，對我們表示友好。”
　　原來毛澤東對這次會議有過指示，說“還是要回到九大路線上來，要團結、勝利。人家已經檢討了，就要鼓掌歡迎。”
　　這天會議結束時，張春橋手裡拿着文件興沖沖從會場出來，王洪文、徐景賢迎上去問了好，又說了他們準備第二天就回去，問張對上海工作還有什麼指示一類話。張突然沉下了臉，皺了一下眉頭，說；“你們很活躍嘛。”那語氣聽來有點像在訓教兩個不懂事的孩子。很明顯，張是在對王、徐四處串門，又兩次去釣魚臺找人有些不滿。接着又換了一種較為緩和的語氣說：“我過去在市革會擴大會上講過，《智取威虎山》裡少劍波要求楊子榮做到四個字：‘大膽、謹慎’。又大膽，又謹慎，對立、統一，這是符合辯證法的，那時我說我們也要照少劍波說的話做，既要大膽，又要謹慎。但現在我不要你們‘大膽’，只希望你們‘謹慎’，謹慎再謹慎！”
　　王、徐聽了表情也一下沉重起來。因為實際上他們也看到了：這次會議鼓掌、握手的“團結”只是表象，背後反映出來的種種卻是吉凶莫測。會前，毛澤東曾讓周恩來帶着黃永勝等前往北戴河去看望在那裡休養的林彪，實際是希望林能來參加這次匯報會，趁此機會說幾句話，讓他好有個台階下來。但儘管周一再委婉表達此意，林卻始終避而不談。後來總算回到了北京，但就是不肯到會場來露面。
　　更為嚴重的問題，則是“九·一三事件”爆發後才知道的：就在批陳整風匯報會前二十幾天，根據林彪要“先搞個計劃”的指示，林立果與他的“聯合艦隊”幾個主要成員已制訂了一份針對毛澤東、張春橋等文革派的“武裝起義”計劃，用諧音起名為《“571”工程紀要》。
　　中共十大後，張也仍然要求上海要謹慎。記憶中，與我有點關係的，就有兩件事。一件是，我在某省一個文藝刊物上讀到一篇反映文革的小說，覺得存在一些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又較有普遍性，就向上海市委寫作組負責《朝霞》等文藝刊物的陳冀德提了個建議，可否對這篇小說的不良傾向作些評論和批評。《朝霞》發表批評文章後又過了一個多月的1974年4月初，張春橋在給上海市委領導馬天水談工作的一封信中，又談到要謹慎的問題，特地指出：“《朝霞》、《學習與批判》、《文匯報》、《解放日報》，都不要發表批評外地報刊的文章。如果要批，需請示市委。”
　　還有一件是1975年四月下旬，我因有事要回上海去向張告別。閒談中，張說你順便代我去向市委幾位領導說一聲：“上海不要多出頭。讓北京、遼寧出頭，我們在後面跟着學。”

　　（五）“再生”與“野心”

　　邱會作在回憶錄中說的周恩來對軍官集團派的支持，從“九大到廬山會議期間”，“直到‘九·一三’基本都沒有變”，這些情況當時張春橋並不知道；不過也是發生在廬山會議期間有一件事，卻讓張不由得要問個為什麼。這事幾年後他向他女兒維維說起過。張說那天（指八月二十五日）早晨他看到六號簡報（載有陳伯達、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會上提出要把某個極端反動的野心家、陰謀家揪出來千刀萬剮等信息）大為吃驚，就去找江青；江看了也認為問題很嚴重，兩人就一起去找周恩來。周卻讓工作人員推說已入睡不便接見；江、張只好直接去找毛澤東，毛接見後，周才叫江、張進去談。張說：“當時我心裡就有些納悶，不知道總理是怎麼回事。”
　　這一節就來側重談談張與周的關係。當然說到底，張、周關係同樣也要從兩人與毛的關係中去理解。
　　文革中，穩健持重、日理萬機的周恩來，不僅在各級領導幹部和一般幹部中擁有很高的聲望，得到他們由衷的尊敬；各群眾組織無論保守派還是造反派，也幾乎是一致的擁護和愛戴。我本人，十大期間和十大後作為工作人員，與周只能說是稍有接觸，也不禁為他那種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認真細緻的工作作風，還有和藹慈祥的長者氣度，深深受到感動。如果拿周與毛作個比較，那麼應當說，周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理解以至具體的決策、策略，都與毛有着相當的距離，而他所處的地位又讓他不得不努力跟上毛的思路日以繼夜地去盡心盡力地工作。他做得確實很辛苦，很困難，有時還很無奈。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說過這類話。如1966年8月18日與越南總理范文同談話時就說過：“新的革命運動，我們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變成了‘保守派’。我們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時毛澤東思想舉得不高，錯誤是經常要犯的，當然不是站在對立的立場上。我們要保持晚節，就要緊跟毛主席不掉隊，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住考驗。”不妨說周恩來努力想“保持晚節”的晚年，就是整整一部文革史那種曲折、艱難和複雜的縮影。
　　文革初起，張與周無論資歷、聲望還是能力和經驗等方面都遠不在同一條水平線上，根本不可能在獲取毛信任和重用上成為周的競爭對手，加上周一向以溫和待人，所以兩人關係還是相當好的。但自張對“安亭事件”作出了違反周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討論的一致意見的處理，卻得到毛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後，周突然感覺到了來自張的那種咄咄逼人的威脅力。其後，張越來越受到毛的重視，張、周與毛，漸漸地地便形成了一種三角式的角逐關係。這一點，可以從兩份張春橋參預起草的文件的比較中，得到清楚的說明。
　　一份是《五·一六通知》附件：《1965年九月到1966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文中四次出現周恩來的名字，都是正面形象。全文留給讀者的印象，周是毛髮動文革的得力助手。張這樣寫，應該是周希望中的。當然，《大事記》體現的是毛的意圖，張或參加起草的王力等都不會、也不敢自作主張。
　　另一份是準備向毛匯報的“大鬧懷仁堂”的《記錄》。“大鬧”是1967年2月16日在周主持的碰頭會上發生的，《記錄》對幾位副總理和老帥的話整理得很詳細，對作為主持人的周的話卻一個字也沒有記。實事求是地說，周在會上對正在激戰中的功臣、文革兩派，還是儘量想做到不偏不倚的，有限的幾次簡短的插話，也是字斟句酌，為保持中立用足了心思。其間有一次插話，似乎稍稍有點“越軌”，後文還將提到。當然從內心說，周不可能不偏向於功臣派。整理這份記錄除了張春橋，還有王力、姚文元。他們隻字不提周的幾次插話，我的理解，不大可能只是一時疏忽，應該是經過反覆權衡後的有意省略。這種省略，曲折地反映了他們對周在會上態度的不滿。《紀錄》在上報毛前，先請周過目審閱。周一看就明白了：這不是要用《紀錄》這樣一種形式，到主席那裡去告我的狀嗎？因為周作為碰頭會主持人，如果對功臣派的“大鬧”沒有明確表示反對，那他不僅要對發生在會上的那種顯然為毛所不能容忍的政治傾向負很大的責任，而且很可能還有被劃入“大鬧”派的危險。
　　陷入了尷尬的周恩來，肯定會對帶頭告他這一狀的張春橋留下深刻的印象。
　　怎麼辦？為了“修補”一下自己的“形象”，周不得不親自在這份《紀錄》上加了兩段文字。一段是在譚震林拿起公文包、披上大衣：“‘讓你們這些人去干吧，我不干啦！’說着憤然離場”處，加上：“周恩來狠狠拍了一下台子，大喝一聲：‘回來，坐下開會！’”另一段是陳毅在激憤中帶出了延安整風舊事，說“總理那時不是也挨整了嗎”處，加上：“周恩來插話：‘應該檢討，整得對嘛！我是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從來沒有意見。’”
　　但周的補充同樣也有“省略”。而且“省略”的，恰恰就是那幾句似乎稍稍有點“越軌”的話。“大鬧”中，當李先念說到《紅旗》1966年十三期批判“資反路線”的社論一發表，“全國老幹部被統統打倒”時，周立即接過李的話頭，對着康生、陳伯達追問《紅旗》社論的事，說：“這樣大的問題，你們也不跟我們打個招呼，送給我們看看嘛！”這段明顯與功臣派的“大鬧”站到了一起的話，周就沒有“補充”上去。
　　事情到此還沒有完。
　　“大鬧”當天晚上，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一起去向毛澤東匯報了“大鬧”的整個過程。毛開頭還較為平靜，後來越聽越惱火。偏在這時，張又插話補充了周在“補充”時“省略”了的《紅旗》十三期社論那件事，並說：“總理對社論沒有送他審查有意見。”這期《紅旗》社論是毛審閱後批准發表的，他聽了自然大為不滿，說：“黨章上沒有規定社論要經過常委討論嘛！”這不妨理解為毛的一句氣話，因為後來事實上並沒有形成這樣一項制度。毛對周有“氣”，大概也不只是周對《紅旗》社論沒有送給他審查有意見這一件事，主要恐怕還是不滿於周作為碰頭會的主持人卻沒有明確表示反對“大鬧”。正是在這樣一種狀況下，毛萌生了一個後來很快實施了的想法：讓中央文革小組代替書記處。毛要張去找周“談一次話”，說要周“把中央文革當成書記處看待，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
　　周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作為最有資格代表中共元老的一位老革命家，竟落到了要後生晚輩張春橋手持“最高指示”來“談一次話”的地步！儘管為了“保持晚節”，他依然會很樂意地接受，並“緊跟毛主席不掉隊”，但他內心會對張春橋這個“小記者”作何感想，我們也不難想象到。
　　1968年四月，上海發生了第二次全市性的“炮打張春橋”事件——“四·一二事件”。
　　對張春橋來說，這次“炮打”真正具有威脅力的，不是最先發起者《文匯報》“星火燎原”造反總部大多憑猜想提出的《十個為什麼》，而是有人出乎意料地揭發出了他的“叛徒”問題。
　　最先在南京路一帶貼出震驚全市的“揪出大叛徒張春橋”這張大幅標語的，是屬於解放軍總後勤部的上海第二軍醫大學一個叫“紅旗”的群眾組織。“紅旗”在部隊屬“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是保邱會作的，因而邱很快便拿到了由“紅旗”提供的揭發張有“叛徒”等歷史問題的材料。《邱會作回憶錄》對此有這樣一段記述——

　　我拿到這些材料不知怎麼處理好，一次利用開會的機會，給總理嘀咕了幾句。總理很慎重地說：“這個材料你不要轉給我。”稍等片刻總理又說：“群眾來信我是可以收到的。”總理的話提醒了我……

　　“提醒了我”什麼呢？邱沒有說。不過按照1949年以來政治鬥爭的慣用招數，人們也不難猜到。由邱送周、周再往毛那裡送，那不就有“搞宗派活動”嫌疑了嗎？改成“群眾來信”，就不必再有任何顧忌。
　　於是，經過邱的一番安排，三兩天后，一封由“紅旗”署名的揭發材料，作為“群眾來信”送上了周恩來的案頭。
　　張春橋的所謂“叛徒”問題，當時在上海，不止是以“工總司”為代表的大多數造反派和我們這些以市革會工作人員為主的“保張派”不相信，就是一般幹部群眾也很少有人相信，即使參加“炮打”的人相信的也不多。最簡單也是最有力的證據是：張歷史上從未被捕過，“叛徒”云云，從何說起？近年來也已有學者經過詳盡考證，否定了張是叛徒的說法。以周恩來的睿智和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當不難對這封“群眾來信”提供的虛假材料作出否定的判斷。但他還是決定持基本肯定的態度，並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上報了毛澤東。
　　人們自然要問：這是為什麼？
　　坦率地說，我在剛聽到這些“內情”時，也是這樣一遍又一遍地問過自己，怎麼也無法想象，這樣一種有違尋常道德的做法，會與我心目中幾近完美的周恩來總理的形象聯繫在一起。是後來那十幾年的高牆鐵窗生活教育了我這個十足的書呆子，讓我懂得了其中的一個道理：這就叫“政治”。
　　與此同時，軍隊系統也在積極行動中。先是南京軍區空軍政委江騰蛟給葉群送了一份揭發張春橋“叛徒”等問題的材料，葉修改後退回江命他重抄一式兩份，然後報林彪批示發出：一份送毛澤東，另一份送陳伯達、康生、江青。
　　這樣，在中央就有了周、林兩條線都抓住“叛徒”這個極具殺傷力的問題，對張形成了一個包圍圈。後來林立果“小艦隊”特地在《“571工程”紀要》的“實施要點”中列上了這樣一條：“一定要把張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
　　當然最終還是要看毛澤東怎麼表態。
　　毛作出的回應只有兩個字：“不查。”
　　這“不查”是什麼意思？似乎藏着玄機。
　　我的理解是，毛對揭發張“叛徒”問題的那些材料已大致作出了否定的判斷。那又為什麼不索性徹底查個清楚明白呢？這是因為自從1967年3月中央下發了有關“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材料和批示後，“抓叛徒”幾乎已成了一項全國性的群眾運動。在這樣一種政治氛圍下，你一查，不是曠日持久就是越查越複雜，甚至不是叛徒也“查”成了叛徒。而張是毛繼續推進文革亟需依靠的助手，在用人問題上，毛採取的是南宋陳亮上書光宗皇帝時說的那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方針，繼續堅持要用張，因而回答周兩個字：“不查。”
　　周對毛的指示從來是不折不扣執行的，這次當然也是。他只好對邱會作說；“主席不讓查。”不過周自己，對張的這條儘管虛假但威脅力極強的“大辮子”還是緊抓不放的，就我所知至少還抓過三次，後文還將提到。
　　回過頭再來說已被籠罩在“叛徒”問題黑影里的張春橋。
　　儘管“四·一二炮打”因毛讓三軍領導表態支持張而很快平息了下來，但對張春橋來說，更讓他擔心的還是那個虛假的所謂“叛徒”問題。在“炮打”期間，毛曾命吳法憲派飛機將張接到北京，並就如何正確對待群眾“炮打”問題談過一次話。但沒有提到張最關切的“叛徒”問題，張自然既不便主動詢問，更不敢自行申辯。他急切地企盼着偉大領袖對他的“叛徒”問題最好也能有個明確的表態。在那些等待的日子裡，可真是分分秒秒都關繫到政治生命的生死榮辱啊！要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整的重點就是“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叛徒”是比“走資派”更嚴重的罪名，只要一沾邊，就成了“徹底打倒”的鐵案！
　　那麼周會不會把“主席不讓查”的話同時告知一下張呢？大致可以肯定：不會。
　　這樣籠罩在張頭頂的那個“叛徒”的黑影，便久久無法消散。
　　在我的印象中，這以後的張曾有過一段或長或短的沉悶期。儘管在公眾場合依舊談笑風生，但若是小範圍開會，譬如與我們幾個起草文件的人一起討論時，憂慮之色總是隱隱掛於眉宇間，說話不多，有時考慮問題也會較多從負面着眼。我印象中的張的這個沉悶期，大約持續有半年多或近一年吧，在這以後的籌備和召開黨的九大期間，張從毛那裡接連得到了兩個讓他欣喜和激動不已的信息。先是1969年3月中旬，毛因不滿於陳伯達的一再拖延，決定改由張、姚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緊接着在九大閉幕後毛親自主持召開的一中全會上，張被選舉為政治局委員。從這兩件事釋放出來的信息清楚表明：毛已否定了張的“叛徒”問題。因為很顯然，毛決不會讓一個叛徒或有叛徒嫌疑的人起草九大政治報告和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在那些日子裡，張會有一種終於擺脫了千斤重負的輕鬆感，同時對毛油然升起一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崇敬和感激之情；特別是當他後來知道毛對他的始終不變的信任是在排除了由周、林兩條線組織起來的那個“叛徒”問題“包圍圈”的情況下作出的，這種感情更會無數倍地加深。如果說，1958年的那一次接見和一次“點將”使張對毛深感“知遇之恩”的話，那麼這一回能夠從這個致命的“叛徒”重壓下獲救，更讓他感受到了毛對他有一種“再生之恩”。他會想起一句古老的話：“士為知己者死。”從此為貫徹執行毛意圖、指示，真可以做到萬死不辭。
　　九大後的那年夏天至初秋約有兩個多月，張都在上海。留在我腦海里的印象，這該是張在文革十年中少有的心情舒暢，甚至還頗有點悠閒自得的一個時期。一回到上海，他就讓秘書把朱永嘉、王知常和我（當時我們三人都是《紅旗》雜誌上海組稿組成員）接到他所住的市委興國路招待所，一臉欣喜地說：“這次回上海，是主席那裡請了假的，除了工作，就是讀書。我特地把你們請來一起讀，讀的就是主席的書。”
　　原來這時張領受了一項任務，該是他企盼多年、最希望也最有興趣做的一項任務：編輯《毛選》五卷。1966年7月中央曾成立過一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主任劉少奇，副主任康生、陳伯達、陶鑄；委員有李井泉等14人。張春橋不在其中。隨着文革的不斷推進，編委會成員不是被打倒，便是被隔離，已所剩無幾。1967年12月29日，毛澤東找了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開過一次會，討論了《毛選》五卷編輯問題，沒有正式名稱，算是編輯小組吧。九大前後，陳伯達不再受毛信用，也不再管事；康生則因病休養，因而這個編輯小組具體做編輯工作的，就只有張春橋一人了。那天張與我們三人約定：每周兩到三個下午，或下午再連晚上，一起讀《毛選》五卷校樣。從頭到尾的讀，逐字逐句討論，提出包括文義、字句以至標點符號等的各種修改意見。每討論一次，由我們三人整理成一份記錄，再由張自己按選集目錄逐篇提出書面意見送康生，康審讀後上報毛，張說：“最後還是要由主席自己去定。”
　　我們三人那時當然非常高興，且深以為榮。每次討論，張也都是興味盎然，常常聯繫校樣內容，談他親身經歷的一些人和事，用以說明毛看問題確實要比當時任何人都高明、深刻。這樣一個下午的時間就不夠用了，有好幾次欲罷不能，只好晚上繼續。遇到這種情況，就由張請客，供我們三人各享受一碗赤豆湯或小圓子一類點心。
　　大約到這一年深秋，《毛選》五卷清樣讀校完畢，張就回了北京。再來上海已是第二年4月，接下去便是毛帶着他到蘇州去與林彪作了那樣一次“根本談不攏”的“蘇州談話”，再後來就爆發了“廬山會議事件”。1971年5月初，開完“批陳整風”匯報會，張又來上海，留給我的是一個疲憊不堪的印象。不過這一次帶回來的也是毛交給他的任務，倒又是他最希望做、也是最感興趣做的事：為中共創立五十周年寫一篇紀念文章。不言而喻，毛的這種安排，已把張作為黨內第一枝筆來使用，這正是張深以為榮的事。為收集資料和起草這篇文章，臨時搭了個班子，除朱永嘉、王知常和我外，又另找了幾位，共七、八個人。張與我們一起閱讀、討論了多次，心情也似乎越來越舒暢，經常是侃侃而談，笑聲朗朗。三兩個星期後，文章已大體完稿，實際上這篇文章主要還是他自己寫成的。在這期間，一次討論完文稿後，張點了根煙，感嘆一聲說：“文化大革命忙忙碌碌，想讀書也沒有時間。倒是上次與你們一起讀校《毛選》五卷清樣，和這次一起寫這篇文章，總算靜下來讀了點書，看了點黨史材料。人生易老，時間總是不夠用。我這一生有一個‘野心’，就是想寫一部《毛澤東傳》。”
　　有關這個“野心”的話，張後來還說過一次，那是在“十大”閉幕當天傍晚在人民大會堂就餐時說的，不過那似乎已有了一種別樣的含義，請看下文。
　　（未完待續）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九月圖片主題：古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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