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張春橋全力投入的文革，罪惡滔天。對文革暴行的揭露遠遠不夠。但是我們還有另一方面工作要做，這就是要探究文革悲劇的成因：探究發動和積極參與文革的人，為何、如何，從追求美妙的理想，蛻變成暴君和打手

　　老高按：今天接着貼出蕭木為鄭重《張春橋：1949及其後》所寫的六萬字代跋《海燕與太陽》的後半部分，也很長，要請討厭長文的朋友們理解和原諒！但我要說，這下半部分，比上半部分更值得閱讀和思考。
　　昨天已經簡單地介紹了鄭重《張春橋：1949及其後》，這部厚達近900頁的大開本巨著，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有朋友看後希望進一步了解。這裡貼出該書的目錄，供大家了解此書的脈絡：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重返大上海
　　第二章　執掌《解放日報》
　　第三章　走近毛澤東
　　第四章　特殊歷史時期的序幕
　　第五章　批判《海瑞罷官》
　　第六章　毛澤東棋盤上的一粒棋子
　　第七章　安亭事件
　　第八章　市委心臟爆炸：寫作班造反
　　第九章　實踐毛澤東奪權理論（上）：一月革命
　　第十章　實踐毛澤東奪權理論（下）：短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第十一章　奪權之後
　　第十二章　大批判：思想領域的奪權
　　第十三章　“四·一二炮打”和秋後算賬
　　第十四章　九大前後
　　第十五章　難識廬山真面目
　　第十六章　對壘周恩來
　　第十七章　管好自家的後院
　　第十八章　最大的野心：寫一部《毛澤東傳》
　　第十九章　毛澤東戰略調整：批評“四人幫”、支持鄧小平
　　第二十章　鄧小平下課及四五運動
　　第二十一章　一九七六年十月事件
　　第二十二章　現在還不是說話的時候
　　代跋　海燕與太陽——張春橋心路軌跡試探（蕭木）

　　如果說上海老報人鄭重的這部張春橋傳記是以敘事為主、議論為輔（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以張春橋為主線的上海文革史）；那麼當年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王洪文讀書輔導員蕭木為之寫的跋，就是以分析為主，但作為支持論點的論據，他也講述了大量史實。這是完全可以獨立成篇的關於張春橋心路軌跡的論文。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該書傳主張春橋全力投入的、蕭木也貢獻聰明才智參與的文革，罪惡滔天，罄竹難書，這一點不容任何人否定和掩蓋，對文革暴行的揭露，遠遠不夠，鄙人也還將盡綿薄之力來推動還原歷史殘酷的真相。但是站在文革51年之後的今天來回望，我們還有另一方面工作要做（許多人也曾做過或者正做着），這就是要探究文革悲劇的成因：探究發動和積極參與文革的人，為何、如何，從追求美妙的理想，蛻變成暴君和打手。
　　我知道，有不少人、包括我所尊敬的一些學者並不認同我這個觀點。在去年加州洛杉磯的文革50年國際研討會上，就當場發生了堪稱火爆的爭論場面。有一些學者強烈地認為，毛澤東根本談不上什麼“理想主義”，自始至終，從骨子裡他就是權力至上主義者，一切圍繞奪權、掌權、保權，別的都是幌子。我認為，這一看法一是不符合已經發生過的史實；二也不可能真正將前車之覆化為後車之鑑——難道文革這麼慘重的浩劫，給我們的啟示，僅僅是要能識別、能阻止用理想主義偽裝的權力狂上台？
　　網友漁陽山人在我昨天博文後面的跟帖中說得好：“我覺得，評價歷史人物，不論是毛主席還是張春橋，不管他們有多麼崇高的理想、多麼美好的動機，我們必須要看他們的理想和動機造成的實際後果。例如文革並沒有達到‘反修防修’的目的，反而對廣大民眾造成深切戕害，他們的所為就是反文明、反人性的。理想主義者經常為人稱頌，然而他們一旦掌握權力，就可能變成可怕的魔鬼。”
　　證諸歷史和現實，確乎如此。漁陽山人用詞也很準確：理想主義者一旦掌握權力，就“可能”變成可怕的魔鬼。他並沒有說“必定”。大家都會承認，或然率不是必然率，不是所有理想主義者掌權之後，就都一律變成了魔鬼的。
　　我還想補充的是，有些理想主義者即便沒有掌握權力，也可能變成可怕的魔鬼——想想那些到集市、球場、酒吧和車站引爆自己的“人肉炸彈”吧，最近更發展到開車撞人——他們連武器都沒有，更別說權力了，卻還要去殺人，說明他們頭腦中偏執的“理想主義”驅動力何等強大！所以在我看來，漁陽山人這句話，可以改得更簡練也更廣義：理想主義者可能變成可怕的魔鬼。有權與無權，都可能變成魔鬼，只是造成災難大小有別而已。
　　漁陽山人語氣沉重地寫道：“這個教訓是不是被今天的人們接受了？我高度懷疑。”他提醒得很及時。但是，這個“教訓”究竟指的什麼？我覺得，如果僅僅接受“理想主義者掌權就可能變成魔鬼”（或者““理想主義者可能變成魔鬼”）這個教訓，那還是不夠的，需要在漁陽山人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有些理想主義者，沒有變成魔鬼，有些就變成了魔鬼？
　　是他們的理想本身的謬誤、片面、空想，將他們導入邪路——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是他們生性卑劣——內心深處邪惡的種子，在一定的溫度和水分之下萌發瘋長，壓倒了他們的理想主義？
　　是理想主義者在獲得權力之後缺失了某些必要的主客觀條件，未能避免蛻變成魔鬼？
　　是……
　　可能性還有。當然也不妨說，上面我舉出的也是一種可能性：他們本來就是魔鬼，掌權之前以所謂“理想主義”假象示人，掌權之後魔鬼原形畢露。
　　我沒有想明白。大概“理想主義者”“魔鬼”也都因人而異，從“理想主義者”變到“魔鬼”也並不遵循統一的模式，所以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寫到這裡，我想起最近在採訪阮銘老先生時，他十分強調八十年代初人們重新發掘出來的馬克思談到過的“異化”這個概念，感嘆這本來是探究文革災難、總結悲劇原因的一個重要視角，卻未能成為高層共識、從而引起全黨全國的警惕，就被壓下去而銷聲匿跡了，這才又造成了改革開放到今天的嚴重偏差。
　　在這裡提到阮銘先生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順便說一句，談到阮銘，昨夜我讀到萬維博客老豆子的文章《打到閻王，解放小鬼》（打到應是“打倒”之筆誤）。感謝老豆子推薦我專訪阮銘的視頻。但老豆子文中有一句話，我要解釋一下。這句話是：“阮老先生提到毛主席發動群眾紅衛兵打倒中宣部的閻王，高先生表示第一次聽到還有下一句：解放小鬼。”
　　這句話，我不知道在採訪阮銘的時候我是否表述清楚了，但我本意肯定不是老豆子網友所轉述的這個意思。毛澤東說“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這句最高指示我在文革中早就知道；但我以前以為毛將中宣部整體說成閻王殿，要推倒中宣部里大大小小的閻王，來解放過去被中宣部壓制的廣大人民群眾。但阮銘先生告訴我：毛澤東所說的“閻王”是指中宣部里的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等掌權者，毛所說的“小鬼”則包括中宣部里的一般幹部。阮銘自認為就是“小鬼”之一。我說“第一次聽說”，意思是第一次聽說這一解釋。
　　今天本來是想着重寫一寫對蕭木文章的某些感想，結果一扯扯遠了。改天有機會再來談我從蕭木文章中得到的啟示吧。

　　海燕與太陽——張春橋心路軌跡試探（下）

　　——鄭重《張春橋：1949及其後》代跋

　　蕭木，原載《張春橋：1949及其後》

　　（續前）
　　（六）“領導危機”與王洪文入選

　　張春橋在與我們一起討論起草上面那篇題為《紀念中國共產黨五十周年》的文章時，特別強調：“一定要引一段林副主席的語錄。”我們當然照辦。文章到定稿，林的語錄引了一段，還有四處提到林的名字。政治局討論時，周恩來又加了一句稱頌林主持編輯出版毛《語錄》的話。這些，體現的大概都是毛的意圖吧？誰也沒有想到，這篇作者署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的文章發表後過了短短七十五天，就爆發了林彪“機毀人亡”的“九·一三事件”！
　　毛澤東對這一文革中最為嚴重的事件的反應，卻是一如既往的淡定和風趣。譬如當林彪駕機出逃，有人請示是否派飛機攔截時，他的回答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不要阻攔，讓他去吧！”待到又有人來報告，說林的飛機已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他居然說要感謝林彪幫了大忙，還頗有興致地舉杯慶賀，並隨口吟出杜牧七絕《赤壁》，首句就有“折戟沉沙”四字，給林所乘的“三叉戟”飛機折墜於異國沙漠來了個絕妙的寫照。但這一切，十有八、九都是為了穩定“軍心”進而穩定大局做給別人看的，實際上，上了黨章的“接班人”的“自我爆炸”，不僅標誌着文革一次很大的失敗，還有個如何向國內外作出說明的大難題，這給毛的打擊幾乎是致命的。據一位保健醫生回憶，那幾天毛服兩三次安眠藥也睡不好。從這時起，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以至到1972年2月2日因肺心病發作而突然休克，經一番緊張搶救才慢慢甦醒過來。同年5月18日，周恩來也被查出患有膀胱癌。真是不幸連着不幸啊！
　　但凡文革過來人，大都會對1972年及其前後這段時間那種特有的沉重、不安而又敏感留有深刻印象。林彪已“機毀人亡”，而掌握着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毛澤東，人們雖依舊在祝願他“萬壽無疆”，他自己卻說：“還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閻王請我喝燒酒。”這麼大的一個黨、一個國家，誰來接班啊！國人都在翹首企盼着，卻又因“九·一三事件”的爆發而對“接班人”這三個字已諱莫如深。中華大地，一面照樣到處紅旗飄飄、鑼鼓喧天；一面卻陷入了深深的憂慮。那時的大多數人，尤其是我們這些積極投身文革的人，決不會去想是否1949年以來實行的政治體制出了什麼問題，相反，一如既往地相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發展至今最先進的，多位中央領導人年老多病，那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嘛！還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偉大領袖一個人身上，希望老人家能享有更高的壽數，健在時能把“後事”安排好。
　　在當時八億人中憂慮最深的，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本人。當然，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者的毛澤東，估計也不大可能從政治體制上去思考面臨的問題。他是怎麼想的？也許從後來在與來訪的越共領導人黎筍談話中，可以感覺得到這位文革統帥內心深深的憂慮。在介紹了自己和周恩來、康生、葉劍英等的健康狀況後，毛突然說出了一句讓客人頗為吃驚的話：“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
　　正是這個“領導危機”既折磨着偉大領袖，也折磨着當時億萬中國人。
　　從1970年4月“蘇州談話”等透露出來的信息看，毛澤東確實很可能曾經屬意於張春橋，當然不是馬上撤下林來換上張，而是把張培養為相當於黨的副主席的位置上，至於以後的事，還要看發展。但“廬山會議事件”的爆發，使毛看到反對張的人太多，至少近幾年內很難進入考慮接班人選的範圍。這一點，可從《南巡講話》中談到培養接班人時，只列舉了李德生、華國鋒、紀登奎、王洪文等而沒有提到張可以看出。但如果不提張春橋，眼前能夠掌控全局的就只剩下一個了，那就是持重穩健已擔任多年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
　　前些年有的文革著作已提出，毛在病中曾當面向周交代過“後事”，也即一度曾有要周接班的意思。此說雖無可信的文獻為據，但在當時，周的人望確實很高，為張所遠遠不及。有件事我印象很深。1972年5、6月間，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海有王洪文、徐景賢等參加，我作為工作人員也一同前往。會議快結束時，周恩來接連作了三個晚上、長達六個多小時的題為《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報告，詳盡地回顧了自己在歷次路線鬥爭中的錯誤，大概意在以此啟發教育在林彪問題上犯有錯誤的幹部放下包袱迅速回到正確路線上來。會議發的有關各小組討論的《簡報》，幾乎全是為總理的“襟懷坦蕩”、“光明磊落”所深深感動的信息。王、徐等在私下議論時說，他們事先都不知道周要做這麼重要的報告，會議作這樣安排，很可能表達的是毛的意圖，那就是要讓周接班。後來徐景賢還告訴我，他到一些省市代表所住的房間去“串連”，他們也在這樣私下議論，而且對周接班都很高興，表示完全擁護。
　　但毛對周似乎並不怎麼滿意。認為周不是能高瞻遠矚統攬全局的帥才，對共產主義理想又不夠積極、堅定，守成有餘而進取不足。一句話：偏於保守。
　　為了儘快解決這個“領導危機”問題，大約到1972年年初，毛在發生一次休克後精力稍有恢復，就開始構想九大後的第二次高層人事布局。與兩年前“蘇州談話”前後的那次布局最大的不同是，這一回林彪已經出局，在培養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中青年幹部問題上，更可以有一些突破性的考慮。這期間，他在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談話中一再提到“要搞年輕人來當共產黨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所謂年輕人，就是年齡在三十至四十之間。要工人和農民，老年、中年也可。你們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還說了“我們老一輩子人是過渡時期的人，不要總出台唱戲呀，我們出台轉一轉就行了，像《西廂記》上的老夫人，要讓紅娘去演戲”這樣的話。一度還曾提議組織一個顧問委員會，由他當主席。此議後因政治局討論時都不同意，他就說：“你們大家不贊成，我只好鞠躬盡瘁。”
　　在這次布局構想中，後來引起國內外特別關注的人物，就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帶頭人王洪文。
　　毛澤東大概是在1966年11月處理“安亭事件”中那幾天裡，第一次聽到“王洪文”這個陌生的名字的。從那以後，便通過多種方式對這個“種過地、當過兵、做過工”的年輕人作了多方面的了解和觀察，這樣在《南巡講話》中說到培養接班人時就已提到了王洪文，到1972年9月，更正式向政治局提議調王來京“參加中央工作”。在此前後調來參加中央工作的，還有華國鋒、紀登奎等幾位。
　　也就在這段時間裡，圍繞着是批判林彪的“極右”還是“極左”的問題，張春橋與周恩來發生了一次直接較量：周主張批“極左”，張主張批“極右”。這場幾近公開的較量，不僅牽涉到各個領域、各項工作，還影響到從中央到地方不少幹部群眾也捲入其中。最後自然又是毛澤東不得不出來表態作結。12月17日，毛在與周、張、姚的談話中指出：“批極左，還是批右？批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林彪路線實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這也就是說，主要不是批林的“極左”，而是批林的“極右”。爭論雙方表面上算是就這樣“統一”了起來。
　　如何來理解毛的這個表態？不僅幾十年後的現在有點摸不着頭腦，就是當時也頗費猜思。我的看法是，廬山會議後，毛緊抓不放的一件大事，就是要解決他在《南巡講話》中提出來的“誰知‘三支兩軍’掩蓋着廬山會議的主要傾向啊”，也即要解決軍隊在國家權力構成中因“三支兩軍”而空前膨脹起來的問題。“九·一三事件”後，更明確提出“批林整風”，“批林”的核心就是解決軍隊問題。其後採取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等一系列措施，也都是為了扭轉這個“主要傾向”。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周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確實不怎麼符合毛的“戰略部署”。此其一。其二，批“極左”，必然會觸及到造反派，有的地方還有可能把已經掌權的造反派打下去。這與毛正在構想中的要多培養些經過文革鍛煉的年輕人的布局，也是相左的。還有第三：在毛看來，凡是由他和黨中央發號召搞起來的群眾運動，即使有些做得過火或出現了偏差甚至造成了破壞，也只能在前進中作局部性的調整，不能公開提出批判“極左”。其實自號召奪權而造成幾近失控的局勢後，毛自己就相繼採取了“三支兩軍”、“大聯合”、“三結合”和“一打三反”等等措施，實際上都是在調整，也即“糾偏”或“糾左”，只是公開決不會這樣宣傳。不僅文革中的是這樣，此前的“大躍進”也是這樣。這是因為運動中“左”與“右”總是緊張地對峙着的，你作為領導一提出要批“左”，等於承認發動這場運動是錯誤的，“右”的一方必然乘機而起以至壓倒“左”，其結果便是整個運動的失敗。當然向幹部群眾說明時不能用這樣的語言，而是要說氣可鼓而不可泄呀、要保護群眾的積極性呀等等。大躍進中提出要保衛三面紅旗，文革中則是要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等等。
　　周恩來自然也是熟知個中三昧的，但他作為國家總理，在大量的實際工作接觸中，深感干擾更直接、更多的還是運動中的那些“極左”做法和造反派“極左”行為。因而毛一提出要“批林整風”，就以為遇到了一個批判“極左”好時機。而張春橋，即使單從自己的地位和遭遇出發，也讓他更容易理解毛的意圖。在這場較量中，張就這樣似乎又一次成了“贏家”。不管怎麼說，毛一方面還離不開周恩來這位實幹的大管家，另一方面卻也對他積聚了更多的不滿。
　　1972年11月11日，保健醫生進一步確診周恩來所患為膀胱癌，且還在發展，不得不正式向中央提出書面報告，建議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採取減少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辦法”。毛澤東當即在報告上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周膀胱癌的進一步發展，和毛自己健康狀況的不斷惡化，對他這時正在進行中的中央高層人事布局構想，關係極為重大。
　　此前，毛已再次提出要落實幹部政策，讓一些老幹部出來工作。對曾經作為“二月逆流”批判過的“大鬧懷仁堂”一事，這時說：“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其時尚下放在江西的鄧小平，當然也是一位精明強幹而又善於審時度勢的政治家，他從上述種種政治信息中讀出了兩個字：機會。這年八月，他向毛寫了一封要求做點工作的信。果然，毛很快作出批示，說對鄧“應當與劉少奇加以區別”，那意思是可以考慮讓鄧出來工作。這樣在周恩來的安排下，1973年三月初鄧回到北京。幾天后，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恢復鄧黨組織生活和副總理職務的《決定》。
　　與此同時，毛建議提前召開黨的十大。按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1969年4月召開的“九大”，到1973年初還不滿四年。不過黨章同時規定：“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前或延期舉行。”
　　很顯然，上述種種，都是毛為儘快解決“領導危機”的“特殊情況下”，作出的“特殊”安排。
　　正是在十大緊張籌備過程中的7月4日，毛對周主管的外交工作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更為不尋常的是，毛的這些話不是直接對周說的，而是打個彎，對張春橋和剛參加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說的。為籌備十大，張、王分別負責起草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這天晚上毛找張、王原是談有關起草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的情況，但後來談的實際主要就是批評外交工作，其中有幾句話似乎還是直接針對周的，如說：“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由於周不在場，而按照慣例，毛如此重要的談話又是必須向政治局傳達的。誰來傳達呢？那時王還只是中央委員，當然只能由作為政治局委員的張來傳達。第二天即7月5日，周主持政治局會議，張傳達毛的談話，實際也即當着周的面批評了周。這不僅使周，也讓張，十分尷尬。後來周在向毛上送外交部對錯誤的檢查時，附了一信：“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毛批示說：“檢討不要寫了。”總算網開一面。
　　緊接着又發生了一件耐人尋思的事，時間是五天后的7月10日。
　　這天晚上，毛在他的住處中南海游泳池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即將召開十大的相關事宜。此時由張起草的政治報告政治局已通過毛也審定，留下的一個問題是：由誰到大會去作這個報告？毛沒有表態，只好留下再議。
　　如果聯繫一下中共黨史慣例，在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的通常總是第二把手，那麼這很可能是一道考試題：看你能不能摸准毛正在醞釀中的十大後中央領導層人事格局的心思？在隨後召開的另一次由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提出了一個既無人反對也少有人附和的提議：十大政治報告由王洪文來作。張肯定反覆思考後才這樣提的，但這一回他錯了。那時我借調在中央辦公廳參加為籌備十大而成立的黨章修改小組，要完成兩個文件：一是黨章修改草案；一是《關於修改黨章的說明》。一個多月後（確切日子已記不得），毛在我們小組上送的《關於修改黨章的說明》上大筆一揮，將標題中的“說明”改為“報告”，變成了規格大為提高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又親筆署上報告人“王洪文”三個字。毛這一改，至少表達了這樣兩層含義：一、王洪文已被抬舉到了大致相等於“接班人”的地位；二、既然王已成為修改黨章的報告人，不言而喻，周恩來也就成了政治報告報告人的唯一人選。我估計，張春橋會對自己這一錯誤的提議暗中深深自我檢討一番的。因為他的“冒失”，不僅又一次當面“得罪”了周，更為不該的，還在毛面前暴露出他在與對手較量中有失大度的品格。
　　隨着大會進入選舉的議程，毛又做出了一個堪稱奧妙無窮的舉動：讓這一天主持全體會議的周恩來在會上宣布：“毛主席的票，由王洪文同志代投。”
　　至此，毛選擇王為“接班人”的意圖已表達得十分明顯。但因上過黨章的“接班人”林彪“自我爆炸”的沉痛教訓，參加大會的代表們都忌諱提到“接班人”三個字，這真叫“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七）張對周說：“你就做周公吧！”

　　王洪文一旦被定為“接班人”，那麼在1949年以來那種獨特的政治體制下，張與周無論他們各自的主觀願望如何，兩人的關係立刻就會發生微妙的變化：究竟由誰擔任第一“輔佐大臣”？說不定還會由此引發一場或明或暗的角逐“主輔”之爭。儘管張在資歷、聲望、能力和經驗等方面都無法與周相比，但周卻不可能不想：人家可是從“安定事件”起就已經做了王洪文的“老頭子”了呀！
　　就在這期間，會上發生了一場頗大的爭論。那是在討論主席團名單的政治局會議上，許世友帶頭竭力反對王洪文任主席團副主席。實際持反對觀點的還不止許一人，黨、政、軍不少老幹部都有類似想法。挺王最力的是兩個人：周恩來和葉劍英。葉在政治局會議上引用三國時期孫權起用年輕的周瑜而程普等老將反對的歷史典故，批評許思想落後於時代，沒有看到黨和國家的未來。周為了“打通思想”，特地召開中央黨、政、軍直屬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聯繫黨史再三說明“我們一定要跟上主席思想，人總是要老的，趁現在趕快重視選拔年輕幹部，決不能看不起‘兒童團’”。當他說到“我們有些老同志怎麼會糊塗到這個地步”時，噙着淚水，幾次哽咽，在場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在這場爭論中，與周、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張沒有說多少話。多數場合，他只是轉述周的話，或表示同意周的意見。我理解張的這種“低調”，表明他已經領會了毛的意圖，自願退出“主輔”之爭。更能說明這一點的，我以為是他讓我寫十大《新聞公報》這件事。按九大成例，公報該是張自己或姚文元寫的，他讓我寫，肯定經過深思熟慮。我猜測，用意就在由我這個與中央領導層毫無人事瓜葛的小人物，來起草這份必然要涉及到已經成為高度敏感的政治人物王洪文的公報，或許可以緩解張、周之間的矛盾，避免你意想不到的誤解。有關這份公報的起草過程和張、周對此各具特色的處理，我與鄭重兄交談時有過較為詳細的敘述，《大傳》已錄，此處不贅。
　　此外還有一件事，就是張又一次說了他的“野心”是“想寫一部《毛澤東傳》”的話。那是在十大閉幕那天傍晚。作為大會秘書長一直忙碌着的張春橋，端了個人民大會堂那種專供中央領導人開會進餐用的長方形景泰藍漆盤，坐到靠窗的一張台子旁開始享受晚餐。這時記不得是誰跑來說有事要找一下總理，張對他說總理在某個房間，大概在同幾位專家商量大會文件翻譯的事吧。那人走後，張忽而深為感慨地說：“總理懂得多國文字，組織文件翻譯這樣的事，只有他能做。他的學識，他的經歷、能力和為人，我這一輩子想學也永遠學不到了，你不佩服也不行。”吃了口飯，喝了口湯，停了一會，略微提高了一下嗓音，像是自言自語、其實是當着大家說的：“有人說我張春橋想爭這個，又想爭那個，好像有什麼野心。其實呢，要說有什麼野心的話，我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寫一部《毛澤東傳》。”
　　如果說，兩年前張與我們一起討論文章時說他有這個“野心”，還只是抒發一下可能已蓄意多年的心願的話，那麼這一次明顯有了別樣的含義。我當時聽了就覺得好像他是要向人們表白點什麼，或者說是掛起了一塊“免戰牌”吧？若果如此，我以為張最希望聽到他這番話的一個人，應該就是周恩來，“免戰牌”也是向周掛的。
　　在這期間，張還就輔佐王洪文的事與周有過一番對話，我沒有直接聽到，是多年後，張被軟禁在江陰某處與陪伴他的家人偶爾說起，我才輾轉聽到的。張說：“那天我對總理說，周公輔成王，功勞都在周公，你就做周公吧。總理回答說：我總是在主席之前走的。”
　　大約也就在十大後的那幾天裡，毛批給周讀一篇古文：《史記·汲鄭列傳》。這是兩個月前毛通過姚文元，讓上海市委寫作組注釋並用三號老宋印刷的，因稱“大字本”。題中“汲鄭”即汲黯、鄭當時，都是西漢武帝時清廉、直言的名臣，鄭當時更以善於薦賢舉能著聞。周一看自然懂了，知道毛是希望他愛護、輔助王洪文，多推舉年輕幹部。他特地寫信給毛，談自己的讀後體會，其中有兩句是：“深有所感，愧未能及。”
　　從這時起，周凡是向毛上送請示或報告，均與王一起署名。
　　一場“主輔”之爭，至此似乎偃旗息鼓了，卻不料兩人的角逐又陡起波瀾。
　　我因籌備十大借調在北京工作三個多月，深感自己缺少在中央高層應對各種複雜關係的能力，再說也不感興趣，等大會閉幕留下的一些雜務全都做完後，就堅決要求仍回上海。我是這一年9月初回到上海市委寫作組的，住進了我在“康辦”大院（即市委書記處所在地康平路大院）的辦公室兼寢室，便日以繼夜地一面到基層去做調查收集材料，一面開始着手寫“蓄謀”已久的反映文革的長篇小說。某天下午，一向寧靜的大院忽而說笑聲、鼓掌聲熱鬧一片。偶爾從窗口往下望望（我住在三樓），更大為意外：與擁在周圍的家屬和孩子們說話的，竟是鄧大姐——鄧穎超！後來知道，十大閉幕不久的9月中旬，周恩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到上海訪問，其間，隨同周前來的夫人鄧穎超，出人意料地帶着秘書來到了“康辦”大院。鄧大姐訪問了住在大院的市委領導新老幹部和已故柯慶施的家以後，這時正在發表她的告別講話，末了幾句似乎是有意大聲說出的話，我至今記憶猶新。她說：“今天我是特地來拜訪大家的。該去拜訪的，都拜訪過了，只有一家沒有去。不去的原因，你們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鄧沒有去的一家，就是張春橋的家。這天張的妻子文靜也是高高興興做了歡迎的準備，但她等了個空。鄧說她不去的“原因”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這也說得很對。因為除了孩子們，大院裡不少人的確都知道，文靜有個“歷史問題”，那就是1943年在晉察冀邊區一次對日寇的反掃蕩戰役中，因受傷被俘曾有過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等變節行為。但叫人生疑的是：這個“歷史問題”她不僅早已向黨組織作過交待，組織上經過審查也作出了結論，1949年就已批准她重新入了黨。按說這已是一個不成其為問題的“歷史問題”了，更何況其時文靜已賦閒在家，根本不會影響到上海市委工作，與中央高層更隔着十萬八千里，鄧穎超何以還要顯然是經過細心安排的先來這麼一番訪問，再來一個公開宣布呢？所以如果大家不是“想一想”，而是想了又想，那就很快會想到文靜背後的張春橋：張本人不也是“叛徒”嗎？儘管毛澤東已表態“不查”，但周恩來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還是不肯放過張。
　　三天后文靜病倒了，急送醫院搶救。
　　我聽到這個消息不由打了個寒噤。越發覺得像我這種脆弱的性格，根本不適合在中央工作，慶幸自己這回總算做出了堅決要求回上海的正確選擇。
　　但不久出現的事，卻說明我已經沒有了這種自由。
　　這年11月25日，市委書記馬天水突然找我談話，說剛接到北京通知，讓我第二天到中央辦公廳報到，還說這回是正式調動，不是借調。這樣，26日我就來到了當時王洪文所住的釣魚臺十六樓，王熱情地接待了我。因此前我曾當過兩三年上海市委書記和部分常委每天中午兩小時讀馬列的輔導員，所以王一開頭就說：“把你調來，就想請你繼續做我的老師。這事我向主席和總理、春橋同志報告過，他們都同意。不過還是要聽聽你有什麼意見？”我當然不敢再有任何意見，只是一再說明做老師不敢當，但我願意儘自己努力做好工作。
　　也就在這次交談中，王說到毛找他談了一次話，談對他的工作安排問題。當時我只是從如何做好輔導工作去理解的，但後來，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我在反覆思考了整個文革十年歷史以後，覺得毛這次談話的含義決非只限於要王讀馬列這樣一件具體事，而是在“十大”完成了中央高層人事布局後，又對這個布局作了整體思考後的結果。王洪文是這樣說的——

　　前天，主席找我單獨談了一次話。主席說你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學習着重就是讀馬列，有些不好懂，可以找個老師，查查資料。讀書是學習，工作也是學習。工作上你有兩個老師，一個是總理，一個是春橋同志。

　　我個人理解，以為毛這番講話除了明確選定周為“主輔”、張為“副輔”以外，還透露出這樣一些重要的政治信息——
　　第一，說明毛已吸取了前後兩次選擇同輩而又是共事者劉、林為“接班人”的教訓。此前，認為“共產黨沒有王位經承法，但也並非不如中國古代皇帝那樣聰明”；此時則實際上不得不承認還是“中國古代皇帝聰明”，要向他們學習，也選一個小一輩的人做“接班人”。這一年毛已整八十，而王還只有三十八歲。
　　第二，像古代深居東宮的皇太子只是學習或偶爾見習朝政而不是實際管理朝政那樣，毛明確規定王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讀書是學習，工作也是學習。王自1972年9月上調“參加中央工作”到1976年10月被抓起來的四年多時間裡，除按規定參加各種會議外，受命做過的實質性的工作有這樣幾項：
　　一、先後或分別與許世友、紀登奎一起赴杭州，或由他一人單獨前往，協助省委解決浙江問題。二、參加周恩來負責的中央小組，調查、處理南京、福州、濟南三軍區司令員廬山會議期間給林彪寫信的問題，當時也稱“解決華東問題”。三、自1974年6月1日至1975年7月1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實際上主要就是主持在這期間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並將會議情況向毛上報。四、分管的事只有一項：負責中央讀書班。讀書班具體由由中組部主辦，帶有當時中央黨校性質，參加者大多為各省市推薦的新幹部，共辦了三、四期。對“接班人”作如此安排，至少可以確保集權體制的完整統一，杜絕了出現另一個“司令部”的可能，當然更絕不會出現像林彪那樣的“帶槍的司令部”的危險。
　　第三，無論當時和現在，我都認為毛澤東選擇王洪文為“接班人”決非輕率之舉，而是經過慎重的觀察和思考的。如果我們把自“蘇州談話”以來毛對中央高層人事布局前後兩次構想的相關史實作一番梳理，就可以清楚看到，老人家是想竭力在他有生之年解決凡是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起來的政權都必須解決的“雙重過渡”這個大難題，即如何儘快從武官政治過渡到文官政治，從重用功臣宿將過渡到啟用新興官僚群體——在毛的構想中則是以工農為主的幹部群體。選擇王為“接班人”，同時參加“十大”的代表百分之六十七為工農兵，選出的中委和候補中委體現了“老中青”三結合，都是他這種努力的重要標誌。此外，這樣做還有體現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含義，更何況讓工人、農民直接來管理國家，這符合馬克思、列寧的設想，又正是毛本人向共產主義過渡中的一種理想。如能順利實現，在國際共運中那倒的確算得上是一項創舉。
　　但後來的事實卻證明，這只是毛澤東也包括我們這些積極投入文革的人的一廂情願。
　　古代帝王實行私襲制，繼位的新皇帝即使還是孩子，有的還在襁褓中，甚或竟是個白痴，按照世系承續的皇統，臣民們照樣會三跪九叩，山呼萬歲。1949年來中國實施的政治體制與古代帝王制度還是有着不少區別，廢除了私襲，排除了在所謂“奉天承運”光照下的血緣關係對政治的介入，便是這種區別之一。毛澤東對王洪文上述種種細心的安排固然可以確保不會出現像劉少奇、林彪那樣的“司令部”甚至“帶槍的司令部”，但真叫作“扶得東來西又歪”，如此安排又帶來了一個新矛盾，而且是很大的矛盾：如果王洪文一直沒有掌握實權獨當一面地工作，沒有相應的資歷、能力和執政經驗，單憑“種過地、當過兵、做過工”這點“資本”，即使勉強接了班，又怎麼能獲得大多數人、特別是依舊健在的大批功臣宿將的承認呢？不僅是王洪文，不少結合到權力機構的新幹部也即造反派也大多是這樣。十大中委和候補中委確實可說實行了“老、中、青”三結合，但“青”包括不少“中”他們所擔任的大多是“虛職”，很少有掌握實權的。“九·一三事件”後隨着林彪“司令部”的垮台，又有過一次權力再分配，從這時起，毛澤東當然依舊穩穩地掌握着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但實際具體地在各部門、各省市掌權的極大多數是功臣派或稱老幹部，後來統一尊稱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種格局下，毛澤東的讓工人、農民直接來管理國家的是理想，永遠只能是理想。

　　（八）“批”與“保”：毛澤東背水一戰

　　毛澤東安排鄧小平十大前夕復出，大概是曾經作為“走資派”被批判而願意悔改的一個代表，可能帶有示範的含義。但後來形勢的發展，鄧成了接替周恩來幾乎把文革派擊垮的主帥。
　　1973年四月九日，從下放地江西回到北京不久的鄧小平，到西郊玉泉山去看望因病在那裡療養的周恩來。據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說，見面後談話一開始，周就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因在座還有鄧的夫人卓琳，周又特地叮囑一句：“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
　　此前中央早已把《“571”工程紀要》作為“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材料”發至全國，《紀要》“實施要點”中就有抓到張春橋“立即公布他的叛徒罪行”的話，所以張是“叛徒”的說法已廣為人知，不再是秘密；但對此說法中央高層意見不一，周持肯定態度，毛則“不讓查”，在當時仍屬“極密”級重大政治信息。周在鄧剛回到北京即以此黨內機密相告，很可能有希望與鄧達成某種“默契”，以便聯起手來共同對付越來越受到毛信用的張的含義。周與鄧歷史上頗多矛盾，文革初期周還曾劉、鄧並提對鄧作過批判，但“九·一三事件”後，當毛開始考慮讓鄧復出時，周是積極促成的。此時周已查出患有膀胱癌，不難理解，無論從革命經歷、政治見解或思想感情，周寧願讓鄧來接替他的位置，決不想看到權力落入張之手。
　　十大後不久，發生了一個政治局內部的“批周事件”。在當時，這一事件本身已讓我們這些約略知道一點內情的人感到意外，更大為吃驚的是鄧在批周會上的一次發言。
　　那段時間王洪文已開始協助周恩來主持部分日常工作。據王說主席對批周會議很重視，他要看每次會議的原始記錄。為此每次會後，王就把全部會議記錄帶回釣魚臺十六樓他的辦公室來，要他的秘書小沈再端端正正用相等於一號大小的字體重抄一遍，而且指定要用6B鉛筆寫，好讓患有深度白內障的毛澤東看起來方便些。由於工作量很大，小沈每夜熬通宵也還來不及，我就去幫他抄一部分。
　　在我的印象中，張春橋的發言還是比較緩和的，主要是認為教育革命中的一些問題周負有責任；江青則指責周在中美談判中搞了“投降主義”，是什麼“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真有點像“開帽子工廠”。但記憶最深的還是鄧小平的發言。鄧當着周的面說的大意是：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
　　那時我和小沈對周都十分敬重，對他能抱病參加這些批判他的會議原已很同情，那夜看到這段鄧發言的記錄就不由議論起來，認為這是無中生有再加無限上綱，很為周感到委屈，為他抱不平。數十年後經過世事人事滄桑幾度，如今回過頭去再想想，覺得事情恐怕並不像我們當時想象那麼簡單。很可能鄧的話就是說給毛聽的，他在這樣的場合、用這樣一種方式向周發出這樣的警告，正由於它沒有事實根據，似乎更能顯出剛剛復出的他對毛的一片忠誠。周聽了是否會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委屈、不平，恐怕也不一定。憑周豐富的仕途經驗，不難讀懂這或許正是復出後的鄧的一種“進身術”，因而他會仍然相信與鄧在對付張的問題上曾經有過的“默契”。這也就是說，既然要“聯手”，就不能不承受相應的代價。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鄧的批周，就有了“周瑜打黃蓋”的某些含義。
　　也許有個細節可以說明這一點。1975年5月18日，剛從國外出訪回到北京的鄧小平顧不得休息，就趕到305醫院去看望周恩來，送給周一件不尋常的禮物——當年他們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經常吃的法式月牙麵包。周撫摩着這種獨特的麵包，一切盡在不言中。
　　“批周事件”幾個月後的1974年4月6日，由毛澤東提名，鄧小平出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率團赴美參加聯大特別會議，並作了闡述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思想的長篇講話，世界各通訊社紛紛報道，讓剛復出的鄧小平來了個“閃亮登場”。從這時起到第二年8、9月的一年多時間裡，中國高層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大多就是鄧小平。從中央來說，也正是這段時間，是十年文革中最為雲譎波詭的一個歷史時期，許多史實至今還在雲遮霧罩中，有待專家學者去考訂、研究，作出合乎實際的說明。
　　其中特別費人猜思的，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文革派是一個“四人幫”小宗派，並在1974年7月17日和1975年5月3日前後兩次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四人幫”的宗派活動。
　　其實十大後的文革派或者說“四人幫”的幾個人，也已經各懷心思、矛盾重重，並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樣鐵板一塊。“批林批孔”一開始，江青就把既有黨的副主席的職位、又較容易控制的王洪文拉在一起，還成立了一個我也曾參加過的專門處理全國各地主要是造反派寫給江或王有關“批林批孔”大量來信的四人小組，每天要出好幾期《要信摘報》，上報毛澤東和分送在京各政治局委員，江在上面不斷有所批示，想用這樣一種辦法把運動領導權抓在自己手裡。不料此時王背後又出來了個葉劍英。葉因十大時支持王洪文而批評了許世友，讓王頗為感激。王與葉又是一起釣魚，又是一起打獵，葉還調撥給王一套在玉泉山的特地經過高規格裝修的樓房，大概也是想把王拉過去吧？江為此氣得大光其火，要張春橋管管王。偏在這時，上海發生了一個“《朝霞》事件”。
　　其背景是，鄧穎超很可能是根據周恩來的主意或意圖，用了訪問“康辦”大院所有上海市委領導住家卻偏偏不去張家這麼一種巧妙的方式，等於公開宣布：張家問題嚴重，大家都要離遠點！迫於這種無形卻強大的壓力，張從此不便再回上海，時間一長，對市委工作狀況就變得頗為生疏。而與此同時，已升任為黨的副主席的王洪文，卻經常通過某個市委書記直接向市委發指示。借用文革中的流行語來說，這該是上海市委一個近似“多中心”的時期，從而導致市委幾位新幹部也即造反派之間原已存在的權力鬥爭進一步激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經王洪文同意、市委三位書記聯合批示，對市委寫作組主辦的文藝刊物《朝霞》發起群眾性的大批判的“《朝霞》事件”，實際上是造反派的又一次“內訌”。
　　三位書記是在沒有報告在北京的第一書記張春橋的情況下作出批示的，這種做法不說是反張，也至少是一種擅權行為，更何況發起批判的“罪名”純屬莫須有。儘管事件經張果斷而又謹慎的處理和王洪文到認識錯誤後的積極配合，很快平息了下來，但張對王由此留下的戒心，恐怕短時間內很難消除。所以這回江青要張“管管王”，張既不便管、不好管，大概也不怎麼願意管吧？除此之外，張對“批林批孔”中江、王那些明顯不符合毛意圖的做法，估計也不會贊同，後來他與姚文元談起江、王在某次會上的講話時，就說過這樣的話：“他們還會講出什麼好話，無非是惹些麻煩，讓我們也跟着受牽連。”
　　不過文革派在對待功臣派的態度上，大體還是一致的。在上述毛澤東兩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並批評“四人幫”的前後一年多時間裡，文革派與功臣派的鬥爭，集中反映在三個問題上：
　　一是1974年3月22日，外交部根據毛澤東內部提議向中央作出請示報告，建議由鄧小平出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率團參加聯大特別會議，周恩來等積極支持，江青激烈反對。張春橋不見有什麼表示，從他後來據說“因病”沒有出席討論鄧率團出國相關文件的政治局會議來看，內心大概也是不贊成的。
　　二是1974年9、10月間，兩派對正在籌備中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問題，爭論日趨激烈。10月4日，在武漢休養的毛澤東讓秘書打電話給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10月17日，江青把王、張、姚找到她所在的釣魚臺十七樓一起商量，決定由王去見毛，匯報雙方的爭論，其中包括周恩來在醫院就有關人事安排問題多次找人談話等情況。因此時毛已轉到長沙休養，王此行後來被稱為“長沙告狀”、“陰謀組閣”。
　　三是關於反對經驗主義的問題。1975年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談到當時全國正在開展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學習時，引了毛澤東1958年八月廬山會議上關於學習理論的一段話，其中說：“理論上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是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張接着說：“據我看，毛主席的話現在仍然有效。”“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與此同時，姚文元發表在《紅旗》雜誌上的文章《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中，也引了毛的這段話，認為“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人民日報》3月21日《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的社論說：“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助手”，“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義路線走”。4月23日毛澤東作出表態：“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在緊接着4月27日由鄧小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對張、姚等反對經驗主義作了猛烈的批判。他說：“很明顯，這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反總理的行動。”
　　毛澤東在相隔近一年前後兩次政治局會議上對文革派江、王、張、姚等人的批評，重點是指出他們在上述三次爭論中搞了宗派活動，而不是他們提不同意見的錯誤。如在前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在後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在前後兩次政治局會議之間，一次與李先念的談話中批評了江青，說她“鋼鐵公司厲害呢，又開帽子店”；“叫她不要搞上海幫，她要搞”。在與周恩來、王洪文談話時說：“‘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批評文革派搞宗派活動，應是事實。如上面說的“長沙告狀”，儘管王洪文當時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他去長沙向毛澤東匯報情況完全正常；但他此行是江青事先找了少數幾個人商量後決定的，就屬宗派活動。不過公平地說，功臣派不僅也搞宗派活動，而且搞得更多、更厲害，近年來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先後出版的《毛澤東傳》和《周恩來傳》都有詳盡記述。如說經過兩次手術的周恩來，依然為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等問題接連約人談話、批閱文件，以至負責治療的醫生不得不向中央寫報告要求減少周的這些活動，以免影響休息和睡眠。前傳中還引錄了紀登奎的一段回憶。紀說：“從74年10月下旬起，他（指周恩來）在305醫院分別找人談話，徵求意見，我去過七次。最後提出了一個準備在四屆人大上產生的委員長、副委員長和總理、副總理、部長的名單，是總理親筆寫的。12月20日凌晨，他叫國務院值班室主任吳慶彤去，把他寫的名單送到國務院印刷廠印成清樣，然後將原稿交回燒掉。總理為什麼要做得如此嚴密？因為要不留痕跡，警惕‘四人幫’插手。”當然這一切，傳記作者都是作為周在身體極為虛弱的情況下，依然念念不忘與妄圖篡黨奪權的“四人幫”作堅決鬥爭的感人事跡來寫的，但卻忘了想一想：像討論四屆人大人事安排這樣的事，把一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黨的副主席和一個政治局常委、兩個政治局委員完全排斥在外，這種做法正常嗎？如果“四人幫”反咬一口說周恩來等也是在搞“宗派活動”、“陰謀組閣”，該怎麼回答呢？
　　不過在這裡，我以為更需要也更值得我們去思考的，還不是傳記作者觀察歷史採用了什麼視角，而是：此時仍然具有敏銳觀察力的毛澤東，顯然不可能不知道功臣派也搞了宗派活動，更何況王洪文“長沙告狀”告的主要也就是這方面內容，但他卻偏偏只批評文革派而不批評功臣派，這是為什麼？
　　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先得說幾句關於“派”的問題。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曾說過：“我們這個黨不是黨外無黨，我看是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從來都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的確如此。國家權力的公共性，決定了社會中處於不同地位、不同生存狀態的人，必然會提出不同訴求，因而在現代國家裡，眾說紛紜，政見雜陳，出現各種派別以至公開的反對派，都是極正常的事。大概由於我們國家帝王集權專制制度傳統太深遠了的緣故吧，往往把“交結朋黨”視為一種嚴重的罪名，1949年以來實施的政治體制大體也還是如此。不過這種情況到文革一開始發生了新奇的變化，不僅群眾中出現了各種派，而且大會小會都在呼喊的“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的鬥爭，實際上也就是兩個政治派別、兩種政治主張的鬥爭。如果把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組織策略作個粗淺的概括，那就是：依靠文革派，發動造反派，打倒“走資派”。文革派開始主要就是中央文革小組。那時全國上下都知道中央文革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輿論宣傳也是這個基調。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也曾宣布過：“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後來，毛領導下的文革派與竭力推崇文革的軍官集團派和支持或贊同文革的部分功臣派結成同盟，稱“無產階級司令部”，也明確“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在此前後毛的一些重要指示以至重大決策，包括決定發動“一月革命”的《生日談話》，不少是只與文革派少數幾個人說一下就付諸實施的。要說宗派活動，這也是一種宗派活動，只是好像從未有人這樣想、當然更沒有人這樣說過。隨着文革的不斷推進，特別是奪權鬥爭的迅猛發展，先是文革派幾位大員接連出局，繼而軍官集團派紛紛落馬，七零八落的文革派最後還剩下毛澤東和江、張、姚、王五人。所以國外流行一種說法，叫“五人幫”，不叫“四人幫”。
　　那麼毛為什麼過去不說、偏偏在這個時候突然提出了“四人幫”的問題，而且還不止一次地批評了他們的宗派活動呢？我的理解是由於形勢出現了轉折性的大變化。這種大變化了的新形勢，已非一般調整性的措施所能挽回，而如果任其發展，極有可能導致文革全面退潮。權衡利弊，恐怕只有果斷採取根本性的大動作，或許還有可能從被動轉為主動，保住文革基本成果，不失時機地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完成。
　　形勢出現重大變化的轉折點，是“九·一三事件”。
　　這個重大的變化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人心和民情以及權力構成兩個方面。
　　上了黨章的“接班人”林彪的突然“機毀人亡”，大多數人起初震驚，接着惘然，其中不少人轉而開始思考。作這樣思考的較多是運動中曾受到過批判的幹部、知識分子和保守派群眾，但也有不少是紅衛兵、造反派和文革的積極投入者。狂熱的激情慢慢趨於冷靜，虔誠的信仰漸漸有所疑慮。這種思考雖然還沒有公開化，但它匯成的力量不容小視，更為重要的是隊伍還在迅速擴大。廣大的基層工農群眾，他們的想法則要實際得多。相當普遍的一種看法認為：鬧騰了這麼些年，他們並沒有得到些什麼。1975年夏秋王洪文與紀登奎一起奉命去杭州“解決浙江問題”，我作為工作人員一同前往，先後在杭州、蕭山、金華、蘭溪、寧波等地做調查，多次聽到流傳着這樣幾句話，在當地叫“順口溜”：“盼過九大盼十大，盼過十大盼人大；人大開過了，還是一點沒啥啥！”以上是人心和民情的變化。
　　還有是權力構成的變化。“廬山會議事件”後毛澤東提出要解決的“軍隊問題”，以十大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為標誌已基本完成。其時軍隊幹部因“三支兩軍”而進入各級權力機構並成為主要領導的，大多已陸續退出。而造反派好些地方因長期打派仗，加上經過此前“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運動，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他們的頭頭多數在群眾中又缺少信任度，實際上也很難掌好權。再說造反派頭頭們在一月奪權階段之所以威風十足，是因為他們身後有組織、有隊伍；大聯合後，各個造反組織實際上全都取消，隊伍也散了伙，剩下幾個“光杆司令”就變得無足輕重。有的還不甘心，就拉些“游兵散勇”動不動找點事情出來鬧鬧，自然也成不了什麼氣候。所以各省市軍隊幹部退出後的那些缺位，幾乎全由復出的老幹部來接替。與此同時，中央黨、政、軍各部門運動中曾經受過衝擊的老幹部，也紛紛復出。如果說九大後是軍官集團派一派獨大的話，那麼此時的功臣派不只是一派獨大，甚至可說已頗有“一統天下”之勢。
　　密切關注着這種新形勢的文革統帥毛澤東，決定作出新的部署。
　　1974年八月下旬，一條“最新指示”通過各種宣傳工具傳遍了大江南北：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儘管對毛澤東來說，文化大革命進行到這時似乎還沒有達到預期的全部理想目標，但他的這段話，實際上透露了準備“提前”結束文革、意欲以此保護已經取得的文革成果的信息。根據這一新的部署，多少有點出於無奈，卻也是斷然、決然地作出了三項決策，這是文革中最大的一次妥協和退讓，因而顯出幾分破釜沉舟式的悲壯，所以我稱它為“背水一戰”。
　　第一，重新構想人事布局。這就是上面已提到過的王洪文赴長沙“告狀”，毛澤東批評了文革派的宗派活動，讓周恩來、王洪文一起來商談有關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這已是九大後的第三次布局。與十大的文革派為主、功臣派為輔的布局不同，這次倒過來了：以功臣派為主、文革派為輔。最大的特點是由鄧小平接替已患有不治之症的周恩來的位置。如果與毛髮動文革的理想目標作個比較，顯然較為接近的，是十大的布局而不是四屆人大的布局。之所以必須作出這樣的改變，就是鑑於出現了重大變化的新形勢。新布局的提出，說明王洪文已失去了“接班人”的資格，毛已承認在安排“接班人”問題上的又一次也即第三次失敗，不得不從理想回到了現實。一些文革著作包括民間傳言，大都稱王洪文為“扶不起的阿斗”。我則以為毛的棄王，與王個人的品質、才幹並沒有多少直接關係，主要還是迫於形勢。王進入毛的視野，除了王“種過地、當過兵、做過工”集工農兵於一身，主要還因為他是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工人造反派的代表。而此時，不少省市的一些造反派頭頭由於上文已說到的種種原因，反而成了“不安定因素”，“批林批孔”剛開始時有的省市造反派又拉起隊伍提出要“第二次奪權”，就說明了這一點。所以這時能夠掌控和穩定局勢的只能是功臣派，鄧小平的重要性就這樣突現了出來。當然，毛構想這一布局是有底線的，底線就是要儘可能保護文革基本成果。基於同一思考，對鄧的如此重用有一前提條件：鄧必須實踐他自己向毛作出過的保證：對文革初期曾經受到過的批判“永不翻案”。
　　第二，提出並批評“四人幫”。如果聯繫一下此前八年文革史，和毛本人曾經宣布過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就可以知道這對毛來說，是一個很不容易做出的大動作。張等三人，是毛髮動和推進文革的得力助手，王更是毛費盡心思從基層提升上來的體現文革勝利成果的標誌。吳德在回憶錄《十年風雨紀事》中兩處提到，十大後毛在他住處中南海游泳池找政治局委員談話時曾指着窗外蔬菜地說，對王、張、江、姚就要像培育蔬菜秧苗那樣細心培育他們。而在1949年以來的政治語境中“幫”或“派”都被視為非法的，如今這四個人竟掉到了“幫”的境地，這是何等大的落差啊！而且你仔細想想，“四人幫”這個名稱就大有講究。不稱“文革派”或“極左派”而叫“四人幫”，就是要把人數限定在“四”上。看來，作為曾經是文革派首領的毛澤東，就是想用這樣一個行動宣布，他已從文革派退出，與文革派不再有任何聯繫。
　　如果把文革發展過程中前後的鬥爭形式作個比較，那麼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認識：集權體制必須嚴禁派和派別活動，文革派也好，造反派也好，都只有在文革這樣的特殊歷史時期的某個規定的時間段內，才允許它們出現和存在。它們的使命是兩條：消滅“走資派”和消滅自己，從而回復到更加集中統一的政治秩序。儘管毛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始終擁有崇高的威望和至上的權力，但如果不退出某個派，從理論上說就不會有高於派別的權威和公信力，就不可能有評判、調解各派的資格。毛帶頭退出了文革派，就有了這種資格，就可以向各個派別發出警告：現在已是“消滅自己”的時候，從此誰也不許再搞派和派別活動。所以我的理解是，毛批“四人幫”的宗派運動，不言而喻，也是對功臣派的無聲警告：你們也不能搞派和派別活動。事實上對功臣派也曾有過警示，只是不說是批評，而是提醒。如提醒葉劍英“不要搞‘廣東幫’”，提醒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不要搞‘三人幫’”等。
　　但要“消滅自己”，對不少曾經在“派”的人來說，可是一大難關。“消滅走資派”，他們可以豪情萬丈，到了要消滅“自己”，卻是那樣勉強以至痛苦，不少省市造反派的“大聯合”之所以如此曠日持久甚至派仗連連，原因就在於此。現在類似的勉強以至痛苦，輪到了曾經風光無限的文革派。有一個細節，着實耐人尋味。毛澤東在大致有了上述人事布局構想後，第一步就是提議鄧小平任團長出席聯大特別會議。毛希望文革派能夠主動跟上他的思路，但又擔心他們很難做到，且先做個測試。他告知周恩來這一提議時特地關照一句：“暫不要講是我的意見，先由外交部寫請示報告。”所以鄧任團長事是外交部向中央請示報告中提出來的。果然，江青一看就堅決反對，還揚言要外交部收回報告。最後毛不得不自己寫信告知江：此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還有王洪文，甚至到毛已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他們搞宗派活後的1974年10月，還不知道毛已退出文革派，從此不許再搞宗派活動。王到長沙後寫給毛信中有這樣的話：“我們幾個同志商量，是否能當面向主席匯報，聽取主席的指示。因為書面一時談不清楚。來時由我一個人來，以免驚動別人。”你看，在王心目中，毛依然是他們的“派頭頭”。讀着這樣的信，毛的感受大概是四個字：啼笑皆非。
　　這段時間裡，張春橋的表現是沉默，幾乎不說什麼話。我的猜想他也是痛苦的：苦於不知如何來重新認識和追上毛的思路。
　　第三，“批”為了“保”。這是與上面第二項決策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毛看得很清楚，在當時形勢下，對文革派四個人，只有通過批才能保，“批”正是為了“保”。這一點，從他整個批評過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點名批評的只是江青一個，張、姚更始終沒有提到。這除了江確實鬧得比較厲害，還因為她是毛的夫人。毛這樣做對其餘三人是一種警策，對功臣派除了慰撫，恐怕還隱含着已經退到底線的一種宣告：我把老婆都批成這樣了，你們還要怎麼樣呢？再如，即使對點了名的江青，也特地說明：“對她也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還有，更能說明這一點的是，毛在長沙與周恩來、王洪文討論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提到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由誰出任時，毛與周有一段充滿戲劇性的對話。先是周接連提出了三個人選，毛顯然都不同意，卻突然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羅榮桓。”周不由一怔。羅原曾任此職，但此時已作古多年。待周已反應過來，毛笑着說：“還是由春橋兼任吧。”周這時再次提出了張的“叛徒”等歷史問題，毛的回答是四個字：“已經知道。”後來張不僅兼任總政主任，還出任中央軍委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最後是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四人幫”後，接着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還提出了處理的方式：“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治病救人，不處分任何人。”
　　值得特別提一下的是，毛澤東這位兼有哲學家和詩人氣質的政治家，在上面提到的5月3日那次批評“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上，還給與會者和後人留下了一個謎，一個充滿着東方式政治智慧的謎。
　　會議臨近結束，毛忽而說起了三國孫權的故事。也許是十大期間葉劍英在批評許世友反對王洪文上去時，曾講過孫權起用周瑜故事的緣故吧，這時毛又讓葉來吟誦辛棄疾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這首膾炙人口的詠史詞直接說到孫權的，有這樣一些名句：“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還有曹操的讚嘆：“生子當如孫仲謀。”會後，王洪文要我找些資料，給他解釋一下這首詞。當時我的解釋只是“就詞論詞”，肯定遠離了毛澤東奧妙的用意。因為我沒有說明：為何一個主要是批評“四人幫”的會議，卻要借這首詞來做結束語？但我相信，功臣派中總會有人能讀懂毛的深意，儘管他們並不一定願意真正照着做。

　　（九）鄧小平—華國鋒—鄧小平

　　鄧小平是實幹家，一首詞就是一首詞，何況還是七、八百年前一個古人寫的，什麼深意淺意，他大概不會有興趣。接下去他便根據毛澤東指示，主持政治局會議並作中心發言對“四人幫”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到這一年7月1日，正式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把幾個月前已經開始的整頓雷厲風行地推向各部門、各系統、各省市，推向高潮。整頓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批判“資產階級派性”，提出：“對派性要寸土必爭，寸步不讓。對鬧派性的人，該調的就調，該批的就批，該斗的就斗。”
　　毋庸諱言，整派性實際上就是整造反派。不過也應當說，其時文革已鬧了八、九年，人心思治，所以鄧的大搞整頓，還是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和擁護。與此同時，鄧又着手把思想、教育以至文藝等領域的領導權以及編輯《毛選》五卷的任務，也全都抓到自己手上來。辦法是，重新起用胡喬木等黨內著名的筆桿子，在國務院成立一個叫“政治研究室”的特別機構，和一個《毛選》整理小組。這兩個機構實際是一套班子。再把通常稱作“學部”也即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那支人數眾多而又訓練有素的理論隊伍，也劃歸這套班子去管。接着又緊鑼密鼓地籌辦綜合性理論刊物《思想戰線》，明顯有與此時還由姚文元分管着的《紅旗》雜誌來一個分庭抗禮的預期。
　　1974年年末，毛澤東在長沙與周恩來、王洪文商談人事安排時，明確提出：“文元管出版、宣傳；春橋管黨務、五卷。”以“鐵腕”著稱的鄧小平，通過上述這套措施，短短三兩個月就把張、姚擠到了半“靠邊”狀態。緊接着，又向被認為是張春橋“基地”上海發起了攻勢。此前，上海已因“《朝霞》事件”引發了結合在市委的幾個新幹部也即造反派之間的一場“內訌”，這一回鄧小平準備再去找市委幾個老幹部做做工作，從而在張的這個“基地”中打開一個缺口。與周恩來一樣，鄧也是利用了一次陪外賓到上海訪問的機會，時間是1975年6月15日。這天晚上送走外賓後，鄧把當時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馬天水叫到他下榻處瑞金花園作了一次長談。先透露了一點政治局兩派鬥爭和毛批評張、姚在反“經驗主義”問題上的錯誤等“內部消息”，接着談了些當前工作，對馬說着重要大膽批派性，抓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最後說：“以後你到北京開會，可以多找找國務院的老同志，先念同志，秋里同志；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談談嘛！”
　　鄧與馬的這次談話，後來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被稱為“鄧小平策反馬天水”。
　　上述鄧小平批判文革派和大搞整頓的整個過程，都在毛澤東密切關注和細心的觀察中。六月初，毛與鄧曾有過一次很可能是充滿着玄機的談話。毛先稱讚鄧工作“有成績”，接着說：文革派“他們幾個人不行了”，“現在政治局的風向快要轉了”，鼓勵鄧“把工作幹起來”。鄧說他“有決心”，但“反對的人總有，一定會有”。毛笑着突然說出了八個字：“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語出三國李康《運命論》，就看你這位實幹家怎麼去理解。
　　現在再來說說張春橋在這段時間中的心態。
　　大概是1975年3、4月間吧，張在日趨激烈的中央內部兩派鬥爭中受到越來越沉重的壓力，無奈只好向寫報告提出與感情一直很好的妻子文靜離婚，已獲批准，只是還沒有辦理法定手續。不僅如此。就像我在第二節中已提到過的那樣，原來同住在釣魚臺的姚文元、陳永貴、吳桂賢因毛說了句“釣魚臺無魚可釣”的話而相繼搬出，這一來，張真正成了“孤家寡人”。這年秋冬，約有兩三個月身體又不怎麼好，低燒老是退不下來，夕陽下，常一個人在釣魚臺中心湖畔散步。這該是張在文革十年中最為艱難、苦悶，卻也是相對較為“清閒”的一個時期。
　　記不清具體日子，北京已經很冷，大概是10月末或11月初吧，一天我去看張，見他站在辦公桌旁像是很專心地打撲克。這是一個人玩的一種遊戲，叫“打通關”，據說很能鍛煉智力和耐心。後來樓里服務員對我說：“這段時間首長出去開會比過去少得多，有好幾次看到他一個人在打撲克。辦公室的清潔工作也是他自己做的，我們都快失業啦！”
　　張看到我就收起了撲克牌。坐下來說話時，我笑着隨口問了聲：有沒有打通？他點了根煙，很高興地說：“非常難得，這一回打通啦！”
　　也就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此前對鄧小平說過的“政治局風向快要轉了”那句話應驗了，中國政壇風向果然又一次大變。
　　10月19日，毛澤東抓住鄧小平兩次向他轉送清華大學黨委一位領導反映學校新幹部思想作風等問題的來信作為契機，開始對鄧在大搞整頓中反映出來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等問題提出批評。接着，先在政治局內部從四人、八人、十七人的小範圍，逐步擴大到先後兩次“打招呼”會，繼而以教育戰線為突破口，再擴展到各個領域，進而又從北京推進到全國，發動了一場以批鄧為中心的群眾運動，名稱就叫“反擊右傾翻案風”。如今人們讀這段歷史可能會覺得什麼“反擊右傾翻案風”，簡直莫名其妙！但毛澤東卻以為有充足理由。這是因為當初重新起用鄧時就設定了一條底線的，這條底線就是維護文革基本成果，鄧也做過“永不翻案”的保證。但鄧的大搞整頓衝破了這條底線。所以毛說：“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政治局內部批鄧時，開頭一段時間王、張、江、姚等幾個人都沒有正式發言，只是偶或有點插話。毛特地讓聯絡員傳達他的意見：“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們應該發言嘛。”儘管實際上鄧一直是把張作為主要對手來較量的，但毛卻偏偏沒有提到張也要發言。這是為什麼？毛澤東這位極富東方式智慧的政治家，總是不斷給當時和後人出智力測試題，這裡又是一個。
　　這年12月下旬，由外交部提出、經毛澤東批准，張春橋到柬埔寨出訪了一次，是對已經來訪過的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的回訪。因屬於內部相互訪問，不作公開報道。回國那天到機場迎接的中央領導人只有一位，就是正在接受批判的鄧小平。在舷梯旁握過手，坐進車子，兩人似乎都有些不自然，一路無話。車子進入市區，鄧忽然說：“到大會堂聚一聚吧？”張爽朗應答一聲：“好，聚一聚。”原來這一天恰好是毛澤東82歲生日。往年此日，大都由周恩來發起，請政治局在京委員到人大會堂同進一餐壽麵。而此時周已在醫院病床上進入彌留之際。窗外天空彤雲密布，大雪紛飛。張與鄧落座後，一起舉杯說了聲：“為主席健康。”似乎都還想說幾句舒快一點的話，但終於還是沒有找到恰當的話題，直到各自悶頭吃完碗中的面。
　　再過35天便是1976年春節，農曆歲次丙辰，俗稱龍年。
　　1976年2月3日是龍年正月初四，就是在釣魚臺也偶爾可以隱隱聽到附近傳來的爆竹聲。正是在這樣喜慶的氣氛中，我收到了張春橋寫的一篇讀中央一號文件感想的文稿，也即後來被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所作政治報告中認定張篡黨奪權“鐵證”的那篇《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有關張寫《有感》的前後經過，我與鄭重兄交談時有過較為詳細的敘述，《大傳》已錄。有必要重複說一下的是這樣一點：《有感》是張為教育、鼓勵我而寫的，因我在那些年裡對形勢看法較為悲觀，他就用中央前後兩個一號文件時間僅隔一年形勢已發生了“新桃換舊符”的大轉變這一事實，向我說明應當樂觀，與什麼“反對華國鋒”毫不相干。其實這也用不着我來嚕囌，相信只要不帶成見，任何人把這篇不到兩百個字的《有感》讀一遍，都會認為“來得快，垮得也快”那些話，是針對1975年一號文件後出任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的鄧小平說的；任你怎麼找，也找不出哪一句話、哪一個字是對“英明領袖華主席有着刻骨仇恨和妄圖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相反，文中對1976年一號文件也即新任命為代總理的華國鋒的出場，特意鋪襯了一個“千門萬戶曈曈日”的春意盎然的背景，這反映了作者對華蒞任新職的一種喜悅之情，只不過用的是文學手法。退一萬步說，即使張在《有感》中有對華不敬之詞，也只是讓我一個人看過，隨即鎖進了保險柜，最多也只能勉強定個“誹謗未遂罪”吧？而華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先把張抓起來，再破門而入，撬開保險柜抄出了這篇《有感》，便作為唯一“罪證”向世人公布，這叫什麼呀？
　　當然，張春橋是個政治人物，他支持華出任代總理是從政治上考慮的，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對他自己政治上升沉進退的考量。當時，有可能競爭此位的，只有三人：華國鋒，張春橋，王洪文。張自己，只會動動筆桿子，並無尺寸戰功，在經歷了中央高層兩次“大鬧”、由毛澤東牽頭與林彪的“根本談不攏”的“蘇州談話”和險遭滅頂的“廬山會議事件”等教訓，再加上那柄雖然純屬虛構卻一樣鋒利無比的“叛徒”問題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還懸在頭頂，早該有了自知之明，不可能再有非分之想。剩下的，就是華和王。如果要張在兩人之間作個選擇，他選擇的肯定是華而不是王。這除了在當時那種功臣派一派獨大的形勢之下，王上去同樣無法穩定局面以外，還有一個屬於張個人利害關係的考慮，那就是“《朝霞》事件”給他留下的對王的戒心，此時大概還沒有完全消除。張一想就容易想到：王一旦接班，歷史上呂不韋那個教訓會不會重演？而當時，張對華的印象還是比較好的。張在與姚談話時也說與華“能合作，就是不大交心”。張對華說過：“我有主意儘量向你提出來，我的主意可能是錯誤的，但我絕不會出壞主意。”
　　我在與張接觸中，覺得他還是保留着相當多的文人氣質，更願意自己是毛思想的闡釋者和實踐者，是黨的理論家和政治家。由華接班，他在一旁輔佐，不頂在第一線，省卻不少麻煩事，或許還有可能抽出時間來完成早有“野心”的《毛澤東傳》的寫作，大概更符合他對自己的理想定位。更為重要的是，文革十年，張在追隨毛和毛的思想、指示行事這一點上，可謂堅定不移，且始終如一。讓華出任代總理，從當時的特定意義上說，實際上讓華接班是毛九大後第四次、十大後第二次人事布局。儘管毛說得仿佛很隨便：“人家說他水平低，我就選個水平低的。”但張完全能夠理解，選擇華，是在功臣派一派獨大的形勢下，毛仍然希望既能保留文革基本成果，又能團結大多數的良苦用心。華在黨內屬中年，經歷兼有1949年前後兩個時期，文革初期曾受過一點衝擊，後期更多的是受益，可說是典型的中間派，既能獲得功臣派的支持，也容易為文革派所接受。更何況，毛還事先通過聯絡員分別向張、王打過招呼，要他們“讓一讓”，張當然要不折不扣堅決執行。所以我以為張支持華確係出自真心，他對因事或因開會來北京的馬天水、徐景賢等上海市委領導，也說過“要支持國鋒同志工作”一類話。
　　一些回憶文章大都稱華國鋒為人厚道，我參加過有限的幾次由華主持的政治局會議，留下的印象也是這樣。說話總是面帶寬厚的微笑，對與會者包括我這個工作人員都很尊重，對張春橋尤為敬重，逢到某個問題要做結論或決定，總會先問一句：“春橋同志，你看呢？”但華同樣是一個政治人物，而且已是接近頂級的政治人物。人，一旦登上了如此高位，很少有人還能自持，大多會處於一種超越常情的精神狀態，此時支配他思維和行事的已不是原來的情性譬如厚道，而是那些冷冰冰的政治博弈規則。帝王制度的本質是皇權由一人獨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許有不同政見，更不能容忍出現派別。歷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廢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繼位，他們的命運幾乎全都是一個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此類實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過華國鋒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繼位，便可無師自通。道理很簡單：左邊一個是曾經有可能入選的“接班人”張春橋，右邊一個是已經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華國鋒坐在這樣一個位置上心裡能踏實嗎？於是這位原來曾經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麼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澤東一去世，便與功臣派聯起手來，發動了一場稱之為“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十月政變”。
　　其實毛澤東在世時對此類事早有預警，現在可以查到記錄的就有兩次。一次是我在前面已提到過的，1967年9月毛在與張等談話時提醒說：你們不要多講我個人，講多了，“馬克思叫我走了”，你們“要吃虧的”。還有一次就是現在已經流傳得很廣的毛與華國鋒、張春橋、王洪文、汪東興等說的那番話，時間是1976年6月中旬。其時毛病情已相當嚴重，可能預感到“馬克思叫我走”的日子就要到來，所以從談話中透露出來的警示含義也更為直接和嚴峻。先說了他一生做了“打倒蔣介石”、“發動文化大革命”兩件事，又說這兩件事都還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說到這裡，熟讀二十五史的毛澤東，眼前大概已浮現起歷代帝王權力傳承之際那慘酷的一幕幕，於是接下去依然用平靜口氣說出的四個字，卻是那樣令人不寒而慄：“搞不好，就要血風腥雨了。”最後是一聲長長的嘆息：“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這聲長長的喟嘆，寄寓着這位病危中的老人和偉人的最後一絲希望——他是多麼希望不要出現“血風腥雨”啊！
　　現在已有學者經考證，認為毛的後一次警示即“血風腥雨”那番話不可採信。主要的、也是相當有力的根據，就是華國鋒本人否認毛曾有過這樣一次談話。我的看法可能有點另類。我以為華的否認，恰恰證明毛確實有過這樣一次談話。之所以要否認，就因為毛正是當着華、張、王、汪等人的面，含蓄地警示不要搞“血風腥雨”，而華卻偏偏搞了“血風腥雨”。
　　不過華國鋒畢竟是厚道人，他在搞過“一舉粉碎”後就不由心虛膽寒起來。為此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不同場合說明，他這樣做是“執行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遺願”，第一次還是在毛的靈柩前深深鞠了三躬以後說的。但這卻頗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了：你把包括人家老婆、侄子在內全都“一舉粉碎”了，這人世間竟有如此“執行遺願”的嗎？如果那個睡着的老人還能開口，你還膽敢說這種話嗎？
　　緊接着，華國鋒就讓黨中央、人大、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署名作出決定，加速出版《毛選》五卷，並以舉國之力，大搞遺體保存和修建紀念堂等等極其莊嚴、隆重的大動作。前些年我在寫新史話體斷代史《大秦帝國》時，又不由想起了文革中這段接近落幕的歷史。《大秦帝國》第九章是寫平庸無能的二世胡亥是如何通過與趙高、李斯聯手用政變方式繼位的。胡亥登極後的第一個極其莊嚴、隆重的大動作，就是竭盡天下奇珍異寶和能工巧匠窮奢極侈地為始皇大帝舉行葬禮。我把胡亥這種做法概括為“借光術”：他想借用先皇宏大的威光，一夜之間光大自己。恕我不敬。我暗自想：華國鋒的上述種種極其莊嚴、隆重的大動作，是否也有點像在搞“借光術”呢？他急於想為自己塑造一個最忠實於毛，最堅決執行毛遺願、遺志，無愧於像毛說的那樣“你辦事，我放心”的“英明領袖”形象。後來又有人把華的這種策略概括成一句話，叫作“兩個凡是”。
　　但緊接着發生的事卻說明“人一走，茶已涼”，“你辦事，我放心”很快過了有效期，“借光術”並不管用，“兩個凡是”也失去了號召力。《莊子·山木》中有一則寓言：“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再次復出的鄧小平，正是抓住華國鋒“兩個凡是”這件法寶，倒過來把它變成一種罪名，先除去華的“左臂右膀”，再請華本人“自願”向中央提出辭呈。於是百般無奈的華國鋒，只好自己摘下了頭上那頂才戴了兩三年的“當之無愧的英明領袖”的高冠。
　　鄧小平搞掉華國鋒當然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中國，幾千年來“打天下，坐天下”有個老規矩，那就是得按照資歷和戰功來排座次。你華國鋒算老幾呢，扳扳指頭排一下嘛，什麼時候輪到你來坐頭把交椅啦？
　　至此，毛澤東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對“接班人”的安排同樣宣告失敗，文革這部跌宕起伏的歷史劇終於降下了大幕。

　　（一○）大幕降落，張春橋做了個夢（下略）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九月圖片主題：古鎮）

　　瑞士中部的盧塞恩（Luzern，一譯琉森）是一座精彩紛呈的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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