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九）： 第九章　重庆谈判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从一诞生，既无金钱又无势力，也就是处于经济政治的最低层，要想翻身求解放，只有斗争。一开始，是与外部的阶级敌人斗，后来，随着政党的建立，革命队伍的形成，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出现，所以共产党内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第一场使江青置身于中共上层斗争旋涡的是关于延安平剧院排演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

　　一九四三年底，江青首先发现了《逼上梁山》这个剧目，并亲自到剧院观看了演出。她高兴地说：“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参加你们的修改，好吗？”

　　江青把剧本拿回来后，作了许多的修改，使演出更加成功。可这下引起了中共中央上层主管文艺工作的权威的反感。

　　胡乔木说：“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象延安再没有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

　　彭真随后说：“我同意胡乔木和齐燕铭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争论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看了剧本，并动手进一步修改了个别地方，同时针对彭真等人的谬论说：“他们懂个屁！舞台上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如果演戏变成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毛主席亲自和江青一起到剧院看了《逼上梁山》的演出，回来高兴得睡不着觉，深夜给延安剧院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的重要思想，江青随即整整齐齐地誊抄出来，第二天交给了剧院领导和编剧等人。

　　毛主席在信中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江青满以为有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这个戏剧革命将会进行下去。其实不然，彭真等人迫于毛主席的威望，口头上拥护，内心里反对，行动上拒不执行。江青还发现，刘少奇、朱德等人也支持彭真的观点，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话。江青思考，问题决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剧目的出现，触动了党内高层某些人的世界观，显现出他们马列主义水平的肤浅和无知，说不定他们内心深处还藏着一个资产阶级王国。尽管江青竭力宣传毛主席这封信，大谈“信”的重要意义，但收效甚微，甚至周扬、胡乔木、齐燕铭等反其道而行之，借批判“反历史主义”来破坏《逼上梁山》的名声，还打击、迫害《逼上梁山》的执笔人，并有计划地、有步骤地篡改、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和“信”的内容。从此，江青痛切地感到，虽然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平静，两个阶级、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异常激烈的，以前还只认为是个别人的问题，个别的偶然现象，现在感到不是那么简单了。

　　江青向毛主席谈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亦有同感地说：“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些问题留待全国解放后再说，你现在可以多关注下这方面的情况，看看他们的发展趋势。”

　　到了一九四五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陕北有兴高采烈的欢呼，更有阶级斗争的暗流在涌动。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会议很晚才结束，但是毛主席和江青一点睡意也没有，他们作了彻夜长谈。由于工作忙，这对夫妻白天很少有空闲，好多话只能留到晚上说。

　　“中国人民整整抗战八年，终于打赢了这场战争。看来，对反动派就得打。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仍然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这个人，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了半辈子，看来还得继续打下去。打赢了我们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打输了我就是头号战犯，弄不好还得被蒋介石审判。江青，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毛主席很亲切、很风趣地问道。

　　这时，月亮已经偏西，正是夜阑人静的时候，这对革命伴侣之间的谈话正在进入高潮。

　　“我没有你说的那个准备，我认为我们不会输，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一定会争取到胜利。”江青兴奋而又坚定地说。

　　毛主席爱抚地拍了一下江青的手说：“从长远来说，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说，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不准备打败仗是不合格的，就不是一个好的革命家。准备输，才能够避免输的一切条件，而最后不会输。如果根本就不考虑输，恐怕最后的结果就是输，这里可有好多的辩证法呢。我们相识已经八年了，结婚也快七年了，我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告诉了你不少，你也学会指挥战争了吧？今后你要更多地注意军事工作，要掌管我这里的军事机要，逐渐学会指挥打仗。打仗也不难，只要能调动了自己的军队和敌人的军队就行了。不知己知彼，就只有死路一条。”

　　“为什么要我掌管军事情报？”

　　“下一步要和老蒋打呀！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现在大家可是都讲和平建国呢。”

　　“这是善良人的好心，也是恶人的烟幕。你说，蒋介石会把中国甘心地交给共产党吗？”

　　“当然不会！”江青已经明白了丈夫的意思，使自己对当前形势有了进一步认识。

　　“不但不会，蒋介石还要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消灭我们呢。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就企图用日本人的手来消灭我们的力量。可惜那时候像彭德怀、朱德这些人不去分析各政治力量真实计划和打算，盲目地发动许多不应该由我们做主力的战争，不然，也许我们现在的力量还要更强大些。如今，日本是投降了，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军事人才被蒋介石接收不少，更何况美国也不希望中国由共产党掌权搞社会主义。所以打仗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停顿了一下，满怀希望地看着江青的眼睛继续说：“你已经过了七、八年的考验，可以担当更大的责任了。让你参与军事机要和情报，不光是我的意见，也是中央的意见，这是为了更好地保密，更好地对付蒋介石的突然袭击。你看吧，新的大战很快就会展开的。”

　　听了毛主席的一席话，江青眼明心亮，像整装待发的战士，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几年，江青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丈夫就是站得高看得远，见他人所不见，想他人所不想。她无比强烈地挚爱着他，不光是夫妻意重，更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深，还有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自己领袖的无限崇敬和热爱。这多种情感，使她整天陶醉在幸福之中。

　　就在毛主席向江青发出战争预言的第二天，蒋介石却发来一封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中共中央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很晚才结束。

　　“润之，你可千万不能去。”焦急地等待了大半夜的江青，一见毛主席开会回来，就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她一眼就看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

　　毛主席笑了笑：“明知这是蒋介石的一个把戏，但是我还要陪他玩一玩。究竟谁玩得了谁，世人将翘首望之。依我看，很可能得去一趟重庆，蒋介石在那里呆了八年，我去呆上一、两个月还是可以的。”今天，他的心情很好，话语里充满着幽默。

　　江青着急了：“要去，我陪你一块去，我们生生死死也要在一起。”

　　毛主席哈哈大笑道：“我还想让你做压寨夫人呢，怎么能说死呢。我比你年纪大，要死也是我先死嘛。”接着，他转为严肃地说：“我们都不能死，经过了多年的战争，好不容易出现了胜利的曙光，怎么能死呢？我们要让敌人去死，让反动的统治阶级下台。政治说穿了，就是要研究在阶级斗争中你死我活、你上我下的问题。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政治家，就指挥不了战争。我去你留下来，可以帮助我掌握政治、军事方面的动向，实现革命的计划。”

　　对于毛主席的魄力、胆略和智慧，江青是深信不疑，但这毕竟是去闯龙潭虎穴，面对的是反复无常、一贯耍阴谋诡计的蒋介石，而重庆又是个特务横行、残杀革命志士如麻的魔窟。经过毛主席的讲说，江青从道理上通了，但还是忧心忡忡地说：“去重庆谈判，无论怎样，我看还是慎重些好。蒋介石这个人，言而无信，他要玩起鸿门宴来你怎么办？他要派刺客杀害你怎么办？他要让你交出军队、交出地盘，实际上逼你投降，你一拒绝他对你实行逮捕怎么办？还有，你离开延安，谁来代理你的职务？周恩来不愧为外交政治家，他的许多主意是很好的，可惜军事上不够火候。朱德也不行。这些年，要不是你以他们的名义发布一些命令和谈话，依靠他们的本领，可就差多了。这一系列的问题要是解决不好，后遗症可就大了。”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婚姻和家庭无不充满着政治。说夫妻之间不谈政治，家庭中不议论国家大事，那是不正常的，或者政见不和，无法谈拢，只保留名义上的夫妻关系，只有个人生活的需要；或者一方听命于另一方，不作政治上的探讨和争辩，只作奴隶和工具；或者以不谈为幌子，迎合孔孟之道的传统道德，做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江青和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伴侣，他们的结合就是革命的结合，是政治见解一致基础上的婚姻。虽然江青是学生，但她也是伴侣，是同志，是战友。所以毛主席很高兴地听了江青的一番分析，板着她的肩头开了一句反映真实想法的玩笑：“知夫莫若妻，看来还是我的老婆是真疼我啊！”

　　接着，他们探讨了上述问题。

　　他们一起回顾了“七大”的情况。

　　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这次大会开得很民主，江青直接参加了代表们的分组讨论。

　　在讨论修改党章时，彭德怀发言说：“我是不同意在党章上写‘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的，一个人的思想哪能百分之百正确呢？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还有百分之零点一不对嘛。就这，也不能全部保证革命胜利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与会者一致反驳了彭德怀形而上学的谬论，坚决要求这样写。刘少奇表现得最为积极。他激动地说：

　　“我们党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集体代表嘛，为什么不写？一定要写！”

　　无疑地，刘少奇的说法是正确的，江青开始对刘少奇有了好感。她受毛主席的委托，为王明等人当选中央委员做了工作，同时她对大会选举刘少奇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军委第一付主席也认为是正确的，尽管这之前她对刘少奇的一些观点有看法，但她相信毛主席的话：“一个革命家，如果不懂得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搞团结，他就会被敌人所打倒。”她也相信，只要紧跟毛主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每个人都会进步的。

　　所以，她从毛主席的语气中得知一定要去重庆，并由刘少奇来主持中央工作，心中稍为宽松一些。

　　几天后，刘少奇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毛主席当着江青的面对刘少奇说：“我去重庆，中央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刘少奇说：“我会坚决按照你的意思办。”

　　江青插话说：“即使主席要亲自去重庆，也需要派周恩来同志先去打前站。”

　　刘少奇赶紧说：“江青同志的意见很正确，我会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

　　毛主席拍了拍江青的肩头，又指着熟睡中的女儿李讷，轻松幽默地对刘少奇说：“万一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她母女就交给你老弟了。”

　　刘少奇回答得很慷慨：“请主席放心，有我在，就有江青同志和李讷在。就是牺牲我，也会保护好她们母女俩的。”

　　随后，毛主席严肃地说：“为了工作的方便，今后江青要参与军事机要的决策，这对她是一个锻炼，同时也是培养党的妇女干部。有的人搞论资排辈，有的人又以江青是我毛泽东的老婆为借口不宜参与领导工作，这都是不对的。我一直把江青当成党的干部，革命的同志，然后才是夫妻关系。”

　　“有些人是出之不可告人的目的。”刘少奇愤愤然地说：“江青同志虽然年轻，但革命的历史并不短，要说资历，也是很深的，经历过地下斗争的考验，与党内外的各种不良倾向作了坚决斗争。国民党发动派造谣污蔑江青同志，害怕毛主席的夫人参与革命的领导工作，尚可理解，我们的个别同志说三道四很不应该。我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并且江青同志从一九三八年调到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后，就参与了党的军事机要，这点，中央的同志是清楚的，也是一致同意的。”

　　看到刘少奇的态度，江青的心情又宽松了一些。同时她建议毛主席作好军事部署，“只有坚强的军事后盾，和谈才能进行顺利。”江青的这个观点，毛主席非常赞赏，并且早就作了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蒋介石发来第一封电报之后，派林彪率领十万大军和五万干部奔赴东北。临行前，毛主席和林彪谈话，江青在座。

　　“东北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这里既是重工业的基地，又紧靠苏联的后方。占领了这个地区，就为将来解放全中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毛主席还和往常那样，一边说着话一边度着步子，手里夹着烟卷，不时地吸上一口。“从全国的条件来说，那里的形势比其他的地区要好一些。我看，只有你才能把那里的党、政、军、民都统率起来。下一步怎么打，你要有个计划。要立足于打，非打不可。我同江青同志谈过，她已经对军事很感兴趣。”

　　江青插话说：“林彪同志是位英勇善战的大将，他对您的思想是吃得最透的，他一定不会辜负您和党中央的重托。”

　　林彪点点头说：“我佩服主席的决策，对主席的命令我是无条件执行的。”

　　毛主席说：“自己要用脑子，这点你比其他人强得多。我准备去重庆谈判，你这个主战派是个关键，你们越是坚决主张打，打得越狠越好，我在重庆越安全。这点，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已经讲明了。”

　　蒋介石以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一着高棋，所以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三日，短短九天内，连发三封邀请电。

　　于是，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

　　开完会回到家中，江青稍有担忧地对毛主席说：“我看中央里，起码有一两个人是盼望你回不来的。”

　　毛主席说：“这样好，让各种思想都暴露一下，这样才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准备一下下篇文章的布局嘛。”

　　毛主席又说：“现在整个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看着我毛泽东，我不会扫他们的兴的，去就去，无非是演一场鸿门宴嘛。我要是回不来，你就演一场替夫报仇的悲剧嘛。反正我已经和他们都讲好了。”

　　这番话，使江青激动得伏在毛主席胸前掉下了眼泪。毛主席的博大胸怀感染了她，她抬起头，望着丈夫的眼睛，变得异常冷静和坚强。

　　在去重庆的前一天，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江青帮助整理和校对了《通知》全文。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分别对华北、华东解放区和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指示，告戒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的善心，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临行前的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人谈话后，又和江青作了交代。毛主席抱着小女儿李讷，不住地亲吻她的脸蛋儿。他很庄重地说：“这是我们暂时的分别，不许掉眼泪。要显得高高兴兴，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不是我们夫妻、家庭的分别，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党是坚强的、有希望的。我走之后，一旦延安有事，你可以给重庆办事处打电报，就说你的身体不适合就可以了。如果真有病也可以来，反正随时联系就行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这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毛主席中午将坐飞机赴重庆谈判，江青忙碌得连早饭都没有吃。她一再叮咛跟随毛主席去重庆的卫士齐吉树：“重庆是个‘火罐子’，热得厉害，主席肯定不习惯，请你多费心，特别是晚上，要催他早睡觉，不要怕他说你，主席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和主席都非常信任你，在重庆，主席的一切都靠你照顾了。”说最后一句话时，江青几乎要掉下眼泪。她为了让主席穿戴整齐一些，特意从苏联驻延安的工作人员那里借了电熨斗，把主席穿的衣服，里里外外熨了一遍。毛主席连顶帽子也没有（除了军帽），她又从苏联驻中共联络站的官员那里借了一顶灰色礼帽。她再次检查了给主席带的书，因为毛主席走到哪里都离不开书。

　　忙碌得筋疲力尽的江青，来不及休息一下，又带着女儿李讷挤上了去机场送行的汽车。

　　机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江青母女好不容易在保育员李若的帮助下来到毛主席跟前。

　　毛主席望着江青激动中而带有忧虑的脸庞，只会意地点了点头。他用宽厚柔软的大手，在女儿的小脑瓜上轻轻地爱抚了一下，然后俯下魁梧的身躯，把女儿揽在胸前，在她稚嫩宽净的小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在这极短暂而匆忙的告别中，江青忍住了眼中的泪水，心中升腾起巨大的责任感：我要做好工作，迎接毛主席胜利归来。

　　江青一直等待天上的飞机消失之后才和欢送的人们一道回去。回到家中，她迫不及待地向机要电台打听毛主席的情况，特别着重询问重庆机场欢迎的情况，她担心毛主席的安危。随后，她又向各个解放区了解毛主席走后的反映，她要完成毛主席的重托，掌握军事机要。

　　其实，江青的忧虑和担心不是多余的，去重庆的危险性不说，延安共产党上层也有各种思想开始暴露出来。最突出的就是刘少奇代表的和平麻痹观点。毛主席刚刚离开延安，刘少奇就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说：“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快要到来了，这是一个划时期性质的变化。”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甚至幻想到国民党政府去当官。

　　江青看到和听到这些一派喜洋洋的和平舆论，非常心急。她几次找到刘少奇，反对这种“和平建设”的思想观点，要求加紧备战，迎头痛击敢于来犯的国民党反动派。她一再提醒：“主席的教导是英明的：你们要敢打胜仗，多打胜仗，打得胜仗愈多愈漂亮，我在重庆越安全，回来越快。千万不要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大发慈悲上。”一开始，刘少奇还愿和江青商讨一些问题，后来就不耐烦了，背着江青说什么：“一个女人，管这么多干么！”

　　江青看到刘少奇态度的微妙变化，就把毛主席临行前的告戒，直接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其他中央领导和各解放区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亲自参与缔造的，中国革命军队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的，每次危难关头，都是毛主席力挽狂澜使革命得到挽救的，所以党和军队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各战场捷报频传，用力地支持了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

　　毛主席已经走了快一个月了，江青着急地找到刘少奇：“中央应该采取措施让主席快点回来呀？”

　　刘少奇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已经和重庆联系了，他们说谈判工作多次出现僵局，主席一时还回不来。请你放心，一旦有事，中央会按照主席的安排采取措施的。”

　　江青看到刘少奇一付官腔，不由得说了一些气愤的话。刘少奇马上说：“你不要乱说，传出去影响不好，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要注意团结，维护和平的大局。”

　　江青感到了不祥的预兆，回去后，立即按照事先和毛主席联系的方法，向重庆发报，借口看牙病，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带着女儿李讷，飞抵重庆机场。由于一切都是秘密进行，外人谁也不知道，只悄悄地住在中共重庆办事处。

　　毛主席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抱着女儿，亲着她说：“我的娃娃，爸爸好想你们呀，好想我的娃娃啊。”

　　江青关切地打量着毛主席的面孔，见他安全无恙，才放心地说：“怎么拖了这么久还没定下来，都把人急死了。外面纷纷传言，蒋介石要把你扣留起来，我实在不放心你呀。”

　　毛主席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谈判的进展，又询问延安的情况。江青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把带来的材料交给主席：“据各根据地部队报上来的材料看，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只是他们的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到达前线，所以用谈判来为他们赢得时间。这些材料都是最新的报告，有的不便用电文发出，我亲自带过来了。”

　　毛主席看完后，对她说：“你还是不要暴露身份，以免让国民党知道了采取措施，要防止他们把你们作为人质。你还是看完病就回去吧。”

　　“不，我要等你这边有点结果再回。既然来了，我总得能放心才回呀。只要我不暴露身份，其他的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毛主席想了想，说：“也好，你再和他们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起草一个文件，给苏联党和政府通报一下，让他们对谈判的过程也有个基本的了解。我这次在重庆，对国际上的一些情况也摸透了。美国并不都是帮助老蒋的，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嘛。苏联的同志们也不是一切都好，他们对蒋介石还是抱有幻想的，总希望拿出个满意的东西来。这也影响了我们党内的同志，所以刘少奇他们的表现并不奇怪，这也促使我下决心再与蒋介石周旋下去。反正我们是两种打算都准备好了，一切看老蒋的诚意吧。”

　　于是，江青每天把谈判过程中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选择那些重要内容秘密地通知给苏联政府。毛主席告诉她：“对中国的事情，不管美国也好，苏联也好，他们都是从他们各自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他们的策略的。尽管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我们的事，我们最有发言权，谁也代替不了我们。”

　　江青默默地按照毛主席的思路，干着交给她的任务。她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里，衣着简朴，不声不响地出入，像一个在校的大专女学生，整天秘密地工作着，帮助毛主席收集信息，向外传达毛主席的意图，草拟和整理毛主席的谈判思路。由于隐蔽得好，自始至终，外人谁也不知道她的底细，谁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连负责监视毛主席谈判行动的军统特务头子沈醉事后也叹息：“她从没进入我们的视线。”

　　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毛主席告诉江青：“谈判不会这样拖下去，我将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谈判真相及我党态度，然后通知蒋介石，我将返回延安。我估计，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扣留我，我们这一个多月在重庆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你和女儿赶紧回延安，千万不要成为我说走就走的拖累。”江青听从毛主席的安排，立即秘密地返回到延安。

　　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江青既向刘少奇、朱德等人对工作安排的不当而提出批评意见，又听到盛传“蒋介石要软禁毛泽东”而忧心如焚。但她不愧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学生和战友，一方面做好最坏的准备，一旦毛主席被扣留软禁，马上携带女儿到重庆陪毛主席坐牢；一方面抓紧军事情报工作，把各种军事机要收集起来，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同时多次敦促中央军委领导人，下达命令，迎头痛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江青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蒋介石明白：光软禁一个毛泽东是没有用的，各根据地是铜墙铁壁，还不如同意毛泽东回延安，以赢得一些面子。尽管形势的发展不是江青一个人的作用，但无疑她的认识是正确的，她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江青终于在十月十一日盼到了自己的丈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胜利归来。

　　江青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段的陕北斗争中，主要是协助毛主席做好军事机要和军事情报工作，把毛主席重庆谈判的意图，特别是“立足于打仗”的思想及时地传达给各根据地军民，为武装革命人民的战争头脑、克服和平麻痹幻想，做出了默默的贡献。同时，她从关于戏剧《逼上梁山》的争论、从毛主席去重庆之后刘少奇等人的表现，看出共产党内部路线分歧的严重，感到革命的路，今后是更长更艰巨。她的看法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使她对党内斗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