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很脆弱，這幾乎是個眾口一詞的說法。中國脖子上好像有兩塊通靈寶玉，一塊是高速發展，一塊是維穩。好像發展速度慢一點，不動員整個社會力量來維穩，日子就過不下去。這種脆弱性是真的還是假的？孫立平教授認為，是半真半假

　　老高按：“刷存在感”是近年學到的一個新詞。前幾天我讀到一位萬維博客在文章中說“老高天天在博客上發文刷存在感”，不覺莞爾。
　　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刷存在感”也就是“我刷故我在”。讀到台灣一個網站上這麼解釋（我轉成了簡體中文），我便用來對照自己：
　　明明沒什麼事情，卻又跳出來博版面求關注以確保大眾還記得自己，就叫做刷存在感。
　　第一句話說的不錯：確實我“明明沒什麼事情”——但是寫博客，不就是沒事才寫嘛！“跳出來求關注以確保大眾還記得自己”？我好像還不完全是這樣，我更希求的是大眾也來矚目那些我認為值得矚目的話題或者見解。
　　最近這幾個月確實發文比較勤。原因無他，天天在家，工作、學習、生活比較安定、有規律，不像去年到今年年初，屢屢拖着拉杆箱出外開會、旅行。拜現代科技之賜，眼下要採訪請教誰，不用車船勞頓，往往連上網絡，接通視頻，“秀才不出門，可訪天下人”。也就有了更多的讀書讀網的時間，看到了好文章若有所悟或者有了什麼念頭，就忍不住要端出來——文人的臭毛病！過了這一段，估計又要進入動盪時期，那時就可能沒有多少閒暇來發博客文章“刷存在感”了！
　　今天借用來“刷存在感”的，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孫立平的兩篇短文。據說他曾擔任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審閱的博士論文中有一篇署名習近平，後來是中共、中國的一把手，有人就奉承孫教授是什麼“帝師”。但孫教授好像從來沒有把這當回事。
　　這兩篇文章都不是特別有分量那種類型的，但如何認識今天的現狀和明天的趨勢？孫立平教授以簡馭繁地剖析，值得我們想一想。


　　當今時代三大新特徵：高成本、收縮型、不確定性

　　孫立平，孫立平社會觀察

　　如何認識當今時代出現的一些新的特徵？我將其概括為下面這三點：高成本、收縮型、不確定性。

　　先說高成本

　　先看最近的一則報道：2017年3月—5月，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調研組分赴東北、東部、中部、西部等九省實地調研了解各地降成本工作的進展、成效及面臨的困難。在此基礎上，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8月1日在京發布《降成本：2017年的調查與分析》報告。
　　報告調研了14709家樣本企業，發現這些樣本企業近三年的總成本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均超過100％，西部和東北地區企業、國有企業情況堪憂。2014-2016年，樣本企業總成本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分別為101.47％、101.87％和101.44％，均大於100％，這表明企業成本水平已經超過收入，企業利潤空間已經被擠壓到極限。
　　實際上，在最近十年中，高成本已經在成為中國經常談論的話題。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發展的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是來源於低成本：勞動力價格低、土地價格低、能源原材料價格低、環境成本低、技術引進和模仿上的後發優勢等等。但到目前為止，幾個重要方面的紅利已經吃完：人口紅利已經吃完、資源和環境紅利已經吃完、全球化紅利基本吃完、體制變革的紅利基本吃完、後發優勢的紅利基本吃完。我們開始進入一個高成本的時代。
　　這個高成本有的是可以通過體制的變革化解的，有的是必須承受的。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高成本的時代。

　　收縮型社會

　　收縮型社會這個概念，是北京師範大學系統科學學院教授李紅剛提出的。李教授之初，由於人口的變化，我們進入一個“收縮型社會”。
　　李教授說，我強調“收縮型社會”這個概念，不是簡單的經濟衰退，而是包括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總體發展趨勢，強調由於人口結構和總量的變化所導致的整個社會經濟處於收縮狀態，其中人口變化是主導因素。
　　人口變化導致的社會收縮，會導致一系列的問題。這個過程其實在發達國家已經發生多年。從有關的研究中看，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個過程在如下幾個方面將會造成的影響：
　　首先，收縮型社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李紅剛教授指出，我們現在經常說日本經濟“失去的25年”，什麼是最根本原因呢？很重要的就是人口減少驅使其進入了收縮型社會。這就是日本的“新常態”，25年前就進入了這個“新常態”。
　　其次，社會的養老負擔會大大加重。多年前人們就在談論四二一家庭的問題。將來中國社會養老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這當中除了人們一般所說的之外，還需要注意兩個因素。一是我們並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發生的自然而逐漸的老齡化過程，而是由計劃生育一孩化導致的人為的、陡然的老齡化過程。二是將來醫療技術發展，生物技術發展導致的人口壽命的延長，將會極大地加劇老齡化問題的嚴重程度。
　　一個收縮型社會再也支撐不起一個擴張型政府。李紅剛教授指出，隨着我們進入收縮型社會，我們政府收入增長會明顯慢下來，這就要求我們有一個新的財政稅收政策。特別是要削減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行政費用和投資支出。這本質上是要求我們在收縮型社會要縮減政府：既要縮減政府規模，也要縮減政府行為。我們需要非常清醒，一個收縮型社會再也支撐不起一個擴張型政府！

　　高度不確定性

　　前些年我就一直在講不確定性的問題。當時講的主要是改革以及中國社會走向的不確定性。而現在，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就以經濟領域為例。原來一個企業或起個行業的衰落，總是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它給了人們預測的機會。而且，其間也有明確的規律性。但在今天，一個很好很大的企業，毫無徵兆地說垮就垮了，一個行業說被顛覆就被顛覆了。
　　最近看到朱嘉明教授為一本書寫的序言《超級不確定性時代和商業理念》，其中的一些觀點可以使我們更進一步加深對這種不確定性的認識。
　　朱嘉明教授認為，人類現在所處的“不確定時代”，其實已經是“超級不確定時代”（The Age of Super Uncertainty）。所謂“超級不確定時代”最大特點是系統性的不確定性（Systematic Uncertainty）。或者說，不確定性的顯現系統化。“超級不確定時代”的機制有：客觀存在的不確定性，例如，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科學技術在內的不確定性；包括有限理性在內的主觀不確定性；執行、推進的過程中發生的不確定性；還有博弈的不確定性。此外，不確定性可以自我發育，人們在解決不確定性過程中，不確定性很可能不是減緩而是加劇。
　　朱嘉明教授指出，就商業活動而言，超級不確定性至少會提出三大挑戰。第一，失去穩定的“參照系”。他說，直到20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人類的經濟和商業活動，從產品、服務、財富標準，交易模式到經濟組織，都有着穩定，甚至經久不變的參照系。但現在這些參照系都在被打破。
　　第二，捕獲“拐點”日益困難。在今天，因為參照系的崩塌、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創業者的路線選擇、資本的推波助瀾、外部環境的影響，均會施加於拐點，使得拐點的分析最為困難，需要擁有行業洞察，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第三，傳統“商業邏輯”陷入混亂。表現為商業活動的要素在發生變化，商業活動的成本結構在發生變化，商業活動的交易秩序也在發生變化。


　　中國的脆弱性——真還是假？

　　孫立平，孫立平社會觀察

　　中國社會很脆弱，這幾乎是一個眾口一詞的說法，只不過具體說辭不一樣：國外一些人講中國崩潰論，國內上層講亡黨亡國，老百姓擔心中國會不會亂？
　　於是，一個脆弱的形象出現了。
　　我們都知道，紅樓夢裡賈寶玉脖子上有一塊通靈寶玉，如果丟了，魂兒就沒了，小命就夠嗆了。這樣來看的話，中國脖子上好像有兩塊通靈寶玉，一塊是高速度發展，一塊就是維穩。好像發展速度慢一點，不這麼動員整個社會力量來維穩，中國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
　　現在我要問的問題是，這種脆弱性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認為，是半真半假。
　　先說半真。中國改革已經30多年的時間，尤其是在後半段，各種問題開始顯露出來：既得利益集團坐大，貧富差距懸殊，起碼的社會公正無法維護，官民矛盾不斷激化，甚至人心也在越來越疏離（“趙家人”一詞的一夜走紅說明的就是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說社會矛盾到了臨界點，有人說弄不好會引起社會動盪，官方的說法叫亡黨亡國。看起來，這些說法也是很有道理的。
　　再說半假那一半。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的脆弱性，也是被忽悠出來的。誰忽悠的？既得利益集團，或者叫權貴集團。這個下面再說。中國社會是有種種矛盾，而且有的矛盾很尖銳，這是事實。但要看到以下兩點：一是，過去30年中，農村改革分了地，城市改革分了房（沒分到的大部分自己也買了），這是過去30年中國社會大體穩定的基礎。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老實的老百姓之一。魯迅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至少說明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中國老百姓的抗爭性是很弱的。只要今天有口飯吃，甚至今天沒有但覺得明天可能有，就不會造反。實在過不去了，自己自殺，或者去禍害同樣的弱者（如最近的寧夏公共汽車縱火事件）。一般地說，在這樣的社會，社會性、集體性反抗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我不是在褒貶的意義上說這好還是不好。我說的是，這對於判斷中國社會的脆弱性和社會動盪的可能性很重要。大家還記得，去年夏天的時候，曾經熱炒過一段美國學者沈大偉的所謂“中國崩潰論”。他講了中國走向崩潰的五個原因。我覺得，他講的那五個因素，確實是不同程度存在的。但據此就說中國走向崩潰，我不同意，因為他低估了上述因素。
　　記得大約2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有個機構找我們幾個人討論這個危機對中國可能的影響。記得當時不止一個人說，弄不好會引起中國的金融危機甚至社會動盪。我當時就說，誰說會社會動盪，你給我演個五分鐘“電影”，一步步是怎麼發生的，邏輯是什麼？沒有人能演完這個電影。
　　我當時的三個基本判斷是：經濟快速增長（這為緩解很多問題提供了條件），政治基本穩定（雖然人們對體制有許多批評和不滿，但大多數人還是認同要慢慢轉型），社會矛盾突出（包括治安會惡化）。當然，這是將近20年前說的，現在的情況和那時候不完全一樣了。但我要說的是，起碼過去20年的歷史證明當初這個判斷是對的。那為什麼過去20年維穩愈演愈烈？至少有一半是被忽悠出來的。
　　上面說了，忽悠這個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團，就是權貴集團。忽悠這個問題的目的是維持現狀不變，從而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因為現狀，權力與市場結合在一起的體制，對他們是最有利的。你說這個地方要改，他說，不行，動這個地方會引起社會不穩定；你說那個地方應當改革，他說，不行，改就會引起社會動盪。
　　既得利益集團用他們的利益綁架了這個社會。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九月圖片主題：古鎮）

　　西班牙中部的托雷多（Toledo），建於羅馬時期，在中世紀當過卡斯提亞王國的首都，長達五百年。離馬德里僅70公里的托雷多，完整的古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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